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在于主观愿望以及单方面的表白与诚意，更在于他者的认同与接受，和平崛起的最终保障来自于国家捍卫和平能力的增长。
　　中国和平崛起，是中国政府的郑重承诺和坚定信念，也是我们的一贯主张。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中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为何外界与我们对中国和平崛起存在如此重大的认知差异？如何能够最终让国际社会信服我们？
　　首先，中外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重点和视角不同，这是造成“中国威胁论”无法根除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这一概念，中国与外界的感受和关注点完全不同。对中国而言，它始终强调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而非战争。但对外界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崛起”。无论其方式如何，都将会给现有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在西方看来，中国持续发展，必然会不断拓展海外市场，获取更多资源，发展军力，这会极大压缩它们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是它们最为恐惧的事情。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者而言，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在于中国经济的停滞、异化甚至崩溃，国家分裂解体以及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毫无疑问，这些情况是中国政府所不容忍和坚决防范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中西方利益相当程度上的不可调和性，导致中国和平崛起无法获取西方的真正认同。
　　其次，实现中国和平崛起，还在于建立中国自身与国际体系、特别是与美国的良性互动。和平崛起既要着眼于自身愿望，更要看最终结果。无疑，一个繁荣昌盛和富裕文明的中国，对国际社会而言绝非坏事。但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地估计国际体系接纳中国持续发展的意愿。因此，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在于我们的宣传，还在于中国能否实现与国际体系、特别是美国的良性互动。当前，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我们对美方接纳中国崛起的诚意有多大把握呢？
　　再有，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切记不要把个人道德与国际层面的道德混为一谈。当今国际政治体系是西方国家在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拥有迥异文化背景、且新近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来说，关键要区分两种层面的道德标准，即个人道德和国际层面的道德。前者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而后者的标准是以领土、主权、统一、安全与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个人有权为道义目标而献身，国家却无权为道义目标而牺牲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
　　鉴于此，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要注意把握三点：
　　第一，敢于直言利益。外交政策必须基于利益而非道德，产生于理性与智慧而非狂想和“单相思”。国家间的根本矛盾往往还是利益的冲突。事实表明，西方一些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它们的利益在于千方百计地干扰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遗余力地分裂与肢解中国和搞垮中国的执政党。对此，中国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道德宣誓绝不可能让西方真正满意，也不会真正取信于它们。
　　第二，习惯用实力来说话。权力或力量是西方最懂得的语言，是国际政治运行的最基本现实。国际和平是用实力来保证的，没有强大武力的保障，和平崛起将是一厢情愿。这要求中国对外要善于以力量说话，对内要坚持抓住发展国力和军力紧紧不放，和平崛起关键在于自身不断积累起来的捍卫和平的能力。
　　第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中国人倾向认为，只要以诚待人、以德报怨，最终总能感化对方。但需要考虑的是，面对国际政治中的流氓与小人，只是以诚待人，做以德报怨的谦谦君子，会不会掉进别人的圈套与陷阱，让中国自觉自愿地透出底牌或自废武功，甚至“自杀以求新生”，如戈尔巴乔夫之于苏联一样？实际上，对于自己的战略对手，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一文就警告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不辨是非而滥施同情心，不仅糊涂，最终可能还会亡命亡国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孔子最早就提出有名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处世原则，即拿公正回答怨恨，拿恩德来酬报恩德。
　　总之，中国在与外界沟通时需要用外向而非内向思维来思考自身崛起的意义，要懂得中西方关于国际政治的道德逻辑错位，努力避免国家按照个人层面的抽象道德原则行事。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在于主观愿望以及单方面的表白与诚意，更在于他者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保障来自于自身捍卫和平能力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