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思想体系在数千年里持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也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主流意识和处世态度。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理念。但因为孔子的教育理念毕竟产生于距今两千多年的奴隶社会，并带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也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因此，在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早已大大变迁的现代，有些理念就会对现代的教育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孔子传统教育理念现代教育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思想体系在数千年里一直持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主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也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主流意识和处世态度。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在致身于教育事业的一生里，他亲身施教、著书立说、编写教材、设馆授徒，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理念，如“有教无类”的思想，首次把教育的大门向各阶层的民众敞开，这在奴隶主贵族主宰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奴隶社会里，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着创新意义；孔子又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教育理念，论证了每个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很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才提升了人的秉赋，使之有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有启发式教学的理念，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观点，指出了“启发”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又如“教学相长”的思想，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出师生共同研讨、共同发表学术见解对教学工作的促进作用；在学习方法上，孔子提出“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具体的做法。但是，因为孔子的教育理念毕竟产生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奴隶社会，带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也有着那个时代突出的局限性，因此在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早已大大变迁了的现代社会中，某些理念就会对现代教育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现代教学的正常活动。本文在对孔子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深入分析的前提下，将孔子的传统教育理念中对现代教育的消极影响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畏天命，畏大人言”思想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里，“亲亲”、“尊尊”是基本的道德诉求，也是儒家的“礼”与“仁”产生的思想基础。孔子的“礼治”就是要以礼治国，明确区分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使伦理道德在维系社会秩序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建立起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秩序，形成了一种人伦观与管理观相结合的社会礼治系统。孔子的这种礼治思想既适合于当时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结构，又符合彼时把家族伦理当成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实体的管理模式，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国家的和谐与安定。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礼”教的内容:“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等。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为了使“礼治”到达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孔子又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准则。《礼记·学记》云：“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所以孔子要教导青年人“畏天命，畏大人言”、“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的这些观点是要求年轻人对师长要有畏惧心理，服从自然规律，尊重长者，听从长官的命令，不可以任意胡为而违背了天理和人伦，这种观念固然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这种“尊尊亲亲”的礼治教育的确有着法律般的效果，但经过长时期的心理积淀之后，这种“畏天命，畏大人言”的传统观念就演化成了对师长或学术权威的盲目遵从心理。
正是因为这种对权威、尤其是对师长的敬畏心理，也使得现代教育中受教育者和施教者的地位不平等，学生对教师过度敬畏和无原则服从。具体到学术研讨中，学生会下意识地认为教师的观点是正确的，是不能反驳的，所以他们会对教师学术观点中的瑕疵采取沉默的态度，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敢于大胆地反驳师长或学术权威，大胆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而这种尊师心理表现在课堂上，就形成了施教者对于课堂的独裁心理，教师会片面地认为课堂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之阵地，是属于施教者的，所以课堂理所当然地应当由教师来主宰，而不允许出现学生当面质疑教师的举动。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对师长的过度遵从显然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因为其阻碍了原本应当自由的学术研讨气氛，阻碍了学术思维的活跃性，也阻碍了学术结论的严谨性。而究其根源，则在于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言”思想对现代教育所形成的心理压力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语言观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在“礼治”思想的指导下，儒家学者认为做人要加强自我修养，因此就形成了“中庸”、“克已”的修身准则。儒家学者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修养之道，他们认为，虽然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但为了追求“礼治”，因此要对自我的情感加以限制和约束，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才能“致中和”，才能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终到达“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境界。在“仁”与“中庸”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谨慎、稳重的性格特征，此种品德已成为国人的集体共识，也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评判标准和各种社交场合的集体心理。
