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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方剑
明年或明天你们还活着吗?
“奶奶生病了，你快点回来一趟。”
正在澳洲上学的李兆会，有一天突然接到了老家山西来的电话。当时兆会心想，奶奶尽管上了年纪，但身体一向还不错，会不会是家里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他突然想到了父亲!既然是长辈让自己回去，一定有事情。于是，他仓促地收拾行李，订了机票，他也没有来得及上网去查阅一下。
李兆会的直觉是对的。此时他还蒙在鼓里：一个飞来横祸已经袭击了他的父亲——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并降临到整个家族。兆会在香港转飞机时，匆匆忙忙地登上了自己的航班，希望飞机尽早起飞。突然，前排乘客正在翻阅的一份香港报纸上的大标题映入眼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刺身亡》，他脑子“嗡”地一片空白，绝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夺眶而出。这时空姐过来问他需要帮助吗。年仅22岁的李兆会以手掩面说：“没有事情，请帮我来一杯咖啡”。
公元2003年1月22日，国内著名民营企业家、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事发前，李海仓刚刚履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消息一出，举国震惊。
李海仓遇害案只是企业家遭遇暴力现象中的典型案例之一。据记者对企业家人身安全这一问题跟踪研究得到的信息显示，近几年来国内至少有100多名企业家遭遇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而没有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家遭遇的暴力事件一定还有很多。而据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国内劫持绑架的立案数量为3800多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企业家及其子女身上。
四川恩威集团总裁薛永新，福建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北京新东方学校董事长俞敏洪，宜宾五粮液集团总裁王国春，香港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香港亿万富豪王德辉，泰国华人总商会会长陈世贤……近年来，这些耳熟能详之商界人士，都先后遭遇人身侵害。
在商业上，企业家们都是高手，然而在人身安全防范上，却多数都是小学生的水平：甚至有人说，企业家的安全系数还比不上把防恐演习都搬进了校园的小学生。
在记者采写此文的过程中，又一件惨案刚刚发生。重庆市一名企业家在酒店门前连中3枪，在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后座上身亡。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尽管企业家遭遇暴力侵害的案件屡屡发生，却只有少数企业家意识到了人身安全的危险性并采取了比较有效的防范措施。无怪乎创维集团的创始人黄宏生在一次大会上对着台下的众多企业家呐喊：明年或者明天你们还活着吗?
为何“蚂蚁”总能绊倒“大象”
歹徒一般总是能得手——这是本刊记者对100多例企业家遭遇暴力侵害案件研究之后的一个发现。
似乎“蚂蚁”总能绊倒“大象”，这究竟是为什么?答案总是藏在鲜活的案例中。
有一年．东北地区某城市发生了一桩离奇的企业家家属遭遇暴力侵害案：这名企业家的住宅装了三道门，但其老母亲和保姆还是在家中惨遭杀害，家中保险柜里的大量现金被洗劫。当地公安部门经验丰富的干警经过取证、讨论、分析、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熟人作案。
然而，最后的真相让公安部门大跌眼镜，也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根本不是熟人作案，而且歹徒和受害者无怨无仇，只是盯上了这家!
为了成功“得手”，歹徒竟然在这名企业家住宅的隔壁租了一套房，住了几个月，每天通过各种方式观察这名企业家的工作单位、单位情况、家庭情况等详细信息，等到情况摸熟了。歹徒开始动手了——白天，这家的男女主人上班了，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保姆，歹徒敲响了这家的大门，“你儿子单位发鱼了，托我给你们带回来”。老母亲和保姆非常慎重地透过防盗门询问了几条详细信息，歹徒基本都对答如流，老母亲和保姆打开了几道门。于是，惨案发生了。歹徒在暴力侵害前下的功夫很多，而企业家在防范侵害方面却花的心思甚少。为了暴力侵害得逞，歹徒什么成本都舍得出，什么功夫都舍得下，不仅可以埋伏数天“踩点”，还可以租房数月观察，甚至可以跟踪企业家一年。2005年7月重庆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绑匪从2004年上半年就开始跟踪大渡口区做钢材生意、身家过亿的刘某，并长期进行了跟踪、观察，还在杨家坪劳动村租房准备用于囚禁人质，于2005年7月开始实施绑架，跟踪时间前后长达1年，最终绑架了刘某。如果把侵害与反侵害的水平量化对比，歹徒的平均暴力侵害水平可以达到80分，那么企业家的防范侵害水平大约只有30分。这应该是歹徒们屡屡得手的第一个原因。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服务之外，企业家得不到更高水平的安全保卫服务，是企业家屡屡遭遇暴力侵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人身安全服务的特殊性，使得企业家需要的这类高水平服务很难通过市场化来填补。在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公民的人身安全服务，而宪法又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公安部门不能单独为某一群体提供特殊的人身安全服务，官方无法为企业家提供高水平的人身安全服务。
来自市场的力量看到了这项空白，纷纷努力以不同方式来满足企业家群体的安全服务需求，保安公司、保镖公司、安防设备公司、安全顾问公司一时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冒出。在这些各式各样的公司中，除了安防设备公司之外，保安公司、保镖公司、安全顾问公司都行走在政策的边缘，业务性质本身的合法性说不清楚。当公安部门的管理相对宽松的时候，这三类公司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存在和发展；而当公安部门的管理严格起来的时候，这三类公司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限制，甚至取缔。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家本人对自身安全没有足够重视或者存在侥幸心理，使得安全水平降低。“我跟公检法这么熟悉，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一名企业家这样看待自身安全——殊不知，公安部门的作用更多地是事后缉拿凶手，而不是事前告诉企业家如何防范。
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实际重视程度非常高。美国甲骨文软件公司的CEO拉尔森的安全保卫计划将花费上千万美元。而国内大多数企业家并没有真正舍得在人身安全防范上投入，更谈不上大投入，“很多老板宁愿一年把20万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而在一年花20万请一个高级安全助理方面并不爽快，不舍得花这个钱”，一家安全顾问公司的老总对记者说。
