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2003年CEPA协议的签订，香港电影人加速了北上进程，港产合拍片成为香港与大陆影坛合作拍摄的主要形式。不过，大陆市场在给香港电影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之外，由于特定的审查制度与观众审美，使得港产合拍片不仅丢失了原来香港电影的味道，而且市场收益也日趋严峻。在这样背景下，2013年的杜琪峰新作《毒战》另辟蹊径，不仅延续了香港电影的风格，而且巧妙避开了电影审查，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收益，给港产合拍片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道路。
　　【关键词】 港产合拍片；《毒战》；CEPA；杜琪峰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
　　杜琪峰成为近年来少有的能够自由游走在商业电影与艺术影片，大陆市场与香港、海外市场的一位导演。2013年的4月与7月，他接连推出《毒战》和《盲探》两部电影，一贯的银河映像路数，但却又能够婉转地适应大陆电影市场。在这个电影票房高企，但却评论不佳的时代，来自香港的杜琪峰电影创作理念能够给予试图在大陆市场分一杯羹的港产合拍片一些启示。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中国电影的历史，2013年4月2日大陆上映的《毒战》必然会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也许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难以判断它究竟是中国电影生产现状下的空谷绝响般的特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具有模仿性；还是它象征着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行者，用它的非常规的内容与影像实践预示着中国电影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不管《毒战》是特例还是先例，它用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内容表达，给表面繁荣实则问题丛生的大陆电影生产，尤其是香港与大陆的合拍片困境，带来了冲击和亮光，具有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值得严肃对待。
　　在日益发达的全球化市场背景下，合拍片愈来愈普遍，它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地区）的制作单位共同合作拍摄的影片，发行时通常有两个或多个语言的版本，在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划分合作各方的投资方式和数量、发行分成的比例和结算方式等。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环境下，大陆与香港的合拍片是最早展开和具有文件协议的模式。香港与大陆的合拍片历史，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首部合拍片是1982年著名导演张鑫炎拍摄的《少林寺》，影片在大陆实景拍摄，在海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捧红了功夫巨星李连杰，掀起了民间对少林寺的崇拜热潮。随后，香港不少导演纷纷来大陆拍摄电影，在当时娱乐匮乏的大陆，这些合拍片基本都获得了成功。但是，这些只是香港与大陆民间的合拍片交流，处于简单层面的合作。真正意义上的香港与大陆合拍片要以2003年双方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为开始，协议中涉及到合拍片政策的部分主要有：香港公司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可不受配额限制，作为进口影片在内地发行；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可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在香港与内地合拍的电影中允许港方人员增加所占比例，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1/3，故事不限于发生在中国内地境内，但情节或主要人物必须与内地有关。
　　由于香港本土电影市场的萎缩，香港电影以往的主要市场台湾、东亚、南洋一带也基本失去，因此大陆电影市场成为香港电影的最后一块庞大蛋糕。2004年，随着CEPA协议的正式实施，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在最初的一两年内，香港电影借助大陆注入的电影资金，以相对成熟的电影生产方式，在庞大的内地电影市场上确实收获不少。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合拍片却进入了一种欲振乏力的困境期，令人对合拍片的前景置疑。合拍片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CEPA电影政策的双刃剑效应开始显现，其对合拍片的主题、剧情等审查压缩了合拍片的题材选择的空间，以致香港电影人擅长的很多电影类型，例如黑帮片、警匪片，难以拍成合拍片在大陆上映；其次，合拍片的水平有待提高，很多电影给人粗制滥造的感觉，为了迎合香港与大陆两地的市场，简单地将一些元素拼贴，反而在两地都失去了支持。正如香港电影人文隽所说：“我拍过一部片子叫《我的美丽乡愁》。我的想法是，打工妹身份，女白领的身份，广州背景，两种类型的人，算是迎合了吧？可是效果不太好。我的意思是说，有智慧、有想法的人都会判断错误，更何况，躲在香港炮制，加一点内地因素，这怎么能轻易成功呢？”[1]41