孔子明确提出了“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语言观，并直接表现了对“巧言令色”之人的鄙视。孔子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意思是说，一个有教养有品行的人，应当是沉默的，他应当是说的少，做的多，最好是不说，才能显示一个人深沉稳重的品质。而对于一个在交际场合善于言辞、工于言辞的人，孔子的评价是“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为：“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于是，中国人才会有“沉默是金”的集体心态，才会有“言多必失”的俗语。这种道德标准一旦形成，必然会在现代教育中产生消极的影响，使得学生在课堂上言语谨慎，当说的话不说，应当发言时也保持沉默，这就会使教师设计的互动效果无法顺利实现，教学效果无法顺利实现。对于施教者来说，孔子的语言观同样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孔子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巧言”时，会使人的道德观发生混乱，干扰了正常的道德秩序，所以应当受到公众的谴责。孔子的这种反对“巧言”的思想会干扰教育者的语言表达，使教育者不愿意使用过于华丽的语言去表现思想，从而阻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更使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心理差距拉大。
对于书面语言，孔子同样有其标准，他认为做文章的效果应当是“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只要把意思表达明白了，写文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书面语言应有的风格应当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文章的内容大于语言形式，那么就会显得粗鄙；如果语言形式大于文章内容，所说的话就显得浮浅。只有文章的内容与语言相对应，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风范。基于这种语言观，对于书面语言里过分追求言辞修饰的做法，孔子是极不赞赏的。出于对“巧言令色”的反感，孔子同样认为，“文胜质”是一种书面语言的“巧言令色”，也是一种用语言去“乱德”的作法，即败坏了语言的诚信感。因此，他认为这样写文章就是浮浅的表现，而不是君子应当有的行为。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之下，现代教育工作者在从事学术写作时，都只要求内容表达的准确和严谨，而不在意语言的文采与修辞手法的运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写作风格仍在受着孔子“辞达而已”的语言观制约，对于文采飞扬的论文并没有太多的欣赏，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会影响到文章的写作质量，也会影响到语言的社会效果。
三刚毅木讷的内敛心态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敛的民族，中国人自幼就生长在沉默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传统的学习方式是“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沉默式学习方法，在用心去体会而不是出声朗诵的过程中学习。中国人所心仪的是含蓄、谨慎、稳重的处世风格，认为“祸从口出”，对于开放、张扬、积极主动的处世态度并不看好。
在性格修养方面，孔子也有明确的观点，他一方面对“巧言令色”表示极度的反感，另一方面，对不善于言辞、性格内敛的人表现出十分的褒扬。孔子认为，“讷于言”的人才是品格真诚可信的人，因为他“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孔子所欣赏的“讷于言”，其实是出言谨慎之人，在公开的场合不轻易开口说话。木讷之人说话不会太快，言辞也很质朴，但孔子认为他的话是真诚而本色的，是坚毅果敢性格特征的表现，因而“木讷”之人也就具有了“仁”的品德。在孔子的学生中间，孔子最喜欢的是不善于言辞的颜回。颜回素以德行著称，他严格按照孔子“仁”和“礼”的要求，一生都“敏于事而慎于言”，在生活中他更是以行动代替语言，说话时也很小心谨慎。颜回一生以追随孔子、坚守孔门学说为目标，不管穷与达都能保持认真读书的秉性，因而孔子赞美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而对于机敏的宰予，孔子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宰予是孔门中思想活跃而善于提问的学生，也是孔门弟子中惟一一个敢正面对孔子提出异议的学生。他曾对孔子的“三年之丧”提出异议，也提出过“仁者落井”的另类问题，孔子对他显然是反感的，骂他为“朽木”和“粪土之墙”。其实，孔子讨厌宰予过于爱出风头，认为他是言行不一之人，孔子痛斥宰予言辞张扬的个性影响到孔子对人物性格的判断：“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孔子的这种对内敛性格的欣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和公众对人物性格的判断。具体到教育环境里，这种对内敛性格的欣赏和对张扬个性的排斥会严重影响到现代教育工作的日常行为。因为，在日常的教育环境里，大多人都认同含蓄、内敛的性格，遵循着“三思而后行”的古训，在集体场合更愿意保持一种谨慎而沉默的态度，低调处理学术上的创新与挑战，不愿意做一个被公众认为出风头的人，这就大大降低了学术所要求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阻碍了学术上的开拓与进取。而对于需要时刻保持着创新与挑战的科学领域来说，对于需要培养学生进取意识的现代教育来说，孔子的这种理念无疑是消极的。
