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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蔡老师的主题继续谈谈收入分配问题,准备的题目叫《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收入分配难题及其破解》。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第7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这个文章里面提出六大措施促进提高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可见现在高层决策者对收入分配已经非常关注。文章谈到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但要把公平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同时提出将来居民收入格局应该是橄榄型格局,但是中国现在是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以往讲到宏观经济调节往往只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是我认为收入分配也很管用,而且收入分配政策对国家长久发展更重要。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状况。第一,从全国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在不断拉大,2000年是0.412,到2008年达到0.458,2010年上半年据估计达到0.48。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可能现在已经接近达到0.5了。基尼系数的不断攀升表明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整个国民收入的不均衡状况正在加剧。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我国可能属于基尼系数比较高的经济体,既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第二,从城镇居民收入间差距来看也在不断拉大。如果我们把城镇居民收入分成七个组别的话,我们看到这七个组别,2008年数据分别是1985年数据的8.9倍、10.2倍、11.7倍、13.3倍、15倍、17倍、22.2倍,不同组别收入涨幅差距很大,而且收入越低的组别其增长越少,而收入高的组别的涨幅显著增大。所以从总体来看,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包括城市中出现的贫困化现象。我们以往只关注农村的贫困化,但很少关注城镇的贫困化。2010年以来,有好几个省市都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试图调节收入分配,其中江苏、山西、浙江、广东、上海都相继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有些调整幅度达到10%左右,有的省份甚至调到25%,其他省份也在纷纷调整。地方政府看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是个尖锐的问题。当然调节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利有弊,学术界也有很大的争议。利的一面在于此举可以使得城镇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上升(这其中也包括农民工),增强他们的平衡感,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有效扩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这对于拉动内需是有好处的,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富人要高。但是弊的一面是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加大生产者的成本,投资方的投资需求有可能受到压抑,他们的投资需求有可能下降(但并不是必然的),有些地区的投资者甚至会考虑撤出投资。利弊权衡一下,还是利大于弊,毕竟中国纯粹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将来的发展要更加注重民生,使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投资增长和产值增长意义何在?
第三,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从2000年0.37,到2009年0.4,基本上也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农村基尼系数比全国总体情况要稍微低一些。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衡感要比城市差一些。
第四,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这个差距就很惊人了。城市和乡村收入差距,呈剪刀型,一直在逐步加大。一些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是农村的5～6倍。比如山西是5.97倍,内蒙古是5.03倍,贵州5.29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如果把农村作为1的话,这个比值1985年是1.86,到2002年达到3.11,到2009年达到3.33倍,这个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实际上很多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认为,如果把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教育这方面福利因素加上去,大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5～8倍之间。最近一个情况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城镇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乡村正在慢慢比城市高一些,比如从1992～2000年,我们看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是6.8%,农村是4.8%,而2001～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是6.4%和9.9%,农村从增幅来讲已经超过了城市,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尤其是2005年开始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差距还是有一定作用。
第五,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就城镇来讲,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上海达到28838元,是最低省份甘肃人均可支配收入11929元的2.42倍。农村来看,最高仍是上海,达到12420元,是甘肃的2980元的4.14倍。各地区之间比较,均是城市比乡村发展更快,只有一个省份例外,新疆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14.3%,城市是8%左右。
第六,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大,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航空、烟草、电信、管道运输、新闻出版、石油、电力、广播影视等等,这些行业的收入都非常高,而传统行业如农林牧渔,属于低收入行业,大概相差5到10倍。这些垄断行业一般都限制社会资本参与,其市场竞争性不强,长期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工资水平,比如银行业,其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116倍。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如果竞争是比较充分的话,各个行业应该都得到大体一致的平均利润率,否则的话资本就会往高收入行业流动,直到均衡为止。目前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均衡比其他方面的不均衡更值得关注。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呈现非常不均衡的状况,城镇乡村内部收入差距正在逐步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但是近年出现一个新迹象:农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上升,同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悬殊,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均衡的经济,这种经济长期导致中国二元结构加剧,内需不足,经济不均衡发展,实际上对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性都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最近在全国出现的一些恶性事件,都表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负面效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近我们看到,从2009年开始,中央正在逐渐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到,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2009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一个文件《促进形成合理的分配收入机制》,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要遏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2010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今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之一。
我们看到2010年有几个举措还是很值得关注。首先是2010年“新36条”出台,这个“新36条”是和2005年的“36条”有延续性的,即允许社会民间资本进入一些垄断行业,试图以此来激活民间资本,刺激社会的投资需求,拉动内需,这对于中国成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意义重大。现在中国按照行业分大概有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有62个,而允许内资进入的行业有41个,显然这个门槛对民间资本是补公平的。另外2010年第二个新举措,就是刚才讲到的各地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第三个举措,国务院2010年5月27日提出改革户籍制度,要全国统一颁发居住证,而不是户籍证,户籍制度相信很快要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同时,近年来一些有利于收入分配制度改善的举措也在逐步推行,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财政政策支农力度、刺激农村需求、医疗制度改革等等,我相信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都有重大的影响。
