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要过96周岁生日了！我在家门口陪他晒太阳。他跟我说，他百年之后如何如何。我问他，您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了那么多，百年之后的事更管不了啊！父亲听后，也跟着笑了。
　　1998年，我在县城有了房子后，他和母亲一起住到我家。刚来的时候，母亲还能做点儿家务。不到两个月，母亲卧床不起，一病两年直至临终。两年中，父亲为母亲所做的一切，是我们未曾料想到的。父亲为母亲擦洗、换药、喂饭、洗衣……尤其是母亲便道不畅时，他竟用手去抠。母亲走了，父亲一下老了许多。
　　父亲一生视工作为第一生命，他抽屉里面珍藏有几十张奖状，那是他一生的成绩，那些奖状是实干取得的。每天早上别人还没起床，他就急着上班，晚上不点完一灯煤油，从来没有见他到过家。那时候，母亲在缝纫店锁扣眼儿，夜里我和弟弟一觉醒来，母亲总是还坐在昏暗的灯下做着针线活儿，这样推测父亲回家的时间就应该是夜间十一点左右吧。外祖母去世他没回老家，母亲生下我们姐弟几人他甚至不在身边……他在国营八里湖农场当了个财务科长，制度在他那里就像铆钉般的铆上了，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占点儿便宜。领导安排他住队，他每天去农业大队里，恨不得把大队支部书记或队长的职责一下包揽下来。别人处理不了的棘手事，到他那里总是迎刃而解。有一年，场里安排他带队去某企业清理财务，结果查出企业负责人经济上有问题。本来私交蛮好，硬是从严给予了处理，得罪了不少人。
　　1964年，哥哥与几个小伙伴到汤鱼海的湖中去采莲子。有人将消息传到了父亲那里。那时候，湖区莲子是集体的财产。父亲作为总场的财务科长，自己的儿子带头侵占集体的财产，那还了得。他迅速找人带信把哥哥从湖里叫回。当哥哥乐滋滋地将采摘回的莲子拿出来的时候，父亲不问三七二十一，顺手拿起扁担，就朝站在他面前的哥哥一扁担扫过去。扁担告訴哥哥，公家的东西动不得！
　　父亲非常节俭。1985年，我刚成家时，按说特殊情况总得讲点儿热闹，因此，新房用电没有遵循出门关灯的要求。父亲有点儿不大乐意。你前脚出门，他后脚进门帮你把灯关了。妻子到后面厨房端洗脸水时，他后脚进来将新房里面的电视机关掉了，并郑重其事地说，房里没人，开机浪费。妻子是在这种毫不习惯的嘟囔中，逐渐记得关灯、关电视了。
　　三年困难时期，农场领导见我家这么困难，便做父亲工作，让父亲减少一个孩子读书。父亲说，即使讨米，也要让孩子上学！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要求严厉，且是非分明。他的话不多，不知是因为没有时间，还是没有那个耐心。一般情况是，每到年终，你放假回来，他问你的只有一句话，奖状呢？你如果如他所愿拿出他所需要的，他会十分快乐地从你手上接过奖状，然后转过身去，无非是“五好学生”之类的几个字，他要戴上眼镜看上半天，然后从荷包里摸出一串钥匙，打开他那宝贝抽屉，把那奖状小心翼翼地折叠好，轻轻地放进去……我曾多次享受了这份殊荣，并在父亲难得的笑容中接过他递给我的如一个梨子、一个橘子之类的奖赏。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半边山中学教书。有一天，我回家跟父亲说，哥给我写了封信。父亲问写了些什么，我说，哥说我现在还年轻，不懂世事的艰辛。父亲忙问我要了这信，从中看出破绽，并作出到哥哥工作单位和哥哥谈心的快速反应。后来我才知道，哥哥的一位朋友涉及一桩政治案件，上面正在调查他与哥哥的关系，哥哥承受不了，有些委屈和担心。父亲了解原委，弄清与哥哥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便好言相劝，硬是让失魂落魄的哥哥镇定下来了。
　　父亲性格刚烈，能让他来县城我家住，且一住达20余年，对他来说应算是个奇迹。早些年，每天做饭是妻子的事，而饭后的洗刷就成了他的专利，有时来客或冬季寒冷时，我想把碗洗一洗，他哪里肯依。洗着洗着，父亲就老了，话也多了。
　　阳光下，父亲还反复交代，其实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句：要谦虚，不要大模大样;要认真，不要对工作不负责任;要稳重，不要占公家一点儿便宜。
　　父亲的交代，我们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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