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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一首《永遇乐·千古江山》流传至今。其中一句：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用来形容民国不少知识分子的命途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名门贵公子的身份，羁傲不逊又天真烂漫的性格，起伏的人生经历，加上不少好事者添彩加醋的八卦笔，使得张伯驹的一生成了名副其实的近代传奇。直到近年来张中行《负暄琐话》、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周简段《神州轶闻录》乃至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出版和走向民间，才渐渐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张伯驹。在他繁复的各个人生侧面中，张的收藏被反复提及。这不仅因为张伯驹的收藏具有极高的水准，更是源于张伯驹本人对文物书画的痴迷，令得他当得起“中国收藏家”的称号。
张伯驹的收藏规模和他的家世有莫大的关联。中国收藏界往往是第一代搜钱，第二代放血——张伯驹家即是如此。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光绪年间的进士，在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张镇芳与盐业打了几十年交道，盐业多出富豪，加上张镇芳出了名的有经济头脑，家财万贯也就不在话下了。他晚年创办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张镇芳在政治上是斩钉截铁的保皇党，1915年袁世凯打算称帝时，张镇芳几乎是他的二把手。袁事无巨细都和他商量，还请他做了私人账房先生。袁世凯死后，张镇芳又支持张勋复辟，还当了几天内阁议政大臣。然而重回帝制不过是好梦一场，张镇芳连自己家里也摆不平，——他的儿子张伯驹就坚决反对帝制，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帮过父亲任何政治上的忙。
张伯驹身处乱世，又是一个富二代，偏偏不爱金钱爱走文艺路线。他在30年代中期接手父亲的盐业银行，当上总稽核。但是张伯驹的心并不在此，占着银行的虚位，整日不来上班，只和一些朋友悠游于京城。在他的朋友中，袁世凯的子侄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同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定，风流倜傥，钟情文艺，和张伯驹是志趣相投的哥们。令人称奇的是，张伯驹和袁克定的政见大相径庭。张伯驹反帝制而袁克定醉心于帝制复辟，但分歧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情。实际上，袁克定晚年潦倒，全靠寄居在张伯驹家才能躲避外面的风雨。
张伯驹祖辈就喜好收藏，到了张镇芳这一代，眼力好，家财厚，日进百品。张伯驹继承了张家的收藏传统，从30岁开始购买藏品。他的口味和老一辈不同，不喜欢珠宝一类的硬通货，而钟情于碑帖字画和古籍善本，尤其是那些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传世珍稀。张伯驹收藏不求数量，只求质精。即便如此，他在1960年自编的反映他一生主要收藏成果的《丛碧书画录》中，记录的历代书法名画也有117件。
张伯驹虽然在经济方面比不上父辈，不过对文物藏品的独到眼光，却是青出于蓝。比如有一年紫禁城要出售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等地毯运到盐业银行的时候，被张伯驹发现了。张伯驹一看就表示要买，宫里欣喜不已，随便开个价就卖了。原来张伯驹眼尖，看出地毯的织物里面有金丝。当时张伯驹和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交好，那时余叔岩久不登台，晚景并不算好。张伯驹把这批地毯专卖给余叔岩。余叔岩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一共赚了6万元。6万元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支撑了余叔岩的整个晚年。
三购《平复帖》
张伯驹晚年谈到自己收藏的书画，曾经这样感叹：我见到值得收藏的书画总是倾尽全力去得到它，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常常如意，我的收藏生涯，说白了就是充满挫折和坎坷。这段话由张伯驹口中说出格外动人，也许是因为张伯驹的每一件藏品都富含了收藏者的心血，越是来之不易，越是增添其收藏的价值。
这首先要从它的作者陆机说起。他的祖父陆逊，就是策划智取荆州、指挥火烧刘备连营700里的东吴名将。他本人被誉为“太康之英”，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有声誉的文学家，为文讲求音律谐美，讲求对偶，是骈文的奠基者。其代表作《文赋》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平复帖》的作者是陆机。这个帖子本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信中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为《平复帖》。这一作品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后人赞其“秃笔蘸墨，抒发痛楚之情，其用墨确实是神乎其技，冠绝古今”。
