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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京都市政公所。他不顾当时的物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并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首先,于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其次,于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交通紧张,再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也正是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首都南迁至南京,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1937年日本人侵占北平后,为了回避混居所带来的摩擦,改变了城中心的位置,旧城慢慢变成了死市。到1949年初期,天安门广场由于无人管理,凋敝为荒凉的野地,而且到处都是垃圾,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比人还高。
1949年5月,北平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主任。都市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城市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在1949年8月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上万人参加了整修工程。那时已经有传闻开国大典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说法,“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挂在广场的北侧。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中国国旗旗杆的位置。当时负责这个任务的陈斡后来撰文说:“从把旗杆的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
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4个决议案,并决定在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选址最初有3种意见:一是主张建在东单广场,一是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更多的主张是建在天安门附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选址问题非常重视,最后确定建在天安门和原中华门这一中轴线上,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基本相同。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总理说,是因为这里体现着“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也是历史悠久、令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
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在纪念碑奠基典礼时致词:“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全体代表脱帽默哀。随后毛主席宣读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宣读碑文后,毛主席首先亲手执铁锨铲土,以表崇敬先烈。随后各代表团团长和在场代表一一执锨,完成了奠基典礼。
在北京档案馆的档案中藏有一份毛泽东主席亲手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主席将原词中删去“纪念碑奠基典礼”几个字,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文深邃精辟,气势磅礴,情感深沉,表达出对先烈的敬仰。
毛主席亲手埋下的奠基石,是前一天才刚刚赶制完成的。1949年9月23日,全国政协的同志来到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刻处,提出要让陈志敬同志赶制纪念碑的奠基石,并要求在9月30日前完成,且因碑文是由中央领导亲自书写的,必须保证质量。按照常规,一百多字的碑文镌刻需要将近一个月的工期,可当时从选料到动手刻字才一周,时间太紧了。当天下午,陈志敬和陈志信兄弟俩便将石料进行表面的平光加工,一直到晚上才将碑面加工完成。9月25日,全国政协的同志将书写的碑文拿来,从25日到29日,他们采取“歇人不歇马”的方式,夜以继日轮流上阵,到9月29日晚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奠基石镌刻完成。
之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通知,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至1951年,共收到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140多件,最后截稿时共收到240多件。其中海外华侨陈嘉庚先生还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水泥柱头模型,寄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1951年8月29日,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致彭真市长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问题的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纪念碑的设计意见。这一封信,奠定了纪念碑的建造方案。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确定“高而集中”为碑形原则,并组织设计人员归纳设计方案,连同模型送中央审定。经审查,初步选出了高耸的矩形立柱等3个方案。