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废名曾在北大课堂将他对新诗的特别的思考体现在每一个主题讲座中，其中对新诗成就的判断颇引人思考，他说：“中国的新文学算是很有成绩了，因为新诗有成绩。”〔1〕仅此一句，足见废名对新诗成绩的认可。然而，时隔半个世纪，在当代中学语文教学中，新诗的分量却是公认的不堪想象的轻，新诗能否承受如此之轻，这是教材编写者和教学大纲制定者等相关人士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审慎对待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谈新诗是反映现当代人思想与情感最切合的工具，姑且不论新诗丰富新奇的想象力，姑且不说新诗所包孕的全新的个体经验，姑且淡化新诗语言、修辞策略的活力，姑且“无视”新诗对个体生命内涵富有哲理的挖掘……单单是新诗的被误读、被乱讲就已经构成了我们无法忽视和隐蔽的焦虑。中学语文教学中新诗的教学问题太多，关于讲解新诗的技巧的问题被不同级别、不同地域的教师反复提起，相关的学术讨论也深入开展过多次，可是问题还是那些问题，教学方法依然没有改进，其中主客观原因很多，本文着重从新诗的思维术这一具体施教方案入手分析改进中学新诗教学的可行策略。
　　
　　新诗教学需要启用新诗的思维术
　　
　　目前中学新诗教学中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施教传统，即很多教师始终没能跳出小说、散文等文体的讲授方式，习惯性地用简单的归纳中心思想和概括段落大意的方式分析、讲解新诗，或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判断诗歌文本的“善”与“恶”，侧重诗歌的思想教育功能，很少从根本上认识新诗文体的独特性——新诗的新异品格、新诗的审美范式、新诗的形态特征，挖掘新诗内在的精神光华，探究新诗意象的丰富性，分析新诗的抒情和叙事方法，并因此采取相应的讲授方式。
　　在中学，新诗的讲解、欣赏本身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对于部分教师而言，讲授新诗的空间越大，讲解的自由度越充分，反而越不知从何入手。那么，该如何针对新诗的独特性展开教学，如何切实提高新诗教学质量和效果，如何真正让学生喜欢并接受新诗呢？当务之急，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一种新诗的思维术。
　　新诗的思维术从诗的思维术发展而来。“诗的思维术”一词，是早期象征派理论家穆木天1925年在《谭诗——给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他说：“我希望中国作诗的青年，得先找一种诗的思维术，一个诗的逻辑学。作诗的人，找诗的思想时，得用诗的思想方法。直接用诗的思考法去思想，直接用诗的旋律的文字写出来：这是直接作诗的方法”。〔2〕显然，穆木天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提出“诗的思维术”一词的，从创作层面来看，这是个具有开创性、能切实提高诗艺水准的提法。他认为，只要是用“诗的逻辑”想出来的文句，其结构就会超越形式文法的组织方法。诗有诗的语法规则，绝不能用散文的（更不能用小说的）文法规则去约束它。诗句的组织法应该适应思想形式的无限变化。只有用诗的思维来作诗，才能产生真正的诗。不然作出来的东西不论形式如何，都不是诗，因为诗和文的区别，最根本的就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别。作诗不能用散文的思维，不能用小说的思维，更不能用议论文的思维。要将诗写得真正像诗，得从诗的思维方式着手，诗必须有诗情、诗意、诗美，这些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关键。
　　写诗需要诗的思维术， 同理，欣赏、讲授诗歌也不能无视诗的思维术。换而言之，讲解新诗，要摸索出它不同于其他文体、不同于古诗的观念和方法。这就首先要求讲授者在意识中确立诗的思维术，以和其他文体的讲解方式、侧重点相区别，进而还要强化与洞悉新诗的思维术之“新”的所在。
　　
　　新诗的思维术之“新”
　　
　　从诗歌表层来看，新诗与古诗的不同体现在语言、形式、创作观念、生产背景等诸多因素中，从施教策略来看，古典诗歌的讲授明显易于新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诗歌创作与鉴赏之间是协调的，古典诗歌的鉴赏理论是丰盈的。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古典诗歌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鉴赏的时代，创作与欣赏相得益彰，而且大部分学生在学前教育阶段就已经接触过古典诗歌，并潜移默化地习得了相关欣赏方法，而这些对于现代诗歌来讲，正是所缺乏和亟待建设的。
　　古典诗歌在具体的事物与抽象的感念之间，侧重于具体；在婉曲的抒情与直接的叙述之间，侧重于直接叙述，体验与人生经验直接相适应，加之长期自觉建立的集体无意识创作观念的驱使，古典诗歌很容易在欣赏接受者中达成认识上的统一。同时，古典诗歌的欣赏结构拥有层次性和完整性，这不仅体现在情感表达上、叙述抒情上，也体现在画面的构制上。当然，与新诗讲授的困境比较，古典诗歌的讲授是少歧义、少茫然的，这主要得力于其诗歌鉴赏理论的丰富、成熟，其创作和批评长期以来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从孔孟、老庄开始，不仅诗人论诗，思想家论诗，并且还出现了刘勰、陆机、钟嵘、司空图等一大批以论诗而著称于世的文论家和不计其数的文赋、诗品和诗话著作，从而形成了丰富的、体系十分完备的诗歌鉴赏理论，它不仅提供了系统的诗歌品评语汇和概念，同时也打开了读者走进诗歌欣赏结构的各种有效路径。