综上所述，孔子虽然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语言实践者，他的许多理念也确实推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进程，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建设，但是他的“畏天命，畏大人言”的尊卑有序思想，他对“巧言乱德”的批判和“辞达而已矣”的社会语言观，以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章学理论，却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积淀之中，形成了过于沉重的心理压力和过于苛刻的标准，也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在现代教育工作中，我们还是应当有所选择地对待两千年前孔子的传统理念，而不是全盘地照搬或生硬地套用孔子的观点，去处理今天新环境中所产生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熊贤君：《中国古代教育管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徐仲林：《孔子教学思想评述》，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史杰，女，1976—，河南泌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教育理论，工作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关键词：孔子传统教育理念现代教育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思想体系在数千年里一直持久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主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也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主流意识和处世态度。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在致身于教育事业的一生里，他亲身施教、著书立说、编写教材、设馆授徒，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理念，如“有教无类”的思想，首次把教育的大门向各阶层的民众敞开，这在奴隶主贵族主宰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奴隶社会里，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着创新意义；孔子又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教育理念，论证了每个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很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才提升了人的秉赋，使之有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有启发式教学的理念，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观点，指出了“启发”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又如“教学相长”的思想，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出师生共同研讨、共同发表学术见解对教学工作的促进作用；在学习方法上，孔子提出“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具体的做法。但是，因为孔子的教育理念毕竟产生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奴隶社会，带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也有着那个时代突出的局限性，因此在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早已大大变迁了的现代社会中，某些理念就会对现代教育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现代教学的正常活动。本文在对孔子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深入分析的前提下，将孔子的传统教育理念中对现代教育的消极影响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畏天命，畏大人言”思想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里，“亲亲”、“尊尊”是基本的道德诉求，也是儒家的“礼”与“仁”产生的思想基础。孔子的“礼治”就是要以礼治国，明确区分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使伦理道德在维系社会秩序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建立起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秩序，形成了一种人伦观与管理观相结合的社会礼治系统。孔子的这种礼治思想既适合于当时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结构，又符合彼时把家族伦理当成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实体的管理模式，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国家的和谐与安定。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礼”教的内容:“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等。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为了使“礼治”到达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孔子又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准则。《礼记·学记》云：“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所以孔子要教导青年人“畏天命，畏大人言”、“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的这些观点是要求年轻人对师长要有畏惧心理，服从自然规律，尊重长者，听从长官的命令，不可以任意胡为而违背了天理和人伦，这种观念固然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这种“尊尊亲亲”的礼治教育的确有着法律般的效果，但经过长时期的心理积淀之后，这种“畏天命，畏大人言”的传统观念就演化成了对师长或学术权威的盲目遵从心理。
正是因为这种对权威、尤其是对师长的敬畏心理，也使得现代教育中受教育者和施教者的地位不平等，学生对教师过度敬畏和无原则服从。具体到学术研讨中，学生会下意识地认为教师的观点是正确的，是不能反驳的，所以他们会对教师学术观点中的瑕疵采取沉默的态度，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敢于大胆地反驳师长或学术权威，大胆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而这种尊师心理表现在课堂上，就形成了施教者对于课堂的独裁心理，教师会片面地认为课堂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之阵地，是属于施教者的，所以课堂理所当然地应当由教师来主宰，而不允许出现学生当面质疑教师的举动。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对师长的过度遵从显然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因为其阻碍了原本应当自由的学术研讨气氛，阻碍了学术思维的活跃性，也阻碍了学术结论的严谨性。而究其根源，则在于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言”思想对现代教育所形成的心理压力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语言观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在“礼治”思想的指导下，儒家学者认为做人要加强自我修养，因此就形成了“中庸”、“克已”的修身准则。儒家学者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修养之道，他们认为，虽然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但为了追求“礼治”，因此要对自我的情感加以限制和约束，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才能“致中和”，才能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终到达“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境界。在“仁”与“中庸”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谨慎、稳重的性格特征，此种品德已成为国人的集体共识，也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评判标准和各种社交场合的集体心理。