总的来讲,中国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我认为是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的因素,也必将影响中国将来二三十年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建立一个民众普遍有平等感的和谐社会,而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第7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这个文章里面提出六大措施促进提高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可见现在高层决策者对收入分配已经非常关注。文章谈到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但要把公平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同时提出将来居民收入格局应该是橄榄型格局,但是中国现在是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以往讲到宏观经济调节往往只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是我认为收入分配也很管用,而且收入分配政策对国家长久发展更重要。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状况。第一,从全国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在不断拉大,2000年是0.412,到2008年达到0.458,2010年上半年据估计达到0.48。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可能现在已经接近达到0.5了。基尼系数的不断攀升表明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整个国民收入的不均衡状况正在加剧。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我国可能属于基尼系数比较高的经济体,既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第二,从城镇居民收入间差距来看也在不断拉大。如果我们把城镇居民收入分成七个组别的话,我们看到这七个组别,2008年数据分别是1985年数据的8.9倍、10.2倍、11.7倍、13.3倍、15倍、17倍、22.2倍,不同组别收入涨幅差距很大,而且收入越低的组别其增长越少,而收入高的组别的涨幅显著增大。所以从总体来看,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包括城市中出现的贫困化现象。我们以往只关注农村的贫困化,但很少关注城镇的贫困化。2010年以来,有好几个省市都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试图调节收入分配,其中江苏、山西、浙江、广东、上海都相继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有些调整幅度达到10%左右,有的省份甚至调到25%,其他省份也在纷纷调整。地方政府看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是个尖锐的问题。当然调节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利有弊,学术界也有很大的争议。利的一面在于此举可以使得城镇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上升(这其中也包括农民工),增强他们的平衡感,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有效扩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这对于拉动内需是有好处的,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富人要高。但是弊的一面是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加大生产者的成本,投资方的投资需求有可能受到压抑,他们的投资需求有可能下降(但并不是必然的),有些地区的投资者甚至会考虑撤出投资。利弊权衡一下,还是利大于弊,毕竟中国纯粹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将来的发展要更加注重民生,使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投资增长和产值增长意义何在?
第三,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从2000年0.37,到2009年0.4,基本上也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农村基尼系数比全国总体情况要稍微低一些。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衡感要比城市差一些。
第四,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这个差距就很惊人了。城市和乡村收入差距,呈剪刀型,一直在逐步加大。一些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是农村的5～6倍。比如山西是5.97倍,内蒙古是5.03倍,贵州5.29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如果把农村作为1的话,这个比值1985年是1.86,到2002年达到3.11,到2009年达到3.33倍,这个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实际上很多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认为,如果把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教育这方面福利因素加上去,大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5～8倍之间。最近一个情况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城镇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乡村正在慢慢比城市高一些,比如从1992～2000年,我们看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是6.8%,农村是4.8%,而2001～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是6.4%和9.9%,农村从增幅来讲已经超过了城市,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尤其是2005年开始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差距还是有一定作用。
第五,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就城镇来讲,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上海达到28838元,是最低省份甘肃人均可支配收入11929元的2.42倍。农村来看,最高仍是上海,达到12420元,是甘肃的2980元的4.14倍。各地区之间比较,均是城市比乡村发展更快,只有一个省份例外,新疆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14.3%,城市是8%左右。
第六,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大,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航空、烟草、电信、管道运输、新闻出版、石油、电力、广播影视等等,这些行业的收入都非常高,而传统行业如农林牧渔,属于低收入行业,大概相差5到10倍。这些垄断行业一般都限制社会资本参与,其市场竞争性不强,长期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工资水平,比如银行业,其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116倍。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如果竞争是比较充分的话,各个行业应该都得到大体一致的平均利润率,否则的话资本就会往高收入行业流动,直到均衡为止。目前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均衡比其他方面的不均衡更值得关注。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呈现非常不均衡的状况,城镇乡村内部收入差距正在逐步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但是近年出现一个新迹象:农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上升,同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悬殊,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均衡的经济,这种经济长期导致中国二元结构加剧,内需不足,经济不均衡发展,实际上对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性都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最近在全国出现的一些恶性事件,都表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负面效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近我们看到,从2009年开始,中央正在逐渐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到,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2009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一个文件《促进形成合理的分配收入机制》,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要遏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2010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今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之一。
我们看到2010年有几个举措还是很值得关注。首先是2010年“新36条”出台,这个“新36条”是和2005年的“36条”有延续性的,即允许社会民间资本进入一些垄断行业,试图以此来激活民间资本,刺激社会的投资需求,拉动内需,这对于中国成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意义重大。现在中国按照行业分大概有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有62个,而允许内资进入的行业有41个,显然这个门槛对民间资本是补公平的。另外2010年第二个新举措,就是刚才讲到的各地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第三个举措,国务院2010年5月27日提出改革户籍制度,要全国统一颁发居住证,而不是户籍证,户籍制度相信很快要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同时,近年来一些有利于收入分配制度改善的举措也在逐步推行,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财政政策支农力度、刺激农村需求、医疗制度改革等等,我相信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都有重大的影响。
总的来讲,中国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我认为是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的因素,也必将影响中国将来二三十年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建立一个民众普遍有平等感的和谐社会,而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