谁是凶手？
有一段时间，在山西长治太行公园上演了风雨无阻“大练兵”的场面：
每天早晨，几个弟子练俯卧撑、单双杠、跑步……“教父”范永红给弟子们制定的体能锻炼计划雷打不动，哪怕天上“下刀子”，而范永红还不时定期抽查，亲自验收，不合格者，重罚。他们是国内出现的第一个“劫富训练营”，范永红是“教父”。
据了解，长治、太原一些著名企业家早早上了这所“劫富训练营”的“黑名单”，其家庭成员、活动规律等信息被整齐地列到 了一张纸上，旁边还注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组织100人、1000人、10000人……用富人的钱，做我们的事。”
2004年11月，这所“劫富训练营”在山西襄垣、晋城入室抢劫得手。此后，他们再次出动，几名荷枪实弹的学员在长治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家里，将女主人捆绑，成功抢得10万元巨款，随后逃之夭夭。案发后的几个月里，山西省长治市风声鹤唳，5000余名群众、2700余辆出租车、3000多间出租屋被排查……2005年7月上旬，“劫富训练营”的教父范永红被警方在太行公同生擒。随后，办案人员在一直鲜为人知的“范宅”搜查时，除了现金、银行卡、枪支、匕首之外，还发现大量范永红的“手书”，才真正摸清了这所“劫富训练营”的真正底细。
如此一个“劫富训练营”
主要作案地点：山西省长治市 劫富方略：立足长治、面向富人、征服世界 劫富目的：“用富人的钱，做我们的事” 教父：范永红，男，落网时36岁 劫富特点：只抢钱财不伤人训练地点：太行公园 训练理念：(1)“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2)“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教父目标：没有伟大目标的人，永远是一个平庸的人。我的最大追求就是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性的名人 警方评价：“所见过的最无知的职业劫匪”。
像这个“劫富训练营”一样，由社会闲散人员形成的半职业化组织是对企业家实施暴力侵害的主要群体之一。
现在，对企业家实施暴力侵害的群体已经高度职业化，“黑社会”性质的绑架团伙就是这样的群体。
香港亿万富豪王德辉两次遭遇绑架．都与黑社会有关。第一次，王德辉夫妇从港岛山顶驾车开往位于中环德公司上班时，被绑匪截停，连人带车都被绑走。匪徒勒索1100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王德辉平安归来。几年之后，王德辉再次遭遇绑架。绑匪将王德辉运到船上藏匿，并索要5000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赎金被人迅速提走，但王德辉却下落不明。数年后，王德辉被宣布死亡。
近年来，中国内地黑社会也多次绑架企业家。据调查了解，这些团伙一般购买有枪支、子弹、刀具、仿真炸药、蒙面罩、假发套、警服、轿车等大批作案工具，具备了黑社会性质。
因为谋财而伤人的个体劫财者，虽是偶然起了歹心，但也能给企业家遭遇重创。1999年8月9日，中国知名企业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一家四口人遭遇灭门案，其凶手居然是想到吴世界家借钱的吴世界儿子的同学。香港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那起令人发指的五尸“灭门”案，杀机竟然源起周一男的年轻妻子热情款待访客，不慎暴露丰厚身家而引狼入室、遭遇不测的。有纠纷的商业伙伴成为暴力侵害者，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遭歹徒冯引亮用自制猎枪枪击身亡，其诱冈是凶手欲将过去办厂租赁地以180万元卖给海鑫公司，遭到拒绝，从而产生了杀人念头。四川亿万富翁、乐山企业家葛君明在办公室被炸药炸死，也是由于在河滩地采沙场占用补偿问题上与商业伙伴发生纠纷，对方要求赔偿损失1万元，而葛君明只愿意赔偿4000元。凶手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产生报复行为，以同归于尽的方式炸死了葛君明。
对公司或者领导不满的公司员工，也发生过暴力侵害老总的情况。2004年1月，福建省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被员工连刺四刀身受重伤。2004年10月，吉林省吉林市南京街发生了一起抢夺枪支未遂案，犯罪嫌疑人姓张，男性，当日中午，张某被老板解雇，临走时老板给了他50元工钱。张某非常气愤，因为50元钱连家都回不了，在经过南京街某部队门前时，他看到了一个警卫手里握着一支冲锋枪，这时气红了眼的张某上前就抢枪，准备抢冲锋枪同店里射杀老板，所幸抢枪没有得逞，避免了一桩惨案。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企业家在遇到商业纠纷和反常事件之后，如果对方有一些威胁、恐怖话语出现了，企业家本人就要高度重视了，应该对威胁、恐怖话语进行评估，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必要时可以在商业合作中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
企业家安全现状
在100多个案例的搜集和对几十个重点案例的研究中，记者发现，国内企业家人身安全最危险的事情是：国内企业家“不知道危险的程度”和“不具备基本的防范能力”。国内企业家的这两大“软肋”，是由于国内企业家的安全意识极低导致的。
国内企业家的安全防范水平之低，远远低于他们面临的潜在的人身危险。记者采集到的国内企业家的心声，虽然多是只言片语，但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现状。
安全现状一：办公室、住所没有配备基本的安全设备
凶手携带着枪在李海仓的办公室里停留长达两个多小时——这是隐藏在李海仓遇害案背后一个足以让所有企业家警醒的事实。这就是说，“一颗炸弹”已经进入了李海仓的办公室．随时可能爆炸，危险一触即发，一位企业家的生死就在歹徒的一念之间。
凶手将枪支、爆炸物带进了企业家的办公室、住宅，而企业家居然全不知道!这是国内企业家安全现状的极端反映，又是最普遍的真实反映。
李海仓的办公室大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外面来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随意地到办公室里找他，就是办公室人员不认识的村民都可以到李海仓的办公室里来。无论是谁想见李海仓，都没有任何问题。(歹徒想“逮”李海仓，那不同样也是没有问题了吗?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海鑫原来的旧办公楼没有门卫，李海仓虽然有助理，但职责内容不包括替他约见客人。
安全现状二：没有配备或者不愿意配备保镖或者安全助手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什么保镖，让人笑话”，说到配保镖问题时，李海仓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我没有保镖，好多朋友都劝我请保镖，我就是不请，我就是希望他们把我的命拿去”，恩威遭遇爆炸案后，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的四川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这样略微生气地表白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对雇佣保镖的态度。
安全现状三：认为暴力侵害来自于仇杀
兰州地产富豪、长青置业前董事长刘恩谦遇害后，其子刘乃畅称，他的父亲关系简单，想不出有什么仇人。他的父亲从没有任何保镖，不害怕任何人。
没有仇人，难道就不需要防范自身的安全吗?不害怕任何人，难道就不需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吗?