这3个方案都做成了比例1:5的大模型,连同两个碑顶换上坡屋顶和群雕像的小模型,自1951年国庆节起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处陈列,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1952年4月29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组成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等17个单位。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包括建筑设计委员会、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施工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三个处(工程事务处、设计处、办事处)、七个组:工程事务处下辖土木施工组(其中采石组开工不久即合并到石工组)、石料供应组、电气装置组、财务会计组、摄影记录组,设计处下辖建筑设计组、美工组。最重要的三个组是土木施工组、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
兴建委员会的建立是工程开始的第一步,这个委员会不同于一般艺术创作的组织形式,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学家、建筑师和艺术家。紧随其后,1952年6月19日,美术工作组成立,组长 为雕塑大师刘开渠。
1952年8月1日,经过2年多的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动工施建。在开凿地基前先钻探地层,做承重试验,基础钢筋混凝土按重量比配合,分层连续筑打,用气压振捣器振捣,这些工作于11月13日完成,然后养护保温一个月以上。
与此同时,1952年冬,中央美院一批画家开始画稿工作。
1953年2月,在天安门广场临时搭建了占地850平方米的美术工作室,雕塑家在此开始学习近百年历史,根据纪念碑碑文和碑形规定大小,进行12幅浮雕草图的起草。
1953年3月,通过征集碑形活动,对纪念碑造型进行了修改。雕刻家们又根据新碑形进行8幅浮雕草图的起草,并为雕塑进行基本练习。9月完成8幅草图的起草,并依此做四分之一的泥稿,从泥塑上研究浮雕应有的效果。
最初投入施工的纪念碑方案为单层碑座,下有浮雕。浮雕为八个重大历史事件,分别为:《烧鸦片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1851年至1864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1911年》《五四运动1919年》《五卅运动1925年》《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游击战抗日战争1927年至1945年》《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1946年至1949年》。这些题材是由范文澜为首的雕画史料专门委员会研究确定的。
大约1953年六七月间,参与浮雕画稿的画家完成了工作,之后由雕塑家分成8组,开始浮雕创作。每一组由一位著名雕塑家担任主稿,一两位青年雕塑家担任助手。《鸦片战争》主稿曾竹韶,《金田起义》主稿王丙召,《武昌起义》主稿傅天仇,《五四运动》主稿滑田友,《五卅运动》主稿王临乙,《南昌起义》主稿萧传玖,《抗日游击战》主稿张松鹤,《胜利渡长江》主稿刘开渠。
曾竹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开始起稿的时候,做了一个林则徐出场的构图方法。但是经过复议,以及群众和领导的意见,感觉这样有缺点。毛主席题的八个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体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题。可见,我们中国完全是依靠人民,而不是由哪个个人创造的。因此,在构图方面出现了争议:一是要不要以个人英雄出场,二是要不要把敌人做到里头。后来领导的方向非常明确:不要出现反面人物,都要以人民为主。于是便换成了做人民的战争内容。”
当年参与纪念碑创作的雕塑家李桢祥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最初八块浮雕的设计稿主要是由绘画家完成的,雕塑家参与得非常少。但最终定稿还是由雕塑家们在绘画家设计稿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变动,然后经过历史考核组的讨论、审查和中央批准,最终才发展延伸完成。”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料,1953年7月开采自青岛浮山。大石料荒料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在当地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形,并减重至280吨,准备运往青岛车站。浮山采石场距青岛车站大约30公里,且大部分是丘陵地,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运输设备缺乏,搬运大石料相当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位鞍山老起重工张合符,凭借多年的丰富经验,提出采用老办法,用滚木及推土机一步步牵引滚移,有些小桥则下垫垛填实。“滚木”是鞍钢支援的无缝钢管的初坯,这样既稳妥,速度也不算很慢。1953年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四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于9月27日将石料顺利运抵青岛车站。最后大石料于1953年10月13日到达当时的北京前门西站。
与此同时,1953年9月26日~10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形展览在北京展出。
1954年8月,确定了碑身、碑座、月台等部分的形制,并开始施工,安装石料。而碑顶造型,虽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设计修改,仍未能确定。同时在攒尖顶和群像顶等方案之中选择。1954年11月6日,梁思成出席了彭真主持的北京市政府第16次会议,在这个会上,彭真指示碑顶采用“建筑顶”,并确定了浮雕主题。
碑体上层及月台下内部,可从几处活动的地平面盖板下去,并有铁爬梯直达碑顶,以便维修。碑身坐落在30米见方的独立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平基中央,为一次浇铸而成。为了使工程主要负荷施加后,结构的重力变形尽早完成,尽量减少外砌石料结构受重力变形影响,建设者严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装程序,使工程保持了长期的变形稳定。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为毛主席所书。毛主席共写了3幅,并给工作人员带来口信说,要多请专家们提意见,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这3幅字中选一些可取的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重写。现在纪念碑上的8个大字,就是工作人员征求专家意见后,从3幅字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的,虽然不是取自一副,但仍不失毛主席的书法神韵。
