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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海丝路话古今之一
“天马徕兮从西极，归万里兮降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武帝刘彻的这首《蒲梢天马歌》，描绘的是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丝绸之路后，各国入贡来朝的盛况。
“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来的，泛指东从长安（今西安）西到罗马之间的交通贸易网络。由于陆海交通在不同朝代兴衰消长各不相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丝绸之路分支，一般说主要有西北沙漠绿洲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和西南高山丝绸之路（后称茶马古道），以及清朝南起武夷山、远达圣彼得堡的茶叶之路。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商贸之路、交流之路，也是一条友好之路、合作之路，是中国与沿路各国共同创造并拥有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在长达两三千年的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兴衰历史中，浙江先民发挥地理区位优越、善于舟楫航海、勇于冒险经商、出产丝瓷茶等优势，开拓海上交通，书写了卓越辉煌的篇章。
浙江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南北海岸线的中段，面向北起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海参崴、库页岛，东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南至南洋、西洋沿岸的东南亚、南亚地区乃至东北非洲的广阔扇形区域。浙江沿海有嵊泗列岛、舟山群岛、洞头列岛等岛屿环列，内陆有钱塘江杭州湾、甬江三江口、瓯江入海口等河口港湾提供的天然良港，为浙江开辟海上交通，开展海外交往和通商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从先秦时期起，浙江先民就开始了海上航行活动，开辟了从浙东沿海到朝鲜半岛西南、日本九州西海岸一带的海上航线。上述地区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形制相似或相同的“支石墓”，就是这一说法的考古学证据。这与当时浙东沿海与东方海中的倭（今日本）和南方的越裳（今越南北部）有海上往来的文献记载可互为印证。毫无疑问，这条环“东北亚地中海”的航线是我国广义的“海上丝路”的起源之一。
1976年，宁波市鄞县云龙镇甲村石秃山出土了一件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铜钺上有目前发现的最早、最生动的中国古人航海竞渡图，如今成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的标志。
在环东海、黄海的中、日、韩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家喻户晓的“徐福东渡”的故事，其中浙江慈溪达蓬山被认为是起航地之一。徐福东渡的故事，最早见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也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各代文人墨客的许多诗词文章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明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日本僧人绝海中津，两人以徐福东渡为题材赋诗唱和。清代首任驻日参赞官黄遵宪抵日本后也曾作诗道：“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事实上，“徐福东渡”是公元前二三世纪中国大批逃避战乱、暴政的人口一波接一波海外移民的历史记忆，他们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渡来民”。
在西北陆上丝路兴盛的同时，东南海上丝路也在拓展。两汉三国时期，浙江先民出航达中南半岛，达朝鲜半岛，达日本九州西海岸。其间，以三国吴的海外拓展令人瞩目。黄武五年（226），吴主孙权派刘咸“以男女各十人”护送大秦国（东罗马帝国）商人秦伦回国，不幸病死途中；同年，派朱应、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传闻著有《扶南异物志》《外国传》，内容包括海南百数十国的风物见闻和地理知识；后来，又派交州刺史出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天毒（今印度）等国，开展友好往来。孙权还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在会稽（今绍兴）打造上百艘大船，满载物资，自章安（今椒江）出发，浮海探险。据记载，当时的海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有些开往大秦的远航海舶，是张挂七帆的巨型帆船。
东晋、南北朝以还，中国的海外交通中心逐渐移到扬州和明州（今宁波）。东海航路对浙江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南海诸国乃至大食国（阿拉伯帝国）的海上远洋航线和浙江与上述地区海外贸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浙江的南洋、西洋航线，经广州南向西行已由印度半岛延长至波斯湾。从浙东诸港出发，旁海南下到广州。从广州出发，经屯门山（香港大屿山以北）入南海，经九州石（海南岛东北角）、象石（海南岛东南独珠山）、占不劳山（占婆岛，在越南岘港东南）、陵山（越南归仁燕子峡）、门毒国（越南归仁）、古笪国（越南牙庄）、奔陀浪洲（越南潘朗）、军突弄山（昆仑岛）到海硖（新加坡海峡）。海硖的北岸是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南岸是佛逝国（苏门答腊岛上）。从佛逝国向东可到诃陵国（印尼爪哇），向西经海峡（马六甲海峡）到胜邓州（苏门答腊岛西北棉兰附近），再经波露国（波罗斯岛）、伽兰洲（尼科巴群岛中）到狮子国（斯里兰卡），再往西到没来国（印度奎隆）、婆罗门西境（印度西部）、拨飒国（孟买附近的巴洛奇），并经过天竺（印度）西部的若干小国至提飒国（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再往西便到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乌刺国（幼发拉底河口的奥波拉）。由此再换乘小船沿河到末罗国（伊拉克的巴士拉），再陆行至大食的首都缚达城（巴格达）。这条航线是16世纪前亚非各国海船经常航行的最长航线。
