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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60诞辰的前夕,王立胜博士的新作《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以下简称《基础》)出版了。这部以“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和构建”为研究命题的著作,试图以“社会基础”这一核心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和解释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现代化演进的方向、动力和机制问题,从而从“元问题”的角度找到破解当前“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为中国农村现代化提供根本的实现方式和可能途径。王立胜博士在书中所提出的独特视角与理论分析框架,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全新解释系统,使人掩卷之余仍忍不住要去深思书中所展示的中国农村现代化演进的特有逻辑。
一
选题重大是《基础》一书的突出特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不得不面对的有关民族生死、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正如罗荣渠所说,从某种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然而,“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尚未迈出多大的步伐,对准现代化目标的各种政策皆是短命的,且常常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这样一种结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解除了阻碍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出现了转机。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趋势与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基本特点。《基础》一书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上提出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研究命题。
之所以以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基础》的作者认为这是由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特定国情所决定的。为此,《基础》的作者明确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描述为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资源禀赋极差、外界地缘环境紧张的情况下,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的过程”(P1),在这一过程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翻转社会基层、实现社会基础再造的过程”(P2),这一重构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时也获得了实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取向发展道路的政治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化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把现代化的发展置于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力图探索一条尽快振兴中华民族、强盛国家、富裕人民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赶超的愿望过于强烈、发展的预期过于理想,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忽视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基础和地域性局限,忽略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预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置于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一重要前提,一段时间内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个方面的理解发生了种种偏差,一度曾经游移过“现代化”这个主旋律。1978年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对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是实现这一转折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但还没有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因此整个初级阶段建设和发展的主题,就是进行现代化建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基础的现代化之路,以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主义奠定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要实现这一主题和目标,实现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改变以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基础,才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相对接,才能与中国共产党实践社会主义理想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对接,也才能把中国社会主义置于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上,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才能以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势坚实新形势下的执政基础,巩固新形势下的执政地位,稳固新形势下的政权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础》一书以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与重构为命题的研究,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农村研究的领域而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
二
《基础》一书的另一特点是提出了“社会基础”这一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出,《基础》一书显示了独特的方法论创新价值。
首先,对“社会基础”这一核心概念的创新。正如作者所言,在多数社会研究中,“社会基础”一词虽然极其常见,“但通常是作为含义不言自明的概念来处理的”(P15),一般不会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说明,因此很多时候这一概念“实际上并不具备学术术语的意义,更近乎于一个普通的习语”。(P15)社会基础这一使用频率不低但含意却语焉不详的概念,《基础》一书的作者却选择其作为“分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因素与实现方式时最为核心的重要概念”。而针对这一概念内涵模糊的实际,作者首先对其进行了学术性说明,指出其所使用的“社会基础”是相对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而言的,其基本含义可以界定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存在着由于各种因素所促成的发生于农民之间、农民与各种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特定的连接关系,由于这种连接关系而形成某种制度化了的关系模式,农民个体的行动和农民的一致行动都直接决定于这种关系模式;同时,因某种连接方式而具有一致行动能力的农民与国家、市场之间的互动方式和结构必然呈现出在其他连接方式下极为不同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的连接方式和连接关系成为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方向和形态的社会基础。”(P16—17)
依据对“社会基础”概念的学术说明和解释,作者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提出“当前中国‘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长达上百年的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是一个老问题而非新问题”。(P15)这一对“三农”问题根源的历史性分析,使作者提出了“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两个方面:“在特定资源条件下,一是分散的小农与市场对接的成本太高,表现为小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紧张;二是分散的小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太高,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紧张。这两种紧张关系自清朝末年、民国以降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严重战略问题的历史根源所在。”因此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之间的连接关系模式是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根本性因素,是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方向和形态的社会基础。调整和改变这种关系模式的努力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重构或再造。(P2)
《基础》一书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根源和本质的独特分析视角,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问题研究的由来,而且使“社会基础”由实体概念转变成了关系概念,由固态概念转变成了动态概念,由此使得利用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成为可能。正是通过对农村社会基础的“关系连接模式”及其“互动过程”的分析,使《基础》一书在把中国农村和中国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时,获得了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和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的分析视角与分析工具,从而使再造农村社会基础以实现农民与国家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相对接的解决方案具有了坚实的解释基础。“社会基础”这一核心概念的学术说明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正是这两方面的创新,使得以“社会基础”作为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一书,无论是在分析的视角还是在研究的内容上,都堪称农村研究乃至中国现代化研究成果中独树一帜的代表。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新农村
