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获悉，今年1月至5月，该院共受理利用国外假学历实施的诈骗犯罪7件，涉及33人，涉案金额达796.8万元。刚刚受理的利用国外假学历实施的诈骗案中，八成受害人是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人员。(6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有点市场常识的都深谙“便宜没好货”的道理：几千块的洋文凭，这和路边摊上的蒂芙尼、LV有什么差别?这些高管又不是“高傻”，独独对假洋文凭没了“火眼金睛”?这本身就是个冷笑话。
　　文凭与能力的关系，理论上说，当然能力优先，因为文凭不过是能力的一纸钢印；但程序上说，没有这一张文凭，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吹破天的本领。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就像纠结于“鸡生蛋蛋生鸡”。
　　有关假洋文凭的风靡，论说得最多的原因，是学历崇拜、惟证书论。比如前几日有消息说，调查显示，美国州议会议员中大约25％没有大学文凭，对此，美国州议会全国会议执行理事威廉·庞德说，各州对议员有年龄限制，但受教育程度不设底线于是有人大赞这种惟能力论的用人制度。但问题是，假洋文凭在中国成为硬通货，难道仅仅是学历的关系吗?或者国际友人已经到了无视任何文凭的地步?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文凭的背后，是社会信用。《盛世危言·考试》上说，“考取文凭，方准用世。”尽管此“文凭”非彼“文凭”，但这一词汇历来都指向与公权相关的某种公信。洋文凭好使，是因为洋大学好使；洋大学受待见，是因为看惯了自己的大学不争气。其实崇拜洋文凭的初衷并不可耻，因为它幻想以他人的信用保障自己用人的可靠，只不过后来越来越“形而上”，加之人人窥见其间的“红利”，监管又以失职“成人之美”，终于令其异化成一种“产业”。
　　文凭是不可原罪的，或者说，文凭与能力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如果文凭是干净的、含金量很高的，又如果能力者也有自己“搏出位”的常规路径，那么，各自生存在有序的社会坐标中，怎会同根相煎呢?弄懂假洋文凭买卖的“行情”，所谓整治才有可能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