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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农村年轻妇女和老年人在不同时期成为自杀高危群体，与农民分化之后村庄竞争的压力被集中配置到他们身上有关。村庄竞争压力有两种配置机制，一种是村庄配置机制，它使得竞争压力向下层农民集聚，下层农民感受到的竞争压力较上层农民大。另一种是家庭配置机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妇女因其性别特征而敏感于农民分化带来的不安全感和村庄竞争，因而她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其他家庭成员大，也最有动力调动家庭资源和劳动力参与竞争，但是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决定了她们难以成功，并可能在家庭矛盾和冲突中受挫自杀。2000年以后村庄竞争加剧，子代的竞争压力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使老年人有为子代贡献力量和减轻负担的想法。但是当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就成了子代参与竞争的累赘和负担，他们可能在子代资源挤压和为子代着想的双重压力下走向自杀。
关键词自杀高危群体农民分化村庄竞争家庭关系社会压力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4-0117-12
研究自杀问题是干预和减少自杀行为的前提。已有研究显示，中国自杀率从1995年的16.76（单位十万分，下同）下降到了2014年的6.51，总自杀率下降了61.2%。同一时期城市自杀率从4.08增加到了5.48，农村自杀率则从20.94下降到了776，说明中国自杀率下降主要源于农村自杀率的快速降低。农村自杀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女性自杀率的下降（从22.71到7.51），其中又以农村已婚年轻妇女（简称年轻妇女）的自杀率下降为最。从实地调查来看，近年农村自杀高危群体主要是老年人，其自杀率在农村地区有上升趋势。①农村妇女自杀在南方和中部农村已属少见，②在北方农村尚有一定比例。③农村青少年、未婚青年和已婚男子的自杀率皆已降到较低水平。因此，老年人和年轻妇女是农村自杀高危群体，对这两类群体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社会干预的研究是农村自杀研究的重点。
既有农民自杀行为研究主要有精神病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三种分析路径，各自所依凭的理论基础不同，对自杀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的分析也各有侧重。本文在对这三种分析路径做简要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对农村年轻妇女和老年人两类高危群体自杀行为的新分析框架。
一、既有研究的解释路径
在现代西方自杀学研究中，精神病学取向是主要研究路径，它涉及到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诸多研究领域。这一分析路径主要认为个体生理或精神方面出现了病理状态带来自杀行为，那么在干预中就要找出导致病理的生理或心理因素，并通过药物或临床予以治疗。抑郁症被认为是个体自杀最大的精神疾病，但在中国绝大部分自杀者并非精神疾病患者，农村患精神疾病的自杀者就更少。
社会心理学路径从认知科学来探讨自杀行为的动机，认为不同主体的“认知失调”或“认知不协调”导致自杀意念和行为。在对农村自杀研究中，社会心理学路径的研究者从社会学家默顿等人的“压力”出发提出了自杀“扭力”理论，认为自杀是由于主体在同一时间内遭遇两个及以上不同方向且相互冲突的压力而无法摆脱的结果。这些压力形构扭力，它是一种心理认知状态，主要包括不同价值观、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相对剥夺感和危机应对技能缺乏等四个方面的来源。解决或减轻扭力的方法是消除相互冲突的压力中的任意一个。张杰、景军、吴学雅等：《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沿袭的是涂尔干“社会事实”解释路径，将自杀作为社会事实来考察，认识到自杀不仅是个体心理、病理等方面的选择，它还要受到文化、宗教、社会及其变迁方面的影响，构筑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解释自杀的理论框架，并发展出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条自杀研究路径。中国农村自杀研究因大型数据阙如，实证主义路径发展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景军、吴学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人文主义路径受益于农村调查入场的便利，主要从深度个案入手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两个层面展开分析。社会结构包括村庄结构、家庭结构、权力结构以及区域政治经济因素等，目前社会学者主要从城乡互动、人口流动、结构-行为模式等维度分析了农民自杀行为。譬如，谢丽华等学者在分析农村女性自杀时，认为农村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权力和地位低下导致她们在遇到负性事件时得不到救济而自杀;谢丽华：《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现象分析及社区干预模式探索》，“中国大陆妇女危机干预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专家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2月。陈柏峰将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动定位为家庭矛盾产生的根源，而家庭矛盾是导致年轻妇女和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文化价值包括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意义体验、生命价值、地方经验等，它或直接与农民自杀挂钩，或其变动会带来农民的不适应及压力而选择自杀。如贞洁观念会导致某些受辱的农村妇女自杀;李书源、杨晓军：《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女性自杀现象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宗教信仰既可能抑制农民自杀，也可能刺激农民自杀;刘燕舞：《国家法、民间法与农民自杀——基于一个地域个案农民自杀现象的分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5期。乡风民俗、家庭功能、社会意识等“地方性知识”作为社会环境从不同方面影响农民自杀;李善峰：《“地方性知识”与农村高危人群自杀行为的社会环境》，《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吴飞认为自杀是人们在家庭中努力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实现正义观念、过好日子的一种手段;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贺雪峰等学者从农村鬼神观、村庄舆论、自杀观、对老人的态度等地方文化，去解释为什么农村老年人会选择无反抗性自杀方式。贺雪峰：《农村老年人為什么选择自杀》，《热风学术》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杨华、范芳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刘燕舞：《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社会学研究路径给出的干预和降低农村自杀率的方案是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或农民的价值期许。 命题3：在村庄竞争中，农民家庭资源的分配以参与竞争为导向，凡不利于家庭参与村庄竞争的人和事务在家庭资源分配中就可能受到挤压。前者如丧失劳动能力或生病的老年人，后者如养老，因而老年人在农民家庭成员中自杀风险较高。
命题4：在村庄竞争中，当家庭成员的劳动力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竞争后，那些劳动力有缺陷或丧失劳动力的家庭成员，他们不仅会感受到家庭竞争的压力，还有不能为家庭创造价值且徒耗家庭资源的心理负担，因而这些家庭成员的压力大，他们的自杀风险也最大。这样的家庭成员包括丧失劳动力或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生病或残疾的家庭成员。
命题5：在村庄竞争中，农村年轻妇女因其性别和身份而对竞争最为敏感，承受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农村老年人则因其劳动力缺陷而有较大的心理负担，因而这两类群体是农村自杀的高危群体。
三、竞争压力的村庄配置：哪些层级的农民更容易自杀？
1.农民竞争以村庄为单位和以村民为对象
农民分化发生在村庄里，农民家庭之间的竞争也以村庄为单位。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即便随着人口流动大部分农民的生产活动在村外完成，但是村庄仍然是他们的生活场域和精神归属。农民不是在抽象的“社会”中获得身份与地位，而是在村庄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安置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对于农民来说，村庄有宗教意义，更有实体意义。只有置于村庄中农民分化才有意义，因为农民更多地是在村庄中跟身边的人做比较。农民只有在村庄中发现自己与他人有差距时才会引起重视并着手去改变。农民的比较与竞争是在村庄中发生的，村庄也因为农民相互交织的竞争而成为“竞争社会”。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跟城市陌生人社会相比，村庄是建构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一系列内在属性规定并形塑农民竞争，使农民竞争相较于城市居民竞争具有自身的特性。
首先，熟人社会内部的信息是对称和即时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具象性和不间断性。村庄是村民相互熟悉的微型社区，农民之间的信息是透明和对称的，农民不仅要暴露自己所有的信息，还不得不接受他人的信息。在村庄中农民不仅知道彼此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彼此的习性和资源禀赋，清楚彼此在交往博弈中的行为方式，还知晓各自家庭变化发展的情况。农民因此能够在村庄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身份和角色，也能够确定自己的差距、欠缺和努力的方向。对于农民而言，熟人社会内部的比较和竞争是具象的，不仅比较和竞争的对象是具体的，比较和竞争的标的物也是清晰可见的。熟人社会的信息传递还是即时性的，即只要哪家农户出现了什么情况、家庭条件有了何种改善、事业做到了某个程度等，这些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传遍村庄。这就使得村庄的比较与竞争带有不间断性，农民时刻都在接受来自其他农民的信息，使他们绷紧了比较和竞争的神经。熟人社会信息的对称性和即时性，会给相对落后的农民带来持续性的刺激和压力。信息传递越即时、接受越多，给他们的刺激就越多，他们的心理压力就越大。
其次，熟人社会内部的互动是在场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面对面性。熟人社会的空间相对封闭和狭小，农民在其中进行密集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村庄中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皆较为频繁，这使得农民的互动具有极强的在场性和现场感。熟人社会互动的在场性使得农民之间的较量带有身体在场性和直接性，一方面是所有農民要直面竞争对象，从他们身上直接感受到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农民无法将自身隐藏起来，不能退出与他人面对面的交往。对于在比较和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农民来说，互动的在场正好可以展示自己的成功，获得他人的承认和认可。对于相对落后的农民来说，互动的在场性使得他们必须直面比自己条件好的农民以及来自他们身上的压力。所以互动的在场性及不可退却和隐藏性，使得所有的农民都不能回避与他人的比较和竞争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相对落后的农民要直面强者因而压力更大。这正是村庄竞争的残酷性所在。
