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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在小说《胡雪岩》中，曾提到清代的“雅贿”，说的是清廷权贵贪腐成性，但又不敢公然受贿，于是便与琉璃厂的商家勾结：凡有贿赂，皆以古董、字画等名义行之。
在反腐力度层层加码的情况下，据统计， 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雅贿”案件仍频频出现。从玉石到瓷器，从字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受贿清单里。玩摄影、养兰花、收集名人字画……原本，这些只是个人的“雅好”。但 “雅好”摇身一变成“雅贿”，让腐败也变得“文艺范”。商人、官员、“艺术家”掮客等形形色色角色也共同构成了雅贿生态链。
天生的官场“玩物”
“雅贿”古有“炭敬冰敬”一说。对于喜好附庸风雅的官员，直接送银子，不如送些古玩字画来的效果佳，于是，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就由白花花的银子、皮袍、人参，变成了大人们所喜好的周鼎与宋瓷。这样的送法，送的人坦然，因为不是银子，收的人风雅，可以显示自己的档次。肮脏的行贿受贿，这么一来，就被遮蔽在文人雅趣的烟幕里。
“雅贿”的逻辑，如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送拍者送来一幅名家大作，真伪莫辨，但随即就有神秘买家高价拍了去。送拍者真金白银收入囊中。
“雅贿”是门很深的“学问”。首先要了解收礼人喜欢什么，是喜欢字画，还是喜欢古玩；是喜欢黄花梨的笔筒，还是喜欢红木的笔架。总之，要投其所好。 其次，绝不能送太笨重的物件，要保证双方能够轻松交接。最好是体量不大，价值很大，“低调的奢华”。
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玩物”。
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大多有这样那样的“小爱好”，从玉石到瓷器，从字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受贿清单里。其收受途径隐蔽、“变现”手法多样、“出事”易于推责等“优点”，高雅旗号下遮挡的是低劣的权钱勾兑。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
涉足文化圈、伸手艺术品、身染“文艺范儿”，“官雅圈”暗藏腐败“潜规则”，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爱玉成痴，到河南省南阳市原纪委常委谢先莹“收藏”近亿元名人字画，再到鄂尔多斯市原副市长王会师痴迷摄影，家中搜出十几部昂贵的摄影器材……，到2015年底，已有30多名落马官员涉嫌收受“雅贿”成“雅虎”。
“雅贿”形式多样，隐蔽性强，“致富”快捷，也为案件侦破带来许多困难。
浙江省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邵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邵毅喜欢收藏”就成为其任职地方的公开秘密，2007 年，商人陈某想在临安谋求萤石矿的采矿权，找邵毅帮忙，邵毅以买房缺钱为由，请陈某帮忙出手藏品，陈某建议他以80万元出手几年前陈某送他的黑釉观音瓶，几天后，80万元就打到了邵毅提供的账号，而此黑釉观音瓶是几年前陈某花4000元买下送给邵毅的。
“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当“雅好”与腐败联姻，就会生出一个叫“雅贿”的怪胎。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案审理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曾被鉴定为价值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文强当庭否认该画为真品。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鉴定后，结论为：该画为一般仿品。
贪官收受的行贿物品中，假字画、假文玩不乏案例。是贪官“看走眼”了吗？或许不是。赝品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猫腻”。贪官也许并不在乎字画、文玩的真假，因为它们本不过就是为贪腐搭桥的工具。
“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5年1月13日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的这句话，一经曝光就立即走红网络。在风趣幽默的背后，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反腐的锋芒所向。
相比送金钱、房产，送古董、字画更为高雅。而更高级的雅贿则是请官员赐“墨宝”，同时奉上一笔可观的润笔费。“东也胡，西也胡，洪城（南昌）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这个顺口溜说的便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热衷题词，求字者络绎不绝 。
在众多喜好舞文弄墨的官员中，不排除个别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但他们作品中的“权力溢价”显而易见。官员的“墨宝”，在位时如宝，落马后如草，便是现实的例证。