《平复帖》曾为宋徽宗收藏，有宋徽宗六字瘦金体题签及宣和诸玺。此后多次转手，清朝时成为雍正孝圣宪皇后的嫁妆，孝圣宪皇后临死前，将其赏赐给其子成亲王，后成亲王曾孙载治去世时，其诸子皆幼，恭亲王被指派为监护人。大约在此时，恭亲王乘机将《平复帖》据为己有，后来就传给了他的孙子溥儒。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溥儒收藏的《平复帖》现身江湖，顿时举世惊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伯驹第一次在湖北的一个赈灾书画展上看见了《平复帖》，当时其主人是溥儒。张伯驹一看见这个帖子就“一见钟情”。除了《平复帖》本身的价值，也因为张伯驹为人不能忍受国宝外泄。他以前遇到过一件类似的憾事：1936年，有朋友给身在上海的张伯驹传信，说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张伯驹大惊，赶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将军写信，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其流出国内。但宋哲元接到他的信时，画已被转卖到英国。
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重蹈覆辙，急忙托朋友到溥儒家商量，希望不要让该帖再流出国境，并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但溥儒表示自己当时“不差钱”，如果实在要买，拿20万大洋过来。当时张伯驹根本拿不出20万大洋，只好暂时放弃。但张伯驹也自有打算——“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国外”。后来张伯驹这样写道。
第二年，张伯驹又托溥儒的画坛挚友张大千致意，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儒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事再次搁下。这年春节前，溥儒母亲去世，需要大笔的钱。张伯驹此时正在北京，又打起了《平复帖》的注意。他委托傅增湘先生从中斡旋，这次溥儒底气不足，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
此时，瞩目《平复帖》的绝不仅仅张伯驹一人，有个白姓书画商欲将此帖转卖给日本人，出价20万。另外，不少晚清遗老致信溥儒，试图劝说他不要转让《平复帖》，他们建议将丧事从简，或者只是将《平复帖》抵押。面对这些阻碍，傅增湘极力斡旋，说服众人。而对《照夜白图》流落国外，溥儒也常有覆水难收的歉疚，虽然先后两次没能与张伯驹谈妥，但私下多次表示：“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张伯驹号丛碧)藏也好。”他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决意转让给张伯驹。《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对此大为快意，他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为《游春图》滚地板撒泼
展子虔的《游春图》，本是皇宫藏画，因时局动荡，失落他乡。1946年以后，这幅画才出现在长春市一家古玩店里，后被北京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穆石番忱发现，他花很少银子便买下了这幅无价之宝。穆石番忱找到北京琉璃厂的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他们认为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想暗地设法同沪商联系，悄悄将此画转手洋人，以获巨额之利。
张伯驹却先人一步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听说马霁川想把《游春图》卖给日本人，忍无可忍立即叫司机开车去玉池山房。马霁川知道张伯驹是个真心求画的，开出80条金子的价格。张伯驹那时家境也不好，拿不出那么多钱。马霁川立即拱手相送——没有任何还价的余地。
为《游春图》不落外国人之手，张伯驹又找到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想促使马院长把《游春图》购进，归国家所有。可故宫博物院的经费少得可怜，没有力量购买。后来，在马院长的支持下，经张伯驹多方奔走，终于促使中国古玩同业商会出面，作出了禁止将《游春图》倒手外国人的决定。
不久，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接到了张伯驹的帖子，请他到崇文门外国餐厅赴宴。原来，张伯驹想让马保山与马霁川、穆石番忱他们疏通，用较为便宜的价钱把《游春图》买到手。这天晚上，马保山便找到了他的挚友、琉璃厂崇古斋老板李卓聊。在他二人的疏通下，马霁川、穆石番忱同意用20条金子将《游春图》卖给张伯驹，但要港条（港条成色好）。