从波斯湾又连通了通往东非的航线，以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刺国为起点，同沿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的航线连接起来。该航线自乌刺国东南行，至拨离歌磨难国（巴林），再东南行，抵达没巽国（阿曼的苏哈尔），又向西行，到没国（也门席赫尔），再向西南行，航抵三兰国（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从广州到波斯湾，这条航线全长达一万多公里。沿此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航行于南海和印度洋海域。从此以后浙江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印度半岛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各国的贸易往来日渐兴盛。
两宋时期，随着造船技术提高，航海技术和对信风的掌握，浙东明州到高丽的航线已相当顺畅便达。据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记载，“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宋史·高丽传》更有详尽的具体行程：“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黑山，入其境，自黑山过岛屿，诘曲礁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江居两山间，束以石峡，湍急而下，所谓急水门，最为险恶。又三日抵岸，有馆曰碧澜亭，使人由此登陆，崎岖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国都云。”与南洋、西洋诸国的海上航线也更加密切。
到了元代，浙江各港口的南洋西向航线不仅更加便捷，而且向西直达地中海沿岸各地和东非海岸各国，不仅与日本、高丽、南洋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有所发展，而且还开始了与西欧、中亚、东北非等地的直接往来。明代时，郑和七下西洋，成为古代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达到海上丝路的鼎盛期，在世界航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大航海时代以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航船开始主宰印度洋航线，中国包括浙江的对外海上交通范围逐渐萎缩，仅限于南洋一带。工业革命后，西欧开启了汽轮船为海上交通工具的环球殖民时代，以帆船为主的古代海上丝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天马徕兮从西极，归万里兮降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武帝刘彻的这首《蒲梢天马歌》，描绘的是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丝绸之路后，各国入贡来朝的盛况。
“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来的，泛指东从长安（今西安）西到罗马之间的交通贸易网络。由于陆海交通在不同朝代兴衰消长各不相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丝绸之路分支，一般说主要有西北沙漠绿洲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和西南高山丝绸之路（后称茶马古道），以及清朝南起武夷山、远达圣彼得堡的茶叶之路。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商贸之路、交流之路，也是一条友好之路、合作之路，是中国与沿路各国共同创造并拥有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在长达两三千年的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兴衰历史中，浙江先民发挥地理区位优越、善于舟楫航海、勇于冒险经商、出产丝瓷茶等优势，开拓海上交通，书写了卓越辉煌的篇章。
浙江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南北海岸线的中段，面向北起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海参崴、库页岛，东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南至南洋、西洋沿岸的东南亚、南亚地区乃至东北非洲的广阔扇形区域。浙江沿海有嵊泗列岛、舟山群岛、洞头列岛等岛屿环列，内陆有钱塘江杭州湾、甬江三江口、瓯江入海口等河口港湾提供的天然良港，为浙江开辟海上交通，开展海外交往和通商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从先秦时期起，浙江先民就开始了海上航行活动，开辟了从浙东沿海到朝鲜半岛西南、日本九州西海岸一带的海上航线。上述地区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形制相似或相同的“支石墓”，就是这一说法的考古学证据。这与当时浙东沿海与东方海中的倭（今日本）和南方的越裳（今越南北部）有海上往来的文献记载可互为印证。毫无疑问，这条环“东北亚地中海”的航线是我国广义的“海上丝路”的起源之一。
1976年，宁波市鄞县云龙镇甲村石秃山出土了一件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铜钺上有目前发现的最早、最生动的中国古人航海竞渡图，如今成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的标志。
