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众多音乐史普及读物中有这样一本似乎已被人忘记的书籍，那便是刘再生与刘镇钰先生于90年代所写的《中国音乐史话》。笔者重新阅读此书之后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与收获。古语云以史明鉴，可以知兴替。重温经典，传承文化，本文将从此书的三大特点展开叙述，并此做一番笔者的个人评论。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音乐史话;文学性;通俗性;教育性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136-03
翻阅历史的画卷，有这样一本小巧玲珑的音乐史著作，书的封面则是曾经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墓编钟。这本书最先针对社会音乐爱好者的受众群体、并采取一种文学性与趣味性的叙事语言于20世纪90年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它或许已被人淡忘，但写其书的作者在音乐史学界却鼎鼎有名，这本书便是由刘再生先生与刘镇钰先生所写的中国音乐史话。两位先生均都是在师范院校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力。那么在当时为何要出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音乐史书籍？这其中有哪些故事？这本书在当时属于希望美育文库系列，那么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新时代的今日注重美育教育的同时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该书的历史意义？针对社会音乐爱好者应该适合怎样音乐史的读物并普及美育？或许这本书可以给你答案，这是笔者又重读这本书的初衷。
纵观历史长河中，音乐史的著作可谓是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对于其著作本身的定位无非三种：第一種是具有深度研究性的著作，例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李纯一的《先秦音乐史》，等等;第二种是针对专业院校或高师院校的音乐史教材，逻辑结构清晰严密，例如廖辅叔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夏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孙继南主编的针对高师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等等;第三种即是面向社会音乐爱好者，文学性与趣味性结合的史话类读物，例如最早的田青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刘再生、刘镇钰的《中国音乐史话》，等等。新时代以来又陆续出版了一些中国音乐史的著作，笔者也在思考在浩瀚的史学著作中，著作本身的定位是什么？著作所体现的社会功用与教育价值发挥了多少？面向社会音乐爱好者及其儿童普及美育的史学著作真正能体现的有多少？在这叙述过程中看似尖锐与批评，但正是我们所要思索的。中国音乐史的著作如定位于社会群众，其更要凸显著作本身的一些特色，那便是文学性、教育性与通俗性，此书便深刻体现了这三点特色，就如书中序中所说：“以史为经，以话为纬，经纬交织地形成科学而生动的史话体系，既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各类艺术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历史，又通过通俗有趣的故事阐明了各类艺术的主要特征。”最为重要便是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其美育教育。
通览全书就已被书中的每个小标题所吸引，书中分为六章，第一章是音乐文明的曙光（约8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金声玉振的风采（公元前11世纪—前221）、华夏音乐的神韵（公元前221—589）、歌舞伎乐的繁盛（公元581—960）、民间音乐的繁衍（公元960—1911）、近代音
乐的崛起（1912—1949），在阅读每个章节的小标题仿佛已被作者带入进了历史的画卷之中，去看一看神奇的东方魔笛，去听一听走街串巷的木铎声，去感受一下琴弦上的刀光剑影、刑场上的千古绝唱，每一个专题都叙述了不同的历史故事，每个专题都诠释历史中文化内涵，每个专题都让人深思并富含一定的教育意义。钱穆先生说过对待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当读到刑场上的千古绝唱上不禁为嵇康将音乐融化入生命而感动，在读到祈雨楼上的琵琶角逐不禁为琵琶技艺的高超而感叹，在读到从窦娥冤到牡丹亭而感伤，这便是作者书写的魅力所在，归纳全书笔者觉得具有此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学性
音乐史普及类的读物怎样吸引读者，文学性便是最大的一个考虑因素。北大教授陈理群曾说过学好语文是一辈子的事，正是两位作者有着深厚的中文功底才把一本音乐史的书籍写得如圣文之雅丽，衔华而佩实。专题章节随处可见的古典诗词的运用，并不刻意但却突显了出每章的文学特点，例如一首“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是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让我们领略到大唐的社会音乐繁荣”，一首“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让我们惊叹琵琶技艺的绝伦，一首“劝世人，休结交有钱富汉;结交他，把你下眼来看，似这般冷淡人心，守本分，切不可与他高攀”。更体现出音乐学者朱载堉的蔑视权贵，大义凛然。自古至今音乐与文学的关系紧密不可分，早在《尚书》中就写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音乐史的书写加强一些文学性的表达在今后史学撰写当中有待加强。
