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海钦的名片上，除了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解释是为了“留给天地更多的空间，你看上边留的空白比下边多，古人编书时也是这样，这其实是在表达对天的一种敬意”。
　　他身穿黑色中式服装，言行举止都是谦谦君子的模样。坐在北京闹市的酒店中，品着茶香，《环球人物》记者与这位孔子后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的对话。
　　弃经从文
　　《论语·为政》里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前半生，尽管遭逢过各种曲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孔海钦都在遵循着老祖宗的人生轨迹。
　　他还是3岁的懵懂幼童时，“文革”爆发。家里的长辈们被批斗、下放，书全被抄走。无纸无笔，孔海钦的爷爷就偷偷背着人，用竹竿在地上比划着，教孔海钦认字、启蒙。“家里小辈很多，可我爷爷就教我一个，可能他觉得我聪明、会读书吧。”
　　孔海钦至今还记得跟爷爷一起做木工时，“他一边拉着锯子，一边教我《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再一句一句解释意思。天地玄黄，天地最初是浑浊的，所以人的内心也有浑浊的时候……”
　　“文革”结束后，孔海钦到了“志于学”的年纪。他奋发读书，“三十而立”时，已是一名高级经济师。“那个年代的主题是发展，我学的是经济，工作后研究企业管理，但10多年里，我越来越体会到经济的背后还有文化，小到企业，大到民族、国家，没有文化支撑，即使经济强盛，也是表面的。所以毅然决然地弃经从文，转而研究老祖宗的文化。”40多岁时，孔海钦终于“不惑”，完成了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改变。
　　肩挑古今愁
　　到2016年，孔海钦研究、推广儒学已有10年。这10年中，他整理儒学典籍，出版了解读《论语》《大学》《中庸》的数部著作。埋头于学海中，孔海钦说自己常有一种“肩挑古今愁”的感觉，每天所想的，都是如何把古人的智慧运用于解决当下社会的难题。看得越多，他越觉得“孔子太了不起了，他把他出生以前的人类文明规律都总结了出来，为什么孔庙里主殿要叫‘大成殿’，他正是一位集大成者啊。”
　　作为福州孔子学会的秘书长，孔海钦从2008年起就在不同场合办过儒学讲座，2013年成立福州市文儒书院后，更是把课堂开进过企业、社区、机关、监狱、中小学、大学。如今大众对孔子、对儒学的误解，他有着比一般学者更多的认识和体会。
　　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很多人觉得它体现了儒家的等级思想，“其实它并不是在讲等级，而是讲规矩，是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国君有国君的道德，臣子有臣子的操守，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子女有子女的担当。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是家国危难特殊时期的牺牲，舍生取义，死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这不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吗？”
　　还有“无所不用其极”，“它的原意是君子为了达到善的境界，用各种方法让自己日日新，苟日新，每天都成长进步，现在则扭曲成了小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这些误解和偏差，在孔海钦看来，“一切一切的错，根源都在书读得太少。整个教育体系里关于科技、知识、技能的书多了，但圣贤书，哲学的、思想的，教一个孩子思考、修养身心的书少了。”
　　儒家会成为主流
　　《环球人物》：近代以来，儒家学说曾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五四时期有“打倒孔家店”，新中国建立后发生了“批林批孔”等。如今，又有很多学者把儒学看成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中的独特资源。您怎么看待这种思潮的转变？
　　孔海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经磨难。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一些先知先觉的人起来救亡图存。他们怀着去旧立新的良好愿望，觉得中国的落后是文化造成的，所以拿儒家开刀。
　　其实到1921年、1922年，社会就已经在反思了。民国时期，“打倒孔家店”只是一个风波而已，影响并不大。学校后来照样学国学，所以那个时代的国学大师很多。
　　孔子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上千年的影响力，已渗入骨血，就像我们如今不再穿长袍马褂，但终究还是吃不惯西餐;即使会用刀叉，也终究放不下筷子一样。儒家就像中国人的筷子，可能会用腻，尝试一些新鲜的，但试过之后，还是会回归传统。
　　《环球人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老庄、法家、墨家、佛教等思想比，儒家有什么独特价值？
　　孔海钦：儒这个字，从字面看，人之所需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儒家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包容、和谐……哪个人、哪个民族不需要？
　　而儒家的治国理念，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它是政策、刑法、道德、礼制四位一体的，非常完整。所以经历过诸子百家争鸣的年代——你也可以把那时理解为像现在这样价值观混乱的年代，之后，汉武帝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有成为主流的条件啊。
　　可以看看儒家是如何评价“富贵贫贱”的，富莫富于蓄道德，贵莫贵于为圣贤，贫莫贫于未闻道，贱莫过于不知耻。它能像佛、道一样教人仁爱，却比其他学说更积极。它还讲求中庸，所以中华民族能维系数千年，既不像有些文明完全断绝，也不像有的国家那样派别林立，思想堕入极端主义，这与儒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环球人物》：在封建王朝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儒家学说是有依托的。一个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加上科举制，官僚的来源基本上是儒生。另一方面，传统的礼仪包括民俗很多以儒学为根基。但现代社会，这些都已缺失，儒家怎样发挥作用？
　　孔海钦：的确。服饰、礼仪、制度，这些都是儒家存在的依托。有识之士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创立孔教会的陈焕章，留洋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到博士。民国初年一回来，就和梁启超、严复等一起联名致书，建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这当然与当时的时代大潮不符。但今天看来也是一种远见，中华民族还是应该保留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日本、朝鲜、韩国甚至越南，这些中华文化圈的国家都保留下一些自己独有的东西，可我们中华民族呢？ 17、18世纪，孔子的思想已借由传教士传出去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对西方启发很大。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要丢弃呢？
　　今天，对儒家文化的延续，我们应心平气和地去研究，扬长避短，把一件件事理顺。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可能对孔子的理解，我也会有一些偏差，但我相信方向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