建设研究中心
一
选题重大是《基础》一书的突出特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不得不面对的有关民族生死、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正如罗荣渠所说,从某种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然而,“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尚未迈出多大的步伐,对准现代化目标的各种政策皆是短命的,且常常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这样一种结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解除了阻碍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出现了转机。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趋势与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基本特点。《基础》一书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上提出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研究命题。
之所以以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基础》的作者认为这是由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特定国情所决定的。为此,《基础》的作者明确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描述为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资源禀赋极差、外界地缘环境紧张的情况下,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的过程”(P1),在这一过程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翻转社会基层、实现社会基础再造的过程”(P2),这一重构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时也获得了实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取向发展道路的政治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化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把现代化的发展置于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力图探索一条尽快振兴中华民族、强盛国家、富裕人民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赶超的愿望过于强烈、发展的预期过于理想,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忽视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基础和地域性局限,忽略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预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置于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一重要前提,一段时间内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个方面的理解发生了种种偏差,一度曾经游移过“现代化”这个主旋律。1978年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对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是实现这一转折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但还没有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因此整个初级阶段建设和发展的主题,就是进行现代化建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基础的现代化之路,以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主义奠定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要实现这一主题和目标,实现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改变以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基础,才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相对接,才能与中国共产党实践社会主义理想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对接,也才能把中国社会主义置于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上,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才能以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势坚实新形势下的执政基础,巩固新形势下的执政地位,稳固新形势下的政权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础》一书以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与重构为命题的研究,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农村研究的领域而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
二
《基础》一书的另一特点是提出了“社会基础”这一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出,《基础》一书显示了独特的方法论创新价值。
首先,对“社会基础”这一核心概念的创新。正如作者所言,在多数社会研究中,“社会基础”一词虽然极其常见,“但通常是作为含义不言自明的概念来处理的”(P15),一般不会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说明,因此很多时候这一概念“实际上并不具备学术术语的意义,更近乎于一个普通的习语”。(P15)社会基础这一使用频率不低但含意却语焉不详的概念,《基础》一书的作者却选择其作为“分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因素与实现方式时最为核心的重要概念”。而针对这一概念内涵模糊的实际,作者首先对其进行了学术性说明,指出其所使用的“社会基础”是相对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而言的,其基本含义可以界定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存在着由于各种因素所促成的发生于农民之间、农民与各种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特定的连接关系,由于这种连接关系而形成某种制度化了的关系模式,农民个体的行动和农民的一致行动都直接决定于这种关系模式;同时,因某种连接方式而具有一致行动能力的农民与国家、市场之间的互动方式和结构必然呈现出在其他连接方式下极为不同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的连接方式和连接关系成为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方向和形态的社会基础。”(P16—17)
依据对“社会基础”概念的学术说明和解释,作者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提出“当前中国‘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本质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长达上百年的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带有连续性特点的矛盾问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是一个老问题而非新问题”。(P15)这一对“三农”问题根源的历史性分析,使作者提出了“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两个方面:“在特定资源条件下,一是分散的小农与市场对接的成本太高,表现为小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紧张;二是分散的小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太高,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紧张。这两种紧张关系自清朝末年、民国以降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严重战略问题的历史根源所在。”因此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之间的连接关系模式是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根本性因素,是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方向和形态的社会基础。调整和改变这种关系模式的努力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重构或再造。(P2)
《基础》一书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根源和本质的独特分析视角,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问题研究的由来,而且使“社会基础”由实体概念转变成了关系概念,由固态概念转变成了动态概念,由此使得利用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成为可能。正是通过对农村社会基础的“关系连接模式”及其“互动过程”的分析,使《基础》一书在把中国农村和中国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时,获得了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和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的分析视角与分析工具,从而使再造农村社会基础以实现农民与国家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相对接的解决方案具有了坚实的解释基础。“社会基础”这一核心概念的学术说明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正是这两方面的创新,使得以“社会基础”作为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一书,无论是在分析的视角还是在研究的内容上,都堪称农村研究乃至中国现代化研究成果中独树一帜的代表。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新农村
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