张伯驹深思熟虑了一夜，最后决定卖掉他居住的房子来折算现金。房子以2.1万美元出售了。张伯驹又将美元换成20条黄金，可不是港条。这20条黄金只能折合130多两。如何是好？这时一位自称是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人找到张伯驹，并转告张群的话说：他愿出黄金500两购买《游春图》。听了这位来客的话，张伯驹说：“这位秘书长可真称得上豪富。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却连维持正常的业务经费都没有。”他气愤地告诉来客：“凡经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一概不转卖别人，管他是谁！”
张伯驹最后为了凑余下的钱，决定从自己人这里开刀。他向夫人潘素提出变卖首饰的建议，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板上打滚“撒娇”。潘素终于“屈服”在丈夫的“无理取闹”之下，卖掉几件昂贵的首饰，换来了这幅《游春图》。
夫妻砚合璧奇缘
张伯驹收藏国宝，时常犯大忌。最大忌就是“心急”，让人一眼看出他志在必得的决心，从而被人拿住了把柄抬高价钱。不过在许多藏友的教诲和一再被宰的教训之下，张伯驹的收购技巧也越来越纯熟，常常在不经意间邂逅珍品，可以称得上是佳物碰上有缘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伯驹去拜访名士傅雪斋。傅雪斋和他相谈甚欢，谈到兴奋之时“忘形”，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方“柳如是砚”给张伯驹欣赏。这方砚台大有来历，是明末名媛柳如是和钱谦益的爱情信物。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才女，诗词歌赋精绝，14岁时入文渊阁大学士周道登府做侍妾。周死后柳如是流落风尘，后来成为名满江南的名妓。当时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想为她赎身，和她永结秦晋之好，但柳如是芳心暗许，发誓“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谦益当时亦是才名满天下的诗人、史学家、文学家、收藏家，官至明朝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降清，于顺治三年被召为礼部侍郎领秘书院事。
钱谦益对柳如是也早有倾慕之心。他得知柳如是对自己一往情深，终于冲破重重压力把柳如是娶回家，此时柳如是已是花信年华，钱谦益也已几近花甲。因为二人都有对诗词书画的爱好，便各制一方石砚，并刻有铭文。柳如是的那块是四眼端砚，质地极为细腻，上面有云状花纹，四眼作星月形排列。砚背镌刻有篆书铭文：“奉云望诸，取水方渚。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玛戴之蟾蜍。”下面隶书“蘼芜”小字款，阳文“如是”长方印；右上镌“冻井山房珍藏”印。砚下侧镌隶书“美人之贻”四字；左草书“汝奇作”三小字。现右侧镌隶书“河东君遗砚”五字；左侧书“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九字。外为花梨木原装盒。
而钱谦益的“玉凤硃砚”是一块白玉制作的砚台，刀工古拙，雕作风形。外面是紫檀木的原装盒，上刻篆书铭文：“昆岗之精，璠玙之英。琢而成砚，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小字篆书尾款“牧斋老人”四字，下刻阴文“谦益”方印。从这两块砚台就可以想象这一对璧人的恩爱情形了：郎才女貌，红袖添香，一个作画一个写字，只羡鸳鸯不羡仙。可惜夫妻去世后这对砚台也“劳燕分飞”，散落民间不知所终。
如今这只“柳如是砚”重出江湖，而且就在张伯驹的面前，怎能让他抵挡得住！傅雪斋看出张伯驹对这方砚台的喜好，而且他了解张伯驹是“不拿到手绝不甘休”的性格，所以把砚台割爱给了张伯驹，张伯驹欢天喜地地把砚台拿回了家。
无独有偶，第二天就在张伯驹还处于如痴如醉状态之时，一位琉璃厂的古玩商人上门拜访张伯驹，说要请他鉴赏一方古砚，其实就是上门推销。张伯驹待他拿出砚台一看，不是其他，正是他念兹念兹的钱谦益的“玉凤砚”。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时张伯驹已经学会了“奸诈”，故意漫不经心地和古玩商谈价钱。古玩商不知道其中猫腻，对砚台的真实价值也不清楚，就开了一个试探性的价格，张伯驹一听马上成交。成交后他拿出柳如是的那方砚台和玉凤砚合在一起，向古玩商人说起夫妻砚的典故，商人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捐赠藏品“不必终予身”
张伯驹的珍藏品还有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等，每一件都有一段精彩甚至惊心动魄的相遇和“掠夺”故事。但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目标非常明确，他曾经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续。”解放后，他将这些毕生花尽心血收藏的藏品系数捐献给国家，包括《平复帖》、《游春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等。为此，张伯驹还得到了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的一张奖状。
观张伯驹一生的收藏，可真应了那句歌词:分易分，聚难聚。不过纵使这些藏品不在张伯驹的身边，却安好无损，这可能也是张伯驹所期望的。一个沧桑而又淡泊的人，本来就做好了当收藏品“过渡人”的准备。不然，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描写张伯驹对“奖状”的漠视，也就很难如此动人：