雅贿生态链中的艺术和艺术家
在雅贿生态链中，各色真真假假的艺术家是介于官员和商人之间的重要一环，“艺术家”们是掮客，是猎食者，也是官商交易中的缓冲带和润滑剂，他们的作用是负责生产和批发，鉴定和估价，上通和下达。
一位混迹雅贿江湖多年的“艺术家”宋佳（化名），一直熟稔地游离在法律的危险边缘。即便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时候，雅贿的江湖里依然呈现出一种不太为人知的热闹。
瓷器珍品从哪里来的？不少是大型基建工程中被发现的古墓文物。
在宋佳工作室陈列的众多古代瓷器珍品中，不少看过人啧啧称叹，好奇这些“宝贝”到底从哪里来的。宋佳倒也大方，高兴时，他会带点炫耀地与人分享他的秘密：它们很多都是来自大型基建工程中被发现的古墓文物。他说这在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比如建高铁，只要这个工程一开工，就什么人都来了，地上修路的、卖材料的、搞征地的，地下也有一群人在盯着，只要是这条线上发现的大墓，不管里面有没有东西，一个墓30万元，有人买了，然后马上清理，马上搬走，工程也马上就盖上去了。你要通知文物局？开玩笑！到时再改线，耽误工期，东西也都是国家的了。”宋佳很清楚其中的门道，而做基建工程的富商，恰好就是能为他带来更多“宝贝玩意”的人。
除了文物和字画，宋佳自己出品的酒和茶也是重要的“雅贿”载体。送钱的人跑到宋佳这儿来花大价钱买茶，领导在背后从宋佳处抽成，大家各取所需，“互惠互利”。
作为一名雅贿掮客，宋佳摸准了这个江湖里的潜规则。反腐风暴不断刮起，“老虎苍蝇一起打”，官员会更注意怎样“安全”地接受你的“心意”，正是这种受贿心理，让“雅贿江湖”得以继续隐秘而行。
近年来，国内媒体连续报道了多家大型艺术机构相继破产、倒闭的消息，艺术市场的泡沫与破产悲喜剧实际上还有着更多和更复杂的剧情主线，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腐败的官场政治土壤之上的一朵邪恶的罂粟花。
其次，在艺术品炒作的背后也并非没有真正懂艺术价值的专业人士所起的作用，但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国内顶级文物鉴定家为赝品背书的行为，足以说明艺术品江湖的黑幕；而某些亦官亦商的艺术机构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所打出的旗号往往也与各种“文化建设”“艺术工程”紧密相关，以浓墨重彩的主流官方色彩骗取买家的幻觉与信任，而这种披着艺术外衣的灰色地带往往是权力、艺术品、私利三者之间实现暧昧交易的理想平台。
唐·汤普森的《疯狂经济学：让一条鲨鱼身价过亿的学问》告诉我们，当“艺术”遇上了“经济学”之后，它就不再仅仅是艺术，甚至不再是艺术。在市场上的“艺术”永远无法摆脱那个疯狂附体的资本魔鬼。
在反腐力度层层加码的情况下，据统计， 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雅贿”案件仍频频出现。从玉石到瓷器，从字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受贿清单里。玩摄影、养兰花、收集名人字画……原本，这些只是个人的“雅好”。但 “雅好”摇身一变成“雅贿”，让腐败也变得“文艺范”。商人、官员、“艺术家”掮客等形形色色角色也共同构成了雅贿生态链。
天生的官场“玩物”
“雅贿”古有“炭敬冰敬”一说。对于喜好附庸风雅的官员，直接送银子，不如送些古玩字画来的效果佳，于是，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就由白花花的银子、皮袍、人参，变成了大人们所喜好的周鼎与宋瓷。这样的送法，送的人坦然，因为不是银子，收的人风雅，可以显示自己的档次。肮脏的行贿受贿，这么一来，就被遮蔽在文人雅趣的烟幕里。
“雅贿”的逻辑，如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送拍者送来一幅名家大作，真伪莫辨，但随即就有神秘买家高价拍了去。送拍者真金白银收入囊中。
“雅贿”是门很深的“学问”。首先要了解收礼人喜欢什么，是喜欢字画，还是喜欢古玩；是喜欢黄花梨的笔筒，还是喜欢红木的笔架。总之，要投其所好。 其次，绝不能送太笨重的物件，要保证双方能够轻松交接。最好是体量不大，价值很大，“低调的奢华”。
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玩物”。
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大多有这样那样的“小爱好”，从玉石到瓷器，从字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受贿清单里。其收受途径隐蔽、“变现”手法多样、“出事”易于推责等“优点”，高雅旗号下遮挡的是低劣的权钱勾兑。
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简要概括了“雅贿”的“优势”：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
涉足文化圈、伸手艺术品、身染“文艺范儿”，“官雅圈”暗藏腐败“潜规则”，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爱玉成痴，到河南省南阳市原纪委常委谢先莹“收藏”近亿元名人字画，再到鄂尔多斯市原副市长王会师痴迷摄影，家中搜出十几部昂贵的摄影器材……，到2015年底，已有30多名落马官员涉嫌收受“雅贿”成“雅虎”。
“雅贿”形式多样，隐蔽性强，“致富”快捷，也为案件侦破带来许多困难。