再次，熟人社会内部的价值是共享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不可逃逸性。一个村庄一般不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不同及相悖的价值体系，大部分村民只能共享一套主导的价值体系。村庄比较与竞争的标准和目标内涵于这套价值体系之中。农民浸润于该体系中，按照其规定的行为规范行为，实现相应的价值目标，那么农民在村庄中就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但是该价值体系设定的价值目标并不能轻易达到，而且它们会伴随着村庄的比较和竞争而不断抬高价值标准，因此村庄的价值目标是由在竞争中占优势的群体所设定和引领的。一旦多数村民都能够达到某一标准的目标后，竞争领先的群体就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价值标准，以彰显与其他村民的差异和优势，其他村民又得拼命地追赶。在这个过程中，竞争领先农民为了防止被他人追赶上，有不断设定新目标的压力，竞争落后的农民在不断设定的新目标面前倍感压力。尽管如此，竞争落后的农民却不能提出不同的价值目标，更不能否定村庄共享的价值目标。这说明熟人社会价值共享的特性决定了村庄的比较与竞争具有不可逃逸性，无论压力有多大，农民要想得到村庄认可，就得参与其中。
最后，熟人社会内部的关系是相近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起点一致性。村庄内部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两种典型的社会关系。前者具有先赋性，后者则是由人情、姻亲、拟亲等机制搭建起来的非先赋性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农民未出现横向分化之前都可以称为“自己人”关系，认同强度遵循“差序格局”原则，与自己血缘地缘关系越近的人越亲密。当农民横向分化之后，“自己人”关系就会转变为竞争关系。血缘地缘关系越近，农民家庭之间在各方面的起点就越一致，那么一旦出现差距，落后者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样就使得关系越近，竞争就越激烈，如果相互之间差距越大，落后者的压力就越大。在村庄中兄弟堂兄弟以及邻里关系属于农民最近的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比较与竞争也就最激烈，相互间给对方造成的压力也最大。 2.村庄竞争的基础是劳动力的充分调动与合理配置
村庄比较与竞争给每个农民家庭都带来了压力和焦虑，农民要缓解压力和焦虑就得调动家庭资源和劳动力参与竞争，并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以达到或超过村庄设定的价值目标。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占有和支配的最大资源是家庭劳动力，对劳动力的充分调动是家庭参与村庄竞争的基础，村庄竞争说到底是对家庭劳动力的竞争。
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对家庭劳动力的竞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家庭劳动力可分为壮劳动力、半劳动力和有缺陷的劳动力：壮劳动力是指十八九岁到四五十岁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则是青少年和60岁以上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他们在家庭中可以做些辅助性劳动;有缺陷的劳动力是指生病、残疾或年老体弱的成年农民，他们的劳动力无法被使用。一个农民家庭壮劳动力越多，在村庄竞争中就越有优势;一个家庭缺乏壮劳动力而半劳动力和有缺陷的劳动力较多时，则难以支撑家庭参与村庄竞争。二是劳动力的素质，指的是家庭壮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技术技能、脑子灵活程度、持家水平、把握机会的能力、敢拼敢闯的精神等，如果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出较高的素质，这样的家庭在村庄竞争中占优势。三是家庭劳动力的调动程度。即便家庭中有壮劳动力，如果不能充分调动起來参与村庄竞争亦无济于事。一个家庭的劳动力真正被充分调动起来，包括年轻夫妇充分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并投身于竞争之中，并把老年人和青少年的半劳动力也调动了起来。
参与村庄竞争的最理想状态是家庭壮劳动力多、素质高且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在农民家庭诸多劳动力当中又属年轻男子的劳动力最为重要。如果年轻男子的劳动力素质高又被充分调动了起来，那么其家庭在参与村庄竞争中就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相反，则难以在竞争中达到目标。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家庭劳动力被充分调动起来表现为合理的家庭分工，年轻夫妇负责主要的农活和副业，年轻男子农闲时在附近务工，老年人在家带小孩和做农业辅助活，青少年在放学放假后协助父母做农活或家务。到1990年代以后，家庭分工主要是性别分工，即年轻男子外出务工获得货币化收入，年轻妇女在家务农获得农业收入和照顾家庭，老年人和青少年做辅助性工作。在性别分工中，务工收入要高于务农收入，务工与务农的收入比在六比四或七比三。没有年轻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要比有年轻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少。如果一个家庭有成年小孩外出务工，那么其家庭收入又要增加许多。
到2000年以后，家庭的合理分工转变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也就是年轻妇女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获得务农收入并照顾孙辈。这样一个家庭也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务工和务农的货币化收入比在八比二或九比一。年轻夫妇务工的收入要远高于中老年人务农的收入，农民家庭的货币化收入迅猛增加。年轻夫妇是否外出务工对家庭收入的增加及参与村庄竞争至关重要，缺少了他们务工的收入，一个农民家庭将无法担负不断上涨的基本生活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更不用说在村庄竞争中彰显成功。中老年人务农收入不能仅用货币化来衡量，它还有较大的非货币化收益，一是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和照顾孙辈，解放了至少一个壮劳动力，使其能够外出获得务工的收入;二是中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够给年轻人节省很大部分养老的费用;三是中老年人和孙辈在农村生活消费低，如果把他们的花销放在城市，就会徒增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村庄竞争中轻装上阵。中老年人“半耕”这一块的劳动力配置不能忽视。
归结起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就是要将壮劳动力配置在务农的第一线，或将年轻男子及成年子女的劳动力市场化，将半劳动力配置在辅助性劳动上。到了2000年以后，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就是要将年轻人的劳动充分市场化，将老年人的劳动力配置在务农和家务上，同时让小孩接受良好教育以提升劳动力素质。 在中西部农村，参与村庄竞争的基础不是市场机会、权力和社会关系资源，而是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与否，这样就会带来三个结果：一是农民家庭间在经济上有差距，但是差距不大，大部分农民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二是由于农民家庭间的差距并非不能逾越，即便落后的农民家庭也觉得追赶上领先者并非遥不可及，竞争领先者不会觉得稳坐钓鱼台，他们仍然处在相互竞争之中;三是劳动力相对于其他资源来说较为充裕，而各家庭之间的差距又不大，就使得相互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3.竞争压力向下层农民家庭集聚
村庄竞争越激烈就越要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家庭劳动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起来的家庭就能在竞争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则主要源于无法调动家庭劳动力。家庭劳动力无法被调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家庭缺少劳动力特别是缺少壮劳动力;二是劳动力素质不高或劳动力残疾、患疾病等;三是劳动力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年轻男子和老年人的劳动力没有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
劳动力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起来的家庭，要达到村庄的竞争标准就相对比较容易，因而他们的竞争压力就相对较小。劳动力无法被调动的家庭在没有其他资源可动员的情况下，其家庭条件就会相对落后因而会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和焦虑。越是落后家庭其压力和焦虑就越大，他们就越需要通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来改善家庭处境。但是当家庭劳动力又无法被调动时，他们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就很大。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农民家庭的价值期许与他们对家庭劳动力的调动相协调，能够较容易地达成价值目标，因而其家庭成员所感知的心理张力就较小。这说明，村庄竞争的压力有向下层农民家庭集聚的效应。
对张力的心理感知越大的人越可能选择自杀。在村庄竞争中，下层或相对落后的农民家庭的价值期许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张力较大，而上层农民家庭的张力较小，那么前者的家庭成员就越有可能选择自杀。从调查来看，村庄上层农民的自杀率最低，中间农民次之，自杀率最高的是下层农民。 四、竞争压力的家庭配置：哪些家庭成员更可能自杀？
农村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农民都存在自杀现象，但年轻妇女和老年人是自杀的高危群体，说明村庄通过家庭劳动力的调动与配置机制将竞争压力主要分配给了下层农民家庭，而在下层农民家庭中则配置到了年轻妇女和老年人身上。农民家庭配置竞争压力的机制有两套，分别是压力的不均衡分配机制和代际传递机制。
1.压力的不均衡分配与年轻妇女自杀
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最高时期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说明这一时期村庄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被主要分配给了年轻妇女。之所以如此，与这一时期农民分化、村庄竞争状况以及年轻妇女在家庭中的身份与角色相关。
（1）压力的不均衡分配：谁的竞争意识强，谁承受的压力就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分田到户后的20年时间，农民从集体经营向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经营形式转变，农村经济也从计划经济、自然经济迈进市场和商品经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渠道增多，推动了农民家庭横向和纵向上的分化，并在家庭条件等方面展开了竞争。农民竞争激活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了农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给下层农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焦虑。