安全现状四：工作、休息、餐饮太有规律，容易为歹徒所掌握、所利用
恩威遭遇爆炸案后，薛永新在工作、上班、餐饮等方面还依然保持原来的规律，其实这样危险程度极高。“爆炸案发生后，我的秘书来告诉我，我说都是预料中的 事．没什么可怕。其实我每天还是走同样的路线，在同样的地方上车，在同样的地方吃饭，从不改变，怕什么呢?”四川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说。
兰州富豪刘恩谦遇害前，他每天都要陪他的妻子到黄河边散步，其子刘乃畅如此描述。
安全现状五：出行时没有随从、护卫人员
“我没有保镖，走全世界都我一个人”，薛永新对来访的记者说。“我一般都是独来独往，很少带随从人员”，陕西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也如是说。像这两位董事长一样，国内喜欢“独行侠”风格的企业家还是相当地多。
对比国外企业家遭遇暴力侵害的现象，本刊记者认为，尽管中国企业家发生人身侵害案的概率不及国外发达国家的20％，但并不能就此得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观点。因为，一方面，发生在中国的针对富豪的人身侵害案件正在呈上升趋势(很多案件媒体都没有披露出来．社会公众也不知道)，另一方面，最危险的是国内企业家们的安全意识非常低，在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也相对较少，遇到人身侵害案件时更是没有基本的应对能力。
由此，国内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指数有可能要比国外的低。
企业家遭遇侵害的十种危险类型
第一类：企业家身亡 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遇害身亡；亿万富豪、泰国华人总商会会长陈世贤遇害身亡。
第二类：企业家遭全家灭门 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灭门”案；福建恒安集团副总裁“灭门”案。
第三类：企业家身受重伤。
第四类：企业家遭殴打。
第五类：企业家遭遇恐吓。
第六类：企业家本人遭遇绑架。
第七类：企业家的子女被劫持绑架。
第八类：企业家的其他家属被绑架。
第九类：企业家的身边人伤亡或者被误杀。
第十类：企业家家中被盗。
企业家人身安全
防范的七大误区
必须承认，企业家是商海中的能手，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们在人身安全防范上绝非能手，他们的安全防范水平和商业经营水平相比，就好比小学生和博士生的差距。
尽管国内有一些企业家采取了一些安全防范措施，但国内富豪在人身安全防范方面存在着七大误区：
误区一：保镖万能
很多企业家都以为，“有了保镖就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就是请保镖”。现在不少企业家都聘请了保镖，然而，一些企业家还是在有保镖的情况下遭遇人身侵害的。保镖是重要的，但绝对不是万能的；没有保镖，个人人身风险很大，有了保镖，并不等于自己的人身安全进了保险箱。
浙江籍富豪周祖豹雇有多名保镖，还是遭遇了暗算。2003年2月12日，北京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董事长周祖豹，在其老家乐清市蒲歧镇北门村家门口被刺14刀身亡。周祖豹从1985年开始经商，1993年起一直在北京经营市场，其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是华北最大的皮毛集散中心。多年前，周祖豹在办公室遭遇到了人身安全威胁，便雇了多名保镖。
2月11日是周祖豹的二儿子三儿子结婚的日子。2月12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周祖豹和大儿子周建勇准备出去办事。已坐进停在家门口私家轿车上的周祖豹，上车后发现轿车座垫比较脏，就从车中出来，叫大儿子将坐垫抖一抖。
正当周建勇埋头抖坐垫的时候，两名歹徒迅速靠近周祖豹，拔出三角刀刺向周祖豹。这时，一辆灰色微型面包车开到跟前，车上又下来三名带刀的歹徒，周建勇冲上前和歹徒搏斗，但歹徒们矛头都指向周祖豹。当三子周建南从屋里跑出来时，周祖豹已倒下了，身中14刀，流血不止，随即身亡。歹徒们见状，迅速跳上面包车逃走。
拥有多名保镖的政要，遇刺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即使是世界强国的美国，其总统拥有多名保镖、卫士，但还是出现了多位总统遇刺身亡的案例。事实上，美国总统的安全防卫水平，正是在多位总统遇刺后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才大幅提高的。
值得重视的是，国内企业家对保镖的定位和任务，急需调整和提升。
误区二：硬件崇拜
三重安全防护系统、红外线监控摄像设备、数码安全屋……一些企业家在安全设施、设备上的支出数目，已经可以和他们置办豪宅的费用相比了。毫无疑问，这些设施是保卫企业家安全的基础，但仅仅依赖甚至崇拜这些硬件，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有些企业家尽管在豪宅硬件上投入很大，但还是在豪宅内出事了。
误区三：枪杀概率极小
中国是一个实行枪支管制的国家，企业家遭遇枪支侵害的概率要远远小于国外发达国家。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据相关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私下透露，中国私藏在民间的黑枪至少在100万支以上，而现实存在的黑枪数量，无法搞清楚。有一年，某省会城市收缴枪支，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收缴出了1万支枪支。
更为严重的是，在庞大的黑枪“存量”背后，还存在着一条源源不断的黑枪生产产业链，枪支生产、部件与配件供应、运送、销售，各个环节一应俱全。一些“地下黑枪工厂”在云南、广东、广西等省成泛滥趋势．屡禁不止。在这些省份的枪支黑市上，一支枪只要花800～1500元就可以买到，而枪支的生产成本则更低，只要不到100元人民币。“黑枪生意”成为了当地村民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如果不靠制造黑枪来赚钱，就供不起孩子上学”，当地一位村民说。
误区四：高层经理不需防范
目前，国内企业家在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中。占有绝大部分股份甚至全部股份，这些企业的总裁、副总裁和董事等高层经理人员。基本上是拿年薪和奖金，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还没有达到富豪的水平。因此，一些富豪就认为，人身侵害主要是针对自己来的，高层经理不存在人身危险问题．不需要防范，不需要安全培训。
其实不然，高层经理的安全培训是非常必要的。经过安全培训之后，不仅有利于防范高层经理的人身安全，更有利于企业家本人的安全。这是因为，企业家7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和这些高层经理、助理、主要随从在一起的，而接受过培训的高层经理则可以预防和应对企业家本人可能遇到的人身侵害。
误区五：国企老总无危险
很多国企老总认为，企业家遭遇暴力现象都发生在私营企业家身上，国企老总的年薪没有多少，风险基本不大，事实并非如此。
跟踪研究企业家人身安全课题数年，多名国企老总遭遇暴力侵害的案例已经进入记者的视野。
2002年7月，山西大同云岗实业总公司一位主要领导携家人为已故一年的父亲扫墓。在返回途中，从树林中窜出30多个人对该领导进行突然袭击。在随行的亲朋好友及保镖的保护下，该领导在旷野中奔跑了5个小时后才得以逃脱。
2003年12月24日，南方汇通(前身 为贵阳车辆厂)董事长惠金根在上班途中被车撞死，肇事司机为贵阳车辆厂的二级单位——贵阳市白云自力联合厂的厂长杜世春(音)，随后，杜在车上自焚，25日，杜世春因抢救无效死亡。
2004年1月16日上午，福建省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被员工连刺四刀，身受重伤。
就在2005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内又一家著名企业老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江苏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的座驾遭遇枪击，专车司机死亡。
误区六：事先防范多余
