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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重视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在法规制度、组织机构、普查、名录体系、传承人、文化生态保护区、理论研究与出版、宣传教育活动和数字化等各方面工作全国名列前茅，呈现出由单一、静态保护向全面、活态、整体性保护转变，由基础性工作起步阶段转到深入进行科学保护的发展阶段，非遗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广东模式逐步形成。面对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和文化多样化快速推进，外来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古村落消失的加速，广东也有非遗项目面临着消亡或失传的危险，非遗保护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和发展瓶颈。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发展瓶颈
组织机构方面。2009年省文化厅挂牌成立非遗处，全省现有4个地级以上市文化主管部门设立了独立的非遗科，其他多在公共文化处（科）或文物处（科）加挂牌子，部分地区甚至无专人负责，工作联系处于被动状态。2005年在省文化馆加挂省非遗保护中心牌子，至今仍没有独立编制。各级非遗保护中心除个别市县有独立编制外，大都挂靠在文化馆内。
基础设施方面。广东现有6个地市、14个县区建成市、县（区）级非遗展示馆，省非遗展示中心项目列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重要建设内容，但该项目建设用地一直未落实。许多地市县区未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列入政府工作日程，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整体化、科学化进程，严重影响非遗保护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专业人员方面。许多市县（区）没有专职和专业熟悉非遗保护工作的研究人员，整理、撰写有关材料能力不足。一些兼职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分管领导和专家小组成员对非遗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对非遗的评判标准把握不准确，高素质专业人员的匮乏，使非遗保护工作总体规划和前瞻性研究缺乏，规划、政策落实不到位，措施不具体，工作科学性欠缺，严重影响了非遗保护工作。
整体性保护方面。文化部于2010年批准设立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我国第五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也于2014年2月由文化部专家会议通过，已按程序报文化部批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计划设立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省文化厅分两批批准设立了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雷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府文化（越秀）、（中山小榄）和瑶族文化（连南）、（乳源）等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因地方政府、专家观点分歧较大，潮汕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进展缓慢；非遗保护实验区规划整体性不足、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不利于非遗保护可持续性发展。
法律法规方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于2011年实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后国内第一部地方性配套法规。2008年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014年修订出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配套出台《2014年省非遗专项资金申报指南》。2014年9月《广东省文化厅关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广东省粤剧保护办法》（草案）已经提交省法制办审议。但因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不配套等问题，认定的传承人存在获得外国绿卡和香港、澳门等非广东辖区居民情况，出现了“候鸟式”、“外省籍”传承人等现象，给相关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建议
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探索非遗保护工作的“广东经验”，使非遗保护工作中“广东模式”更加完善，建议如下：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工作原则第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需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需要发挥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民间组织，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需要政府分管机构牵头组织非遗保护机构，发挥专家智囊团作用，建立咨询研究和督办检查机制，吸纳省内外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因此，构建省市县三级独立编制的非遗保护机构迫在眉睫。
完善考核督办和激励引导机制。一是集中督导。以政府名义开展非遗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导，督促各级政府将非遗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逐步加大非遗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提升辖区内非遗保护工作水平。二是建立考核督办机制。需要将非遗保护纳入对县（市）区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与民政、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工作一样，同布置、同督办、同考核。定期或不定期由省级非遗保护部门组织对市、区及县（市）区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进行督办检查。三是健全激励引导机制。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资助扶持、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与教育培训部门结合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在中小学、职业学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对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懈怠非遗保护工作，造成非遗项目遗失、破坏的单位和个人，依情节轻重进行告诫惩罚，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健全协调机制。经省政府同意省文化厅于2006年牵头8个厅局建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成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并制定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2013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但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趋势，经济开发或城市拆迁中涉及文化场所、珍贵实物等非遗项目的很少征询文化部门意见，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文化生态壁龛被消灭，让非遗保护失去了生存基础，非遗需要加强整体性保护力度，单靠文化部门难以完全解决。因此，需以政府名义建立非遗保护长效协调机制，对各部门涉及非遗的工作进行指导与规范。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省非遗展示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早日建成并引领、推动全省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及《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十项工程》提出的建设全省非遗展示中心、地级以上市要设立综合性的非遗馆、有条件的县（市、区）可设立专题性非遗馆或传习所的建设目标与任务。省政府要要求各地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两条腿走路”，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快速发展。
