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教育的“均”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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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新一届的美国初中生数学竞赛获奖名单出炉,与过去30年的传统一样,获得团体冠军的队伍和个人冠亚军的初中生受到总统的接见,奥巴马一如既往地接见了这些孩子,正如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里根所做的一样。在过去的一些年,一半以上的获奖者一直由亚裔占据,华裔在近些年几乎也占据一半的面孔。
  2013~2014年,美国将这项“美国初中生数学竞赛”纳入中学生学科竞赛,这意味着这些学生和所在学校的荣誉。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相关部委紧急叫停饱受争议的“奥数”。
  以上中美两国对于数学竞赛的态度和传统,代表了中西方典型的对于教育均衡的不同看法。西方注重于“衡”,中国注重于“均”,换句话说,中国的均衡教育的基点是“中庸”:不患寡而患不均;西方的均衡基点是“制衡”,在基本公正和基础公平的基础上,倡导个性。以上问题我们可以研究得深入一些。之所以中国的奥数走入“走火入魔”的境地,也是由教育公平政策引起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以前,奥数并不热,学习奥数的人和关注奥数热的人,确实具有数学天分的比例还比较高。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项政策改变了一切:出于公平起见,不允许进行初中入学考试,而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得奥数几乎成为重点初中唯一的选才标准。
  那么,美国的教育公平是如何实现的呢?是不是因为Mathcounts(美国初中生数学竞赛)而“奥数”成风的呢?对中国教育公平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来讲,教育的目标和导向不一样。深受杜威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美国,无疑在西方教育是标杆性的。杜威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进行下去”,“如果一个学生学完9年级的数学,由于某种原因教育突然停止,他还愿意继续学习下去,那么这个教育就是成功的”。杜威的教育观从60年代起逐步影响美国的教育政策,且越来越重要。相比起“培养精英人才”和“培养社会有用的人”,美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导向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将“教育是否进行下去”作为重要的哲学导向。奥巴马上台后,更是把不同种族的及格分数制定得有差距,对于公立学校的学生来说,亚裔的数学85分才算及格,白种人也许70分就及格了,而西班牙裔和黑人学生,55分也许就算合格。从表面上来讲,这种“不公平”确实存在,然而从“过程性考核来看”,55分的黑人学生能够将学习继续下去的水平,和85分的亚裔学生的水准是一样的,这就是美国的教育逻辑。受到这种哲学思维的影响,亚裔学生2200分的SAT成绩也许只能上美国排名40位左右的大学,而同样分数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也许可以收到常春藤联盟的入学通知。
  美国的中小学有三种形式:公立、私立和教会学校,总体来讲,公立学校严格按照学区就近上学,私立学校学费较贵(每年2万美金左右,有的高达4万美金),教会学校是半慈善性质(每年的学费在1万美金左右)的。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美国是如何显示教育公平的呢?
