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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韩石山在《张颔传》中以“一位睿智的学者”作为副标题，让张颔的形象变得鲜活而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张颔的人生和学术成就。作为一名学者，张颔的研究成果《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令学界仰视，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也基于其豁达的人生观和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
张颔有着传统学人的优秀品质，谦逊、低调、淡薄名利，其走进大众视野是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后。2005年冬，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组的镜头对准了这位考古界、古文字学界国宝级的人物。那是《大家》栏目组首次走进山西，张颔也是山西文化界走进《大家》的第一人。
张颔祖居山西省介休市梁吉村。祖父张耀堂年轻时念过几年书，能读章回小说，能看报纸，年老时常上街去衙门前和城隍庙找算卦先生谈古论今。1901年，祖母率全家移居城里。约于民国七年左右典下庙底街郭耀宗家的南院。祖父生有两子，一是张颔的伯父，名缙绅，在天津一家当铺做事，从店员一直做到经理，死于1948年，享年61岁。还有一子即张颔的父亲张铭绅，字盘新，少年时曾在介休高等小学堂上过学，后去天津日租界的“义德当”当伙计。在张颔出生前九个月因痨病去世，死时年仅24岁。张颔是遗腹子。
1920年农历十月初七，张颔（原名张连捷）出生在介休县城西北坊庙底街一间窄小阴湿的窑洞里，他一出生就和18岁的母亲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父亲一去世，家里就没有了一点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伯父接济。当时伯父仍在天津做生意，收入并不多，家里由伯母当家。但伯母待他母子俩甚是刻薄，从来不给一个笑脸。后来，张颔母亲得了痨病，怕传染，爷爷奶奶就不让张颔和母亲一起住了。张颔后来和朋友回忆起那段生活，几次痛苦地摇着头说：“那时我真是孤苦伶仃啊。”
青年张颔
因生活贫困无钱治病，再加上精神忧郁，张颔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张颔舅舅家也很穷，拿不出钱来，想让张颔的伯母出钱给看病，伯母断然拒绝。张颔后来回忆道：“我妈活得太惨了，得了痨病，又得不到好的治疗。现在我还记得我妈去世那天的情景。”那一年，张颔仅9岁。
祖父是张颔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因祖父有一点文化，便早早地教他一些诗文知识，教他一些四声辨别，教他填《九九消寒图》，这些让童年的张颔从两三岁起便燃起了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也给他孤苦的童年带来一点生活的乐趣。直到张颔90岁高龄，仍能记起爷爷教他的一些诗文。
在启蒙阶段，对张颔影响较大的还有同院住的一对干爹干妈。干爹郭耀宗，字远峰，会填诗写词，有学问，能写祭文寿文，字也写得很好。干妈王希韫是一位极善良纯朴又有文化的女人，大户人家出身，会背许多古诗词。干爹干妈当时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他们都非常喜爱身世十分凄凉的张颔，除了经常把他叫到家里给他一些好吃的食物，还教聪明好学的张颔写字背诗。
张颔到了上学的年龄，当家的伯母不想出钱，极力反对张颔上学。但张颔的舅舅据理力争，坚持让张颔上学，僵持斗争了好久，伯父伯母才勉强同意送张颔上学。
上学的地方离张颔家很近，就在西北坊小学堂。上学前，在爷爷和干爹干妈的指教下，张颔已经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认识了好多字，还会背许多古詩词，小学阶段的张颔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四年初小毕业，张颔考上了介休县立高等小学校。为了得到伯母的同意，他请校役到家里对伯母说，他上高小是保送的，不用出学费。这样，张颔才得以继续上学。高小在县城东南角的文庙旁边，即过去的绵山书院。初到这所高小，从小对对联有浓厚兴趣的张颔就被校门上的对联震得心里一动，并从此立下了宏大的志愿。这副对联是：
川岳锺灵，绵山胜水之间，应多杰士;
典型在望，有道路公而后，讵少传人。
上学期间，他仍得到干爹干妈的很多鼓励，尤其是干妈对他鼓励更多。干妈当时教了他一首《跑报则》的歌谣：
好小子，带上串铃跑报则，
一跑跑到北京城，三年两年熬成人，
自熬得，自挣得，自家娶过媳妇则。
干妈希望他能发愤图强、自强自立的良苦用心激发了张颔顽强求学的精神，他暗下决心，要对得起这位善良的干妈。
高小两年，张颔的学业非常优异，但也让他吃了不少苦。他穿着单薄，吃的也不好。北方冬天很冷，他耳朵上常起冻疮，手指上脚趾上也起，耳朵常会冻得流脓，直到老年手指都弯曲不能伸展。
1935年春，张颔高小毕业，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事做，出于对文化的向往和爱好，他参加了县城里的一个文化社团——“行余学社”。这是由几位当地爱好文学书画篆刻的文化人自发组织的。行余出自《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起和组织者是王鋆，字宗汉，他在介休南街开了一家茶店“广源永”，学社就设在茶叶铺里。王先生有文化，人也风雅热情，隶书写得很好，还能绘画作诗。当时经常出入行余学社的有诗人、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这些人都是闲暇时行走在书社，只有张颔是专门来学习的。学社里有《故宫周刊》《石竹斋画谱》，还有明清时代印的蝴蝶装画册，很名贵。而且王先生对古钱币还有研究，有印刷很精美的《钱谱》，王先生还喜欢碑版收藏，收藏了很多碑帖、墓志拓本。这些书籍和藏品张颔都可以见到并翻动，属于行余学社的“学习资料”。