孔子明确提出了“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语言观，并直接表现了对“巧言令色”之人的鄙视。孔子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意思是说，一个有教养有品行的人，应当是沉默的，他应当是说的少，做的多，最好是不说，才能显示一个人深沉稳重的品质。而对于一个在交际场合善于言辞、工于言辞的人，孔子的评价是“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为：“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于是，中国人才会有“沉默是金”的集体心态，才会有“言多必失”的俗语。这种道德标准一旦形成，必然会在现代教育中产生消极的影响，使得学生在课堂上言语谨慎，当说的话不说，应当发言时也保持沉默，这就会使教师设计的互动效果无法顺利实现，教学效果无法顺利实现。对于施教者来说，孔子的语言观同样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孔子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巧言”时，会使人的道德观发生混乱，干扰了正常的道德秩序，所以应当受到公众的谴责。孔子的这种反对“巧言”的思想会干扰教育者的语言表达，使教育者不愿意使用过于华丽的语言去表现思想，从而阻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更使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心理差距拉大。
对于书面语言，孔子同样有其标准，他认为做文章的效果应当是“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只要把意思表达明白了，写文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书面语言应有的风格应当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文章的内容大于语言形式，那么就会显得粗鄙；如果语言形式大于文章内容，所说的话就显得浮浅。只有文章的内容与语言相对应，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风范。基于这种语言观，对于书面语言里过分追求言辞修饰的做法，孔子是极不赞赏的。出于对“巧言令色”的反感，孔子同样认为，“文胜质”是一种书面语言的“巧言令色”，也是一种用语言去“乱德”的作法，即败坏了语言的诚信感。因此，他认为这样写文章就是浮浅的表现，而不是君子应当有的行为。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之下，现代教育工作者在从事学术写作时，都只要求内容表达的准确和严谨，而不在意语言的文采与修辞手法的运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写作风格仍在受着孔子“辞达而已”的语言观制约，对于文采飞扬的论文并没有太多的欣赏，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会影响到文章的写作质量，也会影响到语言的社会效果。
三刚毅木讷的内敛心态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敛的民族，中国人自幼就生长在沉默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传统的学习方式是“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沉默式学习方法，在用心去体会而不是出声朗诵的过程中学习。中国人所心仪的是含蓄、谨慎、稳重的处世风格，认为“祸从口出”，对于开放、张扬、积极主动的处世态度并不看好。
在性格修养方面，孔子也有明确的观点，他一方面对“巧言令色”表示极度的反感，另一方面，对不善于言辞、性格内敛的人表现出十分的褒扬。孔子认为，“讷于言”的人才是品格真诚可信的人，因为他“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孔子所欣赏的“讷于言”，其实是出言谨慎之人，在公开的场合不轻易开口说话。木讷之人说话不会太快，言辞也很质朴，但孔子认为他的话是真诚而本色的，是坚毅果敢性格特征的表现，因而“木讷”之人也就具有了“仁”的品德。在孔子的学生中间，孔子最喜欢的是不善于言辞的颜回。颜回素以德行著称，他严格按照孔子“仁”和“礼”的要求，一生都“敏于事而慎于言”，在生活中他更是以行动代替语言，说话时也很小心谨慎。颜回一生以追随孔子、坚守孔门学说为目标，不管穷与达都能保持认真读书的秉性，因而孔子赞美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而对于机敏的宰予，孔子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宰予是孔门中思想活跃而善于提问的学生，也是孔门弟子中惟一一个敢正面对孔子提出异议的学生。他曾对孔子的“三年之丧”提出异议，也提出过“仁者落井”的另类问题，孔子对他显然是反感的，骂他为“朽木”和“粪土之墙”。其实，孔子讨厌宰予过于爱出风头，认为他是言行不一之人，孔子痛斥宰予言辞张扬的个性影响到孔子对人物性格的判断：“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孔子的这种对内敛性格的欣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和公众对人物性格的判断。具体到教育环境里，这种对内敛性格的欣赏和对张扬个性的排斥会严重影响到现代教育工作的日常行为。因为，在日常的教育环境里，大多人都认同含蓄、内敛的性格，遵循着“三思而后行”的古训，在集体场合更愿意保持一种谨慎而沉默的态度，低调处理学术上的创新与挑战，不愿意做一个被公众认为出风头的人，这就大大降低了学术所要求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阻碍了学术上的开拓与进取。而对于需要时刻保持着创新与挑战的科学领域来说，对于需要培养学生进取意识的现代教育来说，孔子的这种理念无疑是消极的。
综上所述，孔子虽然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语言实践者，他的许多理念也确实推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进程，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建设，但是他的“畏天命，畏大人言”的尊卑有序思想，他对“巧言乱德”的批判和“辞达而已矣”的社会语言观，以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章学理论，却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积淀之中，形成了过于沉重的心理压力和过于苛刻的标准，也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在现代教育工作中，我们还是应当有所选择地对待两千年前孔子的传统理念，而不是全盘地照搬或生硬地套用孔子的观点，去处理今天新环境中所产生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熊贤君：《中国古代教育管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徐仲林：《孔子教学思想评述》，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史杰，女，1976—，河南泌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教育理论，工作单位：郑州华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