　　因此，处于困境中的港产合拍片难以舍弃庞大的内地电影市场，但又难以把准其脉搏，于是拍摄策略则是一边倒地重拍过去的香港经典电影，企图以这种方式既巧妙地迎合两地观众的怀旧消费，又能避开大陆电影审查的壁垒。例如，这几年频频出现的《新少林寺》、《大上海》、《江山美人》、《倩女幽魂》等等，给人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但是，这种以怀旧消费为卖点的电影模式，根本无力取悦现在的电影观众，因为现在的电影观众主体都是年轻人，他们成长的青春记忆不是上世纪录像厅时代的香港电影，而是新世纪网络时代的欧美日韩电影。不住地重拍经典的港产合拍片既没有解决困境，反而更是加剧了合拍片的困境焦虑。
　　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香港与大陆的合拍电影并没有真正的共融，更难以说共荣。由于电影审查等因素的存在，港产合拍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香港电影，反而变成了四不像，既不是如纯粹的香港电影给予观众单纯的快乐，又难以真正的融进大陆的现实处境，给人一种漂浮在半空的无力感。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港产合拍片既无望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甚至都没有办法与优秀的国产电影较量。笔者以为，针对港产合拍片的这种似乎无路可走的现实困境，近日上映的杜琪峰导演的《毒战》正好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出路。
　　二
　　在CAPA实施十年之后，目前的香港电影人一般分为三类，主流是北上的香港电影人，例如徐克、陈可辛等，他们的电影题材、演员的设置等主要针对大陆市场和观众，陈可辛的新作《中国合伙人》更是取材自大陆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的故事。除了主流之外，还有两类数量很少的香港电影人，一类是专心培育香港电影市场的，彭浩翔算是一个，由于他的电影继承香港电影繁荣时期的胡闹、低俗、戏谑等特点，不适合在电影审查下的大陆上映，因而他的电影基本都在香港上映，且以“港味”为卖点，在狭小的香港电影市场倒也票房高企，例如他的近作《低俗喜剧》。还有一类，是游走兼顾大陆和香港电影市场的电影人，既能拍出“港味”十足的本土电影，满足香港电影市场和观众的期待，又能自如地拍摄港产合拍片，令大陆观众获得观影的愉悦。不过这类人很少见，需要专业的制作班底和娴熟的多类型电影风格为支撑，目前以杜琪峰为突出代表，他近年在大陆上映的合拍片都以爱情电影为主，例如《向左走，向右走》、《百年好合》、《单身男女》等，而他所继承并打上自身风格印记的警匪片在大陆上映并不顺利，频频遭遇删改情节、结局，乃至电影片名。最为典型的就是《黑社会》在大陆上映被改为《龙城岁月》，黑社会分子的古天乐也被改为卧底的警察，以致杜琪峰为了保持电影的完整性，主动放弃《黑社会2》在大陆市场的上映。 　　如今，“脚踩两只船”的杜琪峰成了破局之人，开创了合拍片的新局面。《毒战》是杜琪峰的第五十部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内地的贩毒缉毒故事：津海禁毒大队长张雷（孙红雷饰）在医院碰见汽车失控受伤的蔡添明（古天乐饰），张雷凭借敏锐的职业嗅觉，判别蔡添明涉嫌制毒，遂查出已被炸毁的制毒窝点。为了戴罪立功，蔡添明招认罪行后，协助警方诱捕更大的毒贩。在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蔡添明妄图利用毒贩团伙与警察发生正面激战的机会逃脱，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蔡添明最终也被送上死刑台。
　　电影《毒战》具有浓郁的“银河映象”出品的风格，导演是杜琪峰，编剧是韦家辉、游乃海，惯常的“铁三角”创作模式。《毒战》延续着杜琪峰电影一贯的主题，即人总是在强力的命运面前无力自主生存，就如蔡添明一直在寻求生存的机会，为了活命出卖亲友、徒弟，但是最终依然要面临死亡的审判。题材也是“银河映像”惯常的警匪之间的斗智斗勇，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这部电影在延续银河风格的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突破之处，而正是这些突破的地方给予了合拍片困境以借鉴的意义。