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
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继承名门，发扬爱好，对于收藏，既“不择手段”地聚，又云淡风轻地任其散，在中国的收藏家中并不鲜见。随着时代更替和政治变换，家族收藏渐渐归于平寂，但这样一段段诡谲历史的背后，有辛酸也有抱负，也有中国旧式家族特有的兴衰脉络，以飨后人！
张伯驹的收藏规模和他的家世有莫大的关联。中国收藏界往往是第一代搜钱，第二代放血——张伯驹家即是如此。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光绪年间的进士，在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张镇芳与盐业打了几十年交道，盐业多出富豪，加上张镇芳出了名的有经济头脑，家财万贯也就不在话下了。他晚年创办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张镇芳在政治上是斩钉截铁的保皇党，1915年袁世凯打算称帝时，张镇芳几乎是他的二把手。袁事无巨细都和他商量，还请他做了私人账房先生。袁世凯死后，张镇芳又支持张勋复辟，还当了几天内阁议政大臣。然而重回帝制不过是好梦一场，张镇芳连自己家里也摆不平，——他的儿子张伯驹就坚决反对帝制，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帮过父亲任何政治上的忙。
张伯驹身处乱世，又是一个富二代，偏偏不爱金钱爱走文艺路线。他在30年代中期接手父亲的盐业银行，当上总稽核。但是张伯驹的心并不在此，占着银行的虚位，整日不来上班，只和一些朋友悠游于京城。在他的朋友中，袁世凯的子侄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同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定，风流倜傥，钟情文艺，和张伯驹是志趣相投的哥们。令人称奇的是，张伯驹和袁克定的政见大相径庭。张伯驹反帝制而袁克定醉心于帝制复辟，但分歧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情。实际上，袁克定晚年潦倒，全靠寄居在张伯驹家才能躲避外面的风雨。
张伯驹祖辈就喜好收藏，到了张镇芳这一代，眼力好，家财厚，日进百品。张伯驹继承了张家的收藏传统，从30岁开始购买藏品。他的口味和老一辈不同，不喜欢珠宝一类的硬通货，而钟情于碑帖字画和古籍善本，尤其是那些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传世珍稀。张伯驹收藏不求数量，只求质精。即便如此，他在1960年自编的反映他一生主要收藏成果的《丛碧书画录》中，记录的历代书法名画也有117件。
张伯驹虽然在经济方面比不上父辈，不过对文物藏品的独到眼光，却是青出于蓝。比如有一年紫禁城要出售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等地毯运到盐业银行的时候，被张伯驹发现了。张伯驹一看就表示要买，宫里欣喜不已，随便开个价就卖了。原来张伯驹眼尖，看出地毯的织物里面有金丝。当时张伯驹和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交好，那时余叔岩久不登台，晚景并不算好。张伯驹把这批地毯专卖给余叔岩。余叔岩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一共赚了6万元。6万元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支撑了余叔岩的整个晚年。
三购《平复帖》
张伯驹晚年谈到自己收藏的书画，曾经这样感叹：我见到值得收藏的书画总是倾尽全力去得到它，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常常如意，我的收藏生涯，说白了就是充满挫折和坎坷。这段话由张伯驹口中说出格外动人，也许是因为张伯驹的每一件藏品都富含了收藏者的心血，越是来之不易，越是增添其收藏的价值。
这首先要从它的作者陆机说起。他的祖父陆逊，就是策划智取荆州、指挥火烧刘备连营700里的东吴名将。他本人被誉为“太康之英”，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有声誉的文学家，为文讲求音律谐美，讲求对偶，是骈文的奠基者。其代表作《文赋》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平复帖》的作者是陆机。这个帖子本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信中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为《平复帖》。这一作品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后人赞其“秃笔蘸墨，抒发痛楚之情，其用墨确实是神乎其技，冠绝古今”。