碑文部分,当时作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同志,建议由“写得一手极好颜体字”的周恩来总理手书。据说总理为了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前后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选了最满意的一篇。
碑上刻字、镏金是在安装以后进行的。首先是将所写的原稿按碑的尺寸放大,并用阴文镌刻,力求字形与原字神似,并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的金字镶嵌进去。据镀镏老工人说,能保证300年不变色。纪念碑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两。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后,进行了重要的变动,即按照兴建委员会的指示,要将整个碑面转移180度。本来按照我国传统习惯,碑面朝南,故“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体应朝南。但是许多群众指出:重大活动都集中在天安门与纪念碑之间的广场上,碑身正面应朝北,与天安门相对。这意见得到中央领导及专家们的同意。于是决定把碑面转移180度。
纪念碑的建筑造型要达到的是周总理所指示的“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目的,也要体现出人民英雄的崇高精神。本着这样的原则,在造型上,采取高而挺拔的形象来表达人民英雄的崇高事业和伟大的功勋。
纪念碑的风格和主题思想,抓住传统的“以文勒石”碑刻特征,在碑身的最主要最醒目的地位,镶刻了毛主席的鎏金题字和周总理的手书碑文。为了突出碑文,碑身需要耸长,但纪念碑在广场中四面临空,又必须庄重敦实,于是横断面采取接近扁方形,并采用中国建筑“卷杀”和西洋古典建筑“收分”的办法,使碑身既雄壮挺拔,轮廓线又精美蕴有弹力。碑身采用一块重达60吨的完整的碑心石,借以更加强调碑的主题。
由于碑身巨大,用一般的须弥座式台基承托,就显得单薄,因此采用双重台基,下部台基四周镌刻 浮雕。
1957年1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开始石刻。
须弥座四周历史题材浮雕是最能体现纪念碑艺术性的部分,参与创稿以及主雕的艺术家们经过艰辛的探索,继承传统,借鉴西方艺术,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再现了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画面。设计过程中,在浮雕安排的次序上,曾有过争议,有人认为历史叙述一般是按年代排列的,由远及近,但碑文的原意是由近及远的,这是有重大历史涵义的。因此将“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全中国”的题材放在碑的正面,即在毛主席题字的下方,以最突出的位置、最宽阔的画面来展示。
纪念碑的装饰花纹,也是经过仔细琢磨的。配合碑文,在碑侧刻以红星、松柏和胜利旗帜组成的“光辉永照”装饰浮雕,用以表达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小须弥座四周,为牡丹花、荷花、菊花等组成的八个花圈,用以表达对人民英雄不朽功勋的永远尊敬和怀念,并象征先烈品质的坚定、纯洁和高贵。两个须弥座上下枋的卷草花纹,在设计中参照传统纹样并有所创新。
1958年5月1日,首都50万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万众瞩目下隆重揭幕。两万工人在纪念碑前,时而用白色时而用黄色的花束组成“和平”两个大字。
彭真市长发表“五一”讲话。他说:“今天,也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揭幕的隆重日子。我们向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崇高的革命敬礼,向1840年以来的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958年5月2日,纪念碑正式开放。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运用艺术形式表现政治主题的纪念性建筑物。纪念碑的建筑艺术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同时又在体量、朝向、选址等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人民的丰功伟绩与国家主人的地位;四周主题浮雕成功借鉴了西方艺术,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再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表现人民的革命精神;碑文以及装饰浮雕在形式上更多地保留了传统艺术风格,点明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光辉永照的主题,多样的艺术形式都统一于主题表现的需要。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书法、建筑与雕塑艺术的统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公共艺术工程,于1949年9月30日由毛主席亲手奠基,耗时八年,直至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该工程汇集了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学家和艺术家参与。2008年正值纪念碑落成五十周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在五月以展览的形式再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并以多媒体、图片、实物、文献资料等多种表现手法展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取得的多方面成就。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结束,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结束了国内反动势力的迫害。同时纪念碑又是一个开始,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生活,开始了新中国的苏醒,开始了新中国的在世界的崛起。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首都南迁至南京,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1937年日本人侵占北平后,为了回避混居所带来的摩擦,改变了城中心的位置,旧城慢慢变成了死市。到1949年初期,天安门广场由于无人管理,凋敝为荒凉的野地,而且到处都是垃圾,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比人还高。