本刊记者发现，那些受到过人身侵害的企业家都非常重视自己和企业高层的人身安全问题，愿意在安全防范上投入；而那些还没有遭遇到人身侵害的企业家，则对企业高层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重视起来，甚至非常淡漠。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的命硬着呢”，有一次山西海鑫集团前董事长李海仓在运城与山西工商联副会长张慎德匆匆见面时，李海仓坦然一笑地这样说。李海仓遭遇枪杀之前的一个月，他刚刚发生一起车祸，司机小王在车祸中还断了双腿。
像李海仓这样抱有侥幸心理的企业家非常普遍。“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一些企业家当面对记者说；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高层的安全“事先防范是多余的”。殊不知，在人身安全问题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万一不幸遇到此类问题时，很多企业家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李海仓遇害事件发生后，海鑫大厦每个楼层都配备了保安，还从少林寺和武警部队聘请了专业人员，为经理以上领导配备了保镖。
误区七：行善能避祸
很多企业家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行善能避祸”。而事实并非如此，行善是必要的，但并不能避免所有的杀身之祸，尤其是飞来横祸。在那些遭遇人身侵害的企业家名单上，没有哪一个不是行大善、积大德的，但还是遭受了不测之祸。
李海仓遇害案是“行善能避祸”误区的最典型例证。生前的李海仓慷慨解囊，是远近百姓有口皆碑的“大善人”。就在李海仓出事那天上午，他刚刚把1万元过年费给了乡亲，村领导装着温暖的现金下楼，而凶手则带着冰冷的枪支上楼，村领导与凶手擦肩而过。企业家刚刚行过善，罪恶之手就悄无声息地伸出来了。
企业家既要问问自己行过多少善，更要问问自己实际的安全防范水平有多高，因为当暴力侵害来临时，企业家求过的“神”和拜过的“佛”并不能阻止歹徒和歹徒手中的凶器。
一旦被劫持或绑架，怎么办？
1．树立“弃财保人”的核心理念，基本答应歹徒的条件和要求，尽量争取让事情出现转机时间。
在企业家遭遇劫持的案件中，就出现过拒绝答应歹徒的条件和要求，而遭遇劫持者立即被杀害的事情。
2005年5月10日，台湾商人吴健福在墨西哥自己的工厂遭到两名歹徒持枪抢劫，歹徒将吴健福及数名员工、会计捆绑，并逼问保险箱密码，由于吴健福拒绝说出密码，歹徒愤而持枪朝吴健福头部射击一枪，致吴健福当场身亡。
至于歹徒提出的条件和要求，被劫持人应该答应哪些条件?不应该答应哪些条件?不同的要求又该怎么样去答复?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总之。有一条原则：尽量争取时间或者拖延时间．让事情出现转机，针对不同条件和要求的答复．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个原则。
2．一定要想方设法及时告诉公司和家人，让他们及时报警，取得公安机关的帮助。
尽管绑匪在绑票之后都会警告其家人，“不得报警，否则将要撕票”，这主要是恐吓和威胁。在得到劫持、绑架信息之后，家人要在第一时间报警。毕竟公安机关在处理劫持和绑架问题上，要比公司和家人专业得多，办法也多很多，成功概率也很高。
现在，部分地区的公安机关已经就劫持和绑架问题作为专门课题研究，比如如何针对不同的绑匪采取不同的办法，培训谈判专家，就具体个案制定几套不同的方案等。
3．尽快让自己或歹徒与外界通电话，以暴露绑匪的准确位置。
企业家在遭遇劫持之后，一定要尽快让自己或歹徒与外界通电话，这样，公安机关就可以通过GIS或者GPRS等卫星定位系统掌握绑匪的所在区域和准确位置。如果是遭遇绑架的企业家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谁?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深思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面的救援思路和救援质量。
4．为了防止撕票和遭遇暴力．尽快在绑匪中树立“好人缘”，“与绑匪打成一片”，消除敌对状态。
绑匪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绑匪中的立场也并不是都完全一致的。在实施绑架的犯罪群体中，也有“老大”、“老二”、“干将”、“打工仔”之分。而且，绑匪也是人，尤其是具体干活的绑匪，更具有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一切特性，他们有“至刚”的一面，一定就有“至柔”的一面，有暴力的一面，也会有软弱的一面，也有被感动的时候。
一句话，绑匪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所以，在绑匪中树立“好人缘”，“与绑匪打成一片”，消除敌对状态。这样，可以培养积极因素，培养对自己人身安全有利的条件，防止撕票和遭遇毒打等暴力的发生。
2005年5月，成都宝马车主李先生在驾车回家途中遭遇绑架，绑匪勒索200万未果，李先生被绑架60个小时后成功自救。受害者李某讲述了被绑架60个小时惊心动魄的经历，还原了绑架案的真实情景。
2005年5月21日凌晨1点多钟，他驾车回家途经成都清水河大桥等红灯时，一辆小轿车从后面将自己的宝马车撞了。他下车质问，肇事车上下来一个穿黑色T恤衫的男子，连声说“对不起”，并从身上拿出一万元现金来说：“我有钱!”李先生回了一句：“你有钱!我没有钱吗!”
黑T恤男子说：“我喝了酒，交警来了不好，我们到边上说吧。”车停路边后，黑T恤男子说要帮李先生修车，但要李写个东西。
“我正存写东西时，眼睛余光发现有几个人靠拢来。很快，他们将我抱住，卡住我的喉咙，将我推进了富康车里。”
“我知道自己被绑架了，一定凶多吉少，心里很害怕。”李说，在富康车里，坐在后排的人依然卡住他的喉咙，另一人还用拳头打了他的眼眶，用手铐将他的手铐起，又拿胶布封了他的眼睛和嘴巴。李被绑架到一个房子，绑匪再次对他拳脚相向，将他推进了一个铁笼子里，威胁他说不要叫，否则弄死他．他们只是图财不图命。
绑匪还问他能拿得出多少钱．李表示可以拿100万，绑匪很不高兴：“离我们的要求很远，不能成交!”
当晚，李先生由绑匪林兵看守。“我虽然很害怕，心里仍盘算着如何跟他们周旋。我暗暗观察4名绑匪的动静，无意中发现，那个叫林兵的人竟然还在认真翻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心想他还是有点文化的。我就主动跟他交流起来，想说服他。” 交流中，林兵透露，他曾上过大学，另一名年长的名叫阚彤彤，也有点文化，很自命不凡。
李说，在被绑架的60小时中，自己只睡了约6小时，大多时间都在跟他们周旋。其间，绑匪还不准李先生上厕所。
交流中，李先生发现4个绑匪中有两个年长的有点文化，对他也较友善，另两个年轻的则显得很粗暴，甚至表露出凶残的一面。
他们起初坚持要李给家人打电话索要赎金300万元，李先生说一时弄不了那么多钱。经讨价还价，绑匪答应李给妻子打电话：准备200万元赎金。
那几天，他们时不时威胁李：“你老婆即使报了案我们也不怕，我们还想跟公安玩玩游戏哩。”时间在极度恐惧中慢慢熬过。当得知李家人已报了案，绑匪们开始害怕起来，危险也一步步逼近李。
5．在绑匪决定“撕票”之前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击垮绑匪心理防线。
5月23日凌晨3时许，坐立不安的绑匪们召开最后的讨论会，决定是否撕票，还让李“列席会议”。
深夜里，屋里烟雾缭绕。“生死讨论”十分激烈，两名年轻的绑匪态度坚决：“现在他(指李)已知道我们的底细，也看到了我们的长相了，放了他肯定后患无穷，一定要杀了他!”
“我在一旁既紧张又害怕，不停地求他们放我一条生路，劝他们说，现在公安已开始调查了，你们拿钱很危险的，如果杀了我．赎金照样无法拿到。”李“晓之以理”式的说服工作收到了初步成效，两个年长的绑匪有些犹豫不决。迟迟不愿表态。
但是，两个年轻的绑匪执意要杀人灭口，瞪着血红的眼睛说：“绑架罪够大的了，放了他太危险，杀了他为好。”
李依然凶多吉少，生死依然系于一线。发现两个年长的绑匪明显有些动摇，他继续发动“攻势”说服两人。“最后，我还给他们许了一些愿。”李拿了最后一招：诱之以利。
“生死讨论”开了8个小时，当天中午11点，“生死讨论”进入最后拍板的时刻。
最后关头，李自绑架以来的交流和攻心工作，以及“生死讨论”会上，李“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的说服“攻势”收到了成效。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兵猛抽两口香烟后表示：“我是下不了手了!建议还是放了他吧。况且他这人还是很耿直的。”又是长时间沉默。突然，另一名年长的绑匪也开口同意放人。
于是，两名年长的绑匪开车把李的眼睛蒙上，将他丢在绕城高速公路上，李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明年或明天你们还活着吗?
