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聚焦犹太人悲惨境遇、反思二战的电影，我们很容易想到《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等。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重返战场，体会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电影《波斯语课》改编自德国著名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的短篇小说，故事本身受到真实事件启发。这部影片讲述的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故事，而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一批人将另一批人推到死亡的极限，而他们则顽强地生还。这部影片曾被提名为第93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还入选过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推荐单元。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然而为了活命，也许一个人又不得不发明一种充满诗性的语言。

生还的契机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德军在大批处决犹太人。在开往行刑地的卡车上，一个高个子拿出一本书，想与身旁的一个矮个子换半个面包，高个子说这本书要值几千个面包。但谁心里都清楚，无论什么书，这时候都没有面包能救命。
　　可是这个矮个子还是与他交换了。书上的文字矮个子看不懂，便询问这本书是怎么得来的，高个子的回答是房东逃走了，自己就顺手拿了这本书，这是一本波斯语的书。扉页上写着一个人名——雷扎，里面写着“Bawbaw”，高个子告诉他，“Bawbaw”是父亲的意思。
　　一车人都被枪决了。矮个子在枪响前就倒地装死，结果被德军士兵发现了，正准备打死他时，他说：我不是犹太人，我是波斯人。并拿出了这本书作证。德军士兵想起在集中营负责后勤的上尉科赫曾说过他需要一个波斯人，抓到了有赏，于是就把这个矮个子带到了科赫面前。
　　科赫翻着书，问：“你叫雷扎？”他点点头。“Bawbaw是什么意思？”他说是父亲的意思。“伊朗的首都是哪里？”“德黑兰。”科赫让他把这本书念一段，他说：我不会写，也不会念，只会说日常口语。
　　科赫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就让他随便说一段波斯语。他稍有迟疑，但很快就发出一段奇怪的声音。科赫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回答：“人看见了夕阳渐渐西下，但当天色突然变暗时，还是会害怕。”
　　这段话来自哪里，无人可知，他发的是什么音，也无人知晓。但这段富有诗意的话，还是赢得了科赫的欢心，于是就让他在给军官们做饭的厨房里打杂，饭后让他教波斯语。上尉准备每天记4个单词，他估计战争还会持续2年，那样就能学到2000多个单词。因为上尉的哥哥在伊朗，他打算以后在伊朗开一家德国餐馆。
　　从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到家居日用、生活用语、食品饭菜，甚至包括“我爱你”这样的表达，这个被叫作“雷扎”的矮个子犹太人是怎么通过不同的发音“发明”出来的？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观众不会关心主角的原名，而以“雷扎”称呼他，这个异域的名字是他的护身符，“雷扎”开启了一条虚构的链条。

两个人的“波斯语”

　　要靠自己的临时发挥“发明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波斯语，绝非易事。无论怎样，要想让一个完全不懂波斯语的人在瞬间“发明”出波斯语的几千个单词来，几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
　　这里面还需要几个严酷的刚性条件：第一，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做苦工的犹太人，周围不能有一个懂波斯语的人;第二，雷扎要记住自己怎么发音“叉子”，怎么发音“勺子”……这样当自己再想出一个物品的发音时，才不会重复。雷扎也经常用“考问”科赫上尉的方式来温习自己发明的这种“波斯语”，以免忘记或重复。
　　有一天，德军捉住了一名英军飞行員，据说是波斯人。一个讨厌雷扎的德军集中营看守人员很高兴，就把这名英军俘虏押送到监舍，希望通过他们的对话来证实雷扎并不是波斯人。但由于雷扎与监舍里的狱友关系都很好，在这个真正的波斯人到来后，一位狱友就杀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雷扎的生命。
　　有一次，当科赫问雷扎“树”怎么说时，他回答是“radj”，而科赫还记得面包是“radj”，于是对雷扎一顿暴打，说他假冒波斯人。雷扎只好解释说，在波斯语中“面包”与“树”是同一个单词，就如在德语中“城堡”和“锁”是同一个单词一样。
　　在《波斯语课》这部影片里，语言成为一个受迫害者最为私密的反抗武器，而并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语言的交流与反交流，在这里如双面兽般融会一处。正如一句俗语所说：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的总和。曾有一度，科赫和雷扎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了，雷扎可以直呼其名，而科赫会偷偷多给他一些吃的东西，雷扎将食物带回监舍，救济一些更需要的人。科赫认为他是理解雷扎的，但雷扎并无此意。
　　语言具有多个面相，而非单一的交流功能。在极端环境下，人类的语言更可能是欺骗多于真实，遮蔽多于坦诚，隔阂多于相联。更多的时候，语言是一种魔术，它会在社会环境里发生相应的扭曲，《德语课》里男主人公的父亲，将德语里的善扭曲为恶，将“尽职的快乐”扭曲成“尽职的罪孽”。而《波斯语课》则是《德语课》的反转镜像，影片里的男主人公，通过谎言，将生者与死者一起带入存在的真实之境。