《平复帖》曾为宋徽宗收藏，有宋徽宗六字瘦金体题签及宣和诸玺。此后多次转手，清朝时成为雍正孝圣宪皇后的嫁妆，孝圣宪皇后临死前，将其赏赐给其子成亲王，后成亲王曾孙载治去世时，其诸子皆幼，恭亲王被指派为监护人。大约在此时，恭亲王乘机将《平复帖》据为己有，后来就传给了他的孙子溥儒。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溥儒收藏的《平复帖》现身江湖，顿时举世惊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伯驹第一次在湖北的一个赈灾书画展上看见了《平复帖》，当时其主人是溥儒。张伯驹一看见这个帖子就“一见钟情”。除了《平复帖》本身的价值，也因为张伯驹为人不能忍受国宝外泄。他以前遇到过一件类似的憾事：1936年，有朋友给身在上海的张伯驹传信，说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张伯驹大惊，赶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将军写信，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其流出国内。但宋哲元接到他的信时，画已被转卖到英国。
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重蹈覆辙，急忙托朋友到溥儒家商量，希望不要让该帖再流出国境，并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但溥儒表示自己当时“不差钱”，如果实在要买，拿20万大洋过来。当时张伯驹根本拿不出20万大洋，只好暂时放弃。但张伯驹也自有打算——“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国外”。后来张伯驹这样写道。
第二年，张伯驹又托溥儒的画坛挚友张大千致意，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儒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事再次搁下。这年春节前，溥儒母亲去世，需要大笔的钱。张伯驹此时正在北京，又打起了《平复帖》的注意。他委托傅增湘先生从中斡旋，这次溥儒底气不足，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
此时，瞩目《平复帖》的绝不仅仅张伯驹一人，有个白姓书画商欲将此帖转卖给日本人，出价20万。另外，不少晚清遗老致信溥儒，试图劝说他不要转让《平复帖》，他们建议将丧事从简，或者只是将《平复帖》抵押。面对这些阻碍，傅增湘极力斡旋，说服众人。而对《照夜白图》流落国外，溥儒也常有覆水难收的歉疚，虽然先后两次没能与张伯驹谈妥，但私下多次表示：“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张伯驹号丛碧)藏也好。”他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决意转让给张伯驹。《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对此大为快意，他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为《游春图》滚地板撒泼
展子虔的《游春图》，本是皇宫藏画，因时局动荡，失落他乡。1946年以后，这幅画才出现在长春市一家古玩店里，后被北京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穆石番忱发现，他花很少银子便买下了这幅无价之宝。穆石番忱找到北京琉璃厂的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他们认为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想暗地设法同沪商联系，悄悄将此画转手洋人，以获巨额之利。
张伯驹却先人一步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听说马霁川想把《游春图》卖给日本人，忍无可忍立即叫司机开车去玉池山房。马霁川知道张伯驹是个真心求画的，开出80条金子的价格。张伯驹那时家境也不好，拿不出那么多钱。马霁川立即拱手相送——没有任何还价的余地。
为《游春图》不落外国人之手，张伯驹又找到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想促使马院长把《游春图》购进，归国家所有。可故宫博物院的经费少得可怜，没有力量购买。后来，在马院长的支持下，经张伯驹多方奔走，终于促使中国古玩同业商会出面，作出了禁止将《游春图》倒手外国人的决定。
不久，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接到了张伯驹的帖子，请他到崇文门外国餐厅赴宴。原来，张伯驹想让马保山与马霁川、穆石番忱他们疏通，用较为便宜的价钱把《游春图》买到手。这天晚上，马保山便找到了他的挚友、琉璃厂崇古斋老板李卓聊。在他二人的疏通下，马霁川、穆石番忱同意用20条金子将《游春图》卖给张伯驹，但要港条（港条成色好）。
张伯驹深思熟虑了一夜，最后决定卖掉他居住的房子来折算现金。房子以2.1万美元出售了。张伯驹又将美元换成20条黄金，可不是港条。这20条黄金只能折合130多两。如何是好？这时一位自称是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人找到张伯驹，并转告张群的话说：他愿出黄金500两购买《游春图》。听了这位来客的话，张伯驹说：“这位秘书长可真称得上豪富。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却连维持正常的业务经费都没有。”他气愤地告诉来客：“凡经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一概不转卖别人，管他是谁！”