“奶奶生病了，你快点回来一趟。”
正在澳洲上学的李兆会，有一天突然接到了老家山西来的电话。当时兆会心想，奶奶尽管上了年纪，但身体一向还不错，会不会是家里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他突然想到了父亲!既然是长辈让自己回去，一定有事情。于是，他仓促地收拾行李，订了机票，他也没有来得及上网去查阅一下。
李兆会的直觉是对的。此时他还蒙在鼓里：一个飞来横祸已经袭击了他的父亲——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并降临到整个家族。兆会在香港转飞机时，匆匆忙忙地登上了自己的航班，希望飞机尽早起飞。突然，前排乘客正在翻阅的一份香港报纸上的大标题映入眼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刺身亡》，他脑子“嗡”地一片空白，绝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夺眶而出。这时空姐过来问他需要帮助吗。年仅22岁的李兆会以手掩面说：“没有事情，请帮我来一杯咖啡”。
公元2003年1月22日，国内著名民营企业家、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事发前，李海仓刚刚履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消息一出，举国震惊。
李海仓遇害案只是企业家遭遇暴力现象中的典型案例之一。据记者对企业家人身安全这一问题跟踪研究得到的信息显示，近几年来国内至少有100多名企业家遭遇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而没有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家遭遇的暴力事件一定还有很多。而据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国内劫持绑架的立案数量为3800多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企业家及其子女身上。
四川恩威集团总裁薛永新，福建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北京新东方学校董事长俞敏洪，宜宾五粮液集团总裁王国春，香港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香港亿万富豪王德辉，泰国华人总商会会长陈世贤……近年来，这些耳熟能详之商界人士，都先后遭遇人身侵害。
在商业上，企业家们都是高手，然而在人身安全防范上，却多数都是小学生的水平：甚至有人说，企业家的安全系数还比不上把防恐演习都搬进了校园的小学生。
在记者采写此文的过程中，又一件惨案刚刚发生。重庆市一名企业家在酒店门前连中3枪，在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后座上身亡。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尽管企业家遭遇暴力侵害的案件屡屡发生，却只有少数企业家意识到了人身安全的危险性并采取了比较有效的防范措施。无怪乎创维集团的创始人黄宏生在一次大会上对着台下的众多企业家呐喊：明年或者明天你们还活着吗?
为何“蚂蚁”总能绊倒“大象”
歹徒一般总是能得手——这是本刊记者对100多例企业家遭遇暴力侵害案件研究之后的一个发现。
似乎“蚂蚁”总能绊倒“大象”，这究竟是为什么?答案总是藏在鲜活的案例中。
有一年．东北地区某城市发生了一桩离奇的企业家家属遭遇暴力侵害案：这名企业家的住宅装了三道门，但其老母亲和保姆还是在家中惨遭杀害，家中保险柜里的大量现金被洗劫。当地公安部门经验丰富的干警经过取证、讨论、分析、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熟人作案。
然而，最后的真相让公安部门大跌眼镜，也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根本不是熟人作案，而且歹徒和受害者无怨无仇，只是盯上了这家!
为了成功“得手”，歹徒竟然在这名企业家住宅的隔壁租了一套房，住了几个月，每天通过各种方式观察这名企业家的工作单位、单位情况、家庭情况等详细信息，等到情况摸熟了。歹徒开始动手了——白天，这家的男女主人上班了，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保姆，歹徒敲响了这家的大门，“你儿子单位发鱼了，托我给你们带回来”。老母亲和保姆非常慎重地透过防盗门询问了几条详细信息，歹徒基本都对答如流，老母亲和保姆打开了几道门。于是，惨案发生了。歹徒在暴力侵害前下的功夫很多，而企业家在防范侵害方面却花的心思甚少。为了暴力侵害得逞，歹徒什么成本都舍得出，什么功夫都舍得下，不仅可以埋伏数天“踩点”，还可以租房数月观察，甚至可以跟踪企业家一年。2005年7月重庆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绑匪从2004年上半年就开始跟踪大渡口区做钢材生意、身家过亿的刘某，并长期进行了跟踪、观察，还在杨家坪劳动村租房准备用于囚禁人质，于2005年7月开始实施绑架，跟踪时间前后长达1年，最终绑架了刘某。如果把侵害与反侵害的水平量化对比，歹徒的平均暴力侵害水平可以达到80分，那么企业家的防范侵害水平大约只有30分。这应该是歹徒们屡屡得手的第一个原因。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服务之外，企业家得不到更高水平的安全保卫服务，是企业家屡屡遭遇暴力侵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人身安全服务的特殊性，使得企业家需要的这类高水平服务很难通过市场化来填补。在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公民的人身安全服务，而宪法又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公安部门不能单独为某一群体提供特殊的人身安全服务，官方无法为企业家提供高水平的人身安全服务。
来自市场的力量看到了这项空白，纷纷努力以不同方式来满足企业家群体的安全服务需求，保安公司、保镖公司、安防设备公司、安全顾问公司一时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冒出。在这些各式各样的公司中，除了安防设备公司之外，保安公司、保镖公司、安全顾问公司都行走在政策的边缘，业务性质本身的合法性说不清楚。当公安部门的管理相对宽松的时候，这三类公司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存在和发展；而当公安部门的管理严格起来的时候，这三类公司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限制，甚至取缔。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家本人对自身安全没有足够重视或者存在侥幸心理，使得安全水平降低。“我跟公检法这么熟悉，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一名企业家这样看待自身安全——殊不知，公安部门的作用更多地是事后缉拿凶手，而不是事前告诉企业家如何防范。
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实际重视程度非常高。美国甲骨文软件公司的CEO拉尔森的安全保卫计划将花费上千万美元。而国内大多数企业家并没有真正舍得在人身安全防范上投入，更谈不上大投入，“很多老板宁愿一年把20万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而在一年花20万请一个高级安全助理方面并不爽快，不舍得花这个钱”，一家安全顾问公司的老总对记者说。
谁是凶手？
有一段时间，在山西长治太行公园上演了风雨无阻“大练兵”的场面：
