第一次见包遵信，还没聊上几句话，他就问我有没有去见过孙长江。可见孙教授在80年代这批文化弄潮儿心目中的地位。我回答说不认识，也没打算去见。老包似乎有点诧异，流露出对我的孤陋寡闻很不屑的眼光。他告诉我： 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有这一说，我对孙教授顿时肃然起敬。因为文章是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所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作者是谁。老包还告诉我：孙长江曾在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是总书记胡耀邦的智囊，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老包那里出来，我心急火燎地直奔孙长江的住处而去。身材魁梧的孙长江看上去像一个北方大汉，但说话时却带有浓重的福建口音。举手投足间，与其说是个教授，倒更像个军人。后来才知道他真当过兵，1949年正在读高二的孙长江报名参军，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从部队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一度担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助手，协助冯老夫子编写《中国哲学史》。“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出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将孙长江调到党校。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没有任何客套。针对上海的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不仅出了很多主意，也指出了许多操作上的潜在风险。快人快语，直抒己见，一派军人作风。
　　第二年筹备会议时，我去北京再访孙长江。古道心肠的孙长江，给我推荐了一长串名单，很多是我原先不熟悉、但又很关键的人物，如钱学森、赵复三、汤一介等等，并且亲自帮我联络他们。临别时还说：我会请两个特殊人物来参加你们的会议，替你们助威。当我听说这两人分别是邓朴方和胡德平时，还真有点将信将疑。不过，他真是神通广大。我回上海几天后，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快把给胡德平的请柬寄过来，他已经答应与会。邓朴方在时间上安排不过来，没法來开会了，但答应把你们的想法和做法报告给老爷子（邓小平）。”
　　5月，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结束后，市委决定给中央上报一份相关的《汇报提纲》。起草文件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可是我只写过学术论文，从来没有起草官式文件的经验，有点不知所措。想到大家都说孙长江是此中老手、北京学者圈中的“智多星”，于是就恳请他留下来帮忙。孙长江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的他几天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既要表达创造性的新思路，又要用领导人熟悉的标准化语汇。如何达到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实在是一种高难度的语言技巧。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从此以后，我一直尊称他为“长江老师”。只要去北京，我一定会去拜访。他来上海，我们也总会相聚，天南地北地闲聊。长江老师见多识广，思路清晰，记忆力又强，因此朋友圈中人都喜欢听他分析时局，娓娓道出各种纷争的来龙去脉。他不愧是中国哲学史的专家，熟谙儒学和道家之精髓，在入世出世间游刃有余。他关心政治，却并不卷入政治。他思想自由、立场鲜明，却总能躲过风风雨雨。
　　长江老师受到学术圈中朋友爱戴，不仅是因为他的智慧，也因为他对朋友有情有义。记得那年老包在家杜门不出，许多熟人避之惟恐不及。我去北京见到长江老师，他劈头盖脑就是一句话：“你去看过老包没有？他现在很困难也很孤独。”我答应去看，他马上就起身打电话替我约时间，也许知道我俩之间曾有过节，怕我只是搪塞之词吧。后来我再次去北京，约他和几位师友喝酒聊天，他又提醒我别忘了叫上老包。其实，我知道，他和老包也并非深交挚友，只是同情老包的处境而已。
　　前些年，长江老师曾经中风，听说是因为和朱维铮在一起畅饮所致。于是有一段时间被夫人管住，不准再喝酒。有一天，我登门拜访，见他康复得很好，就问他还喝不喝酒，他痛快地说：“喝！”于是我们中午就喝了起来。他喝得兴起说：“你见了朋友要转告，说我孙长江又能喝酒了。不然这几年都没人给我送好酒啦。”因为孙夫人再三劝阻，我带去的一瓶80年代的五粮液没能喝完。长江老师把剩余的酒像宝贝一样揣在怀里上了出租车。我看着他的背影，为他恢复健康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