  美国基础教育的公平,只能在公立学校进行比较,小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就是将基础的听、说、读、写和数学水平让美国的各州制定考核标准。美国各州有权制定教育的法案和教学评估的办法,针对各种种族制定出及格线,然后将数据公布。有很多公司和网站会将这些公布的API制作成各种应用。
  下图中,绿色的图标表示这个学校超过平均水平,橙色的表示平均水平,而红色的就是预警学校了。通过以上的考核,确实起到了督促落后学校的目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所谓高中排名,是“及格率排名”,其实和中国的围绕高考的排名是完全不同的。获得预警的学校,很有可能被托管到私立机构,成为“特许学校”,成为官办民营的学校。
  由于这种考评体系,是否会出现一窝蜂的择校风潮呢?事实上不会。原因在于,美国的大学录取也是按照片区录取的,也就是说,虽然好学校的学生程度好,得到好大学的名额会多一些,但是竞争也更加激烈。从小布什开始,一些州预警学校学区的孩子,不用搬家就可以选择离开本区就近入学,也没有造成大规模的转学热潮,原因主要在此。
  美国教育公平的“制衡”还体现在大学选才标准的多元化上。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总体有四项:SAT成绩、GPA分数、志愿者和爱心、特长和体育运动。SAT成绩和GPA是容易评估的东西,各大名校基本的原则是设置底线,比如哈佛大学SAT成绩要求不低于2200分,GPA不低于3.8分,这并不意味着你得到2200分和3.8分就可以上哈佛大学,事实上够这个标准的超出哈佛需要量的百倍不止。一个学生只要认为自己够名校资格,就可以递交资料,后面两项指标就非常重要了。“志愿者和爱心”,之所以名校要求这些证据,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学生毕业以后成为校友,会捐款给母校,美国私立大学的校友捐款决定了大学的生存。“领导力和特长”这个指标,美国的各个大学各有自己的要求,体现出巨大的个性。匹兹堡大学需要更多的橄榄球队员和体育特长生,这是因为匹兹堡这个城市是运动之城,而哈佛大学的目标就是培养领袖,哈佛的候选生,则要更多体现自己的领导能力。通过以上分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美国高中生“不择校”了。而事实上,对于美国中学生和家长来讲,“上名校”并非他们一致的强烈诉求,例如匹兹堡的斯维克利高中,也算美国私立学校前60位的好高中,学生毕业后,更多的去了普通的大学甚至社区大学,这所学校的网站上也将这些美国末流的大学列入毕业生的去向。原因在于,这所贵族学校更在乎自己的学生将来的社交圈子:跟谁打冰球,养成如何的业余爱好和贵族修养,以及哪个校友当了议员和大法官。至于名校升学率,不入这所几百年名高中的法眼。
  SAT成绩是美国大学录取的关键指标之一,即使这样,同样对于分数,中美的看法也大相径庭。这些年,留学美国的中国高中生每年回到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回中国突击SAT,这是因为美国SAT考试班确实市场不大,而上海新东方暑期SAT班中,从美国飞回来复习的占了一半多。在美国高中,也会组织学生进行ACT、PSAT、SAT的考试,一般1个月以后出来成绩,学生们更重要的是看与这些考试成绩一同寄给考生的评估报告:考生的程度、特长、适合从事哪些职业、有哪些缺陷需要弥补。与中国考生上完最后一堂课后“烧书”的行为艺术不同的是,美国的教育更多的是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和“让教育继续下去”。


  美国的GPA成绩,也就是平时的作业、日常表现和考试成绩,其重要性往往超过入学考试,例如美国的很多大学招收研究生的时候,几乎只看专业和大学生的GPA成绩。美国有一个网站EDLINE,很多州都使用这个网站,这个网站除了担负所委托基础教育学校的课程平台外,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GPA分数查询。在美国宾州的匹兹堡,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使用这个网站,学生和家长都有帐号,高中四年的每次作业、每次考试和测验都记录在此。Wendy是文森特高中的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她前三年的GPA分数是3.9,几乎每门课的基点分都是由该学期的几十次所有的课堂表现和作业、测验构成的,这些东西造不了假。Wendy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不断会接到美国一些名校的邀请去参观和参加宣讲,这些美国大学的数据来源,就是网站上Wendy的GPA报告。


  Wendy2013年下半学期2个月的IB数学报告


  Wendy2013年下半学期2个月的GPA报告首页
  爱心、特长和领导力,相对于GPA和SAT成绩来说,属于大数据的“非结构化数据”,美国各大学在招生的时候,会收集全国各种比赛的奖项,以及各种组织评选的优胜者的信息,然后给这些学生发信邀请参加大学的各种活动以观察和测试。除此之外,对于候选的学生,各大学的学科老师和招生老师会根据学生的特长组织专项的夏令营或者俱乐部,以任务的形式来筛选学生或者决定给予学生的奖学金的比例。
  到美国的大学考察,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校园的美丽和开放外,就是非常明显的招生和国际生办公室的突出位置。整个学校几乎就是围绕招生为中心的,而这种招生是过程性的而不是中国“一考定终身”式的。因此,围绕教育目标导向和学生的过程性评价方式,决定了美国的教育均衡的特点是底线均衡和个性的“制衡”,而大数据支撑的考核方式,更能有效、准确地筛选学生以及个性。
