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推出的玉米收储制度改革，通过“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建立起玉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对生产者的补贴机制，激活了市场，解开了玉米产业的“死扣”，从根本上盘活了整个产业链。这项措施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着力解决玉米过剩这一农业结构的最突出问题，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期，关于玉米价格下跌、农民手中余粮积压、种粮大户因收益过低“毁约弃耕”等问题颇有些议论。客观讲，这些现象在个别地方是存在的。全面、客观、准确地看待这些现象，廓清发展迷思，既是正确认识问题的需要，更是做好下一步工作、深入推进改革的需要。
　　第一，价格到底降几何？改革前国内外玉米价差明显，改革后玉米价格撑不住、出现回落，这一变化市场早有预期，农民也有充分思想准备，在改革设计框架之内有充分考虑。
　　有议论说，现在玉米价格下跌过多，只有四五毛钱，这不符合当前玉米价格总体真实水平。从全国情况来看，2016年玉米平均价格为每斤0.81元，比上年下降0.17元，降幅约为17.3%。具体到东北4省区，综合有关部门调研和市场报告结果，2月下旬价格稳定在每斤0.60元至0.85元区间，比其他产区价格、南方地区进口玉米到岸价低0.1元至0.2元。总体看，玉米价格回归到相对合理的水平，各个环节、各地区之间合理的比价关系也基本形成。这样的价格是市场形成的，是各个主体在考虑成本收益基础上相互博弈的结果，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流通秩序，有利于促进东北玉米库存消化。
　　在玉米价格问题上产生一些不准确的看法，主要是忽视了玉米价格的复杂性。与标准化的工业品不同，玉米作为一种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品种品质、干湿状态、交易环节、交易区域等密切相关。农民地头一个价、收获后一个价；湿玉米一个价、干玉米一个价；经纪人一个价、购销企业一个价；贸易商一个价、加工企业一个价；产地一个价、港口一个价；北方一个价、南方一个价。不同品种、不同品质玉米之间的价格差异也不小。评价玉米价格降幅，要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以可比口径来比较，不能拿个案价格、极端价格做标准。行业内常用的玉米价格一般指含水量14%的标准玉米，而一些地方玉米含水量超过40%，考虑到水分扣除以及烘干费用等，收购价自然就低。此外，改革后东北产区玉米的品质差价、地区差价拉开，优质饲料玉米比普通玉米每斤高出0.2元，交通条件好的地区玉米价格比偏远地区每斤高出0.25元。如果不区分这些差异，简单拿偏远地区农民的潮粮价格与上年临储价格比较，就可能夸大价格降幅，对人们的认识产生误导。
　　第二，收入下降怎么看？粮价下降，农民种粮收入必然会受到影响，但对农民收入的减少要辩证、全面地看。
　　首先，农民收入既要算价格账，也要算补贴账。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市场定价和补贴作为一个整套方案推出，在价格下降的同时，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有关部门调研测算，黑龙江、吉林平均每亩收益200元以上，辽宁每亩收益400元以上，内蒙古除呼伦贝尔和兴安盟因遭遇旱灾导致种植收益明显下滑外，其他地区均在200元以上。加上玉米生产者补贴，大部分自有耕地农民亩均收益在300元以上。对于自有耕地农民来说，生产补贴补偿了降价导致收入损失的大部分，尽管改革后收入有所下降，但基本收益有保障，仍有利可图。
　　其次，农民收入既要算玉米账，也要算综合账。应当看到，一些地方种粮大户、合作社种植玉米确实出现了亏损，但相当部分是因为租地成本过高，这与对市场缺乏准确判断、过度追求规模有关。还有一些亏损，或因为遭遇自然灾害，或因为经营管理不善。价格改革使这些方面的亏损暴露得更明显，但算改革账，要把这些因素剔除出去。另外，玉米价格下降后主产区畜牧养殖成本、农产品加工成本降低，养殖业、加工业发展潜力得到释放，这大大拓展了农民增收的空间。算改革账，也要把对全局的有利影响考虑进去。
　　再次，农民收入既要算短期账，也要算长远账。供给紧缺时，价格高，农民种粮收入就多；供给过剩时，价格下跌，农民种粮收入就少一些，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供给大量过剩，价格还不下降，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行，产业发展就难以为继。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就是要解決市场和收入不可持续的问题，如果不早改、不主动改，等到市场崩盘，农民收入必将受到更大的冲击，损失更难以弥补。以农民种粮收入一时的下降，换得了产业长远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农民增收的长期机制，这是值得的。
　　第三，玉米销售难不难？临时收储取消后，玉米由企业实行市场化收购，能否顺利卖粮成为新的重大考验。为解决卖粮难问题，各地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农民顺利卖粮。
