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正是他对康熙皇帝晚年的积弊进行了改革整顿，才使得国家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可不料，雍正一心为天下，换来的却是一世恶名。那么，他做了什么惹恼了民怨而被泼污水呢？
　　“不仁不孝”清欠亏空
　　雍正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也因此得了贪财的恶名。
　　在康熙统治期间，清朝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一方面叛乱此起彼伏，剿而不灭，用去大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朝廷内贪污成风，大小官员多以“借款”为由，私自动用的国库银两竟高达上千万，从而造成国库“亏空”。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亏空不能不补。所以，即位后的雍正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把眼睛盯在了“亏空”上。首先，雍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因为钱粮亏空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雍正说：“历年来，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所以现在，我令你们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3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雍正就不顾其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事情紧迫。
　　“刻薄”对待自家兄弟
　　在清欠执行上，雍正的做法也很值得称道。首先，他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然后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这个人选搭配很有意思。钦差大臣与地方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而且就在皇帝身边，肯定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和信心十分了解，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来，在这事关自己脑袋的问题上，他也不会冒风险给别人担事。而同时又有一批候选官员随行，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要知道雍正给出的政策是：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那么，对于这些候补们来说，可是一次出头的机会，因此他们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谁“和稀泥”谁就是动了他的“顶戴”。就这样，雍正的这一做法避免了清查时的官官相护。
　　雍正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他还使用“杀威棒”彻底粉碎了下面官员“走过场”的希望。
　　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结果他的这一清查，内务府也有亏空。对此，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虽然履郡王此举有给雍正难堪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把钱还了。也就因为这样，雍正落了个刻薄的恶名。
　　“好杀”贪污官员追赃款
　　从履郡王的事件中，雍正看到了一个问题：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亏空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债一时还清有困难。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
　　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对此，雍正说道：“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去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与此相同，雍正还对其他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最终使“所有赃款着落追赔”。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中，亏空没了，国库也殷实了，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好杀的恶名。
　　“怀疑诛忠”整治吏治
　　在解决了“眼前这点事”的同时，雍正于1723年成立了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这为后来的整治吏治、反腐惩奸做好了准备。同时，他还暗中安插密探，四处巡访，即使是巷尾街头的民间琐事，他都能马上知道。对此，满朝文武官员都担心祸及自身，为人处事都格外小心谨慎。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奏折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这一下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并可直达圣听，官员们更是如履薄冰。吏治由此得以清明，但雍正因此落下个怀疑诛忠的恶名，甚至民间流传出雍正亲自设计的杀人工具——血滴子的传说。
　　在这之后，雍正又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可见，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
　　对于清欠一事，雍正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不仅如此，他还因文字狱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
　　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官员和文人，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他们“看到的”和“所说的”，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传播。因此，雍正的丑恶形象在这些官员的“口诛笔伐”中，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中。
　　摘自《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