多元筹措保护资金。一是增加财政投入。广东在国家、省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经费投入上全国均属前列，但经费投入总量与江浙等地仍有差距。按照《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要求，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需省市县各级政府增加非遗保护专项经费投入。二是多元化引导社会投资。通过政策定向保护等方式鼓励传承发展；制定非遗项目进入市场经营优惠政策，在土地使用、税费规费、人事编制等方面给予支持，以发展促保护；鼓励社会乡贤、华侨等投资非遗基础设施，并给予一定荣誉。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化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发展瓶颈
组织机构方面。2009年省文化厅挂牌成立非遗处，全省现有4个地级以上市文化主管部门设立了独立的非遗科，其他多在公共文化处（科）或文物处（科）加挂牌子，部分地区甚至无专人负责，工作联系处于被动状态。2005年在省文化馆加挂省非遗保护中心牌子，至今仍没有独立编制。各级非遗保护中心除个别市县有独立编制外，大都挂靠在文化馆内。
基础设施方面。广东现有6个地市、14个县区建成市、县（区）级非遗展示馆，省非遗展示中心项目列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重要建设内容，但该项目建设用地一直未落实。许多地市县区未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列入政府工作日程，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整体化、科学化进程，严重影响非遗保护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专业人员方面。许多市县（区）没有专职和专业熟悉非遗保护工作的研究人员，整理、撰写有关材料能力不足。一些兼职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分管领导和专家小组成员对非遗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对非遗的评判标准把握不准确，高素质专业人员的匮乏，使非遗保护工作总体规划和前瞻性研究缺乏，规划、政策落实不到位，措施不具体，工作科学性欠缺，严重影响了非遗保护工作。
整体性保护方面。文化部于2010年批准设立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我国第五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也于2014年2月由文化部专家会议通过，已按程序报文化部批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计划设立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省文化厅分两批批准设立了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雷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府文化（越秀）、（中山小榄）和瑶族文化（连南）、（乳源）等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因地方政府、专家观点分歧较大，潮汕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进展缓慢；非遗保护实验区规划整体性不足、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不利于非遗保护可持续性发展。
法律法规方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于2011年实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后国内第一部地方性配套法规。2008年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014年修订出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配套出台《2014年省非遗专项资金申报指南》。2014年9月《广东省文化厅关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广东省粤剧保护办法》（草案）已经提交省法制办审议。但因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不配套等问题，认定的传承人存在获得外国绿卡和香港、澳门等非广东辖区居民情况，出现了“候鸟式”、“外省籍”传承人等现象，给相关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建议
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探索非遗保护工作的“广东经验”，使非遗保护工作中“广东模式”更加完善，建议如下：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工作原则第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需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需要发挥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民间组织，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需要政府分管机构牵头组织非遗保护机构，发挥专家智囊团作用，建立咨询研究和督办检查机制，吸纳省内外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因此，构建省市县三级独立编制的非遗保护机构迫在眉睫。
完善考核督办和激励引导机制。一是集中督导。以政府名义开展非遗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导，督促各级政府将非遗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逐步加大非遗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提升辖区内非遗保护工作水平。二是建立考核督办机制。需要将非遗保护纳入对县（市）区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与民政、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工作一样，同布置、同督办、同考核。定期或不定期由省级非遗保护部门组织对市、区及县（市）区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进行督办检查。三是健全激励引导机制。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资助扶持、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与教育培训部门结合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在中小学、职业学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对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懈怠非遗保护工作，造成非遗项目遗失、破坏的单位和个人，依情节轻重进行告诫惩罚，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健全协调机制。经省政府同意省文化厅于2006年牵头8个厅局建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成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并制定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2013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但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趋势，经济开发或城市拆迁中涉及文化场所、珍贵实物等非遗项目的很少征询文化部门意见，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文化生态壁龛被消灭，让非遗保护失去了生存基础，非遗需要加强整体性保护力度，单靠文化部门难以完全解决。因此，需以政府名义建立非遗保护长效协调机制，对各部门涉及非遗的工作进行指导与规范。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省非遗展示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早日建成并引领、推动全省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及《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十项工程》提出的建设全省非遗展示中心、地级以上市要设立综合性的非遗馆、有条件的县（市、区）可设立专题性非遗馆或传习所的建设目标与任务。省政府要要求各地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两条腿走路”，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快速发展。
多元筹措保护资金。一是增加财政投入。广东在国家、省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经费投入上全国均属前列，但经费投入总量与江浙等地仍有差距。按照《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要求，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需省市县各级政府增加非遗保护专项经费投入。二是多元化引导社会投资。通过政策定向保护等方式鼓励传承发展；制定非遗项目进入市场经营优惠政策，在土地使用、税费规费、人事编制等方面给予支持，以发展促保护；鼓励社会乡贤、华侨等投资非遗基础设施，并给予一定荣誉。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化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