1949年5月,北平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主任。都市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城市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在1949年8月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上万人参加了整修工程。那时已经有传闻开国大典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说法,“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挂在广场的北侧。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中国国旗旗杆的位置。当时负责这个任务的陈斡后来撰文说:“从把旗杆的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
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4个决议案,并决定在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选址最初有3种意见:一是主张建在东单广场,一是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更多的主张是建在天安门附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选址问题非常重视,最后确定建在天安门和原中华门这一中轴线上,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基本相同。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总理说,是因为这里体现着“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也是历史悠久、令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
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在纪念碑奠基典礼时致词:“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全体代表脱帽默哀。随后毛主席宣读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宣读碑文后,毛主席首先亲手执铁锨铲土,以表崇敬先烈。随后各代表团团长和在场代表一一执锨,完成了奠基典礼。
在北京档案馆的档案中藏有一份毛泽东主席亲手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主席将原词中删去“纪念碑奠基典礼”几个字,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文深邃精辟,气势磅礴,情感深沉,表达出对先烈的敬仰。
毛主席亲手埋下的奠基石,是前一天才刚刚赶制完成的。1949年9月23日,全国政协的同志来到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刻处,提出要让陈志敬同志赶制纪念碑的奠基石,并要求在9月30日前完成,且因碑文是由中央领导亲自书写的,必须保证质量。按照常规,一百多字的碑文镌刻需要将近一个月的工期,可当时从选料到动手刻字才一周,时间太紧了。当天下午,陈志敬和陈志信兄弟俩便将石料进行表面的平光加工,一直到晚上才将碑面加工完成。9月25日,全国政协的同志将书写的碑文拿来,从25日到29日,他们采取“歇人不歇马”的方式,夜以继日轮流上阵,到9月29日晚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奠基石镌刻完成。
之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通知,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至1951年,共收到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140多件,最后截稿时共收到240多件。其中海外华侨陈嘉庚先生还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水泥柱头模型,寄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1951年8月29日,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致彭真市长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问题的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纪念碑的设计意见。这一封信,奠定了纪念碑的建造方案。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确定“高而集中”为碑形原则,并组织设计人员归纳设计方案,连同模型送中央审定。经审查,初步选出了高耸的矩形立柱等3个方案。这3个方案都做成了比例1:5的大模型,连同两个碑顶换上坡屋顶和群雕像的小模型,自1951年国庆节起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处陈列,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1952年4月29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组成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等17个单位。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包括建筑设计委员会、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施工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三个处(工程事务处、设计处、办事处)、七个组:工程事务处下辖土木施工组(其中采石组开工不久即合并到石工组)、石料供应组、电气装置组、财务会计组、摄影记录组,设计处下辖建筑设计组、美工组。最重要的三个组是土木施工组、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