　　首先，《毒战》对于内地电影审查的限度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大陆的电影制度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先的电影审查，涉及电影的主题、情节、主创等审查，重大题材电影的审查更是严格。从根本上说，电影在大陆被当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需要意识形态的甄别，以防出现危害国家安全和特定思想形态的情况。但是根据目前的《电影管理条例》规定，电影审查的界定范畴又非常的宽泛，模糊地带较多。在CEPA的协议中，合拍片也是需要事先审查的，但由于香港电影被香港政府认定为娱乐业，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争论，因而当香港电影人进入合拍片领域，常常不能适应大陆的电影审查，因着电影审查的缘故，很多合拍片就削足适履地迁就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显得不伦不类。但是随着目前电影市场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电影审查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不仅国内的电影人，例如冯小刚多次呼吁建立《电影法》，国外的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进入大陆，也常面临被删改的命运，最近突出的事例就是昆汀·塔伦蒂诺获得奥斯卡奖的新片《被解放的姜戈》在大陆上映当天就被撤下，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技术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却无从得知，应该触犯了某一条的电影规定。
　　对于《毒战》来说，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电影的审查限度，给后来的同类作品提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垫脚石。这部电影是杜琪峰首次与内地电影公司合作拍摄的警匪片，也是将绝大部分的场景放在内地拍摄。《毒战》突破以往电影审查所形成的“禁区”，首先在于打破了对警察和毒贩的非黑即白的表现方式，而是采取了立体化的表现方式。以警察为例，孙红雷饰演的禁毒大队长可以为了破案，假扮贩毒人员，甚至吸毒运毒，这和以往对于警察的高大全形象描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毒贩古天乐在电影中的戏份并不亚于孙红雷，甚至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虽然是毒贩，但是影片并没有一味地表现他的十恶不赦，而是立体地表现他，例如有场戏是他给亡妻的深情祭奠。其次，电影在很多细节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突破，力图还原真实生活带来的质感。例如电影中的车牌都是真实的，是津A、粤A，古天乐祭奠亡妻时烧的是真正的人民币，在津海——其实就是天津——也出现了大型的制毒工厂，在去年的电影《边境风云》中，贩毒工厂是设置在边境之外的缅甸。最后，电影在结局上更是令观众惊叹大陆电影审查的尺度如此之大，以致有人渲染此片是“尺度最大的国产影片”，在影片结尾，孙红雷等一干警察全部死于毒贩的枪口下，典型的港式警匪片电影结尾。当然，杜琪峰的聪明之处，就是明白合拍片的身份，准确地拿捏了分寸，在小处突破了一些禁区，但是在本质上还是主旋律的，例如孙红雷的形象整体上维持高大，古天乐在最终还是被送上死刑台。
　　除了对于中国电影审查的有益尝试之外，《毒战》还开辟了香港与大陆合拍片的一个新方向，即将香港擅长的电影类型移植到大陆的现实空间中。合拍片，不是简单的一加一，不是香港出电影技术，大陆出电影资金，而是要有真正的深层融合。而如何的深层融合，十年来的合拍片基本没有摸索出一条有益的道路，以至于香港电影人沉迷在逝去的美好时光中，不住地翻拍过去的经典电影，但是观众并不买账。于是香港电影人徒然面对这么大的电影市场，他们不知道这里的观众喜欢什么，他们羡慕《失恋33天》、《人在囧途之泰囧》等影片的爆红，却无法复制。而《毒战》则做出了一个有益的探索，且是被市场证明是成功的探索，就是将香港擅长的电影题材和风格，置放在大陆的现实背景中，就如本片的故事架构是香港擅长的警匪片，是“银河映像”一贯的套路，在银河系列中并不出众，但是它的独特之处是这些事情是活生生地发生在天津的，在大街上警察与毒贩互相开枪射击，在港口停泊着数不尽的贩毒船只。就如近年来各地兴起的民生新闻一样，不少还是用当地方言播音，收视率很高，原因就在于与当地民众的现实生活有了连接。同理，当香港电影类型与大陆故事背景有机融合时，大陆的观众不仅是在欣赏类型电影带来的愉悦，更是在熟悉的地理空间中发现现实提供不了的新奇感；而对于香港电影观众来说，他们在看惯了某种香港电影类型之后，突然发现电影的故事空间变成了所陌生的异质空间，也会带来观赏的快感。这次的《毒战》就只有一个版本，但在香港和大陆都获得了票房和声誉。可见，《毒战》找到了一条适宜的合拍片路径。对于香港来说，由于其地域狭窄，几十年的电影拍摄已经将香港的空间利用殆尽，如果香港电影人能够将他们娴熟的电影类型，例如警匪片、喜剧片、黑帮片等，和大陆广阔的地理资源有机嫁接，就如《毒战》所做的那样，无疑是给合拍片开辟了一个美好的明天。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判断此次《毒战》的大破禁区，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孤立样本，还是说预示着中国电影审查的放宽。但是至少《毒战》的上映，在不少方面给予后来作品一个有益的借鉴，树立了一个标杆。同时，也许正是相对完美地避开了电影审查的壁垒和将港式电影类型移植到了大陆空间，因此只发行了一个版本的《毒战》，却在大陆和香港两地收获了良好的票房和口碑。其实，只有市场和观众都认可了，这才是真正的合拍片，才是真正的共融与共荣。
　　参考文献：
　　[1]吴虹飞.文隽：回到繁荣期是不可能的[J].南方人物周刊，2007（15）.
　　◆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赞助，项目名称为《香港电影中的基督教文化研究》，编号为：2012SJD76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