浙江省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邵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邵毅喜欢收藏”就成为其任职地方的公开秘密，2007 年，商人陈某想在临安谋求萤石矿的采矿权，找邵毅帮忙，邵毅以买房缺钱为由，请陈某帮忙出手藏品，陈某建议他以80万元出手几年前陈某送他的黑釉观音瓶，几天后，80万元就打到了邵毅提供的账号，而此黑釉观音瓶是几年前陈某花4000元买下送给邵毅的。
“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当“雅好”与腐败联姻，就会生出一个叫“雅贿”的怪胎。不过，‘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案审理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曾被鉴定为价值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文强当庭否认该画为真品。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鉴定后，结论为：该画为一般仿品。
贪官收受的行贿物品中，假字画、假文玩不乏案例。是贪官“看走眼”了吗？或许不是。赝品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猫腻”。贪官也许并不在乎字画、文玩的真假，因为它们本不过就是为贪腐搭桥的工具。
“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5年1月13日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的这句话，一经曝光就立即走红网络。在风趣幽默的背后，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反腐的锋芒所向。
相比送金钱、房产，送古董、字画更为高雅。而更高级的雅贿则是请官员赐“墨宝”，同时奉上一笔可观的润笔费。“东也胡，西也胡，洪城（南昌）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这个顺口溜说的便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热衷题词，求字者络绎不绝 。
在众多喜好舞文弄墨的官员中，不排除个别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但他们作品中的“权力溢价”显而易见。官员的“墨宝”，在位时如宝，落马后如草，便是现实的例证。
雅贿生态链中的艺术和艺术家
在雅贿生态链中，各色真真假假的艺术家是介于官员和商人之间的重要一环，“艺术家”们是掮客，是猎食者，也是官商交易中的缓冲带和润滑剂，他们的作用是负责生产和批发，鉴定和估价，上通和下达。
一位混迹雅贿江湖多年的“艺术家”宋佳（化名），一直熟稔地游离在法律的危险边缘。即便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时候，雅贿的江湖里依然呈现出一种不太为人知的热闹。
瓷器珍品从哪里来的？不少是大型基建工程中被发现的古墓文物。
在宋佳工作室陈列的众多古代瓷器珍品中，不少看过人啧啧称叹，好奇这些“宝贝”到底从哪里来的。宋佳倒也大方，高兴时，他会带点炫耀地与人分享他的秘密：它们很多都是来自大型基建工程中被发现的古墓文物。他说这在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比如建高铁，只要这个工程一开工，就什么人都来了，地上修路的、卖材料的、搞征地的，地下也有一群人在盯着，只要是这条线上发现的大墓，不管里面有没有东西，一个墓30万元，有人买了，然后马上清理，马上搬走，工程也马上就盖上去了。你要通知文物局？开玩笑！到时再改线，耽误工期，东西也都是国家的了。”宋佳很清楚其中的门道，而做基建工程的富商，恰好就是能为他带来更多“宝贝玩意”的人。
除了文物和字画，宋佳自己出品的酒和茶也是重要的“雅贿”载体。送钱的人跑到宋佳这儿来花大价钱买茶，领导在背后从宋佳处抽成，大家各取所需，“互惠互利”。
作为一名雅贿掮客，宋佳摸准了这个江湖里的潜规则。反腐风暴不断刮起，“老虎苍蝇一起打”，官员会更注意怎样“安全”地接受你的“心意”，正是这种受贿心理，让“雅贿江湖”得以继续隐秘而行。
近年来，国内媒体连续报道了多家大型艺术机构相继破产、倒闭的消息，艺术市场的泡沫与破产悲喜剧实际上还有着更多和更复杂的剧情主线，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腐败的官场政治土壤之上的一朵邪恶的罂粟花。
其次，在艺术品炒作的背后也并非没有真正懂艺术价值的专业人士所起的作用，但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国内顶级文物鉴定家为赝品背书的行为，足以说明艺术品江湖的黑幕；而某些亦官亦商的艺术机构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所打出的旗号往往也与各种“文化建设”“艺术工程”紧密相关，以浓墨重彩的主流官方色彩骗取买家的幻觉与信任，而这种披着艺术外衣的灰色地带往往是权力、艺术品、私利三者之间实现暧昧交易的理想平台。
唐·汤普森的《疯狂经济学：让一条鲨鱼身价过亿的学问》告诉我们，当“艺术”遇上了“经济学”之后，它就不再仅仅是艺术，甚至不再是艺术。在市场上的“艺术”永远无法摆脱那个疯狂附体的资本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