　　中国古代诗论家不是与诗歌的生长而是与诗歌的介绍、传播和鉴赏联系在一起的。比较而言，现代诗歌时代是一个作者的时代，鉴赏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而古典诗歌的鉴赏传统不能满足现代诗歌欣赏的需要。客观地说，新的鉴赏理论仍没有完备起来，这给教师讲授新诗带来了普遍的难度，创作与欣赏之间出现了断裂，这就要求我们在讲授新诗的时候自觉建立起与古诗不同的“新诗的思维术”。我们可以尝试着用新诗的思维术讲解郑愁予的《错误》一诗，为何要选取这首诗呢？在人教版中学教材中，这首诗恰恰最不易借用新诗的思维术，它不仅富有古典意境，而且借用了大量古典意象。
　　在《错误》中，诗人借用了莲花、东风、柳絮、春帷、窗扉等曾频繁地出现在古典诗歌中的意象。郑愁予擅长用传统意象表达诗情诗绪，所以有人称他为“中国的中国诗人”。在新诗中，大量借用传统经典意象并且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内涵，《错误》确实是很突出的个案，因为大部分新诗更为致力于清洗古典诗歌意象身上的文化沉淀，以此造成感性欣赏结构的陌生化和模糊化，所以在分析新诗的意象时一般是不能借用古典诗歌欣赏经验的。而《错误》一诗不然，不仅用传统的意象，还不乏传统的意识。可是，如果我们全然停留在传统抒怀的层面，就会忽略这首诗中现代情怀的闪现，更不会理解为何这样一首诗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在此，就需要我们借用新诗的思维术进行非古典诗歌表达的探究。
　　从该诗形式的现代特征来看，全诗句子长短不一，错落有致。诗中写“我”的诗句较短，开头和结尾两句都使用了短句，这恰恰是对过客的描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来不及停下就消逝在岁月的长河里。写“你”的多为长句，这与 “你” （思妇）的等待之悠悠、思念之绵绵正好相应。诗中还用了两处叠词：小小的，达达的。这些都增加了诗歌抒情的深婉性，使诗歌充满了节奏感。“我”与“你”这两个现代人称代词的交替跃出，也为我们建构了多维的富有戏剧效果的艺术空间。
　　此外，这首诗究竟是不是全然的古典意味呢？诗中有两个渗透着现代性内涵的诗句常常被人忽视，即“寂寞的城”和“过客”，其隐含的现代性指向不易被挖掘出来。以“寂寞的城”为例，在古典诗歌中，“城”不是承载乡土文化的意象，它被诗人用现代的方式表达出现代的个体感受，诗人直接把抽象的自我意识实体化、意志化，言说结构感性化，这正是新诗的表达方式。我们知道，古典诗歌把作者的意绪融入物景之中，以保留物景的客观状态为前提。而自我意识在新诗中不断被强化，诗人们着力于自然的“人化”而不是自我的“物化”，通过把作者的主观意志加在意象之上，形成相互扭结的状况，并且使自然的、原态的物象产生变形，使之服从于一种复杂微妙的意绪传达。在诗中，客观所在的“城”所染上的正是被诗人意志所掌控的“你”的寂寞心态，不论这个“你”是现在的“你”还是过去的“你”，但情感却是现代人的情感，是典型的现代人乡愁的微妙表达！
　　有谁在解读这首诗时用心于“过客”？这恰恰是全诗情感升华的突破点，“过客”是现代派诗歌中与“荒原”并置的现代意象，抒发的是在时间的链条中，从过去到未来的富有动态感的情怀，诗中“过客”的生命和价值追求的终极指向何方？“达达的”马蹄的动态之音和“过客”的动感形态打破了古典诗歌所崇尚的静态和谐的审美意识，也超越了古代诗人以虚静、闲适的心境面对自然万物的人格特点，同时与诗中首句的“打”“走过”遥遥相应。郑愁予被称为“浪子诗人”，对此，他说因为他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所以接触到了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于是就把这些写进诗里，有些人便叫他“浪子”。其实影响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更多的是传统的仁侠精神。也许正是古典仁侠精神和现代浪子情怀的结合，才使郑愁予的诗有如此动人的艺术魅力。
　　新诗怎么样都是讲，怎么讲都能讲。由此看来，除了方法和策略之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出来，那就是施教者责任感的确立，究竟什么是新诗讲授者的责任，应该至少确立怎样的责任意识？我们不妨看看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也是批评家和诗歌翻译家)希尼的一段话，在《面对面的注视──与谢默斯·希尼对话》中，希尼针对诗歌在西方的尴尬处境说：“事实是，在西方、在英语文化的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以及英国，还有爱尔兰，人们对诗歌这个词都有点害羞或害怕。我最初是当中学教师，而不是大学教师，因此我的一部分动力，就是要让他们不那么回避诗歌，帮助他们。”这段话足以引起我们一线语文教师的内省——对于新诗，我们在内心深处有没有建立起这样的责任感？
　　
　　〔1〕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166页。
　　〔2〕穆木天《谭诗——给沫若的一封信》，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