二、教育性
音乐史的普及读物除了要具有文学性本身的特点之外，还要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教育意义，换句话说作者是要有教育情怀的人来写普及读物更能体现其书的教育价值。在书中许多叙述性的话语都让人看后深思，不仅在陈述历史事实，作者也在评价其乐人，乐事。例如在写到呼风唤雨的琴声一章时，即弘扬了古琴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应得到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从师旷的弹琴中描述了一种文化现象，即春秋时期的音乐已力图从冗长、呆板的宗教气息中转向歌颂人与大自然的主题，力图告诉读者尤其是儿童要秉持天性，顺遂自然规律，须在尊重客观规律前提下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在写到形如蝌蚪的“天书”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到了属于我国的敦煌藏经洞多次被外国人盗取，现只有一份乐谱，即《琵琶谱》的写卷，另有《琵琶二十谱字》一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的音乐历史文化，保护属于我们的音乐文化遗产，中国自古以来是有自己的乐谱文化，我们有着自己的一套音乐体系才不至于再次陷入“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近代以来呕心沥血、传播音乐火种的萧友梅、黄自的音乐事迹同样值得再去重温与关注，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理应燃起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无论在何方何地，个人之家国情怀理应成为精神信仰。 三、通俗性
史话的书写作者在强调史料的同时，以一种更加故事性的叙述便于读者理解与领悟，无形中受到教化。在这本书中许多精彩的小故事或是传说，或是由古文献翻译而来，都让我们更能铭记。例如在讲到古琴曲《广陵散》时的背后故事，作者讲到聂政刺杀韩王的艰辛与不易，为了报仇不惜敲掉自己的门牙，又弹了三年琴，最后在谁都没有认出其身份的情况下入宫给韩王弹琴，将匕首藏在琴中报仇成功。这段故事同样歌颂了聂政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英雄气魄。例如书写热爱音乐的唐玄宗时写到其上朝之时用两手不住地在腹上按动，退朝后下面人便询问唐玄宗是否哪里身体不舒服，唐玄宗便回答夜间做梦梦游月宫，仙女为他弹奏美妙无比的音乐，一觉醒来那凄楚动人的音调依然在耳边回响，怕遗忘所以便在龙袍中揣一支玉笛，用手指在笛孔上按摩熟记旋律。我们不禁为他对音乐的痴迷而感动，现如今的艺术工作者首先要热爱音乐，才能热衷于这一事业。著作中还提到了许多用故事揭示历史，用故事突显文化，真正体现了史话著作的通俗性但也不失学术性。另外在文献史料的引用中也尽量择取《史记》《汉书·艺文志》等一些大众普遍接触的文献，甚至很多选取唐诗宋词的内容，从一定程度上作者对史料的选择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因为毕竟史话类的著作通俗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著作在当时90年代是希望美育文库的一套丛书，也包含西方的内容，目的是能让中小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辅导教材，同时全面提高全民的文化修养。美育早在80年代就有赵沨、吕骥、姚思源等一批学者呼吁，德育是一个大圈圈，美育是一个小圈圈已经改变到音乐教育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这套书籍便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版，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国家更加强调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今日更需要面向中小学的音乐美育书籍，在中国音乐史的著作当中貌似自从90年代这套书籍出版以后再没有系列美育史话书籍面向中学或高中，笔者认为在学生上中学以后除了基本的音乐课的教授，更应该普及音乐史的知识与教育，史学教育在突出以史明鉴的前提下，更要体现育人价值，唤起学生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尊重与认同，进行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使学生在认清当下的基础上更加强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例如自古以来音乐文化讲求律调谱器，中国自古以来便各有自己的体系，学生在熟知五线谱的同时更要会认工尺谱，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就像唐君毅先生所说：“世界之民族，皆有音乐，而音乐之意趣，能与其文化之各方面，皆息息相关者，盖莫如昔之中国。[2]”这也正是史学教育应该突显的地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河流，就像黄翔鹏先生所比喻自然界的河流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污染的时候，但是人类文化中音乐传统的大河永远未曾停止过流动;即使有时遭到了污染，也随即会有万壑奔泉融汇为荡涤垢滓的力量。我更要千倍万倍地赞美华夏民族音乐传统的长江大河[3]。音乐的传统的精神永不泯灭。