兴建委员会的建立是工程开始的第一步,这个委员会不同于一般艺术创作的组织形式,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学家、建筑师和艺术家。紧随其后,1952年6月19日,美术工作组成立,组长 为雕塑大师刘开渠。
1952年8月1日,经过2年多的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动工施建。在开凿地基前先钻探地层,做承重试验,基础钢筋混凝土按重量比配合,分层连续筑打,用气压振捣器振捣,这些工作于11月13日完成,然后养护保温一个月以上。
与此同时,1952年冬,中央美院一批画家开始画稿工作。
1953年2月,在天安门广场临时搭建了占地850平方米的美术工作室,雕塑家在此开始学习近百年历史,根据纪念碑碑文和碑形规定大小,进行12幅浮雕草图的起草。
1953年3月,通过征集碑形活动,对纪念碑造型进行了修改。雕刻家们又根据新碑形进行8幅浮雕草图的起草,并为雕塑进行基本练习。9月完成8幅草图的起草,并依此做四分之一的泥稿,从泥塑上研究浮雕应有的效果。
最初投入施工的纪念碑方案为单层碑座,下有浮雕。浮雕为八个重大历史事件,分别为:《烧鸦片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1851年至1864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1911年》《五四运动1919年》《五卅运动1925年》《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游击战抗日战争1927年至1945年》《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1946年至1949年》。这些题材是由范文澜为首的雕画史料专门委员会研究确定的。
大约1953年六七月间,参与浮雕画稿的画家完成了工作,之后由雕塑家分成8组,开始浮雕创作。每一组由一位著名雕塑家担任主稿,一两位青年雕塑家担任助手。《鸦片战争》主稿曾竹韶,《金田起义》主稿王丙召,《武昌起义》主稿傅天仇,《五四运动》主稿滑田友,《五卅运动》主稿王临乙,《南昌起义》主稿萧传玖,《抗日游击战》主稿张松鹤,《胜利渡长江》主稿刘开渠。
曾竹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开始起稿的时候,做了一个林则徐出场的构图方法。但是经过复议,以及群众和领导的意见,感觉这样有缺点。毛主席题的八个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体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题。可见,我们中国完全是依靠人民,而不是由哪个个人创造的。因此,在构图方面出现了争议:一是要不要以个人英雄出场,二是要不要把敌人做到里头。后来领导的方向非常明确:不要出现反面人物,都要以人民为主。于是便换成了做人民的战争内容。”
当年参与纪念碑创作的雕塑家李桢祥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最初八块浮雕的设计稿主要是由绘画家完成的,雕塑家参与得非常少。但最终定稿还是由雕塑家们在绘画家设计稿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变动,然后经过历史考核组的讨论、审查和中央批准,最终才发展延伸完成。”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料,1953年7月开采自青岛浮山。大石料荒料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在当地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形,并减重至280吨,准备运往青岛车站。浮山采石场距青岛车站大约30公里,且大部分是丘陵地,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运输设备缺乏,搬运大石料相当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位鞍山老起重工张合符,凭借多年的丰富经验,提出采用老办法,用滚木及推土机一步步牵引滚移,有些小桥则下垫垛填实。“滚木”是鞍钢支援的无缝钢管的初坯,这样既稳妥,速度也不算很慢。1953年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四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于9月27日将石料顺利运抵青岛车站。最后大石料于1953年10月13日到达当时的北京前门西站。
与此同时,1953年9月26日~10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形展览在北京展出。
1954年8月,确定了碑身、碑座、月台等部分的形制,并开始施工,安装石料。而碑顶造型,虽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设计修改,仍未能确定。同时在攒尖顶和群像顶等方案之中选择。1954年11月6日,梁思成出席了彭真主持的北京市政府第16次会议,在这个会上,彭真指示碑顶采用“建筑顶”,并确定了浮雕主题。
碑体上层及月台下内部,可从几处活动的地平面盖板下去,并有铁爬梯直达碑顶,以便维修。碑身坐落在30米见方的独立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平基中央,为一次浇铸而成。为了使工程主要负荷施加后,结构的重力变形尽早完成,尽量减少外砌石料结构受重力变形影响,建设者严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装程序,使工程保持了长期的变形稳定。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为毛主席所书。毛主席共写了3幅,并给工作人员带来口信说,要多请专家们提意见,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这3幅字中选一些可取的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重写。现在纪念碑上的8个大字,就是工作人员征求专家意见后,从3幅字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的,虽然不是取自一副,但仍不失毛主席的书法神韵。