每天早晨，几个弟子练俯卧撑、单双杠、跑步……“教父”范永红给弟子们制定的体能锻炼计划雷打不动，哪怕天上“下刀子”，而范永红还不时定期抽查，亲自验收，不合格者，重罚。他们是国内出现的第一个“劫富训练营”，范永红是“教父”。
据了解，长治、太原一些著名企业家早早上了这所“劫富训练营”的“黑名单”，其家庭成员、活动规律等信息被整齐地列到 了一张纸上，旁边还注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组织100人、1000人、10000人……用富人的钱，做我们的事。”
2004年11月，这所“劫富训练营”在山西襄垣、晋城入室抢劫得手。此后，他们再次出动，几名荷枪实弹的学员在长治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家里，将女主人捆绑，成功抢得10万元巨款，随后逃之夭夭。案发后的几个月里，山西省长治市风声鹤唳，5000余名群众、2700余辆出租车、3000多间出租屋被排查……2005年7月上旬，“劫富训练营”的教父范永红被警方在太行公同生擒。随后，办案人员在一直鲜为人知的“范宅”搜查时，除了现金、银行卡、枪支、匕首之外，还发现大量范永红的“手书”，才真正摸清了这所“劫富训练营”的真正底细。
如此一个“劫富训练营”
主要作案地点：山西省长治市 劫富方略：立足长治、面向富人、征服世界 劫富目的：“用富人的钱，做我们的事” 教父：范永红，男，落网时36岁 劫富特点：只抢钱财不伤人训练地点：太行公园 训练理念：(1)“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2)“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教父目标：没有伟大目标的人，永远是一个平庸的人。我的最大追求就是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性的名人 警方评价：“所见过的最无知的职业劫匪”。
像这个“劫富训练营”一样，由社会闲散人员形成的半职业化组织是对企业家实施暴力侵害的主要群体之一。
现在，对企业家实施暴力侵害的群体已经高度职业化，“黑社会”性质的绑架团伙就是这样的群体。
香港亿万富豪王德辉两次遭遇绑架．都与黑社会有关。第一次，王德辉夫妇从港岛山顶驾车开往位于中环德公司上班时，被绑匪截停，连人带车都被绑走。匪徒勒索1100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王德辉平安归来。几年之后，王德辉再次遭遇绑架。绑匪将王德辉运到船上藏匿，并索要5000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赎金被人迅速提走，但王德辉却下落不明。数年后，王德辉被宣布死亡。
近年来，中国内地黑社会也多次绑架企业家。据调查了解，这些团伙一般购买有枪支、子弹、刀具、仿真炸药、蒙面罩、假发套、警服、轿车等大批作案工具，具备了黑社会性质。
因为谋财而伤人的个体劫财者，虽是偶然起了歹心，但也能给企业家遭遇重创。1999年8月9日，中国知名企业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一家四口人遭遇灭门案，其凶手居然是想到吴世界家借钱的吴世界儿子的同学。香港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那起令人发指的五尸“灭门”案，杀机竟然源起周一男的年轻妻子热情款待访客，不慎暴露丰厚身家而引狼入室、遭遇不测的。有纠纷的商业伙伴成为暴力侵害者，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遭歹徒冯引亮用自制猎枪枪击身亡，其诱冈是凶手欲将过去办厂租赁地以180万元卖给海鑫公司，遭到拒绝，从而产生了杀人念头。四川亿万富翁、乐山企业家葛君明在办公室被炸药炸死，也是由于在河滩地采沙场占用补偿问题上与商业伙伴发生纠纷，对方要求赔偿损失1万元，而葛君明只愿意赔偿4000元。凶手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产生报复行为，以同归于尽的方式炸死了葛君明。
对公司或者领导不满的公司员工，也发生过暴力侵害老总的情况。2004年1月，福建省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被员工连刺四刀身受重伤。2004年10月，吉林省吉林市南京街发生了一起抢夺枪支未遂案，犯罪嫌疑人姓张，男性，当日中午，张某被老板解雇，临走时老板给了他50元工钱。张某非常气愤，因为50元钱连家都回不了，在经过南京街某部队门前时，他看到了一个警卫手里握着一支冲锋枪，这时气红了眼的张某上前就抢枪，准备抢冲锋枪同店里射杀老板，所幸抢枪没有得逞，避免了一桩惨案。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企业家在遇到商业纠纷和反常事件之后，如果对方有一些威胁、恐怖话语出现了，企业家本人就要高度重视了，应该对威胁、恐怖话语进行评估，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必要时可以在商业合作中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
企业家安全现状
在100多个案例的搜集和对几十个重点案例的研究中，记者发现，国内企业家人身安全最危险的事情是：国内企业家“不知道危险的程度”和“不具备基本的防范能力”。国内企业家的这两大“软肋”，是由于国内企业家的安全意识极低导致的。
国内企业家的安全防范水平之低，远远低于他们面临的潜在的人身危险。记者采集到的国内企业家的心声，虽然多是只言片语，但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现状。
安全现状一：办公室、住所没有配备基本的安全设备
凶手携带着枪在李海仓的办公室里停留长达两个多小时——这是隐藏在李海仓遇害案背后一个足以让所有企业家警醒的事实。这就是说，“一颗炸弹”已经进入了李海仓的办公室．随时可能爆炸，危险一触即发，一位企业家的生死就在歹徒的一念之间。
凶手将枪支、爆炸物带进了企业家的办公室、住宅，而企业家居然全不知道!这是国内企业家安全现状的极端反映，又是最普遍的真实反映。
李海仓的办公室大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外面来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随意地到办公室里找他，就是办公室人员不认识的村民都可以到李海仓的办公室里来。无论是谁想见李海仓，都没有任何问题。(歹徒想“逮”李海仓，那不同样也是没有问题了吗?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海鑫原来的旧办公楼没有门卫，李海仓虽然有助理，但职责内容不包括替他约见客人。
安全现状二：没有配备或者不愿意配备保镖或者安全助手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什么保镖，让人笑话”，说到配保镖问题时，李海仓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我没有保镖，好多朋友都劝我请保镖，我就是不请，我就是希望他们把我的命拿去”，恩威遭遇爆炸案后，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的四川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这样略微生气地表白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对雇佣保镖的态度。
安全现状三：认为暴力侵害来自于仇杀
兰州地产富豪、长青置业前董事长刘恩谦遇害后，其子刘乃畅称，他的父亲关系简单，想不出有什么仇人。他的父亲从没有任何保镖，不害怕任何人。
没有仇人，难道就不需要防范自身的安全吗?不害怕任何人，难道就不需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吗?