张颔在这里主要是学山水画、刻图章。学山水画用的是《中国画·山水》，学刻图章用的是《篆刻针度》。张颔从小好学，学社里笔、墨、纸、砚都是现成的，全由茶叶铺主人王先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为张颔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他在书画、篆刻方面学到了一些初步的知识。 行余学社的前辈都非常有学问，各有专长，有回乡的山东文登县最后一任县令岳宝树、有曾做过山西巡抚幕宾的岳鸿举、有编撰民国《介休县志》的董重等。张颔绘画、篆刻的启蒙老师杨竹民曾就学于北京京华美术学院，解放后迁居重庆，是当时的“重庆十大画家之一”，曾发起成立重庆“涂山书画社”。在行余学社一年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为张颔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他后来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包括诗词、书画、篆刻，应该都和在行余学社的学习有关。
1937年春，张颔通过外祖父眷弟的介绍，去湖北樊城一家“协玉”字号的杂货铺当了店员。临走前，干妈把他叫到家里吃了一顿火锅，嘱咐他一定要早日成人，好好做事，张颔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
这家杂货铺是做食盐、棉花、粮食等批发生意的，老板也是介休人。字号里的人员分四个层次，张颔是第四层，最下层，主要负责打扫店里的卫生，包括给老板提夜壶、打洗脸水等。小小年纪便尝到了生活的不易，“能争得一口饭，以一晗之息动而维持基本生存，皆难也”。他由此把学名张连捷改为“张颔”。
去樊城时，除了行李，他还带着毛笔砚台，画笔画碟，一本《芥子园画谱》和一本《鲁迅自选集》。不忙时，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写字画画。他的画画得很好，不仅周围字号的伙计争着要，就连来往的客商也喜欢。客商通过掌柜要张颔的画，这让掌柜脸上有光，慢慢地也就默许了他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也就是做小伙计的那个时候，张颔开始写文章了。
到樊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满腔热血的张颔马上写了两首鼓舞抗日斗志的诗歌投到当时的《鄂北日报》，不久就发表了。由于看了《鲁迅自选集》，他也开始练习写杂文，其中一篇杂文《南漳武镇的拉扶术》是揭露国民党地方政府黑暗统治的，报纸很快登了出来，这对张颔是极大的鼓舞。
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张，武汉失守后，张颔所在的樊城来了大量的国民党部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过来轰炸，张颔不久就随店铺搬迁到了宜城。山河破碎、日军猖獗，让年轻的张颔时时热血沸腾，他从报纸上不断看到大批青年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于是他也决心投身抗战。
他向掌柜提出辞职，掌柜很支持，立马就答应了他，并赠送给他一笔钱做路费。因为事先已和在抗日前线的堂兄张帆有过联系，他一路辗转来到正与日本军队交战的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在这里，他进入了抗战干部学校十五分校，由于他有文化、写字也好，分校任命他为干部团十七大队干事，相当于团部文书。团部工作虽然很忙，但热爱读书的张颔还是利用闲余时间学习了《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新哲学人生观》等一大批进步书籍，思想觉悟和对抗日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这段抗战岁月里，对张颔影响最大的是中共早期党员杜任之。杜任之早期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德国留学期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杜任之当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院长。张颔由于学识好，不久就被调入这个研究院任干事。杜任之很喜欢爱学习且忠厚的张颔，经常在理论学习和生活上给他以辅导和帮助。
1942年，杜任之被委任为孝义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颔随行，被任命为总部秘书室秘书，负责战工会文稿电报的起草整理发放。工作非常辛苦，冬天很冷，手指经常冻得捏不住笔。但从小吃了许多苦的张颔从不叫苦叫累，始终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受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喜欢。
在孝义抗战期间，张颔完成了结婚的人生大事。夫人尚雨湖，孝义城里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很有修养，夫妻两人婚后一直和睦幸福，夫人对张颔工作和事业的帮助也很大。
在乡宁和孝义参加抗日战争期间，张颔在繁忙的工作余暇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诗歌和杂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些作品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发表和出版。但他十分珍惜地将其保存在自己身边，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抗战胜利以后，张颔回到太原，作为宣传特派员，参加了《工作与学习》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写了一大批酣畅淋漓、针砭时弊的杂文。