碑文部分,当时作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同志,建议由“写得一手极好颜体字”的周恩来总理手书。据说总理为了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前后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选了最满意的一篇。
碑上刻字、镏金是在安装以后进行的。首先是将所写的原稿按碑的尺寸放大,并用阴文镌刻,力求字形与原字神似,并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的金字镶嵌进去。据镀镏老工人说,能保证300年不变色。纪念碑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两。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后,进行了重要的变动,即按照兴建委员会的指示,要将整个碑面转移180度。本来按照我国传统习惯,碑面朝南,故“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体应朝南。但是许多群众指出:重大活动都集中在天安门与纪念碑之间的广场上,碑身正面应朝北,与天安门相对。这意见得到中央领导及专家们的同意。于是决定把碑面转移180度。
纪念碑的建筑造型要达到的是周总理所指示的“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目的,也要体现出人民英雄的崇高精神。本着这样的原则,在造型上,采取高而挺拔的形象来表达人民英雄的崇高事业和伟大的功勋。
纪念碑的风格和主题思想,抓住传统的“以文勒石”碑刻特征,在碑身的最主要最醒目的地位,镶刻了毛主席的鎏金题字和周总理的手书碑文。为了突出碑文,碑身需要耸长,但纪念碑在广场中四面临空,又必须庄重敦实,于是横断面采取接近扁方形,并采用中国建筑“卷杀”和西洋古典建筑“收分”的办法,使碑身既雄壮挺拔,轮廓线又精美蕴有弹力。碑身采用一块重达60吨的完整的碑心石,借以更加强调碑的主题。
由于碑身巨大,用一般的须弥座式台基承托,就显得单薄,因此采用双重台基,下部台基四周镌刻 浮雕。
1957年1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开始石刻。
须弥座四周历史题材浮雕是最能体现纪念碑艺术性的部分,参与创稿以及主雕的艺术家们经过艰辛的探索,继承传统,借鉴西方艺术,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再现了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画面。设计过程中,在浮雕安排的次序上,曾有过争议,有人认为历史叙述一般是按年代排列的,由远及近,但碑文的原意是由近及远的,这是有重大历史涵义的。因此将“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全中国”的题材放在碑的正面,即在毛主席题字的下方,以最突出的位置、最宽阔的画面来展示。
纪念碑的装饰花纹,也是经过仔细琢磨的。配合碑文,在碑侧刻以红星、松柏和胜利旗帜组成的“光辉永照”装饰浮雕,用以表达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小须弥座四周,为牡丹花、荷花、菊花等组成的八个花圈,用以表达对人民英雄不朽功勋的永远尊敬和怀念,并象征先烈品质的坚定、纯洁和高贵。两个须弥座上下枋的卷草花纹,在设计中参照传统纹样并有所创新。
1958年5月1日,首都50万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万众瞩目下隆重揭幕。两万工人在纪念碑前,时而用白色时而用黄色的花束组成“和平”两个大字。
彭真市长发表“五一”讲话。他说:“今天,也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揭幕的隆重日子。我们向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崇高的革命敬礼,向1840年以来的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958年5月2日,纪念碑正式开放。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运用艺术形式表现政治主题的纪念性建筑物。纪念碑的建筑艺术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同时又在体量、朝向、选址等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人民的丰功伟绩与国家主人的地位;四周主题浮雕成功借鉴了西方艺术,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再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表现人民的革命精神;碑文以及装饰浮雕在形式上更多地保留了传统艺术风格,点明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光辉永照的主题,多样的艺术形式都统一于主题表现的需要。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书法、建筑与雕塑艺术的统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公共艺术工程,于1949年9月30日由毛主席亲手奠基,耗时八年,直至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该工程汇集了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学家和艺术家参与。2008年正值纪念碑落成五十周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在五月以展览的形式再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并以多媒体、图片、实物、文献资料等多种表现手法展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取得的多方面成就。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结束,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结束了国内反动势力的迫害。同时纪念碑又是一个开始,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生活,开始了新中国的苏醒,开始了新中国的在世界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