　　有反映称玉米产区“大量余粮积压”，这也需要认真分析。从东北4省区总体情况看，截至今年2月底，东北玉米收购进度已经超过商品量的80%，有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已经售完。玉米销售的进度好于预期。秋粮收购开始以来，东北玉米向关内铁路运量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些运出来的玉米都是新收购的玉米。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主产区农民粮食销售状况总体是好的。
　　实际上，所谓的“余粮积压”现象，绝大部分并不属于真正的卖粮难。农民手中余粮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属于“惯性余粮”，如一些地方玉米品质较好，农民存在余粮“开春后再卖”的售粮习惯，加上总体产量较大，余粮相对较多；第二类属于“主动余粮”，现在收购完全市场化，部分农民认为潮粮价格偏低，想待价而沽，等水分减少之后以更高价格出售，减少烘干费用，赚取更多收益；第三类属于“环节余粮”，如黑龙江粮食局估计，在合作社、经纪人和烘干塔中待售玉米达上百亿斤，有的在等待更好的市场时机，有的已有销售渠道，实际相当于为加工或贸易企业代储；第四类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难销余粮”，有的地方玉米因受灾导致籽粒不饱满，或因存储不科学导致霉变等，有的地方位置偏远、运输不便，导致销售相对较难。实际上，在玉米质量较差、运距较远的地区，由于各级政府重视程度高、动手早、力度大，收购进度相对较快，农户手中余粮已经不多。 　　第四，“毁约弃耕”有几何？有反映称，一些粮食主产区接连出现种粮大户毁约弃耕，“撂挑子不干”的现象，并多把毁约弃耕归因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对此，不必过分担忧，也不应过度干预。
　　实际上，从一般的情况看，部分大户经营状况不好，价格下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有些是规模太大经营不善，还有不少是租地成本太高。妥善应对农产品价格、租地成本波动是一个成熟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具备的能力。在这轮价格下降过程中，一些经营主体“撂挑子不干”，说明一些经营主体市场竞争力还有待提高。从长远看，改革有利于挤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的“投机分子”，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目的。规模经营主体如果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可能被市场淘汰。这也提醒我们，在我国特殊国情农情条件下，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急不得，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
　　总体上看，真正懂农业、会经营、规模适度的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尽管也有些损失，但大部分并没有毁约退租，这并不是靠情怀在硬撑，而是基于租地等成本下调和效益提升的长远预期。改革后，被广为诟病的过高租地成本，有望在出租户与经营户市场化博弈过程中逐步回归理性。例如，今年东北租地成本普遍下调200元至300元，回归到相对合理的水平。综合各地情况看，不少种粮大户意愿强烈，有的已经签订合同、扩大了经营规模，有的还在等待租地价格进一步回落。从主产区当前的情况看，在租地成本下调的背景下，土地流转呈现出增加的态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有加快的趋势。
　　第五，政府的帮扶有多少？改革越往前行，困难可能就越大，越是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就越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过程中，为了减少改革的负面影响，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对主产区农民，实施了生产者补贴，降低了农民收入损失。同时，发挥农民合作社等示范作用，帮助农民算好效益对比账，通过各种激励性措施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加快向市场效益更高的种植结构调整。二是通过对深加工企业入市收购玉米给予奖补、设立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建立粮食调运运力保障机制确保“有车运粮”等，促进玉米收购。三是加强对规模经营主体的扶持，很多主产区增加了对规模经营主体的农业支持保护補贴，增加了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对特别困难的农户，加大生产和生活救济力度。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保障了改革顺利推行。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夸大成绩，也不应夸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形势，更好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将改革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