从那个时候，张颔的许多文章已经流露出对文字学的兴趣和偏好。他的一些杂文常常引经据典，独出机杼。他的一篇《人言为信、止戈为武》的文章就通过对古语的阐释，鞭挞当时的现实。他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分析“信”与“武”的架构，形象而生动地阐释了我们祖先造这俩字的朴素含义。读来不仅让人长知识，而且深悟了其中的道理，张颔后来在古文字研究上取得辉煌的成就，由此便可以看出端倪。除了积极从事写作，他还组织了许多文艺活动，激发文艺人士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1946年端午节，他组织了“诗人节”纪念活动，还专门为这次活动写了《屈原诗传》，并在会上作了朗诵。他的诗写得激情澎湃，苍凉悲壮，很有气势，句子也朗朗上口，富有战斗性，公开鼓励文艺界人士要 “敢发牢骚”，大胆抗争，为国家民主和强盛斗争，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張颔作品《姑射之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颔出版了他的两本重要的文学著作。一本是小说《姑射之山》，另一本是诗作《西里维奥》。《姑射之山》收录了他的四篇小说，分别是《蝙蝠》《债与偿》《惠民壕》和《杜鹃》。这几篇小说都是他在晋西北抗日前线写就的，内容都是他在姑射山收集到的材料。有的是反映抗日期间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故事;有的是反映晋西北农民的悲惨生活。
解放前夕，张颔离开了阎锡山统治的山西，来到北平，追随老领导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被推荐到华北文法学院任文书组主任。1948年，张颔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久他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后，党组织安排他到华北大学第一部十区队一○二队任队长。一年之后，他调入山西省委统战部工作，主要负责和山西的民主人士联络。 张颔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在统战部工作期间，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干事，但对工作兢兢业业，主动积极。当时的民主党派只有市级组织，没有省级组织，有两年时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省一级的民主党派机构，不久，他升任为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
当时的省政府院里有个文物室，由何泽农老先生负责看管。张颔对这些文物很有兴趣，常到那里听何泽农先生给他讲解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又专门上街在市面上买了有关书籍细细研究。当时，文物室有个陶瓶，尖底，有两个耳子。他觉得是古代的“欹器”，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把这个古物吊起来，给里面注满水，水便洒出来了。注上半瓶水又正了，水全倒出来便斜了，这就跟孔子在鲁桓公庙里所见的古器相同，孔子的說法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它的原理，也弄清了它的制造年代，后来他把这些写成一篇考证文章《尖底中耳瓶和欹器的关系》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这是张颔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考古方面的文章。
张颔不仅喜欢古物，也喜欢鉴定古器物。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集宝卷。早在1946年，他就在老家介休收集了几十种宝卷，后来又有朋友收集来不断送给他。
“宝卷”在全国流传很广，在山西主要是在晋中一带，是一种劝善书，也是一种文学作品，和佛教以及“变文”有一定的关系，自东汉以来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民间文学，宝卷里的资料很丰富，在晋中介休一带的“宝卷”大多是手抄本，都是民间辗转抄写的。张颔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抄写过宝卷，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料。1946年他从太原回介休探亲，就有意识地做过访问，共登记宝卷31种。抄写年份最远的是《慈云宝卷》，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抄本。在张颔老家一带，念宝卷等于念经，民间视作一种善事，所以也很受民间百姓的欢迎。
在省委统战部工作的这段时间，不忙的时候，张颔就把搜集来的宝卷归类整理、分析研究，并撰写了《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发表于1957年省文联的《火花》刊物。这年的秋天，张颔受统战部的安排，去高平下乡检查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工作。工作之余，他请当地朋友做向导，细细地考察了长平古战场，回到太原后，又翻查了很多史籍，发现了不少疑问。对这些问题，张颔都一一作了分析，能勘定的勘定，不能勘定的存疑，并写了一篇《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的文章发表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上。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山西成立分院，下设考古研究所。省委将张颔调出统战部，任命他为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所的所长，这一年张颔38岁。
这次“转行”对张颔是有历史意义的，对中国古文字研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从此，在古文字这个偏深的领域，山西本土冉冉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中国文化领域促成和打造了一个“大家”。在此之后，他先后担任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山西省书协名誉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等职务，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练，使他实现了由学术门外汉到学术大家的华丽转身。