在下层农民家庭中，竞争压力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不同家庭成员对竞争及其压力的感受会有差別，这与农民家庭成员的竞争意识强弱有关。当某些（个）家庭成员有较强的竞争意识时，他们对村庄竞争及其压力的感受就很强烈，反之当某些家庭成员对于与其他农民家庭的比较和竞争不那么上心时，他们感受到来自其他家庭的竞争压力就弱。家庭成员的竞争意识的强烈程度与他们在家庭中的身份、角色与地位有关系。竞争意识强弱在家庭成年成员中的排序从强到弱分别是年轻妇女、年轻男子与老年人。年轻妇女的竞争意识最强烈与其“外来者”角色相关。年轻妇女作为夫姓家族和村落的“外来者”，一向就对安全感和归属感十分敏感。虽然年轻妇女已经嫁入了夫姓家族和村落，但是按照传统宗族观念她们依然被视为夫姓家族和村落的“外人”，直到她们去世后葬入夫姓祖坟山成为夫姓祖先才能算得上夫姓家族和村落的正式成员。因此年轻妇女在夫姓家族和村落一直没有较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为此她们一方面极力融入夫姓家族和村落，在其中获得相应的身份和位置，得到承认和认可;另一方面她们又着手构建属于自己的血缘集团，即组建由子女、丈夫和自己构成的“女性家庭”，她们在该家庭而不是夫姓家族和村落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宗族血缘认同的瓦解，农民横向分化加剧，年轻妇女最先感受到夫姓家族和村落较过去更不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性，于是她们更加倾向营造“女性家庭”。“女性家庭”建设得越强大、各方面条件越好，她们在其中就越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年轻妇女更倾向于将“女性家庭”与其他家庭进行比较、将其他家庭当作竞争的对象。另外，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主要与柴米油盐打交道，农村妇女之间的闲聊也多是家长里短，因而她们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家庭与其他家庭的差别和距离。因此农民分化之后，年轻妇女的竞争意识最强烈。
相对于年轻妇女来说，年轻男子和老年人对小家庭之间的差别不太敏感，因而竞争意识不强。他们具备天然的家族和村落成员身份，能够在家族和村落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的宗亲观念较强，把其他家庭当作大家庭的一员和“自己人”来看待，一般不拿自己家庭与其他家庭进行对比。年轻男子和老年人对小家庭利益的独立意识不强，大家庭“共有”的观念较深入，甚至觉得兄弟、堂兄弟家庭条件搞好了，自己脸上也跟着沾光。他们对待家族其他成员更多的是提携和帮助，相互之间讲究互助合作而不是攀比。因此，当农民家庭之间出现横向分化之后，他们的反应不是要与其他家庭一争高下，而是感到痛心疾首，感慨世道变了人心散了，甚至试图去扭转和挽救家族瓦解趋势。年轻男子是小家庭的成员，相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的大家庭意识要弱一些，而跟其他家庭进行比较和竞争的意识相对强一些。
总之，农民家庭竞争意识最强的是年轻妇女，她们习惯于拿小家庭与其他家庭比较，一旦发现有差距就会有压力和焦虑。年轻男子和老年人对家庭间的差别和竞争反应较为迟钝，对竞争的压力感和焦虑感不那么强烈。村庄竞争的压力就被集中分配到了年轻妇女身上。
（2）劳动力调动、家庭矛盾与年轻妇女自杀
由于年轻妇女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她们也就最有动力去调动资源参与竞争，以舒缓压力和焦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西部农村，工商业发展程度还不高，市场机会较少，农民家庭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及耕地。年轻妇女对家庭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节约家庭资源，二是争夺共有资源，三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家庭劳动力资源，四是不让他人在上述资源上占自己的便宜。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调动年轻男子和老年人的劳动力。此时家庭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家庭劳动力竞争意识不强，不能主动地将自身劳动力投入到家庭竞争中。当年轻男子和老年人没有主动的竞争意识时，就需要年轻妇女强制性地将他们拉入竞争中。年轻妇女调动家庭劳动力及其他资源参与村庄竞争，本质上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配置家庭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方向，安排家务事的轻重缓急和优先秩序。因此，年轻妇女要调动家庭资源和劳动力，就必须触动和调整家庭原有的权力关系，主要是要涉及到年轻妇女与公婆、丈夫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婆（翁）媳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年轻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有较大提升，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但是夫妻关系依然没有超越父子关系而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因此，在婆（翁）媳关系中，公婆有家族力量、村庄舆论和儿子的支撑，婆（翁）媳关系的重心依然在公婆一边。在夫妻关系中也还是以丈夫为重，没有实现夫妻平权。另一方面，无论是公婆还是丈夫，他们对竞争及其压力的感受都没有年轻妇女强烈，因此对年轻妇女的资源动员不会那么理解和上心，甚至可能无动于衷。当年轻妇女要调动公婆和丈夫的劳动力时，就意味着要调整原有的家庭权力关系。即就是说，年轻妇女对家庭劳动力的调动是对家庭竞争压力的再次分配，她们要强制性地将公婆和丈夫拉到小家庭的竞争中来。这就会造成年轻妇女与公婆、丈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此时年轻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无法支持她们在矛盾冲突中获胜，意味着她们的资源动员失败。 二是家庭劳动力有缺陷，包括生病、残疾、素质不高及有懒惰、酗酒、赌博等坏习惯。家庭劳动力如果是有懒惰、酗酒和赌博等习惯就很难被调动起来，而生病、残疾和素质不高等则即便被调动起来也属于无效劳动力，这些状况都难以支撑家庭参与村庄竞争，从而使家庭较长时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这对于年轻妇女来说是致命打击，她们一方面会埋怨和责怪丈夫并与之发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则会因看不到家庭希望而陷入绝望状态。
三是老年人的劳动力既属于老年人自己家庭，亦属于多个子代家庭的状况。老年人分身乏术，干脆不给任何一个儿子家帮忙，从而可能导致婆（翁）媳矛盾。
不能充分有效地动员家庭资源，特别是家庭劳动力无法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仅凭年轻妇女一己之力无以在竞争中成功。那么，落后失败的阴影对她们来说就会挥之不去，挫败感和无力感愈发强烈，她们中有的人就可能在价值期许与现实条件的张力中选择自杀。
（3）年轻妇女自杀的类型
根据年轻妇女在资源动员及家庭冲突中的心理感知，可以将年轻妇女自杀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绝望型自杀、报复型自杀和威胁型自杀。
①绝望型自杀。绝望是指一个人在对自身和家庭及周遭环境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之后，对自己、家庭和未来所持的消极观念，绝望型自杀则是自杀者在消极观念支配下选择自我结束生命的自杀形态。农村妇女在竞争压力的支配下，企图调动家庭资源参与村庄竞争，缓解竞争压力，然而受制于自身的权力和地位，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充分动员家庭资源，或劳动力本身是无效的，而对自己家庭的未来生活和家庭竞争丧失信心而自杀。年轻男子的绝望型自杀则是将家庭贫困状态归咎为自身的无能，而对家庭其他成员有愧疚心理，在该心态的支配下走向自杀。年轻妇女的绝望型自杀中有一半是由于丈夫无能或生病使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约另一半是劳动力调动失败年轻妇女又无力改变现状而自杀。绝望型自杀是典型的因家庭竞争无望带来的自杀。一般来说，贫困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家庭成员的自杀，只有当贫困家庭成员对未来有预期，但是理性又告诉他们无法实现预期时就可能绝望自杀。因此，将贫困与自杀现象联系起来的必要条件是“村庄竞争与资源动员失败”。
②报复型自杀。该类自杀是自杀者对自杀后果有明确的预期，遂通过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对报复对象进行惩罚。在农村年轻妇女对自殺后的世界有想象：一是自杀后娘家会来“打人命”，会对夫家进行包括物质、肉体和精神上的惩罚;二是自杀死亡在信仰中属于“凶死”，死者会变成“厉鬼”来纠缠夫家，这会给夫家的生活蒙上阴影。报复型自杀要占年轻妇女自杀总量的一半多，说明年轻妇女与丈夫公婆形成了强烈的难以化解的对峙。一方面，年轻妇女感受到巨大竞争压力，不仅过度剥削自身劳动力，对家庭的资源动员也充满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丈夫和公婆不仅对自己的动员不理解、不支持和不配合，甚至对自己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年轻妇女会由此生发强烈的怨恨情绪和报复心态。报复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不同的是，前者对自杀的后果有期待。
③威胁型自杀。该自杀的前提是，年轻妇女虽然在资源动员中遭遇了挫折，但是她们并没有对生活和竞争丧失信心，并相信只要持续地抗争和采取得当手段，对丈夫和公婆的动员就可以成功。“威胁自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妇女普遍采用的资源动员手段，但真正实施了自杀行为的占少数。威胁型自杀并不是以“死亡”为目的，而是把自杀作为达到资源动员目标的手段，因此自杀方式一般不是上吊、投河、跳楼等而是喝农药，因为喝农药容易控制计量，自杀多是未遂。由于人们对年轻妇女自杀后有想象，通过“威胁自杀”来动员家庭资源一般都容易凑效。
2.压力的代际传递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2000年以后农村总体自杀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但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在有些地方反而有增长趋势。但是这个时候的老年人自杀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年人自杀在逻辑上有差别，后者主要是在年轻妇女干预家庭决策、调动老年人的劳动力过程导致的老年人激愤自杀。2000年后老年人自杀是在老年人的劳动力被充分调动以后发生的。一方面老年人感受到了子代在村庄竞争中的巨大压力，有为子代减轻负担的念头，另一方面子代在竞争中会有意无意地忽略老年人，所以当老年人丧失劳动力或生病之后，就可能在为子代着想和被子代忽略的双重压力下选择自杀。
（1）村庄高度竞争与中老年人被忽略和挤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年轻妇女的自杀抗争有了两个结果，一是实现了夫妻平权，年轻夫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化，并掌握了家庭的决策权，年轻男子被彻底拉进小家庭，真正成为小家庭发展和竞争的主力。二是代际关系的重心从偏向老年人到偏向年轻人转变，传统父权式微，年轻人掌握了家庭财产和决策权，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降低、角色边缘化。这些转变进一步加剧了宗族认同弱化和血缘连接纽带的松散化，核心家庭利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村庄竞争愈发激烈，竞争的标准越来越高，给每个家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村庄的高度竞争对家庭劳动力的调动要求更高，不仅年轻夫妇的劳动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中老年人的劳动力、半劳动力也被纳入到村庄竞争中来。家庭劳动力和家庭资源为竞争服务的理念被树立起来，家庭资源分配以竞争为导向，村庄社会对家庭劳动力的评价也以是否对竞争有贡献为标准。家庭劳动力的配置以获取最大家庭收入为基准，半工半耕式代际分工是最有效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年轻夫妇外出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大头，中老年人在家务农获取务农收入和照看小孩。只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加在一起才能够使得家庭总收入达到村庄中等收入水平。中老年人有劳动能力很重要，一是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和自我照顾，二是他们务农的收入可以输入子代家庭，三是他们还能照顾孙辈，解放了子代的劳动力。因此中老年人的劳动力在资源上支持子代家庭，减轻了子代家庭的负担。年轻夫妇和中老年人两方的劳动力对家庭参与竞争都至关重要，如果年轻人的劳动力缺乏或没有外出务工，那么该家庭基本上难以完成家庭再生产，更谈不上家庭竞争。如果中老年人缺乏劳动力或没有被调动起来，以至于需要腾出年轻人的劳动力来照顾小孩和老年人，那么家庭收入也会大为减少。 村庄竞争越激烈，家庭劳动力就越会往能够提高竞争力的方向投入，如务工、务农、打零工、做生意、投资等，家庭资源就越要向能够体现家庭竞争优势的方面倾斜，如建房（买房）、城市化、小孩读书、耐用消费品等。