关于此书的作者刘再生先生与刘镇钰先生两位音乐史学界的前辈，刘再生先生在山东师范大学长期从事音乐史学的研究，正如乔建中先生所评论的那样：“三十年来，再生先生坚守史论两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4]”最为著名便是那两本音乐史的简述，即《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与《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至今依然在许多高校作为教学用书与考研教材。刘镇钰先生工作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其著作有《跟我学琵琶》《跟我学琵琶练习曲集》《湖南当代音乐史》等，两位先生都具有理論与实践结合的史学研究的功底，在史学界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
对于音乐史的普及读物田青先生最先开之先河，吉联抗先生曾发文称赞该书熔想象、描写、介绍、论证于一炉，共同达到趣味性和知识性的目的。但却对此书知识性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与更正。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史话类著作书写需要把握多个方面，如若掌握错误的史料信息将容易给读者传递错误的内容，例如吉联抗先生指出田青先生文中关于唐朝九部乐沿袭隋的九部乐，只是加上“燕乐”作为第一部，同时把隋朝九部乐最后的“礼毕”置于九部之外，却并没有去掉“天竺乐”加入“扶南乐”[5]。这条史料在刘再生、刘镇钰著《中国音乐史话》一书中进行了更正。所以说史话类的著作既要重视史料的翔实与信息准确，又要把握叙事的风格与语言被读者所接受，所以说史话类的著作不仅要注重文学性、趣味性、学术性与教育性，更要向吉联抗先生所说要熔想象、描写、介绍、论证于一炉。
最后本书唯一一点小遗憾就是缺少一些参考文献的引注与推荐阅读书目，这样以便于我们方便地查找原始史料进行阅读，参考书目可以更好地扩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但瑕不掩瑜，此书能在90年代以这样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言出版非常博人眼球，因为史话类的著作还是不好驾驭的。孔子曾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重读《中国音乐史话》，重读音乐经典，在新时代之今日更具有新的学术意义。
注释：
[1]刘再生，刘镇钰.中国音乐史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3.
[2]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5卷 东西文化与当今世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67.
[3]田 青.中国古代音乐史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
[4]乔建中.探究天人之际求索古今之变——刘再生教授四十年治史论乐一席谈[J].人民音乐，2019（01）：6.
[5]吉联抗.读《中国古代音乐史话》[J].中国音乐，1984（04）：44.
（责任编辑：张洪全）
在众多音乐史普及读物中有这样一本似乎已被人忘记的书籍，那便是刘再生与刘镇钰先生于90年代所写的《中国音乐史话》。笔者重新阅读此书之后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与收获。古语云以史明鉴，可以知兴替。重温经典，传承文化，本文将从此书的三大特点展开叙述，并此做一番笔者的个人评论。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音乐史话;文学性;通俗性;教育性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136-03
翻阅历史的画卷，有这样一本小巧玲珑的音乐史著作，书的封面则是曾经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墓编钟。这本书最先针对社会音乐爱好者的受众群体、并采取一种文学性与趣味性的叙事语言于20世纪90年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它或许已被人淡忘，但写其书的作者在音乐史学界却鼎鼎有名，这本书便是由刘再生先生与刘镇钰先生所写的中国音乐史话。两位先生均都是在师范院校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力。那么在当时为何要出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音乐史书籍？这其中有哪些故事？这本书在当时属于希望美育文库系列，那么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新时代的今日注重美育教育的同时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该书的历史意义？针对社会音乐爱好者应该适合怎样音乐史的读物并普及美育？或许这本书可以给你答案，这是笔者又重读这本书的初衷。
纵观历史长河中，音乐史的著作可谓是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对于其著作本身的定位无非三种：第一種是具有深度研究性的著作，例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李纯一的《先秦音乐史》，等等;第二种是针对专业院校或高师院校的音乐史教材，逻辑结构清晰严密，例如廖辅叔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夏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孙继南主编的针对高师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等等;第三种即是面向社会音乐爱好者，文学性与趣味性结合的史话类读物，例如最早的田青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刘再生、刘镇钰的《中国音乐史话》，等等。新时代以来又陆续出版了一些中国音乐史的著作，笔者也在思考在浩瀚的史学著作中，著作本身的定位是什么？著作所体现的社会功用与教育价值发挥了多少？面向社会音乐爱好者及其儿童普及美育的史学著作真正能体现的有多少？在这叙述过程中看似尖锐与批评，但正是我们所要思索的。中国音乐史的著作如定位于社会群众，其更要凸显著作本身的一些特色，那便是文学性、教育性与通俗性，此书便深刻体现了这三点特色，就如书中序中所说：“以史为经，以话为纬，经纬交织地形成科学而生动的史话体系，既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各类艺术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历史，又通过通俗有趣的故事阐明了各类艺术的主要特征。”最为重要便是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其美育教育。