无名之辈

　　在影片的尾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很快就逼近了德军在法国的营地，于是营地的最高指挥官按照柏林的指示，决定毁灭集中营中所有的证据，同时消灭残存的所有囚犯。
　　当科赫上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监舍里提走了雷扎，押解着他逃往不为人知的地方。途中，当科赫责备雷扎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而把自己的食物都给了他时，雷扎说了一句堪称警句的话：“仅仅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就说他是无名之辈？其实他一点也不比你差。”
　　科赫上尉在逃跑的路上脱掉了自己的德军军服，10公里外有一架小型飞机可以把他送到德黑兰。雷扎当然不会跟随他去，于是二人分手，各奔前程。科赫在入境伊朗时，用自己所学到的“波斯语”说明自己的情况，但伊朗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当伊朗的边境人员发现他是德军叛逃人员时，立即就把他抓捕归案了。而在另一边，当雷扎回答盟军的问题时，出现了电影中最感人的一幕：“你们的集中营里一共关押了多少人？”“大概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你还能记得一些人的名字吗？”“资料上都有登记，你们可以去查。”“但资料已经全被他们毁掉了。”“我还能记得2840个人的姓氏和名字。”“2840个名字？”
　　于是，雷扎独创的“波斯语”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那2840个犹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证明。随着雷扎缓缓吐出一个接一个死去同胞的姓名，他不紧不慢的声音逐渐吸引了盟军收容所里的所有人，那些陌生而又朴实的字眼，戳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波斯语课》用这样偏于抽象的“符号”，完成了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控诉，虽然视听冲击力不强，但却拥有千钧之力。那是沉闷的怒喊，也是哀伤的悲鸣。
　　影片中还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科赫已掌握大量“波斯语”单词，就能用这门语言讲述身世，还能用来写诗。他把写的诗读给雷扎听：风把云送往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
　　无论在任何语言中，这首诗运用了最简单朴素的词汇。诗的语调真挚而舒缓，是用一种怡情的语调表达反战情绪。但我们无法忽略它出自一名纳粹上尉之口。
　　《波斯语课》巧妙地回应了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的问题。斯坦纳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家，也是一位对“大屠杀”有痛彻记忆的人。他曾在《语言与沉默》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

　　乔治·斯坦纳的提问，最终落脚于艺术对人性和道德承载之上。为什么文明的进展越久，野蛮的暴力就越强烈？而艺术常常不是抵抗政治的暴力，而是逆来顺受，甚至使其看来更加雅致。这个问题更常见的另一种说法是：艺术纯粹自为，与历史之间拉开距离。实际上，《波斯语课》也对这个议题给出了它的答案。科赫并未因为内心的温情而被原谅，正如有观众精辟地总结道：当他说出一个“波斯语”单词时，倒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他念出一首诗时，燃烧的是一大片无辜者的尸体。雷扎的犹太姓名被隐匿，他存活了下来，而更多犹太人被投进焚尸炉。
　　在纳粹败北之际，指挥官匆忙地把死囚名单和档案放进燃烧的壁炉中。不留任何痕迹意味着“查无此人”，仿佛恶行如消失的烟一样。
　　《波斯语课》具有浓重的回望性质，集中营的外景弥漫着冰冷的雾气，象征着那段让人不寒而栗的岁月。而这部电影的决心，便是穿透并照亮它。影片最直接、也是最深刻的寓意就在于语言、词语如何记录亡魂，铭刻灾难。若把历史学看作一种打捞工作，那结尾处，雷扎一个一个地念出那些亡者的姓名时，电影的历史学目的也得以实现。
　　影片以蒙太奇的方式，呈现了两位主角的下场。有些人或许会设想另一种结尾：为什么不让科赫被识破时雷扎也在场呢？那样的情境是何等强烈，科赫会心痛还是彻悟？这种设想认为，科赫对雷扎的信赖、袒护，以及两人基于“波斯语”的共度时光，最后会成为情感张力的加强剂。由此，一切很有可能在人性纠葛中结束，二人世界的情感矛盾冲向历史的前台。
　　但是，影片并未如此避重就轻，虚化掉历史审判。面对数以万计的亡魂，一段胁迫下发生的“师生情谊”根本不值一提。更何况，雷扎不是科赫拯救的——他的生命原本就属于他自己。《波斯語课》是沉重的回望，任何屠杀题材的艺术都必须是沉重的回望。“生命”这个词并不轻渺，不是一个被蹂躏的布娃娃，熨一熨就能恢复原状。
　　影片结尾把两位主角放在两个时空，撑开决然的态度。它再次提醒我们：科赫的“波斯语”乌托邦看似美好，但它始终是在数以万计的尸体上面建立起来的。无论如何，历史的道义不会允许它持续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