在环东海、黄海的中、日、韩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家喻户晓的“徐福东渡”的故事，其中浙江慈溪达蓬山被认为是起航地之一。徐福东渡的故事，最早见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也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各代文人墨客的许多诗词文章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明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日本僧人绝海中津，两人以徐福东渡为题材赋诗唱和。清代首任驻日参赞官黄遵宪抵日本后也曾作诗道：“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事实上，“徐福东渡”是公元前二三世纪中国大批逃避战乱、暴政的人口一波接一波海外移民的历史记忆，他们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渡来民”。
在西北陆上丝路兴盛的同时，东南海上丝路也在拓展。两汉三国时期，浙江先民出航达中南半岛，达朝鲜半岛，达日本九州西海岸。其间，以三国吴的海外拓展令人瞩目。黄武五年（226），吴主孙权派刘咸“以男女各十人”护送大秦国（东罗马帝国）商人秦伦回国，不幸病死途中；同年，派朱应、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传闻著有《扶南异物志》《外国传》，内容包括海南百数十国的风物见闻和地理知识；后来，又派交州刺史出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天毒（今印度）等国，开展友好往来。孙权还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在会稽（今绍兴）打造上百艘大船，满载物资，自章安（今椒江）出发，浮海探险。据记载，当时的海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有些开往大秦的远航海舶，是张挂七帆的巨型帆船。
东晋、南北朝以还，中国的海外交通中心逐渐移到扬州和明州（今宁波）。东海航路对浙江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南海诸国乃至大食国（阿拉伯帝国）的海上远洋航线和浙江与上述地区海外贸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浙江的南洋、西洋航线，经广州南向西行已由印度半岛延长至波斯湾。从浙东诸港出发，旁海南下到广州。从广州出发，经屯门山（香港大屿山以北）入南海，经九州石（海南岛东北角）、象石（海南岛东南独珠山）、占不劳山（占婆岛，在越南岘港东南）、陵山（越南归仁燕子峡）、门毒国（越南归仁）、古笪国（越南牙庄）、奔陀浪洲（越南潘朗）、军突弄山（昆仑岛）到海硖（新加坡海峡）。海硖的北岸是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南岸是佛逝国（苏门答腊岛上）。从佛逝国向东可到诃陵国（印尼爪哇），向西经海峡（马六甲海峡）到胜邓州（苏门答腊岛西北棉兰附近），再经波露国（波罗斯岛）、伽兰洲（尼科巴群岛中）到狮子国（斯里兰卡），再往西到没来国（印度奎隆）、婆罗门西境（印度西部）、拨飒国（孟买附近的巴洛奇），并经过天竺（印度）西部的若干小国至提飒国（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再往西便到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乌刺国（幼发拉底河口的奥波拉）。由此再换乘小船沿河到末罗国（伊拉克的巴士拉），再陆行至大食的首都缚达城（巴格达）。这条航线是16世纪前亚非各国海船经常航行的最长航线。
从波斯湾又连通了通往东非的航线，以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刺国为起点，同沿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的航线连接起来。该航线自乌刺国东南行，至拨离歌磨难国（巴林），再东南行，抵达没巽国（阿曼的苏哈尔），又向西行，到没国（也门席赫尔），再向西南行，航抵三兰国（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从广州到波斯湾，这条航线全长达一万多公里。沿此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航行于南海和印度洋海域。从此以后浙江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印度半岛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各国的贸易往来日渐兴盛。
两宋时期，随着造船技术提高，航海技术和对信风的掌握，浙东明州到高丽的航线已相当顺畅便达。据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记载，“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宋史·高丽传》更有详尽的具体行程：“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黑山，入其境，自黑山过岛屿，诘曲礁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江居两山间，束以石峡，湍急而下，所谓急水门，最为险恶。又三日抵岸，有馆曰碧澜亭，使人由此登陆，崎岖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国都云。”与南洋、西洋诸国的海上航线也更加密切。
到了元代，浙江各港口的南洋西向航线不仅更加便捷，而且向西直达地中海沿岸各地和东非海岸各国，不仅与日本、高丽、南洋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有所发展，而且还开始了与西欧、中亚、东北非等地的直接往来。明代时，郑和七下西洋，成为古代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达到海上丝路的鼎盛期，在世界航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大航海时代以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航船开始主宰印度洋航线，中国包括浙江的对外海上交通范围逐渐萎缩，仅限于南洋一带。工业革命后，西欧开启了汽轮船为海上交通工具的环球殖民时代，以帆船为主的古代海上丝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