从1958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七八年，是张颔在业务上的学习期，也是事业上的发展期。
尽管张颔从小喜欢古文字学，而且有扎实的功底，但学历只有高小，而且仅在业余时间学习研磨了一些知识，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他知道这仅是个“基础”，要在考古和古文字方面真正有所成就，不仅要做懂点“行”的领导，更应成为这方面的内行和专家。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信念，一到考古所，他就开始潜心学习。
这时的张颔已是近40岁的人，但是他以“人十我千”的精神，每天刻苦研读。像小学生一样，“看，轻声念，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念，直到背会为止。背的时候，一定要有声儿。”他家墙上一直钉有两块木牌子，叫水牌，过去店铺里记账用的。凡是要记的，用毛笔写在上面，天天看，天天默念，记得滚瓜烂熟了再擦去。这样的“笨功夫”一练就是六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如此“刻苦”带给张颔很多好处，不仅写文章一泻千里，而且不论去哪里开会发言，他引经据典，从不拿手稿，一大段古书上的文句，出口就背了下来，与会者无不惊奇、无不佩服。
张颔正是在学问上坚持“持久”“坚韧”的慢功夫，所以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的飞跃。《张颔集》中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七八年里完成的。有几篇在当时还很有影响，比如《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文戈铭文考释》《庚儿鼎解》《陈喜壶辩》《晋阳古城勘察记》。这些文章奠定了张颔先生在考古界和古文字学领域的地位。
从任考古所所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段时间，张颔领导并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古迹考察”活动。
一是侯马东周文化遗址的发掘。当时对这一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以及是否是“新田”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应在曲沃西南二里的古城一带，说“新田”在侯马一带缺乏科学根据，但最终还是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这里为一处极为重要的东周文化遗址。
这次发掘很有成效，将以前侯马东周遗址的叫法改为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并且弄清了这个晋国遗址的范围，同时出土了三万多块陶范，其中带有花纹的有一万多块，能识别出器形的有一千块左右，可以形成配套说明铸造过程的一百件左右。
这批陶范的出土给我国铜器铸造工艺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61年春，张颔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侯马东周遗址铸铜陶范花纹所见》寄给《文物》杂志，当年第十期就刊登了。而且他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长诗纪念这次发掘成果。
二是考察晋阳古城遗址。古晋阳在历史上久负盛名，遗址在现在太原市西南（今太原市晋源区）。历代有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好多有名的历史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的。过去对晋阳古城只有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没有做过正式勘察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期，张颔组织主持的这次勘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次勘探，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收获不小，不仅找到了东周时期的古城址，还较为准确地勘定了这个古城的范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张颔一生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对《侯马盟书》的考订。
《侯马盟书》的出土是在1965年12月中旬。天气非常寒冷，刚发掘出来的时候，在场的考古人员就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都非常激动。这就是编号为第十六坑的第一批60件盟书，其中包括十六坑三号篇，后来被中国社科院院长郭沫若认为是盟书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六国古文）是清晰的，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相当可观。
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铜器铭文或文物上文字资料奇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十余年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考古学界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发现了，并且文字内容丰富，大家怎么能不激动呢，有一个同志竟激动得流了泪。