这必然造成对农村老年人的忽略和挤压，一是年轻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对老年人无暇顾及，二是家庭资源较少向老年人倾斜。对于子代家庭来说，赡养老人与否不牵涉到村庄竞争的标的，更何况赡养老人要额外消耗掉家庭资源，会减少家庭其他牵涉竞争标的方面的开支。老年人在丧失劳动力或是生病之后，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还要徒耗家庭资源拖子代竞争的后腿。子代专门腾出劳动力来照顾老年人的机会成本就更大。那么，在村庄高度竞争的背景下，子代的时间、精力和财富等稀缺资源就不会向老年人倾斜。越是家庭条件差的家庭，这些资源就越稀缺，分配到老年人身上的就更少，老年人被忽略和挤压的程度就更高。当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或是生病之后，子代又无法兼顾竞争与赡养时，就会有希望老人“早点死”的心态。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一方面对子代有价值和情感寄托，有恩往下流的价值体验，当子代在竞争中承受了巨大压力时，他们也希望分担子代压力、缓解子代焦虑，为子代完成竞争目标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农村代际关系从反馈模式发展到交换模式，父代认识到如果自己不在有劳动能力时为子代多做贡献，在自己丧失劳动能力后就得不到子代的照顾。因此，子代竞争的压力就会传递到老年人身上，使他们也不会感到轻松自在，不会有“享清福”的想法。子代家庭的负担越大，老年人的压力就越大。当他们还能劳动时就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不要子代供养，还尽可能向子代输入资源，给子代照顾家庭和孩子，以尽最大力量解除子代的后顾之忧减轻子代负担。当他们年老或生病丧失劳动能力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了，不仅不能给子代做什么还要子代照顾自己，白白浪费子代的时间和资源。他们感觉到自己成了子代的拖累，会产生很强的心理负担及对子代的负罪感。子代家庭越是条件不好，老年人的这种负面心态就越严重。这时候他们能够做的一是尽量不给子代“添麻烦”，生病了能拖则拖不找子代要钱看病，生活上尚能自理就不要子代照顾;二是期待自己早点死，既能早解脱又能给子代减轻负担。有的老年人在生病之后就把自己给拖死、饿死或者自杀死。
农村老年人自杀是他们在被子代忽略挤压和自己为子代着想的双重压力下采取的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此时老年人自杀不是出于一时激愤，也不是因为在代际矛盾冲突中受到了屈辱导致价值观崩溃，而是经过长时期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老年人自殺时一般较为平静，甚至做好了后事准备。这一时期村庄对老年人自杀也看得比较淡定，老年人自杀不再激起村庄波澜，子代也不会因老年人自杀而受负面影响。村庄不认为老年人自杀是非正常死亡，尤其是老年人得病后自杀就被直接认定为病死。
（2）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类型
根据农村老年人自杀时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影响，可以将农村老年人自杀分为绝望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利己型自杀。
①绝望型自杀。绝望型自杀是指老年人在子代的赡养上不抱希望后作出的自杀行为。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两种绝望形态。物质上的绝望表现为老年人因为物质贫乏而处于绝对贫困和饥饿状态，包括缺乏基本的口粮维持生计。子代不按时给老年人送口粮，老年人又不好意思向子代开口要，有时要了还要受到儿子媳妇的数落。为了不去看儿子媳妇的脸色就尽量饿着也不去要，实在受不了才向子代开口讨吃。老年人不能自理之后得不到子代的照料也会带来绝望情绪。之所以得不到照料，一是儿子媳妇确实太忙了照顾不过来，二是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受到儿子媳妇嫌恶而故意不去照看。老年人生病之后得不到治疗也是产生绝望心理的重要方面。对于子代来说，老年人生病不仅治疗要消耗家庭财富，治疗好后还不能给家庭创造财富，子代觉得划不来就不会给予治疗。从精神上来说，老年人不能劳动之后，且不说得到子代悉心照料，连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他们看不到子代的好脸色，有的会受到子代的辱骂和殴打，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创伤和折磨。老年人与其在子代面前苟延残喘低声下气地活着，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许多农村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绝望中走向自杀。
②利他型自杀。这种类型的老年人自杀对子代是有利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对子代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影响很小，这是“利他”的前提，说明村庄已经认可了老年人自杀;二个是老年人自杀能够减轻子代负担，使他们能了却后顾之忧在村庄竞争上轻松上阵。当老年人不能劳动而成了纯粹“消费者”之后，对于子代来说是额外负担，老年人活得越长对子代造成负担就越重。当老年人生病或不能自理之后给子代带来负担就更大。子代不仅要出治疗费用，还要专门腾出劳动力来照顾老人，从而给子代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农村一些高龄老人虽然能够自理，但是他们的子代还得在家里守着，因为说不定哪天就去世了，这就耽搁了子代外出务工。不能外出务工就无法获取足够的家庭收入，也就难以完成竞争目标，所以会给子代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访谈中这些子代并不讳言希望老人早点死，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外出务工，如果再拖上几年就没人要了。而老年人自杀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仅可以节省子代的物质供给、医疗费用，还可以减少子代照料的机会成本，使他们外出务工更加从容、没有牵挂。子代家庭负担越大，老年人就越有为子代减轻负担的心理;子代付出越多，对老年人照顾越是周到体贴，老年人就越有愧疚心理，就越可能通过自杀来减轻子代负担。
③利己型自杀。这是农村老年人通过结束自己生命来解脱自己的一种自杀类型。农村老年人若处在缺乏物质和精神照料的情况下，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和痛苦，当他们实在熬不过时就可能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老年人难以熬过的折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病痛折磨。老年人得病之后不仅要受到病痛本身的折磨，使他们身体上痛苦难耐，得不到子代物质和精神上的照料，甚至还要遭到子代嫌恶唾弃。老年人生病后会在精神上受到痛苦折磨。有些老年人因为磨不过病痛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甚至有的老年人发现自己生了小病后就自杀了，因为生怕小病发展成大病之后连自杀都做不成。老伴去世的老年人在生病之后更可能自杀。另一种情况是孤独的折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在村有劳动能力的人又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农村串门的越来越少，老年人得不到年轻人的照料和看望，使他们的生活孤寂无聊。有的老年人一年到头看不到自己子代，因为子代无法放弃外出务工而回来专门陪伴老人，即便子代就同住在村里也无暇去看老人。村里的棋牌室、商店等需要付费的空间是中青年人的专享，对老年人是排斥的。在居住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空虚孤独的情况更加严重。有的老年人因受不了孤独的折磨而自杀。 五、结论与讨论
现代性进村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促进了村庄熟人社會的分化，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的性质，使传统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自己人关系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关系。熟人社会特性使得村庄竞争异常激烈，不同层级的农民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村庄竞争越激烈，处于优势地位的上层农民不断刷新竞争标的物，相对落后的农民就越要与之看齐。相对来说，上层农民有更多的条件调动资源参与竞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而处在下层的农民则由于缺少资源而倍感压力。
村庄社会关系性质的转变必然引起家庭关系性质的转换和调整。当农民家庭感受到了竞争压力之后就要调动资源参与竞争以缓解压力。对于许多农民家庭来说，家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劳动力资源，而调动劳动力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调整家庭关系的过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年轻夫妇的性别特性及其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与位置，使得她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她们最有动力去调动家里劳动力参与竞争。年轻妇女在对年轻男子、中老年人的劳动力的调动中必然要强制性地变革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并可能导致这三个农民群体的自杀。其中由于年轻妇女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对劳动力的调动意愿最强烈，但是她们在家庭权力结构中较低的地位无法支撑她们实现目标诉求，因此她们在矛盾和冲突中受挫自杀的可能性最大，自杀率也就最高。那么越是在竞争中落后、资源薄弱的家庭，就越需要充分调动家庭劳动力参与竞争，对家庭关系的调整力度就越大，家庭矛盾与冲突就越多越大，这些家庭中的年轻妇女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
2000年以后农村家庭关系有了质的转变，家庭关系中夫妻实现了平权，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中轴，代际关系从属于夫妻关系。由于村庄竞争的加剧，不仅年轻夫妇的劳动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也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村庄高度竞争引导家庭资源单向性地向年轻人流动，而较少向中老年人倾斜，从而迫使农村代际关系由传统的反馈模式向交换式剥削式转变。农村中老年人在有劳动能力时要为子代参与竞争贡献劳动力，在丧失劳动力后就成了子代参与竞争的负累，他们为此会有较强的心理压力和负罪感。而此时提早结束生命是他们唯一能够减轻子代负担和释放自身焦虑的方式。所以有的老年人会在子代资源挤压与为子代着想的双重压力下选择自杀。
涂尔干在他经典的自杀论著作中批评了从心理等因素来解释自杀率和自杀行为的倾向，他推动了将自杀现象作为社会事实进行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认为自杀现象总是与特定的社会进程联系在一起，自杀行为更可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法]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24页。自杀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社会变迁的表征。在研究策略上，涂尔干及其追随者首先找到特定环境内的主要指标，然后再挖掘这些指标与个体发生作用并导致自杀后果的机制。但是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并没有彻底贯彻社会事实的解释路径，他在不知不觉当中陷入了心理学解释的陷阱，譬如在对几种主要自杀类型的分析中大量直接套用“愿望”“意义”“目标”“尊严”“个性”“激情”“冷漠”“厌恶”“道德”等心理学分析的常用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勾连个体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本文的分析中，希图通过“分化-竞争-压力的社会配置”的分析框架打通“社会环境”-“主体认知”-“自杀行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对农民自杀行为的精巧解释机制。本文中特定的“社会环境”是指中国及农村社会整体变迁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农民的社会竞争，“主体认知”就是农民在竞争中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感，农村不同群体或个体因各自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地位、权力及个性等方面的差异，所能感受到的压力和焦虑在程度上有差异，感受到较大压力和焦虑而又无力舒缓的农民群体或个体的自杀可能性较大。本文的分析框架对自杀研究之心理学和社会学两大路径的结合是一个初步尝试，意在抛砖引玉希图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这项工作，以便对农民自杀行为的分析以及自杀干预更切中要害。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自杀高危群体农民分化村庄竞争家庭关系社会压力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4-0117-12