通览全书就已被书中的每个小标题所吸引，书中分为六章，第一章是音乐文明的曙光（约8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金声玉振的风采（公元前11世纪—前221）、华夏音乐的神韵（公元前221—589）、歌舞伎乐的繁盛（公元581—960）、民间音乐的繁衍（公元960—1911）、近代音
乐的崛起（1912—1949），在阅读每个章节的小标题仿佛已被作者带入进了历史的画卷之中，去看一看神奇的东方魔笛，去听一听走街串巷的木铎声，去感受一下琴弦上的刀光剑影、刑场上的千古绝唱，每一个专题都叙述了不同的历史故事，每个专题都诠释历史中文化内涵，每个专题都让人深思并富含一定的教育意义。钱穆先生说过对待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当读到刑场上的千古绝唱上不禁为嵇康将音乐融化入生命而感动，在读到祈雨楼上的琵琶角逐不禁为琵琶技艺的高超而感叹，在读到从窦娥冤到牡丹亭而感伤，这便是作者书写的魅力所在，归纳全书笔者觉得具有此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学性
音乐史普及类的读物怎样吸引读者，文学性便是最大的一个考虑因素。北大教授陈理群曾说过学好语文是一辈子的事，正是两位作者有着深厚的中文功底才把一本音乐史的书籍写得如圣文之雅丽，衔华而佩实。专题章节随处可见的古典诗词的运用，并不刻意但却突显了出每章的文学特点，例如一首“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是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让我们领略到大唐的社会音乐繁荣”，一首“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让我们惊叹琵琶技艺的绝伦，一首“劝世人，休结交有钱富汉;结交他，把你下眼来看，似这般冷淡人心，守本分，切不可与他高攀”。更体现出音乐学者朱载堉的蔑视权贵，大义凛然。自古至今音乐与文学的关系紧密不可分，早在《尚书》中就写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音乐史的书写加强一些文学性的表达在今后史学撰写当中有待加强。
二、教育性
音乐史的普及读物除了要具有文学性本身的特点之外，还要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教育意义，换句话说作者是要有教育情怀的人来写普及读物更能体现其书的教育价值。在书中许多叙述性的话语都让人看后深思，不仅在陈述历史事实，作者也在评价其乐人，乐事。例如在写到呼风唤雨的琴声一章时，即弘扬了古琴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应得到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从师旷的弹琴中描述了一种文化现象，即春秋时期的音乐已力图从冗长、呆板的宗教气息中转向歌颂人与大自然的主题，力图告诉读者尤其是儿童要秉持天性，顺遂自然规律，须在尊重客观规律前提下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在写到形如蝌蚪的“天书”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到了属于我国的敦煌藏经洞多次被外国人盗取，现只有一份乐谱，即《琵琶谱》的写卷，另有《琵琶二十谱字》一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的音乐历史文化，保护属于我们的音乐文化遗产，中国自古以来是有自己的乐谱文化，我们有着自己的一套音乐体系才不至于再次陷入“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近代以来呕心沥血、传播音乐火种的萧友梅、黄自的音乐事迹同样值得再去重温与关注，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理应燃起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无论在何方何地，个人之家国情怀理应成为精神信仰。 三、通俗性
史话的书写作者在强调史料的同时，以一种更加故事性的叙述便于读者理解与领悟，无形中受到教化。在这本书中许多精彩的小故事或是传说，或是由古文献翻译而来，都让我们更能铭记。例如在讲到古琴曲《广陵散》时的背后故事，作者讲到聂政刺杀韩王的艰辛与不易，为了报仇不惜敲掉自己的门牙，又弹了三年琴，最后在谁都没有认出其身份的情况下入宫给韩王弹琴，将匕首藏在琴中报仇成功。这段故事同样歌颂了聂政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英雄气魄。例如书写热爱音乐的唐玄宗时写到其上朝之时用两手不住地在腹上按动，退朝后下面人便询问唐玄宗是否哪里身体不舒服，唐玄宗便回答夜间做梦梦游月宫，仙女为他弹奏美妙无比的音乐，一觉醒来那凄楚动人的音调依然在耳边回响，怕遗忘所以便在龙袍中揣一支玉笛，用手指在笛孔上按摩熟记旋律。我们不禁为他对音乐的痴迷而感动，现如今的艺术工作者首先要热爱音乐，才能热衷于这一事业。著作中还提到了许多用故事揭示历史，用故事突显文化，真正体现了史话著作的通俗性但也不失学术性。