张颔摹写《侯马盟书》文字
当时，张颔正在原平参加“四清”运动，他一听说发现了盟书，立刻请了七天假，奔赴侯马遗址现场考察这批重要的文物，并对新出土的这些资料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观察辨认了这些石片标本上的文字，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这是张颔专门研究侯马盟书的发端。郭沫若在看了张颔的这篇文章后，也撰写了文章并确定“盟书”文字，和张颔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文物》1966年第2期上。郭沫若在文后特别注明：“张颔和其他同志们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我的试探，只是在他们的成绩之上作了一些补充而已。”
郭沫若的文章给了张颔极大的鼓励，他想把研究《侯马盟书》继续下去，但是被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断了。
1973年秋，知名文物學者、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来到山西，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做准备工作。经过与有关方面沟通，山西重启对侯马盟书的整理工作。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长兼党组书记卢梦冒着风险拍板，让张颔参加了盟书整理工作。由此，张颔获得了“解放”。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和研究后，张颔分管撰写盟书的译文和考证工作。
能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盟书译文考证工作，张颔的心情十分愉快，他马上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多年以后，张颔回忆起自己这段经历，笑称是“以待罪之身绎读侯马盟书”。
对《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过程，张颔做了全程记载，他起名为“侯马盟书观察及思考日记”，其中有对盟书观察的方法与手段，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智慧，也能看出他探究研读的艰辛。
《侯马盟书》在一般人看来有如天书，根本不知道那是些什么奇文异字;即使对张颔这样有古文字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也确实颇为费解。他们也不得不一次次反复绎读，在几乎是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慢慢摸索着前行。张颔在破解盟书的过程中，不是单学科骑兵突进，而是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融为一体，多学科相互参证。他严格遵循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一原则，不仅有亲自考古发掘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还运用“标新学”对出土的每个玉片石片详细观察记录，对出土坑位、方向、深高及种种随葬品了然于心，而且博引文献，对照历史典籍上的材料分析比较，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相互证明、相得益彰。张颔在研究过程中的独到之处是“立字当头、以立为主”，打破了过去学界倡导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认为，只有致力于立，为立而破，才是治学的正途。他不纠缠于不同观点的枝节纷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探讨与印证，证据确凿，逻辑严密，结论自然可以取信于人，谬误与不妥的观点也就必然相形见绌，不攻自破。他在研究中还十分虚心地采纳别人的见解，并不固执一己之见。也正因为张颔的刻苦和不懈努力，他对《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有了很大的进展，并很快写出了详尽而缜密的文字材料，最终于1976年正式出版，将《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公之于世。
张颔的《侯马盟书》与一般的考古发掘报告不同，不仅是盟书资料的集大成，也是盟书研究中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三者相结合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全面展示了侯马盟书出土的资料、内容和收获，论证了盟书的性质、内容及各方面的意义和科学价值，是研究春秋乃至先秦史的必读书之一。书中极为准确地考订出侯马盟书是公元前495年晋国赵鞅即赵简子索要“卫贡五百家”时的产物，澄清了相差约二百年的诸种断代说法的出入。全书内容做到了完整、精确，形成了严密的体例和系统。
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书出版时没有署作者姓名，也没有任何稿酬，但张颔先生觉得能无愧于学术界、无愧于自己，心里非常高兴。
