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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而作为现阶段中国最大的内需，城镇化将会开启新的经济周期。在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的今天，改革的呼声又在我们耳畔响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城镇化的新政，会议认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城镇化将成为改革新的增长点。
不断崛起的城市群落，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加速改善的城市生活，这些变化缘于一个巨大的跨越：中国城镇化60年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前。它所蕴涵的是，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工业化步伐加快推进、城市功能迅速提高的辉煌历程。
城镇化是发展的新红利
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是靠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来成就的，但是这个红利难以为继。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魯格曼到中国进行调研，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但是现在有法国的机构预测，4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会赶上美国。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另作他论，中国劳动力上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红利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相关会议上表示，过度依赖“人口数量红利”的城镇化导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我们现在有2.5亿农民工，伴随于此的是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社会的发展除了靠人口数量红利外还需要土地红利，我国土地出让金前年达到了3万多亿，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86%。这种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都难以为继，我们需要新的红利，就是城镇化红利。
据业内人士介绍，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数以千万的人进城，未来5年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未来10年居民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元以上。
城镇化将带动中国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以哈尔滨市为例，到2015年哈尔滨城市化率要达到55%以上。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哈尔滨市总人口为1063.5万人。目前，哈尔滨市城镇化率尚不足50%，照此计算，约有60万-70万农村人口融入城市。此外，截至2010年哈尔滨市的常住流动人口多达134万人。由于有了新的户籍制度，南宁市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度有望加快。截至2010年年底，南宁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突破130万人。一个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增加的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需求在10万元以上。随着哈尔滨市、南宁市取消农业与非农户籍划分，以及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有望吸纳超过300万新增城市人口，进而带动3000亿元以上的投资需求。
城镇化是平等的新理念
2012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我国现在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官方统计的城镇化率有51%，其中农民工占有35%的比例，也就是有近2亿人是农民工，他们实现了职业的转换和地域的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的待遇，所以城镇化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非常关键的是要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平等，这会拉动很大的消费。
有专家预测和研究表明，一个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高的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一些低的估计，就是说只是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小城市就要2万元，特大城市要10万元。有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是10万元，带动的投资是50万元，户籍改革要分类因城而异。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称，城镇化将村民变成市民，从理论上是可以扩大国内需求的，但前提是国家首先需要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舍得花血本，而且要为进城农民转化为市民身份提供社保等投入。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城镇化的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要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个村民要进城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意味着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要扩展，福利覆盖范围要变大，而这需要政府的大笔投入。
新政要防新误区
“城镇化应该破除两种误区：一是认为要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二是只要地不要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破除前一种误区需要各地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征因地制宜来制定自身的城镇化规划，破除后一种误区则需要进行拖延已久的户籍制度改革。
辜胜阻则认为我们要趋利避害，要五防，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高地价推高高房价。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过去10年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过去1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8.7%，但是土地的城镇化达到75%。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城镇化，新一轮的城镇化要集约用地，要避免农民被上楼，要防止造城运动。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是难以持续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此快的城镇化率，是建立在几个低成本的因素上，包括土地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市的扩张（速度）等。
与陈锡文有相同担忧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李实也表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不协调，“很多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并不能享受到市民的待遇，这是一种社会不公平。”
不断崛起的城市群落，日益繁荣的城市经济，加速改善的城市生活，这些变化缘于一个巨大的跨越：中国城镇化60年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前。它所蕴涵的是，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工业化步伐加快推进、城市功能迅速提高的辉煌历程。
城镇化是发展的新红利
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是靠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来成就的，但是这个红利难以为继。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魯格曼到中国进行调研，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但是现在有法国的机构预测，4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会赶上美国。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另作他论，中国劳动力上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红利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相关会议上表示，过度依赖“人口数量红利”的城镇化导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我们现在有2.5亿农民工，伴随于此的是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社会的发展除了靠人口数量红利外还需要土地红利，我国土地出让金前年达到了3万多亿，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86%。这种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都难以为继，我们需要新的红利，就是城镇化红利。
据业内人士介绍，城镇化会创造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数以千万的人进城，未来5年的消费需求会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未来10年居民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元以上。
城镇化将带动中国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以哈尔滨市为例，到2015年哈尔滨城市化率要达到55%以上。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哈尔滨市总人口为1063.5万人。目前，哈尔滨市城镇化率尚不足50%，照此计算，约有60万-70万农村人口融入城市。此外，截至2010年哈尔滨市的常住流动人口多达134万人。由于有了新的户籍制度，南宁市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度有望加快。截至2010年年底，南宁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突破130万人。一个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增加的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需求在10万元以上。随着哈尔滨市、南宁市取消农业与非农户籍划分，以及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有望吸纳超过300万新增城市人口，进而带动3000亿元以上的投资需求。
城镇化是平等的新理念
2012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我国现在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官方统计的城镇化率有51%，其中农民工占有35%的比例，也就是有近2亿人是农民工，他们实现了职业的转换和地域的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的待遇，所以城镇化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非常关键的是要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平等，这会拉动很大的消费。
有专家预测和研究表明，一个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高的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一些低的估计，就是说只是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小城市就要2万元，特大城市要10万元。有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是10万元，带动的投资是50万元，户籍改革要分类因城而异。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称，城镇化将村民变成市民，从理论上是可以扩大国内需求的，但前提是国家首先需要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舍得花血本，而且要为进城农民转化为市民身份提供社保等投入。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城镇化的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要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个村民要进城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意味着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要扩展，福利覆盖范围要变大，而这需要政府的大笔投入。
新政要防新误区
“城镇化应该破除两种误区：一是认为要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二是只要地不要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破除前一种误区需要各地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征因地制宜来制定自身的城镇化规划，破除后一种误区则需要进行拖延已久的户籍制度改革。
辜胜阻则认为我们要趋利避害，要五防，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土地财政，而使高地价推高高房价。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过去10年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过去1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8.7%，但是土地的城镇化达到75%。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城镇化，新一轮的城镇化要集约用地，要避免农民被上楼，要防止造城运动。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是难以持续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此快的城镇化率，是建立在几个低成本的因素上，包括土地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市的扩张（速度）等。
与陈锡文有相同担忧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李实也表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不协调，“很多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并不能享受到市民的待遇，这是一种社会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