  随着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均衡也出现一些变化,逐渐从高考独木桥走向了多元的评价和选拔体制。然而,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警觉——
  在教育导向上,选拔精英和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深深地植入在中国人的脑海中,个性化、教育继续以及教育本身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没有得到重视,在这个导向的基础上,无论如何改变高考、中考制度,也难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象。中国人重视“均”,不重视“衡”,在培养大量标准化人才的同时,伤害了真正的“创新的天才” ,也造就了大量“失败的考生”,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等级、平等和中庸思想,阻碍了教育的改革。
  在底线的公平上,也由于中国文化片面强调“人上人”和一致的统一,造成了事实上教育基线无休止的抬高。美国高考的SAT 数学,几乎是中国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的有些很好的高中生数学都学习了微积分以及大学课程,比较低的底线有利于有个性的学生在基础教育的阶段得到自由的发展。而中国统一的高考制度不仅造成难题、偏题、怪题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在学习最黄金的年龄把学生的思维大幅度地固化。印度教育家苏伽特2012年获得联合国教育大奖,他说:“在大数据时代,阅读、搜索和辨别真伪是未来教育的重点”,而中国的高考改革,一直在类似“语文还是英语的权重”的低层面中徘徊。
  “政府抓公平、教育主体趋向个性”是国际教育的趋势。中国教育管得过死和过多,造成了教育应用的单一化,也就没有教育大数据的发展。学校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缺失,也就没有可能和机会参与到大数据的应用。
  2013年,北京宣布降低高考英语分数,增加高考语文分数,获得了多数的掌声,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危险信号。邓小平对于教育有一句题词:“ 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是大智慧者的战略。学习英语,是邓小平面向世界的抓手;教育国际化和留学生政策是改革开放面向未来的唯一选项;“电脑要从娃娃抓起”是教育现代化的明确指针。中国的教育,不能再纠缠于如何考核了,而应将教育的目标进行明确,面向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未来,和什么样的现代化?在上海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考生直接出国的情况下,逆流进行教育改革,结果会和取消小升初考试造成奥数泛滥一样不可收拾。
  高等教育的信息化和大数据管理尤其在职业教育中,大数据会提供更加多的手段支持个性,也会发展迅速。在基础教育阶段,不进行教育宗旨和目标的梳理,所有的信息化都无法真正进入教育的核心。在中国西部的很多地方,2012年的信息化和教育GDP的指标,造成了一个班级有三个投影机的怪事,就是教育目标不改,信息化围绕设备而无法围绕教育本身而进行的结果。而围绕高考,也许各种对于教师和学生评估会使用很多的大数据技术,但其结果是可悲的,就像河北某中学考核学生“抬头率”一样,大数据可以把教育搞活,也可能把教育搞死。
  在目前体制情况下,未来均衡教育在大数据应用上,比较容易的是对于非高考因素的课程和能力,比如音乐、美术、科学、劳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围绕应试的课程,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的是消除地区差距方面的努力,而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可以在国际教育、中外合作教育等方面进行尝试;针对流动人口和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聚集地,信息化也可以发挥很大的异地考试、异地教育的作用。
  我国教育部门和各省市教育部门,最应该做的也许不是进行“换汤不换药”的高考制度改革,而是应该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和各地针对评价体系的“大数据接口”,以便于通过类似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机制,真正将各地的教育现状家底摸清,然后再出台个性化的教育均衡措施。不然,一方面“教育投入和成效取得巨大效果” ;一方面“多次出现大规模辍学和教育质量结构性下滑”。国民对于教育不满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每一个人均认为自己是教育不均衡的受害者;一方面眼见的现实和宣称的不一致甚至出现巨大的反差。也许在目前的情况下大数据改变不了教育,但是一直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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