研究自杀问题是干预和减少自杀行为的前提。已有研究显示，中国自杀率从1995年的16.76（单位十万分，下同）下降到了2014年的6.51，总自杀率下降了61.2%。同一时期城市自杀率从4.08增加到了5.48，农村自杀率则从20.94下降到了776，说明中国自杀率下降主要源于农村自杀率的快速降低。农村自杀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女性自杀率的下降（从22.71到7.51），其中又以农村已婚年轻妇女（简称年轻妇女）的自杀率下降为最。从实地调查来看，近年农村自杀高危群体主要是老年人，其自杀率在农村地区有上升趋势。①农村妇女自杀在南方和中部农村已属少见，②在北方农村尚有一定比例。③农村青少年、未婚青年和已婚男子的自杀率皆已降到较低水平。因此，老年人和年轻妇女是农村自杀高危群体，对这两类群体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社会干预的研究是农村自杀研究的重点。
既有农民自杀行为研究主要有精神病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三种分析路径，各自所依凭的理论基础不同，对自杀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的分析也各有侧重。本文在对这三种分析路径做简要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对农村年轻妇女和老年人两类高危群体自杀行为的新分析框架。
一、既有研究的解释路径
在现代西方自杀学研究中，精神病学取向是主要研究路径，它涉及到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诸多研究领域。这一分析路径主要认为个体生理或精神方面出现了病理状态带来自杀行为，那么在干预中就要找出导致病理的生理或心理因素，并通过药物或临床予以治疗。抑郁症被认为是个体自杀最大的精神疾病，但在中国绝大部分自杀者并非精神疾病患者，农村患精神疾病的自杀者就更少。
社会心理学路径从认知科学来探讨自杀行为的动机，认为不同主体的“认知失调”或“认知不协调”导致自杀意念和行为。在对农村自杀研究中，社会心理学路径的研究者从社会学家默顿等人的“压力”出发提出了自杀“扭力”理论，认为自杀是由于主体在同一时间内遭遇两个及以上不同方向且相互冲突的压力而无法摆脱的结果。这些压力形构扭力，它是一种心理认知状态，主要包括不同价值观、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相对剥夺感和危机应对技能缺乏等四个方面的来源。解决或减轻扭力的方法是消除相互冲突的压力中的任意一个。张杰、景军、吴学雅等：《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沿袭的是涂尔干“社会事实”解释路径，将自杀作为社会事实来考察，认识到自杀不仅是个体心理、病理等方面的选择，它还要受到文化、宗教、社会及其变迁方面的影响，构筑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解释自杀的理论框架，并发展出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条自杀研究路径。中国农村自杀研究因大型数据阙如，实证主义路径发展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景军、吴学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人文主义路径受益于农村调查入场的便利，主要从深度个案入手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两个层面展开分析。社会结构包括村庄结构、家庭结构、权力结构以及区域政治经济因素等，目前社会学者主要从城乡互动、人口流动、结构-行为模式等维度分析了农民自杀行为。譬如，谢丽华等学者在分析农村女性自杀时，认为农村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权力和地位低下导致她们在遇到负性事件时得不到救济而自杀;谢丽华：《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现象分析及社区干预模式探索》，“中国大陆妇女危机干预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专家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2月。陈柏峰将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动定位为家庭矛盾产生的根源，而家庭矛盾是导致年轻妇女和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文化价值包括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意义体验、生命价值、地方经验等，它或直接与农民自杀挂钩，或其变动会带来农民的不适应及压力而选择自杀。如贞洁观念会导致某些受辱的农村妇女自杀;李书源、杨晓军：《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女性自杀现象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宗教信仰既可能抑制农民自杀，也可能刺激农民自杀;刘燕舞：《国家法、民间法与农民自杀——基于一个地域个案农民自杀现象的分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5期。乡风民俗、家庭功能、社会意识等“地方性知识”作为社会环境从不同方面影响农民自杀;李善峰：《“地方性知识”与农村高危人群自杀行为的社会环境》，《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吴飞认为自杀是人们在家庭中努力维护自己的人格价值、实现正义观念、过好日子的一种手段;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贺雪峰等学者从农村鬼神观、村庄舆论、自杀观、对老人的态度等地方文化，去解释为什么农村老年人会选择无反抗性自杀方式。贺雪峰：《农村老年人為什么选择自杀》，《热风学术》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杨华、范芳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刘燕舞：《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社会学研究路径给出的干预和降低农村自杀率的方案是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或农民的价值期许。 命题3：在村庄竞争中，农民家庭资源的分配以参与竞争为导向，凡不利于家庭参与村庄竞争的人和事务在家庭资源分配中就可能受到挤压。前者如丧失劳动能力或生病的老年人，后者如养老，因而老年人在农民家庭成员中自杀风险较高。
命题4：在村庄竞争中，当家庭成员的劳动力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竞争后，那些劳动力有缺陷或丧失劳动力的家庭成员，他们不仅会感受到家庭竞争的压力，还有不能为家庭创造价值且徒耗家庭资源的心理负担，因而这些家庭成员的压力大，他们的自杀风险也最大。这样的家庭成员包括丧失劳动力或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生病或残疾的家庭成员。
命题5：在村庄竞争中，农村年轻妇女因其性别和身份而对竞争最为敏感，承受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农村老年人则因其劳动力缺陷而有较大的心理负担，因而这两类群体是农村自杀的高危群体。
三、竞争压力的村庄配置：哪些层级的农民更容易自杀？
1.农民竞争以村庄为单位和以村民为对象
农民分化发生在村庄里，农民家庭之间的竞争也以村庄为单位。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即便随着人口流动大部分农民的生产活动在村外完成，但是村庄仍然是他们的生活场域和精神归属。农民不是在抽象的“社会”中获得身份与地位，而是在村庄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安置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对于农民来说，村庄有宗教意义，更有实体意义。只有置于村庄中农民分化才有意义，因为农民更多地是在村庄中跟身边的人做比较。农民只有在村庄中发现自己与他人有差距时才会引起重视并着手去改变。农民的比较与竞争是在村庄中发生的，村庄也因为农民相互交织的竞争而成为“竞争社会”。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跟城市陌生人社会相比，村庄是建构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一系列内在属性规定并形塑农民竞争，使农民竞争相较于城市居民竞争具有自身的特性。
首先，熟人社会内部的信息是对称和即时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具象性和不间断性。村庄是村民相互熟悉的微型社区，农民之间的信息是透明和对称的，农民不仅要暴露自己所有的信息，还不得不接受他人的信息。在村庄中农民不仅知道彼此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彼此的习性和资源禀赋，清楚彼此在交往博弈中的行为方式，还知晓各自家庭变化发展的情况。农民因此能够在村庄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身份和角色，也能够确定自己的差距、欠缺和努力的方向。对于农民而言，熟人社会内部的比较和竞争是具象的，不仅比较和竞争的对象是具体的，比较和竞争的标的物也是清晰可见的。熟人社会的信息传递还是即时性的，即只要哪家农户出现了什么情况、家庭条件有了何种改善、事业做到了某个程度等，这些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传遍村庄。这就使得村庄的比较与竞争带有不间断性，农民时刻都在接受来自其他农民的信息，使他们绷紧了比较和竞争的神经。熟人社会信息的对称性和即时性，会给相对落后的农民带来持续性的刺激和压力。信息传递越即时、接受越多，给他们的刺激就越多，他们的心理压力就越大。
其次，熟人社会内部的互动是在场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面对面性。熟人社会的空间相对封闭和狭小，农民在其中进行密集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村庄中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皆较为频繁，这使得农民的互动具有极强的在场性和现场感。熟人社会互动的在场性使得农民之间的较量带有身体在场性和直接性，一方面是所有農民要直面竞争对象，从他们身上直接感受到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农民无法将自身隐藏起来，不能退出与他人面对面的交往。对于在比较和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农民来说，互动的在场正好可以展示自己的成功，获得他人的承认和认可。对于相对落后的农民来说，互动的在场性使得他们必须直面比自己条件好的农民以及来自他们身上的压力。所以互动的在场性及不可退却和隐藏性，使得所有的农民都不能回避与他人的比较和竞争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相对落后的农民要直面强者因而压力更大。这正是村庄竞争的残酷性所在。
再次，熟人社会内部的价值是共享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不可逃逸性。一个村庄一般不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不同及相悖的价值体系，大部分村民只能共享一套主导的价值体系。村庄比较与竞争的标准和目标内涵于这套价值体系之中。农民浸润于该体系中，按照其规定的行为规范行为，实现相应的价值目标，那么农民在村庄中就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但是该价值体系设定的价值目标并不能轻易达到，而且它们会伴随着村庄的比较和竞争而不断抬高价值标准，因此村庄的价值目标是由在竞争中占优势的群体所设定和引领的。一旦多数村民都能够达到某一标准的目标后，竞争领先的群体就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价值标准，以彰显与其他村民的差异和优势，其他村民又得拼命地追赶。在这个过程中，竞争领先农民为了防止被他人追赶上，有不断设定新目标的压力，竞争落后的农民在不断设定的新目标面前倍感压力。尽管如此，竞争落后的农民却不能提出不同的价值目标，更不能否定村庄共享的价值目标。这说明熟人社会价值共享的特性决定了村庄的比较与竞争具有不可逃逸性，无论压力有多大，农民要想得到村庄认可，就得参与其中。
