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业绩远大于名气的航海家——元代的汪大渊。他于1330年到1339年，先后两次驾船出海，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与地中海等地，还把海外见闻著成书，流传于世，为明代郑和下西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汪大渊航海的时间比鄭和早175年！比哥伦布早262年！更重要的是，他的航海壮举并非“政府行为”，也就是没有官方资助，而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探索世界的行为。
　　汪大渊祖籍南昌，1310年生于泉州。泉州当时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外客商云集，航海业发达，他自小耳濡目染，深受海洋文明影响，对远航有浓厚兴趣，向往到海外考察体验。在他之前，沿海一带的许多人也有远航的尝试，但由于民间航海活动的资金、物资、人力准备艰难，因此大多数人只能望洋兴叹。汪大渊却自力更生组织资金和航海工具，完成了两次伟大的航海探险，并撰写了旅行札记《岛夷志略》（原名《岛夷志》），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此书共分100条，前99条中有关各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的情况，都是他根据亲身见闻记录而成，可信度较高;最后一条“异闻类聚”则是摘录《太平广记》等书，价值不大。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启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但《岭外代答》《诸蕃志》主要系作者耳闻，而非亲历，因此错误难免。《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中指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明代马欢著《瀛涯胜览》一书正是受汪大渊的启发。他在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瀛涯胜览》虽叙事详细，但仅涉及20个国家，远不如《岛夷志略》之广。
　　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在他的《星槎胜览》里，许多记述是从《岛夷志略》中照搬而来。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收条目与《瀛涯胜览》相同，内容大同小异，只不过是根据马欢的记录加以润色，行文赡雅罢了。元代海外地理专著还有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但两书的价值均不如《岛夷志略》。《大德南海志》原书20卷，今仅存卷6至卷10，其所收地名虽多，然仅列名称而无叙述;《真腊风土记》记载详尽，但仅一国而已。总之，研究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非《岛夷志略》莫属。
　　根据此书记载，1330年，汪大渊一行从泉州出海，一路南下，直抵作为中转站的海南，然后穿过西沙群岛，经由交趾和占城，到达吴哥王国（今天的柬埔寨）。在这里，汪大渊目睹了奢华的佛教寺庙和宫殿建筑，装饰用的金象、金孔雀、玉石猿猴等令人眼花缭乱。贵族的家居和饮食器具多由黄金铸造，格外华丽。由于气候温暖湿润，这里土地肥沃，农产丰富。
　　在加里曼丹岛的渤泥（今文莱），汪大渊一行受到当地部族的热情接待，即便在酒宴上喝醉了，行李也会在他们醒来后依旧分文不差。由于气候炎热，居民多在白天休息，等到夕阳西下才出来劳作。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是由于当地的火山灰土壤肥力很强，可以保证足够的农业产出。外商可以用白银、赤金或铁器交易，换得玳瑁、梅花片脑、肉豆蔻、小丁皮等土特产。也恰是这些香料在数百年后吸引着西方殖民者来此掠夺征战。
　　在加里曼丹岛的勾栏山，汪大渊和同伴们还找到了元朝远征军的残部。他们来自塞北、中原或者南宋故地，如今却在热带气候和疾病的折磨下，除了勉强谋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土。
　　在旅途中，汪大渊发现了一些常被当地人忽视的资源，比如在小巽他的松巴哇岛，海边的泥土中会冒出黑色粘稠液体，可做取暖燃料或制造火炬。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石油，而印尼正是东南亚最丰富最重要的原油产区。
　　这两次出行的经历都被汪大渊记入《岛夷志略》。作为一部脱离官方朝贡体系，以平民视角观察和记录异域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非常罕见。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使他的记载不会被封建王朝所重视，他的旅行也无法带动更多人去探索广阔的世界。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蒙元王朝往往容易遭到忽视。但其与中原迥异的文明样式营造出一个相对开放的历史阶段。汪大渊和他的《岛夷志略》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朵亮眼奇葩。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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