安全现状四：工作、休息、餐饮太有规律，容易为歹徒所掌握、所利用
恩威遭遇爆炸案后，薛永新在工作、上班、餐饮等方面还依然保持原来的规律，其实这样危险程度极高。“爆炸案发生后，我的秘书来告诉我，我说都是预料中的 事．没什么可怕。其实我每天还是走同样的路线，在同样的地方上车，在同样的地方吃饭，从不改变，怕什么呢?”四川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说。
兰州富豪刘恩谦遇害前，他每天都要陪他的妻子到黄河边散步，其子刘乃畅如此描述。
安全现状五：出行时没有随从、护卫人员
“我没有保镖，走全世界都我一个人”，薛永新对来访的记者说。“我一般都是独来独往，很少带随从人员”，陕西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也如是说。像这两位董事长一样，国内喜欢“独行侠”风格的企业家还是相当地多。
对比国外企业家遭遇暴力侵害的现象，本刊记者认为，尽管中国企业家发生人身侵害案的概率不及国外发达国家的20％，但并不能就此得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观点。因为，一方面，发生在中国的针对富豪的人身侵害案件正在呈上升趋势(很多案件媒体都没有披露出来．社会公众也不知道)，另一方面，最危险的是国内企业家们的安全意识非常低，在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也相对较少，遇到人身侵害案件时更是没有基本的应对能力。
由此，国内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指数有可能要比国外的低。
企业家遭遇侵害的十种危险类型
第一类：企业家身亡 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遇害身亡；亿万富豪、泰国华人总商会会长陈世贤遇害身亡。
第二类：企业家遭全家灭门 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灭门”案；福建恒安集团副总裁“灭门”案。
第三类：企业家身受重伤。
第四类：企业家遭殴打。
第五类：企业家遭遇恐吓。
第六类：企业家本人遭遇绑架。
第七类：企业家的子女被劫持绑架。
第八类：企业家的其他家属被绑架。
第九类：企业家的身边人伤亡或者被误杀。
第十类：企业家家中被盗。
企业家人身安全
防范的七大误区
必须承认，企业家是商海中的能手，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们在人身安全防范上绝非能手，他们的安全防范水平和商业经营水平相比，就好比小学生和博士生的差距。
尽管国内有一些企业家采取了一些安全防范措施，但国内富豪在人身安全防范方面存在着七大误区：
误区一：保镖万能
很多企业家都以为，“有了保镖就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就是请保镖”。现在不少企业家都聘请了保镖，然而，一些企业家还是在有保镖的情况下遭遇人身侵害的。保镖是重要的，但绝对不是万能的；没有保镖，个人人身风险很大，有了保镖，并不等于自己的人身安全进了保险箱。
浙江籍富豪周祖豹雇有多名保镖，还是遭遇了暗算。2003年2月12日，北京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董事长周祖豹，在其老家乐清市蒲歧镇北门村家门口被刺14刀身亡。周祖豹从1985年开始经商，1993年起一直在北京经营市场，其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是华北最大的皮毛集散中心。多年前，周祖豹在办公室遭遇到了人身安全威胁，便雇了多名保镖。
2月11日是周祖豹的二儿子三儿子结婚的日子。2月12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周祖豹和大儿子周建勇准备出去办事。已坐进停在家门口私家轿车上的周祖豹，上车后发现轿车座垫比较脏，就从车中出来，叫大儿子将坐垫抖一抖。
正当周建勇埋头抖坐垫的时候，两名歹徒迅速靠近周祖豹，拔出三角刀刺向周祖豹。这时，一辆灰色微型面包车开到跟前，车上又下来三名带刀的歹徒，周建勇冲上前和歹徒搏斗，但歹徒们矛头都指向周祖豹。当三子周建南从屋里跑出来时，周祖豹已倒下了，身中14刀，流血不止，随即身亡。歹徒们见状，迅速跳上面包车逃走。
拥有多名保镖的政要，遇刺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即使是世界强国的美国，其总统拥有多名保镖、卫士，但还是出现了多位总统遇刺身亡的案例。事实上，美国总统的安全防卫水平，正是在多位总统遇刺后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才大幅提高的。
值得重视的是，国内企业家对保镖的定位和任务，急需调整和提升。
误区二：硬件崇拜
三重安全防护系统、红外线监控摄像设备、数码安全屋……一些企业家在安全设施、设备上的支出数目，已经可以和他们置办豪宅的费用相比了。毫无疑问，这些设施是保卫企业家安全的基础，但仅仅依赖甚至崇拜这些硬件，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有些企业家尽管在豪宅硬件上投入很大，但还是在豪宅内出事了。
误区三：枪杀概率极小
中国是一个实行枪支管制的国家，企业家遭遇枪支侵害的概率要远远小于国外发达国家。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据相关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私下透露，中国私藏在民间的黑枪至少在100万支以上，而现实存在的黑枪数量，无法搞清楚。有一年，某省会城市收缴枪支，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收缴出了1万支枪支。
更为严重的是，在庞大的黑枪“存量”背后，还存在着一条源源不断的黑枪生产产业链，枪支生产、部件与配件供应、运送、销售，各个环节一应俱全。一些“地下黑枪工厂”在云南、广东、广西等省成泛滥趋势．屡禁不止。在这些省份的枪支黑市上，一支枪只要花800～1500元就可以买到，而枪支的生产成本则更低，只要不到100元人民币。“黑枪生意”成为了当地村民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如果不靠制造黑枪来赚钱，就供不起孩子上学”，当地一位村民说。
误区四：高层经理不需防范
目前，国内企业家在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中。占有绝大部分股份甚至全部股份，这些企业的总裁、副总裁和董事等高层经理人员。基本上是拿年薪和奖金，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还没有达到富豪的水平。因此，一些富豪就认为，人身侵害主要是针对自己来的，高层经理不存在人身危险问题．不需要防范，不需要安全培训。
其实不然，高层经理的安全培训是非常必要的。经过安全培训之后，不仅有利于防范高层经理的人身安全，更有利于企业家本人的安全。这是因为，企业家7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和这些高层经理、助理、主要随从在一起的，而接受过培训的高层经理则可以预防和应对企业家本人可能遇到的人身侵害。
误区五：国企老总无危险
很多国企老总认为，企业家遭遇暴力现象都发生在私营企业家身上，国企老总的年薪没有多少，风险基本不大，事实并非如此。
跟踪研究企业家人身安全课题数年，多名国企老总遭遇暴力侵害的案例已经进入记者的视野。
2002年7月，山西大同云岗实业总公司一位主要领导携家人为已故一年的父亲扫墓。在返回途中，从树林中窜出30多个人对该领导进行突然袭击。在随行的亲朋好友及保镖的保护下，该领导在旷野中奔跑了5个小时后才得以逃脱。
2003年12月24日，南方汇通(前身 为贵阳车辆厂)董事长惠金根在上班途中被车撞死，肇事司机为贵阳车辆厂的二级单位——贵阳市白云自力联合厂的厂长杜世春(音)，随后，杜在车上自焚，25日，杜世春因抢救无效死亡。
2004年1月16日上午，福建省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被员工连刺四刀，身受重伤。
就在2005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内又一家著名企业老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江苏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的座驾遭遇枪击，专车司机死亡。
误区六：事先防范多余