最后，熟人社会内部的关系是相近的，它使得农民间的比较与竞争具有起点一致性。村庄内部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两种典型的社会关系。前者具有先赋性，后者则是由人情、姻亲、拟亲等机制搭建起来的非先赋性关系。这两种关系在农民未出现横向分化之前都可以称为“自己人”关系，认同强度遵循“差序格局”原则，与自己血缘地缘关系越近的人越亲密。当农民横向分化之后，“自己人”关系就会转变为竞争关系。血缘地缘关系越近，农民家庭之间在各方面的起点就越一致，那么一旦出现差距，落后者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样就使得关系越近，竞争就越激烈，如果相互之间差距越大，落后者的压力就越大。在村庄中兄弟堂兄弟以及邻里关系属于农民最近的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比较与竞争也就最激烈，相互间给对方造成的压力也最大。 2.村庄竞争的基础是劳动力的充分调动与合理配置
村庄比较与竞争给每个农民家庭都带来了压力和焦虑，农民要缓解压力和焦虑就得调动家庭资源和劳动力参与竞争，并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以达到或超过村庄设定的价值目标。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占有和支配的最大资源是家庭劳动力，对劳动力的充分调动是家庭参与村庄竞争的基础，村庄竞争说到底是对家庭劳动力的竞争。
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对家庭劳动力的竞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家庭劳动力可分为壮劳动力、半劳动力和有缺陷的劳动力：壮劳动力是指十八九岁到四五十岁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则是青少年和60岁以上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他们在家庭中可以做些辅助性劳动;有缺陷的劳动力是指生病、残疾或年老体弱的成年农民，他们的劳动力无法被使用。一个农民家庭壮劳动力越多，在村庄竞争中就越有优势;一个家庭缺乏壮劳动力而半劳动力和有缺陷的劳动力较多时，则难以支撑家庭参与村庄竞争。二是劳动力的素质，指的是家庭壮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技术技能、脑子灵活程度、持家水平、把握机会的能力、敢拼敢闯的精神等，如果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出较高的素质，这样的家庭在村庄竞争中占优势。三是家庭劳动力的调动程度。即便家庭中有壮劳动力，如果不能充分调动起來参与村庄竞争亦无济于事。一个家庭的劳动力真正被充分调动起来，包括年轻夫妇充分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并投身于竞争之中，并把老年人和青少年的半劳动力也调动了起来。
参与村庄竞争的最理想状态是家庭壮劳动力多、素质高且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在农民家庭诸多劳动力当中又属年轻男子的劳动力最为重要。如果年轻男子的劳动力素质高又被充分调动了起来，那么其家庭在参与村庄竞争中就容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相反，则难以在竞争中达到目标。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家庭劳动力被充分调动起来表现为合理的家庭分工，年轻夫妇负责主要的农活和副业，年轻男子农闲时在附近务工，老年人在家带小孩和做农业辅助活，青少年在放学放假后协助父母做农活或家务。到1990年代以后，家庭分工主要是性别分工，即年轻男子外出务工获得货币化收入，年轻妇女在家务农获得农业收入和照顾家庭，老年人和青少年做辅助性工作。在性别分工中，务工收入要高于务农收入，务工与务农的收入比在六比四或七比三。没有年轻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要比有年轻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少。如果一个家庭有成年小孩外出务工，那么其家庭收入又要增加许多。
到2000年以后，家庭的合理分工转变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也就是年轻妇女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获得务农收入并照顾孙辈。这样一个家庭也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务工和务农的货币化收入比在八比二或九比一。年轻夫妇务工的收入要远高于中老年人务农的收入，农民家庭的货币化收入迅猛增加。年轻夫妇是否外出务工对家庭收入的增加及参与村庄竞争至关重要，缺少了他们务工的收入，一个农民家庭将无法担负不断上涨的基本生活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更不用说在村庄竞争中彰显成功。中老年人务农收入不能仅用货币化来衡量，它还有较大的非货币化收益，一是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和照顾孙辈，解放了至少一个壮劳动力，使其能够外出获得务工的收入;二是中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够给年轻人节省很大部分养老的费用;三是中老年人和孙辈在农村生活消费低，如果把他们的花销放在城市，就会徒增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村庄竞争中轻装上阵。中老年人“半耕”这一块的劳动力配置不能忽视。
归结起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就是要将壮劳动力配置在务农的第一线，或将年轻男子及成年子女的劳动力市场化，将半劳动力配置在辅助性劳动上。到了2000年以后，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就是要将年轻人的劳动充分市场化，将老年人的劳动力配置在务农和家务上，同时让小孩接受良好教育以提升劳动力素质。 在中西部农村，参与村庄竞争的基础不是市场机会、权力和社会关系资源，而是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与否，这样就会带来三个结果：一是农民家庭间在经济上有差距，但是差距不大，大部分农民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二是由于农民家庭间的差距并非不能逾越，即便落后的农民家庭也觉得追赶上领先者并非遥不可及，竞争领先者不会觉得稳坐钓鱼台，他们仍然处在相互竞争之中;三是劳动力相对于其他资源来说较为充裕，而各家庭之间的差距又不大，就使得相互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3.竞争压力向下层农民家庭集聚
村庄竞争越激烈就越要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家庭劳动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起来的家庭就能在竞争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则主要源于无法调动家庭劳动力。家庭劳动力无法被调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家庭缺少劳动力特别是缺少壮劳动力;二是劳动力素质不高或劳动力残疾、患疾病等;三是劳动力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年轻男子和老年人的劳动力没有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
劳动力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起来的家庭，要达到村庄的竞争标准就相对比较容易，因而他们的竞争压力就相对较小。劳动力无法被调动的家庭在没有其他资源可动员的情况下，其家庭条件就会相对落后因而会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和焦虑。越是落后家庭其压力和焦虑就越大，他们就越需要通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来改善家庭处境。但是当家庭劳动力又无法被调动时，他们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就很大。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农民家庭的价值期许与他们对家庭劳动力的调动相协调，能够较容易地达成价值目标，因而其家庭成员所感知的心理张力就较小。这说明，村庄竞争的压力有向下层农民家庭集聚的效应。
对张力的心理感知越大的人越可能选择自杀。在村庄竞争中，下层或相对落后的农民家庭的价值期许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张力较大，而上层农民家庭的张力较小，那么前者的家庭成员就越有可能选择自杀。从调查来看，村庄上层农民的自杀率最低，中间农民次之，自杀率最高的是下层农民。 四、竞争压力的家庭配置：哪些家庭成员更可能自杀？
农村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农民都存在自杀现象，但年轻妇女和老年人是自杀的高危群体，说明村庄通过家庭劳动力的调动与配置机制将竞争压力主要分配给了下层农民家庭，而在下层农民家庭中则配置到了年轻妇女和老年人身上。农民家庭配置竞争压力的机制有两套，分别是压力的不均衡分配机制和代际传递机制。
1.压力的不均衡分配与年轻妇女自杀
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最高时期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说明这一时期村庄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被主要分配给了年轻妇女。之所以如此，与这一时期农民分化、村庄竞争状况以及年轻妇女在家庭中的身份与角色相关。
（1）压力的不均衡分配：谁的竞争意识强，谁承受的压力就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分田到户后的20年时间，农民从集体经营向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经营形式转变，农村经济也从计划经济、自然经济迈进市场和商品经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渠道增多，推动了农民家庭横向和纵向上的分化，并在家庭条件等方面展开了竞争。农民竞争激活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了农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给下层农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焦虑。
在下层农民家庭中，竞争压力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不同家庭成员对竞争及其压力的感受会有差別，这与农民家庭成员的竞争意识强弱有关。当某些（个）家庭成员有较强的竞争意识时，他们对村庄竞争及其压力的感受就很强烈，反之当某些家庭成员对于与其他农民家庭的比较和竞争不那么上心时，他们感受到来自其他家庭的竞争压力就弱。家庭成员的竞争意识的强烈程度与他们在家庭中的身份、角色与地位有关系。竞争意识强弱在家庭成年成员中的排序从强到弱分别是年轻妇女、年轻男子与老年人。年轻妇女的竞争意识最强烈与其“外来者”角色相关。年轻妇女作为夫姓家族和村落的“外来者”，一向就对安全感和归属感十分敏感。虽然年轻妇女已经嫁入了夫姓家族和村落，但是按照传统宗族观念她们依然被视为夫姓家族和村落的“外人”，直到她们去世后葬入夫姓祖坟山成为夫姓祖先才能算得上夫姓家族和村落的正式成员。因此年轻妇女在夫姓家族和村落一直没有较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为此她们一方面极力融入夫姓家族和村落，在其中获得相应的身份和位置，得到承认和认可;另一方面她们又着手构建属于自己的血缘集团，即组建由子女、丈夫和自己构成的“女性家庭”，她们在该家庭而不是夫姓家族和村落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宗族血缘认同的瓦解，农民横向分化加剧，年轻妇女最先感受到夫姓家族和村落较过去更不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性，于是她们更加倾向营造“女性家庭”。“女性家庭”建设得越强大、各方面条件越好，她们在其中就越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年轻妇女更倾向于将“女性家庭”与其他家庭进行比较、将其他家庭当作竞争的对象。另外，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主要与柴米油盐打交道，农村妇女之间的闲聊也多是家长里短，因而她们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家庭与其他家庭的差别和距离。因此农民分化之后，年轻妇女的竞争意识最强烈。