张伯驹最后为了凑余下的钱，决定从自己人这里开刀。他向夫人潘素提出变卖首饰的建议，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板上打滚“撒娇”。潘素终于“屈服”在丈夫的“无理取闹”之下，卖掉几件昂贵的首饰，换来了这幅《游春图》。
夫妻砚合璧奇缘
张伯驹收藏国宝，时常犯大忌。最大忌就是“心急”，让人一眼看出他志在必得的决心，从而被人拿住了把柄抬高价钱。不过在许多藏友的教诲和一再被宰的教训之下，张伯驹的收购技巧也越来越纯熟，常常在不经意间邂逅珍品，可以称得上是佳物碰上有缘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伯驹去拜访名士傅雪斋。傅雪斋和他相谈甚欢，谈到兴奋之时“忘形”，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方“柳如是砚”给张伯驹欣赏。这方砚台大有来历，是明末名媛柳如是和钱谦益的爱情信物。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才女，诗词歌赋精绝，14岁时入文渊阁大学士周道登府做侍妾。周死后柳如是流落风尘，后来成为名满江南的名妓。当时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想为她赎身，和她永结秦晋之好，但柳如是芳心暗许，发誓“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谦益当时亦是才名满天下的诗人、史学家、文学家、收藏家，官至明朝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降清，于顺治三年被召为礼部侍郎领秘书院事。
钱谦益对柳如是也早有倾慕之心。他得知柳如是对自己一往情深，终于冲破重重压力把柳如是娶回家，此时柳如是已是花信年华，钱谦益也已几近花甲。因为二人都有对诗词书画的爱好，便各制一方石砚，并刻有铭文。柳如是的那块是四眼端砚，质地极为细腻，上面有云状花纹，四眼作星月形排列。砚背镌刻有篆书铭文：“奉云望诸，取水方渚。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玛戴之蟾蜍。”下面隶书“蘼芜”小字款，阳文“如是”长方印；右上镌“冻井山房珍藏”印。砚下侧镌隶书“美人之贻”四字；左草书“汝奇作”三小字。现右侧镌隶书“河东君遗砚”五字；左侧书“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九字。外为花梨木原装盒。
而钱谦益的“玉凤硃砚”是一块白玉制作的砚台，刀工古拙，雕作风形。外面是紫檀木的原装盒，上刻篆书铭文：“昆岗之精，璠玙之英。琢而成砚，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小字篆书尾款“牧斋老人”四字，下刻阴文“谦益”方印。从这两块砚台就可以想象这一对璧人的恩爱情形了：郎才女貌，红袖添香，一个作画一个写字，只羡鸳鸯不羡仙。可惜夫妻去世后这对砚台也“劳燕分飞”，散落民间不知所终。
如今这只“柳如是砚”重出江湖，而且就在张伯驹的面前，怎能让他抵挡得住！傅雪斋看出张伯驹对这方砚台的喜好，而且他了解张伯驹是“不拿到手绝不甘休”的性格，所以把砚台割爱给了张伯驹，张伯驹欢天喜地地把砚台拿回了家。
无独有偶，第二天就在张伯驹还处于如痴如醉状态之时，一位琉璃厂的古玩商人上门拜访张伯驹，说要请他鉴赏一方古砚，其实就是上门推销。张伯驹待他拿出砚台一看，不是其他，正是他念兹念兹的钱谦益的“玉凤砚”。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时张伯驹已经学会了“奸诈”，故意漫不经心地和古玩商谈价钱。古玩商不知道其中猫腻，对砚台的真实价值也不清楚，就开了一个试探性的价格，张伯驹一听马上成交。成交后他拿出柳如是的那方砚台和玉凤砚合在一起，向古玩商人说起夫妻砚的典故，商人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捐赠藏品“不必终予身”
张伯驹的珍藏品还有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等，每一件都有一段精彩甚至惊心动魄的相遇和“掠夺”故事。但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目标非常明确，他曾经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续。”解放后，他将这些毕生花尽心血收藏的藏品系数捐献给国家，包括《平复帖》、《游春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等。为此，张伯驹还得到了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的一张奖状。
观张伯驹一生的收藏，可真应了那句歌词:分易分，聚难聚。不过纵使这些藏品不在张伯驹的身边，却安好无损，这可能也是张伯驹所期望的。一个沧桑而又淡泊的人，本来就做好了当收藏品“过渡人”的准备。不然，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描写张伯驹对“奖状”的漠视，也就很难如此动人：
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
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继承名门，发扬爱好，对于收藏，既“不择手段”地聚，又云淡风轻地任其散，在中国的收藏家中并不鲜见。随着时代更替和政治变换，家族收藏渐渐归于平寂，但这样一段段诡谲历史的背后，有辛酸也有抱负，也有中国旧式家族特有的兴衰脉络，以飨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