《侯马盟书》一出版，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当代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的经典之作！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学者松丸道雄在给张颔的信函中这样赞誉道：“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于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著称于我国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为主，涉及到钱币、玺印、镜铭、朱文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了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亦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日本的汉学家历来孤傲，很少给外国学者较高的评价，然而能如此高度赞扬张颔先生为“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这个评价可见是极高了。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的评价，张颔“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张颔写过一副联语，“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这是他多年的生活习惯。他从小就爱写毛笔字，特别是在老家介休待业期间，曾在“行余学社”随几位书法家学习，练出了深厚的临帖基本功。那时他主要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九成宫》，后来又在《黄庭经》上下了很多功夫。之后，他一生都以书法为乐。他多次对朋友说，笔墨纸砚确实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所在。他生性淡漠，不求功名，不喜交际，不事张扬，只以诗书自娱。直到60多岁，他还全书誊抄了自己的《古币文编》，一律正楷又略带行意，墨饱笔润，字字珠玑，编成字帖，不在唐人之下。他品格高尚，从不主动把作品示人彰显。一位学者这样评价张颔：“张颔可以说是隐于市、隐于学的人。他连自己的学问都不愿多加张扬，更何况于他的书法。所以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更不会以书法骄人。这是张老做人的特点，也是他个性的天然呈露，恰恰是这些形成了他的个性特点，也从而形成了他书法的个性特色。” 国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最佩服张颔的古篆文，他说：“字如其人。张老是古文字学家、古史专家、考古专家，由于他的专业，也使他的书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学术传世之作是《侯马盟书》及精研古器物、古史的文章。他写的这一类的古篆文，直接逼近原物，可说不下真迹一等。他有一些摹写在原石上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张颔所写的这类古篆，其用笔之圆熟流利，结体之繁复而又端秀，令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内涵。”
的确是这样，张颔的书法中蕴含着历史、文化、文采。这与依样画葫芦照帖临摹的书法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他写的那首《僚戈之歌》，使人想到了韩愈的《石鼓歌》和苏轼的《石鼓歌》，可以说是先后辉映。还有他那副对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此联三处用合文，使人觉得古意盎然，别开生面，为以往对联所少见。书法脱俗耐看，别具新意，被人誉为“学人之书，格高韵古”。
张颔1973年作《孤檠秋雨图》
山西大学著名教授姚奠中在《张颔书法集》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张颔：“作庐先生，有道之士，正直谦逊，迥异时贤。其学辩精邃古，沉潜金石;其书笔笔遒劲，尽篆籀之妙;其诗联韵语，幽默诙谐，戛戛独造;其长歌古朴恣肆，直追昌黎。凡此种种，难于殚过。而蚊画刺世，借题发挥，令人绝倒。于此余惟心折而已。”
张颔一生绘画作品不多，但其绘画作品具有鲜明的传统文人画特色。构图简约、笔墨凝练，或寄怀或讽世，充满谐趣、意境深远，不减古人风致。“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以油灯自喻，丹心可鉴。《群蚊图》以蚊入画古今仅有。借介邑先贤名耆曹淮小诗：“散作游丝聚作团，几回婉转怯凭栏。纵教罗扇常在手，明处能防暗处难。”语句诙谐而寓意深刻。张颔笔下的群蚊细纤传神，姿态游移灵动，聚散纷纷。婉转凭栏，折射人世之擾攘。
张颔在篆刻上造诣也非常高。这也是他的“童子功”。他对古印的研究也十分精深，撰写过许多有关古印玺的文章，厘清了许多被人误读的谬传。他撰写了《“安国君”引践》《“贵海”铜印释文正误》等，考究入微，思辨精准，立论中肯，还原了历史真貌。
张颔还是治印高手，他自制的几方印，布局新颖，功力老到，见者无不爱不释手。其中有两方小印，比常人的小指甲都要小，字字清晰，笔笔不苟，让人惊叹。正是由于张颔达到如此水准，西泠印社特邀他做了会员，由此他又成为西泠印社第一位山西本土会员。
介休新城公园张颔铜像
尽管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杰出成就，尽管在诗、书、篆等领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张颔为人却从来都很低调，在生活中更是一位朴素谦逊的普通人，他从来没有“专家”“大家”的架子，凡是上门求教的学人，他都十分热情，让人倍感亲切、倍受感动。张颔出身贫苦，早年生活异常辛酸，所以他对生活要求一向很低。他心地坦荡、与世无争、豁达宁静，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2012年2月，山西省文物局特别授予张颔和柴泽俊（古建专家）“文博大家”荣誉称号，称他们二人“在全国打造了两张精彩的山西名片”。
2017年1月18日，张颔在太原病逝，享年97岁。
张颔有着传统学人的优秀品质，谦逊、低调、淡薄名利，其走进大众视野是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后。2005年冬，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组的镜头对准了这位考古界、古文字学界国宝级的人物。那是《大家》栏目组首次走进山西，张颔也是山西文化界走进《大家》的第一人。
悲苦少年