相对于年轻妇女来说，年轻男子和老年人对小家庭之间的差别不太敏感，因而竞争意识不强。他们具备天然的家族和村落成员身份，能够在家族和村落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的宗亲观念较强，把其他家庭当作大家庭的一员和“自己人”来看待，一般不拿自己家庭与其他家庭进行对比。年轻男子和老年人对小家庭利益的独立意识不强，大家庭“共有”的观念较深入，甚至觉得兄弟、堂兄弟家庭条件搞好了，自己脸上也跟着沾光。他们对待家族其他成员更多的是提携和帮助，相互之间讲究互助合作而不是攀比。因此，当农民家庭之间出现横向分化之后，他们的反应不是要与其他家庭一争高下，而是感到痛心疾首，感慨世道变了人心散了，甚至试图去扭转和挽救家族瓦解趋势。年轻男子是小家庭的成员，相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的大家庭意识要弱一些，而跟其他家庭进行比较和竞争的意识相对强一些。
总之，农民家庭竞争意识最强的是年轻妇女，她们习惯于拿小家庭与其他家庭比较，一旦发现有差距就会有压力和焦虑。年轻男子和老年人对家庭间的差别和竞争反应较为迟钝，对竞争的压力感和焦虑感不那么强烈。村庄竞争的压力就被集中分配到了年轻妇女身上。
（2）劳动力调动、家庭矛盾与年轻妇女自杀
由于年轻妇女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她们也就最有动力去调动资源参与竞争，以舒缓压力和焦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西部农村，工商业发展程度还不高，市场机会较少，农民家庭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及耕地。年轻妇女对家庭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节约家庭资源，二是争夺共有资源，三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家庭劳动力资源，四是不让他人在上述资源上占自己的便宜。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调动年轻男子和老年人的劳动力。此时家庭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家庭劳动力竞争意识不强，不能主动地将自身劳动力投入到家庭竞争中。当年轻男子和老年人没有主动的竞争意识时，就需要年轻妇女强制性地将他们拉入竞争中。年轻妇女调动家庭劳动力及其他资源参与村庄竞争，本质上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配置家庭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方向，安排家务事的轻重缓急和优先秩序。因此，年轻妇女要调动家庭资源和劳动力，就必须触动和调整家庭原有的权力关系，主要是要涉及到年轻妇女与公婆、丈夫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婆（翁）媳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年轻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有较大提升，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但是夫妻关系依然没有超越父子关系而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因此，在婆（翁）媳关系中，公婆有家族力量、村庄舆论和儿子的支撑，婆（翁）媳关系的重心依然在公婆一边。在夫妻关系中也还是以丈夫为重，没有实现夫妻平权。另一方面，无论是公婆还是丈夫，他们对竞争及其压力的感受都没有年轻妇女强烈，因此对年轻妇女的资源动员不会那么理解和上心，甚至可能无动于衷。当年轻妇女要调动公婆和丈夫的劳动力时，就意味着要调整原有的家庭权力关系。即就是说，年轻妇女对家庭劳动力的调动是对家庭竞争压力的再次分配，她们要强制性地将公婆和丈夫拉到小家庭的竞争中来。这就会造成年轻妇女与公婆、丈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此时年轻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无法支持她们在矛盾冲突中获胜，意味着她们的资源动员失败。 二是家庭劳动力有缺陷，包括生病、残疾、素质不高及有懒惰、酗酒、赌博等坏习惯。家庭劳动力如果是有懒惰、酗酒和赌博等习惯就很难被调动起来，而生病、残疾和素质不高等则即便被调动起来也属于无效劳动力，这些状况都难以支撑家庭参与村庄竞争，从而使家庭较长时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这对于年轻妇女来说是致命打击，她们一方面会埋怨和责怪丈夫并与之发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则会因看不到家庭希望而陷入绝望状态。
三是老年人的劳动力既属于老年人自己家庭，亦属于多个子代家庭的状况。老年人分身乏术，干脆不给任何一个儿子家帮忙，从而可能导致婆（翁）媳矛盾。
不能充分有效地动员家庭资源，特别是家庭劳动力无法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仅凭年轻妇女一己之力无以在竞争中成功。那么，落后失败的阴影对她们来说就会挥之不去，挫败感和无力感愈发强烈，她们中有的人就可能在价值期许与现实条件的张力中选择自杀。
（3）年轻妇女自杀的类型
根据年轻妇女在资源动员及家庭冲突中的心理感知，可以将年轻妇女自杀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绝望型自杀、报复型自杀和威胁型自杀。
①绝望型自杀。绝望是指一个人在对自身和家庭及周遭环境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之后，对自己、家庭和未来所持的消极观念，绝望型自杀则是自杀者在消极观念支配下选择自我结束生命的自杀形态。农村妇女在竞争压力的支配下，企图调动家庭资源参与村庄竞争，缓解竞争压力，然而受制于自身的权力和地位，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充分动员家庭资源，或劳动力本身是无效的，而对自己家庭的未来生活和家庭竞争丧失信心而自杀。年轻男子的绝望型自杀则是将家庭贫困状态归咎为自身的无能，而对家庭其他成员有愧疚心理，在该心态的支配下走向自杀。年轻妇女的绝望型自杀中有一半是由于丈夫无能或生病使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约另一半是劳动力调动失败年轻妇女又无力改变现状而自杀。绝望型自杀是典型的因家庭竞争无望带来的自杀。一般来说，贫困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家庭成员的自杀，只有当贫困家庭成员对未来有预期，但是理性又告诉他们无法实现预期时就可能绝望自杀。因此，将贫困与自杀现象联系起来的必要条件是“村庄竞争与资源动员失败”。
②报复型自杀。该类自杀是自杀者对自杀后果有明确的预期，遂通过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对报复对象进行惩罚。在农村年轻妇女对自殺后的世界有想象：一是自杀后娘家会来“打人命”，会对夫家进行包括物质、肉体和精神上的惩罚;二是自杀死亡在信仰中属于“凶死”，死者会变成“厉鬼”来纠缠夫家，这会给夫家的生活蒙上阴影。报复型自杀要占年轻妇女自杀总量的一半多，说明年轻妇女与丈夫公婆形成了强烈的难以化解的对峙。一方面，年轻妇女感受到巨大竞争压力，不仅过度剥削自身劳动力，对家庭的资源动员也充满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丈夫和公婆不仅对自己的动员不理解、不支持和不配合，甚至对自己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年轻妇女会由此生发强烈的怨恨情绪和报复心态。报复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不同的是，前者对自杀的后果有期待。
③威胁型自杀。该自杀的前提是，年轻妇女虽然在资源动员中遭遇了挫折，但是她们并没有对生活和竞争丧失信心，并相信只要持续地抗争和采取得当手段，对丈夫和公婆的动员就可以成功。“威胁自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妇女普遍采用的资源动员手段，但真正实施了自杀行为的占少数。威胁型自杀并不是以“死亡”为目的，而是把自杀作为达到资源动员目标的手段，因此自杀方式一般不是上吊、投河、跳楼等而是喝农药，因为喝农药容易控制计量，自杀多是未遂。由于人们对年轻妇女自杀后有想象，通过“威胁自杀”来动员家庭资源一般都容易凑效。
2.压力的代际传递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2000年以后农村总体自杀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但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在有些地方反而有增长趋势。但是这个时候的老年人自杀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年人自杀在逻辑上有差别，后者主要是在年轻妇女干预家庭决策、调动老年人的劳动力过程导致的老年人激愤自杀。2000年后老年人自杀是在老年人的劳动力被充分调动以后发生的。一方面老年人感受到了子代在村庄竞争中的巨大压力，有为子代减轻负担的念头，另一方面子代在竞争中会有意无意地忽略老年人，所以当老年人丧失劳动力或生病之后，就可能在为子代着想和被子代忽略的双重压力下选择自杀。
（1）村庄高度竞争与中老年人被忽略和挤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年轻妇女的自杀抗争有了两个结果，一是实现了夫妻平权，年轻夫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化，并掌握了家庭的决策权，年轻男子被彻底拉进小家庭，真正成为小家庭发展和竞争的主力。二是代际关系的重心从偏向老年人到偏向年轻人转变，传统父权式微，年轻人掌握了家庭财产和决策权，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降低、角色边缘化。这些转变进一步加剧了宗族认同弱化和血缘连接纽带的松散化，核心家庭利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村庄竞争愈发激烈，竞争的标准越来越高，给每个家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村庄的高度竞争对家庭劳动力的调动要求更高，不仅年轻夫妇的劳动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中老年人的劳动力、半劳动力也被纳入到村庄竞争中来。家庭劳动力和家庭资源为竞争服务的理念被树立起来，家庭资源分配以竞争为导向，村庄社会对家庭劳动力的评价也以是否对竞争有贡献为标准。家庭劳动力的配置以获取最大家庭收入为基准，半工半耕式代际分工是最有效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年轻夫妇外出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大头，中老年人在家务农获取务农收入和照看小孩。只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加在一起才能够使得家庭总收入达到村庄中等收入水平。中老年人有劳动能力很重要，一是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和自我照顾，二是他们务农的收入可以输入子代家庭，三是他们还能照顾孙辈，解放了子代的劳动力。因此中老年人的劳动力在资源上支持子代家庭，减轻了子代家庭的负担。年轻夫妇和中老年人两方的劳动力对家庭参与竞争都至关重要，如果年轻人的劳动力缺乏或没有外出务工，那么该家庭基本上难以完成家庭再生产，更谈不上家庭竞争。如果中老年人缺乏劳动力或没有被调动起来，以至于需要腾出年轻人的劳动力来照顾小孩和老年人，那么家庭收入也会大为减少。 村庄竞争越激烈，家庭劳动力就越会往能够提高竞争力的方向投入，如务工、务农、打零工、做生意、投资等，家庭资源就越要向能够体现家庭竞争优势的方面倾斜，如建房（买房）、城市化、小孩读书、耐用消费品等。这必然造成对农村老年人的忽略和挤压，一是年轻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对老年人无暇顾及，二是家庭资源较少向老年人倾斜。对于子代家庭来说，赡养老人与否不牵涉到村庄竞争的标的，更何况赡养老人要额外消耗掉家庭资源，会减少家庭其他牵涉竞争标的方面的开支。老年人在丧失劳动力或是生病之后，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还要徒耗家庭资源拖子代竞争的后腿。子代专门腾出劳动力来照顾老年人的机会成本就更大。那么，在村庄高度竞争的背景下，子代的时间、精力和财富等稀缺资源就不会向老年人倾斜。越是家庭条件差的家庭，这些资源就越稀缺，分配到老年人身上的就更少，老年人被忽略和挤压的程度就更高。当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或是生病之后，子代又无法兼顾竞争与赡养时，就会有希望老人“早点死”的心态。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一方面对子代有价值和情感寄托，有恩往下流的价值体验，当子代在竞争中承受了巨大压力时，他们也希望分担子代压力、缓解子代焦虑，为子代完成竞争目标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农村代际关系从反馈模式发展到交换模式，父代认识到如果自己不在有劳动能力时为子代多做贡献，在自己丧失劳动能力后就得不到子代的照顾。因此，子代竞争的压力就会传递到老年人身上，使他们也不会感到轻松自在，不会有“享清福”的想法。子代家庭的负担越大，老年人的压力就越大。当他们还能劳动时就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不要子代供养，还尽可能向子代输入资源，给子代照顾家庭和孩子，以尽最大力量解除子代的后顾之忧减轻子代负担。当他们年老或生病丧失劳动能力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了，不仅不能给子代做什么还要子代照顾自己，白白浪费子代的时间和资源。他们感觉到自己成了子代的拖累，会产生很强的心理负担及对子代的负罪感。子代家庭越是条件不好，老年人的这种负面心态就越严重。这时候他们能够做的一是尽量不给子代“添麻烦”，生病了能拖则拖不找子代要钱看病，生活上尚能自理就不要子代照顾;二是期待自己早点死，既能早解脱又能给子代减轻负担。有的老年人在生病之后就把自己给拖死、饿死或者自杀死。