本刊记者发现，那些受到过人身侵害的企业家都非常重视自己和企业高层的人身安全问题，愿意在安全防范上投入；而那些还没有遭遇到人身侵害的企业家，则对企业高层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重视起来，甚至非常淡漠。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的命硬着呢”，有一次山西海鑫集团前董事长李海仓在运城与山西工商联副会长张慎德匆匆见面时，李海仓坦然一笑地这样说。李海仓遭遇枪杀之前的一个月，他刚刚发生一起车祸，司机小王在车祸中还断了双腿。
像李海仓这样抱有侥幸心理的企业家非常普遍。“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一些企业家当面对记者说；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高层的安全“事先防范是多余的”。殊不知，在人身安全问题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万一不幸遇到此类问题时，很多企业家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李海仓遇害事件发生后，海鑫大厦每个楼层都配备了保安，还从少林寺和武警部队聘请了专业人员，为经理以上领导配备了保镖。
误区七：行善能避祸
很多企业家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行善能避祸”。而事实并非如此，行善是必要的，但并不能避免所有的杀身之祸，尤其是飞来横祸。在那些遭遇人身侵害的企业家名单上，没有哪一个不是行大善、积大德的，但还是遭受了不测之祸。
李海仓遇害案是“行善能避祸”误区的最典型例证。生前的李海仓慷慨解囊，是远近百姓有口皆碑的“大善人”。就在李海仓出事那天上午，他刚刚把1万元过年费给了乡亲，村领导装着温暖的现金下楼，而凶手则带着冰冷的枪支上楼，村领导与凶手擦肩而过。企业家刚刚行过善，罪恶之手就悄无声息地伸出来了。
企业家既要问问自己行过多少善，更要问问自己实际的安全防范水平有多高，因为当暴力侵害来临时，企业家求过的“神”和拜过的“佛”并不能阻止歹徒和歹徒手中的凶器。
一旦被劫持或绑架，怎么办？
1．树立“弃财保人”的核心理念，基本答应歹徒的条件和要求，尽量争取让事情出现转机时间。
在企业家遭遇劫持的案件中，就出现过拒绝答应歹徒的条件和要求，而遭遇劫持者立即被杀害的事情。
2005年5月10日，台湾商人吴健福在墨西哥自己的工厂遭到两名歹徒持枪抢劫，歹徒将吴健福及数名员工、会计捆绑，并逼问保险箱密码，由于吴健福拒绝说出密码，歹徒愤而持枪朝吴健福头部射击一枪，致吴健福当场身亡。
至于歹徒提出的条件和要求，被劫持人应该答应哪些条件?不应该答应哪些条件?不同的要求又该怎么样去答复?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总之。有一条原则：尽量争取时间或者拖延时间．让事情出现转机，针对不同条件和要求的答复．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个原则。
2．一定要想方设法及时告诉公司和家人，让他们及时报警，取得公安机关的帮助。
尽管绑匪在绑票之后都会警告其家人，“不得报警，否则将要撕票”，这主要是恐吓和威胁。在得到劫持、绑架信息之后，家人要在第一时间报警。毕竟公安机关在处理劫持和绑架问题上，要比公司和家人专业得多，办法也多很多，成功概率也很高。
现在，部分地区的公安机关已经就劫持和绑架问题作为专门课题研究，比如如何针对不同的绑匪采取不同的办法，培训谈判专家，就具体个案制定几套不同的方案等。
3．尽快让自己或歹徒与外界通电话，以暴露绑匪的准确位置。
企业家在遭遇劫持之后，一定要尽快让自己或歹徒与外界通电话，这样，公安机关就可以通过GIS或者GPRS等卫星定位系统掌握绑匪的所在区域和准确位置。如果是遭遇绑架的企业家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谁?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深思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面的救援思路和救援质量。
4．为了防止撕票和遭遇暴力．尽快在绑匪中树立“好人缘”，“与绑匪打成一片”，消除敌对状态。
绑匪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绑匪中的立场也并不是都完全一致的。在实施绑架的犯罪群体中，也有“老大”、“老二”、“干将”、“打工仔”之分。而且，绑匪也是人，尤其是具体干活的绑匪，更具有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一切特性，他们有“至刚”的一面，一定就有“至柔”的一面，有暴力的一面，也会有软弱的一面，也有被感动的时候。
一句话，绑匪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所以，在绑匪中树立“好人缘”，“与绑匪打成一片”，消除敌对状态。这样，可以培养积极因素，培养对自己人身安全有利的条件，防止撕票和遭遇毒打等暴力的发生。
2005年5月，成都宝马车主李先生在驾车回家途中遭遇绑架，绑匪勒索200万未果，李先生被绑架60个小时后成功自救。受害者李某讲述了被绑架60个小时惊心动魄的经历，还原了绑架案的真实情景。
2005年5月21日凌晨1点多钟，他驾车回家途经成都清水河大桥等红灯时，一辆小轿车从后面将自己的宝马车撞了。他下车质问，肇事车上下来一个穿黑色T恤衫的男子，连声说“对不起”，并从身上拿出一万元现金来说：“我有钱!”李先生回了一句：“你有钱!我没有钱吗!”
黑T恤男子说：“我喝了酒，交警来了不好，我们到边上说吧。”车停路边后，黑T恤男子说要帮李先生修车，但要李写个东西。
“我正存写东西时，眼睛余光发现有几个人靠拢来。很快，他们将我抱住，卡住我的喉咙，将我推进了富康车里。”
“我知道自己被绑架了，一定凶多吉少，心里很害怕。”李说，在富康车里，坐在后排的人依然卡住他的喉咙，另一人还用拳头打了他的眼眶，用手铐将他的手铐起，又拿胶布封了他的眼睛和嘴巴。李被绑架到一个房子，绑匪再次对他拳脚相向，将他推进了一个铁笼子里，威胁他说不要叫，否则弄死他．他们只是图财不图命。
绑匪还问他能拿得出多少钱．李表示可以拿100万，绑匪很不高兴：“离我们的要求很远，不能成交!”
当晚，李先生由绑匪林兵看守。“我虽然很害怕，心里仍盘算着如何跟他们周旋。我暗暗观察4名绑匪的动静，无意中发现，那个叫林兵的人竟然还在认真翻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心想他还是有点文化的。我就主动跟他交流起来，想说服他。” 交流中，林兵透露，他曾上过大学，另一名年长的名叫阚彤彤，也有点文化，很自命不凡。
李说，在被绑架的60小时中，自己只睡了约6小时，大多时间都在跟他们周旋。其间，绑匪还不准李先生上厕所。
交流中，李先生发现4个绑匪中有两个年长的有点文化，对他也较友善，另两个年轻的则显得很粗暴，甚至表露出凶残的一面。
他们起初坚持要李给家人打电话索要赎金300万元，李先生说一时弄不了那么多钱。经讨价还价，绑匪答应李给妻子打电话：准备200万元赎金。
那几天，他们时不时威胁李：“你老婆即使报了案我们也不怕，我们还想跟公安玩玩游戏哩。”时间在极度恐惧中慢慢熬过。当得知李家人已报了案，绑匪们开始害怕起来，危险也一步步逼近李。
5．在绑匪决定“撕票”之前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击垮绑匪心理防线。
5月23日凌晨3时许，坐立不安的绑匪们召开最后的讨论会，决定是否撕票，还让李“列席会议”。
深夜里，屋里烟雾缭绕。“生死讨论”十分激烈，两名年轻的绑匪态度坚决：“现在他(指李)已知道我们的底细，也看到了我们的长相了，放了他肯定后患无穷，一定要杀了他!”
“我在一旁既紧张又害怕，不停地求他们放我一条生路，劝他们说，现在公安已开始调查了，你们拿钱很危险的，如果杀了我．赎金照样无法拿到。”李“晓之以理”式的说服工作收到了初步成效，两个年长的绑匪有些犹豫不决。迟迟不愿表态。
但是，两个年轻的绑匪执意要杀人灭口，瞪着血红的眼睛说：“绑架罪够大的了，放了他太危险，杀了他为好。”
李依然凶多吉少，生死依然系于一线。发现两个年长的绑匪明显有些动摇，他继续发动“攻势”说服两人。“最后，我还给他们许了一些愿。”李拿了最后一招：诱之以利。
“生死讨论”开了8个小时，当天中午11点，“生死讨论”进入最后拍板的时刻。
最后关头，李自绑架以来的交流和攻心工作，以及“生死讨论”会上，李“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的说服“攻势”收到了成效。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兵猛抽两口香烟后表示：“我是下不了手了!建议还是放了他吧。况且他这人还是很耿直的。”又是长时间沉默。突然，另一名年长的绑匪也开口同意放人。
于是，两名年长的绑匪开车把李的眼睛蒙上，将他丢在绕城高速公路上，李这才捡回一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