张颔祖居山西省介休市梁吉村。祖父张耀堂年轻时念过几年书，能读章回小说，能看报纸，年老时常上街去衙门前和城隍庙找算卦先生谈古论今。1901年，祖母率全家移居城里。约于民国七年左右典下庙底街郭耀宗家的南院。祖父生有两子，一是张颔的伯父，名缙绅，在天津一家当铺做事，从店员一直做到经理，死于1948年，享年61岁。还有一子即张颔的父亲张铭绅，字盘新，少年时曾在介休高等小学堂上过学，后去天津日租界的“义德当”当伙计。在张颔出生前九个月因痨病去世，死时年仅24岁。张颔是遗腹子。
1920年农历十月初七，张颔（原名张连捷）出生在介休县城西北坊庙底街一间窄小阴湿的窑洞里，他一出生就和18岁的母亲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父亲一去世，家里就没有了一点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伯父接济。当时伯父仍在天津做生意，收入并不多，家里由伯母当家。但伯母待他母子俩甚是刻薄，从来不给一个笑脸。后来，张颔母亲得了痨病，怕传染，爷爷奶奶就不让张颔和母亲一起住了。张颔后来和朋友回忆起那段生活，几次痛苦地摇着头说：“那时我真是孤苦伶仃啊。”
因生活贫困无钱治病，再加上精神忧郁，张颔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张颔舅舅家也很穷，拿不出钱来，想让张颔的伯母出钱给看病，伯母断然拒绝。张颔后来回忆道：“我妈活得太惨了，得了痨病，又得不到好的治疗。现在我还记得我妈去世那天的情景。”那一年，张颔仅9岁。
祖父是张颔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因祖父有一点文化，便早早地教他一些诗文知识，教他一些四声辨别，教他填《九九消寒图》，这些让童年的张颔从两三岁起便燃起了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也给他孤苦的童年带来一点生活的乐趣。直到张颔90岁高龄，仍能记起爷爷教他的一些诗文。
在启蒙阶段，对张颔影响较大的还有同院住的一对干爹干妈。干爹郭耀宗，字远峰，会填诗写词，有学问，能写祭文寿文，字也写得很好。干妈王希韫是一位极善良纯朴又有文化的女人，大户人家出身，会背许多古诗词。干爹干妈当时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他们都非常喜爱身世十分凄凉的张颔，除了经常把他叫到家里给他一些好吃的食物，还教聪明好学的张颔写字背诗。
张颔到了上学的年龄，当家的伯母不想出钱，极力反对张颔上学。但张颔的舅舅据理力争，坚持让张颔上学，僵持斗争了好久，伯父伯母才勉强同意送张颔上学。
上学的地方离张颔家很近，就在西北坊小学堂。上学前，在爷爷和干爹干妈的指教下，张颔已经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认识了好多字，还会背许多古詩词，小学阶段的张颔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四年初小毕业，张颔考上了介休县立高等小学校。为了得到伯母的同意，他请校役到家里对伯母说，他上高小是保送的，不用出学费。这样，张颔才得以继续上学。高小在县城东南角的文庙旁边，即过去的绵山书院。初到这所高小，从小对对联有浓厚兴趣的张颔就被校门上的对联震得心里一动，并从此立下了宏大的志愿。这副对联是：
川岳锺灵，绵山胜水之间，应多杰士;
典型在望，有道路公而后，讵少传人。
上学期间，他仍得到干爹干妈的很多鼓励，尤其是干妈对他鼓励更多。干妈当时教了他一首《跑报则》的歌谣：
好小子，带上串铃跑报则，
一跑跑到北京城，三年两年熬成人，
自熬得，自挣得，自家娶过媳妇则。
干妈希望他能发愤图强、自强自立的良苦用心激发了张颔顽强求学的精神，他暗下决心，要对得起这位善良的干妈。
高小两年，张颔的学业非常优异，但也让他吃了不少苦。他穿着单薄，吃的也不好。北方冬天很冷，他耳朵上常起冻疮，手指上脚趾上也起，耳朵常会冻得流脓，直到老年手指都弯曲不能伸展。
行余学社唯一的学员
1935年春，张颔高小毕业，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事做，出于对文化的向往和爱好，他参加了县城里的一个文化社团——“行余学社”。这是由几位当地爱好文学书画篆刻的文化人自发组织的。行余出自《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起和组织者是王鋆，字宗汉，他在介休南街开了一家茶店“广源永”，学社就设在茶叶铺里。王先生有文化，人也风雅热情，隶书写得很好，还能绘画作诗。当时经常出入行余学社的有诗人、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这些人都是闲暇时行走在书社，只有张颔是专门来学习的。学社里有《故宫周刊》《石竹斋画谱》，还有明清时代印的蝴蝶装画册，很名贵。而且王先生对古钱币还有研究，有印刷很精美的《钱谱》，王先生还喜欢碑版收藏，收藏了很多碑帖、墓志拓本。这些书籍和藏品张颔都可以见到并翻动，属于行余学社的“学习资料”。
张颔在这里主要是学山水画、刻图章。学山水画用的是《中国画·山水》，学刻图章用的是《篆刻针度》。张颔从小好学，学社里笔、墨、纸、砚都是现成的，全由茶叶铺主人王先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为张颔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他在书画、篆刻方面学到了一些初步的知识。 行余学社的前辈都非常有学问，各有专长，有回乡的山东文登县最后一任县令岳宝树、有曾做过山西巡抚幕宾的岳鸿举、有编撰民国《介休县志》的董重等。张颔绘画、篆刻的启蒙老师杨竹民曾就学于北京京华美术学院，解放后迁居重庆，是当时的“重庆十大画家之一”，曾发起成立重庆“涂山书画社”。在行余学社一年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为张颔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他后来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包括诗词、书画、篆刻，应该都和在行余学社的学习有关。
青年足迹
1937年春，张颔通过外祖父眷弟的介绍，去湖北樊城一家“协玉”字号的杂货铺当了店员。临走前，干妈把他叫到家里吃了一顿火锅，嘱咐他一定要早日成人，好好做事，张颔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