另外在文献史料的引用中也尽量择取《史记》《汉书·艺文志》等一些大众普遍接触的文献，甚至很多选取唐诗宋词的内容，从一定程度上作者对史料的选择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因为毕竟史话类的著作通俗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著作在当时90年代是希望美育文库的一套丛书，也包含西方的内容，目的是能让中小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辅导教材，同时全面提高全民的文化修养。美育早在80年代就有赵沨、吕骥、姚思源等一批学者呼吁，德育是一个大圈圈，美育是一个小圈圈已经改变到音乐教育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这套书籍便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版，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国家更加强调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今日更需要面向中小学的音乐美育书籍，在中国音乐史的著作当中貌似自从90年代这套书籍出版以后再没有系列美育史话书籍面向中学或高中，笔者认为在学生上中学以后除了基本的音乐课的教授，更应该普及音乐史的知识与教育，史学教育在突出以史明鉴的前提下，更要体现育人价值，唤起学生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尊重与认同，进行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使学生在认清当下的基础上更加强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例如自古以来音乐文化讲求律调谱器，中国自古以来便各有自己的体系，学生在熟知五线谱的同时更要会认工尺谱，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就像唐君毅先生所说：“世界之民族，皆有音乐，而音乐之意趣，能与其文化之各方面，皆息息相关者，盖莫如昔之中国。[2]”这也正是史学教育应该突显的地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河流，就像黄翔鹏先生所比喻自然界的河流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污染的时候，但是人类文化中音乐传统的大河永远未曾停止过流动;即使有时遭到了污染，也随即会有万壑奔泉融汇为荡涤垢滓的力量。我更要千倍万倍地赞美华夏民族音乐传统的长江大河[3]。音乐的传统的精神永不泯灭。
关于此书的作者刘再生先生与刘镇钰先生两位音乐史学界的前辈，刘再生先生在山东师范大学长期从事音乐史学的研究，正如乔建中先生所评论的那样：“三十年来，再生先生坚守史论两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4]”最为著名便是那两本音乐史的简述，即《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与《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至今依然在许多高校作为教学用书与考研教材。刘镇钰先生工作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其著作有《跟我学琵琶》《跟我学琵琶练习曲集》《湖南当代音乐史》等，两位先生都具有理論与实践结合的史学研究的功底，在史学界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
对于音乐史的普及读物田青先生最先开之先河，吉联抗先生曾发文称赞该书熔想象、描写、介绍、论证于一炉，共同达到趣味性和知识性的目的。但却对此书知识性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与更正。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史话类著作书写需要把握多个方面，如若掌握错误的史料信息将容易给读者传递错误的内容，例如吉联抗先生指出田青先生文中关于唐朝九部乐沿袭隋的九部乐，只是加上“燕乐”作为第一部，同时把隋朝九部乐最后的“礼毕”置于九部之外，却并没有去掉“天竺乐”加入“扶南乐”[5]。这条史料在刘再生、刘镇钰著《中国音乐史话》一书中进行了更正。所以说史话类的著作既要重视史料的翔实与信息准确，又要把握叙事的风格与语言被读者所接受，所以说史话类的著作不仅要注重文学性、趣味性、学术性与教育性，更要向吉联抗先生所说要熔想象、描写、介绍、论证于一炉。
最后本书唯一一点小遗憾就是缺少一些参考文献的引注与推荐阅读书目，这样以便于我们方便地查找原始史料进行阅读，参考书目可以更好地扩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但瑕不掩瑜，此书能在90年代以这样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言出版非常博人眼球，因为史话类的著作还是不好驾驭的。孔子曾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重读《中国音乐史话》，重读音乐经典，在新时代之今日更具有新的学术意义。
注释：
[1]刘再生，刘镇钰.中国音乐史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3.
[2]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15卷 东西文化与当今世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67.
[3]田 青.中国古代音乐史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
[4]乔建中.探究天人之际求索古今之变——刘再生教授四十年治史论乐一席谈[J].人民音乐，2019（01）：6.
[5]吉联抗.读《中国古代音乐史话》[J].中国音乐，1984（04）：44.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