农村老年人自杀是他们在被子代忽略挤压和自己为子代着想的双重压力下采取的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此时老年人自杀不是出于一时激愤，也不是因为在代际矛盾冲突中受到了屈辱导致价值观崩溃，而是经过长时期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老年人自殺时一般较为平静，甚至做好了后事准备。这一时期村庄对老年人自杀也看得比较淡定，老年人自杀不再激起村庄波澜，子代也不会因老年人自杀而受负面影响。村庄不认为老年人自杀是非正常死亡，尤其是老年人得病后自杀就被直接认定为病死。
（2）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类型
根据农村老年人自杀时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影响，可以将农村老年人自杀分为绝望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利己型自杀。
①绝望型自杀。绝望型自杀是指老年人在子代的赡养上不抱希望后作出的自杀行为。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两种绝望形态。物质上的绝望表现为老年人因为物质贫乏而处于绝对贫困和饥饿状态，包括缺乏基本的口粮维持生计。子代不按时给老年人送口粮，老年人又不好意思向子代开口要，有时要了还要受到儿子媳妇的数落。为了不去看儿子媳妇的脸色就尽量饿着也不去要，实在受不了才向子代开口讨吃。老年人不能自理之后得不到子代的照料也会带来绝望情绪。之所以得不到照料，一是儿子媳妇确实太忙了照顾不过来，二是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受到儿子媳妇嫌恶而故意不去照看。老年人生病之后得不到治疗也是产生绝望心理的重要方面。对于子代来说，老年人生病不仅治疗要消耗家庭财富，治疗好后还不能给家庭创造财富，子代觉得划不来就不会给予治疗。从精神上来说，老年人不能劳动之后，且不说得到子代悉心照料，连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他们看不到子代的好脸色，有的会受到子代的辱骂和殴打，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创伤和折磨。老年人与其在子代面前苟延残喘低声下气地活着，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许多农村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绝望中走向自杀。
②利他型自杀。这种类型的老年人自杀对子代是有利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对子代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影响很小，这是“利他”的前提，说明村庄已经认可了老年人自杀;二个是老年人自杀能够减轻子代负担，使他们能了却后顾之忧在村庄竞争上轻松上阵。当老年人不能劳动而成了纯粹“消费者”之后，对于子代来说是额外负担，老年人活得越长对子代造成负担就越重。当老年人生病或不能自理之后给子代带来负担就更大。子代不仅要出治疗费用，还要专门腾出劳动力来照顾老人，从而给子代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农村一些高龄老人虽然能够自理，但是他们的子代还得在家里守着，因为说不定哪天就去世了，这就耽搁了子代外出务工。不能外出务工就无法获取足够的家庭收入，也就难以完成竞争目标，所以会给子代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访谈中这些子代并不讳言希望老人早点死，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外出务工，如果再拖上几年就没人要了。而老年人自杀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仅可以节省子代的物质供给、医疗费用，还可以减少子代照料的机会成本，使他们外出务工更加从容、没有牵挂。子代家庭负担越大，老年人就越有为子代减轻负担的心理;子代付出越多，对老年人照顾越是周到体贴，老年人就越有愧疚心理，就越可能通过自杀来减轻子代负担。
③利己型自杀。这是农村老年人通过结束自己生命来解脱自己的一种自杀类型。农村老年人若处在缺乏物质和精神照料的情况下，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和痛苦，当他们实在熬不过时就可能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老年人难以熬过的折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病痛折磨。老年人得病之后不仅要受到病痛本身的折磨，使他们身体上痛苦难耐，得不到子代物质和精神上的照料，甚至还要遭到子代嫌恶唾弃。老年人生病后会在精神上受到痛苦折磨。有些老年人因为磨不过病痛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甚至有的老年人发现自己生了小病后就自杀了，因为生怕小病发展成大病之后连自杀都做不成。老伴去世的老年人在生病之后更可能自杀。另一种情况是孤独的折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在村有劳动能力的人又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农村串门的越来越少，老年人得不到年轻人的照料和看望，使他们的生活孤寂无聊。有的老年人一年到头看不到自己子代，因为子代无法放弃外出务工而回来专门陪伴老人，即便子代就同住在村里也无暇去看老人。村里的棋牌室、商店等需要付费的空间是中青年人的专享，对老年人是排斥的。在居住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空虚孤独的情况更加严重。有的老年人因受不了孤独的折磨而自杀。 五、结论与讨论
现代性进村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促进了村庄熟人社會的分化，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的性质，使传统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自己人关系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关系。熟人社会特性使得村庄竞争异常激烈，不同层级的农民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村庄竞争越激烈，处于优势地位的上层农民不断刷新竞争标的物，相对落后的农民就越要与之看齐。相对来说，上层农民有更多的条件调动资源参与竞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而处在下层的农民则由于缺少资源而倍感压力。
村庄社会关系性质的转变必然引起家庭关系性质的转换和调整。当农民家庭感受到了竞争压力之后就要调动资源参与竞争以缓解压力。对于许多农民家庭来说，家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劳动力资源，而调动劳动力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调整家庭关系的过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年轻夫妇的性别特性及其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与位置，使得她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她们最有动力去调动家里劳动力参与竞争。年轻妇女在对年轻男子、中老年人的劳动力的调动中必然要强制性地变革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并可能导致这三个农民群体的自杀。其中由于年轻妇女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对劳动力的调动意愿最强烈，但是她们在家庭权力结构中较低的地位无法支撑她们实现目标诉求，因此她们在矛盾和冲突中受挫自杀的可能性最大，自杀率也就最高。那么越是在竞争中落后、资源薄弱的家庭，就越需要充分调动家庭劳动力参与竞争，对家庭关系的调整力度就越大，家庭矛盾与冲突就越多越大，这些家庭中的年轻妇女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
2000年以后农村家庭关系有了质的转变，家庭关系中夫妻实现了平权，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中轴，代际关系从属于夫妻关系。由于村庄竞争的加剧，不仅年轻夫妇的劳动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也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村庄高度竞争引导家庭资源单向性地向年轻人流动，而较少向中老年人倾斜，从而迫使农村代际关系由传统的反馈模式向交换式剥削式转变。农村中老年人在有劳动能力时要为子代参与竞争贡献劳动力，在丧失劳动力后就成了子代参与竞争的负累，他们为此会有较强的心理压力和负罪感。而此时提早结束生命是他们唯一能够减轻子代负担和释放自身焦虑的方式。所以有的老年人会在子代资源挤压与为子代着想的双重压力下选择自杀。
涂尔干在他经典的自杀论著作中批评了从心理等因素来解释自杀率和自杀行为的倾向，他推动了将自杀现象作为社会事实进行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认为自杀现象总是与特定的社会进程联系在一起，自杀行为更可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法]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24页。自杀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社会变迁的表征。在研究策略上，涂尔干及其追随者首先找到特定环境内的主要指标，然后再挖掘这些指标与个体发生作用并导致自杀后果的机制。但是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并没有彻底贯彻社会事实的解释路径，他在不知不觉当中陷入了心理学解释的陷阱，譬如在对几种主要自杀类型的分析中大量直接套用“愿望”“意义”“目标”“尊严”“个性”“激情”“冷漠”“厌恶”“道德”等心理学分析的常用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勾连个体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本文的分析中，希图通过“分化-竞争-压力的社会配置”的分析框架打通“社会环境”-“主体认知”-“自杀行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对农民自杀行为的精巧解释机制。本文中特定的“社会环境”是指中国及农村社会整体变迁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农民的社会竞争，“主体认知”就是农民在竞争中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感，农村不同群体或个体因各自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地位、权力及个性等方面的差异，所能感受到的压力和焦虑在程度上有差异，感受到较大压力和焦虑而又无力舒缓的农民群体或个体的自杀可能性较大。本文的分析框架对自杀研究之心理学和社会学两大路径的结合是一个初步尝试，意在抛砖引玉希图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这项工作，以便对农民自杀行为的分析以及自杀干预更切中要害。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