这家杂货铺是做食盐、棉花、粮食等批发生意的，老板也是介休人。字号里的人员分四个层次，张颔是第四层，最下层，主要负责打扫店里的卫生，包括给老板提夜壶、打洗脸水等。小小年纪便尝到了生活的不易，“能争得一口饭，以一晗之息动而维持基本生存，皆难也”。他由此把学名张连捷改为“张颔”。
去樊城时，除了行李，他还带着毛笔砚台，画笔画碟，一本《芥子园画谱》和一本《鲁迅自选集》。不忙时，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写字画画。他的画画得很好，不仅周围字号的伙计争着要，就连来往的客商也喜欢。客商通过掌柜要张颔的画，这让掌柜脸上有光，慢慢地也就默许了他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也就是做小伙计的那个时候，张颔开始写文章了。
到樊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满腔热血的张颔马上写了两首鼓舞抗日斗志的诗歌投到当时的《鄂北日报》，不久就发表了。由于看了《鲁迅自选集》，他也开始练习写杂文，其中一篇杂文《南漳武镇的拉扶术》是揭露国民党地方政府黑暗统治的，报纸很快登了出来，这对张颔是极大的鼓舞。
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张，武汉失守后，张颔所在的樊城来了大量的国民党部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过来轰炸，张颔不久就随店铺搬迁到了宜城。山河破碎、日军猖獗，让年轻的张颔时时热血沸腾，他从报纸上不断看到大批青年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于是他也决心投身抗战。
他向掌柜提出辞职，掌柜很支持，立马就答应了他，并赠送给他一笔钱做路费。因为事先已和在抗日前线的堂兄张帆有过联系，他一路辗转来到正与日本军队交战的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在这里，他进入了抗战干部学校十五分校，由于他有文化、写字也好，分校任命他为干部团十七大队干事，相当于团部文书。团部工作虽然很忙，但热爱读书的张颔还是利用闲余时间学习了《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新哲学人生观》等一大批进步书籍，思想觉悟和对抗日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这段抗战岁月里，对张颔影响最大的是中共早期党员杜任之。杜任之早期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德国留学期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杜任之当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院长。张颔由于学识好，不久就被调入这个研究院任干事。杜任之很喜欢爱学习且忠厚的张颔，经常在理论学习和生活上给他以辅导和帮助。
1942年，杜任之被委任为孝义区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颔随行，被任命为总部秘书室秘书，负责战工会文稿电报的起草整理发放。工作非常辛苦，冬天很冷，手指经常冻得捏不住笔。但从小吃了许多苦的张颔从不叫苦叫累，始终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受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喜欢。
在孝义抗战期间，张颔完成了结婚的人生大事。夫人尚雨湖，孝义城里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很有修养，夫妻两人婚后一直和睦幸福，夫人对张颔工作和事业的帮助也很大。
在乡宁和孝义参加抗日战争期间，张颔在繁忙的工作余暇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诗歌和杂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些作品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发表和出版。但他十分珍惜地将其保存在自己身边，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抗战胜利以后，张颔回到太原，作为宣传特派员，参加了《工作与学习》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写了一大批酣畅淋漓、针砭时弊的杂文。
从那个时候，张颔的许多文章已经流露出对文字学的兴趣和偏好。他的一些杂文常常引经据典，独出机杼。他的一篇《人言为信、止戈为武》的文章就通过对古语的阐释，鞭挞当时的现实。他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分析“信”与“武”的架构，形象而生动地阐释了我们祖先造这俩字的朴素含义。读来不仅让人长知识，而且深悟了其中的道理，张颔后来在古文字研究上取得辉煌的成就，由此便可以看出端倪。除了积极从事写作，他还组织了许多文艺活动，激发文艺人士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1946年端午节，他组织了“诗人节”纪念活动，还专门为这次活动写了《屈原诗传》，并在会上作了朗诵。他的诗写得激情澎湃，苍凉悲壮，很有气势，句子也朗朗上口，富有战斗性，公开鼓励文艺界人士要 “敢发牢骚”，大胆抗争，为国家民主和强盛斗争，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颔出版了他的两本重要的文学著作。一本是小说《姑射之山》，另一本是诗作《西里维奥》。《姑射之山》收录了他的四篇小说，分别是《蝙蝠》《债与偿》《惠民壕》和《杜鹃》。这几篇小说都是他在晋西北抗日前线写就的，内容都是他在姑射山收集到的材料。有的是反映抗日期间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故事;有的是反映晋西北农民的悲惨生活。
解放前夕，张颔离开了阎锡山统治的山西，来到北平，追随老领导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被推荐到华北文法学院任文书组主任。1948年，张颔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久他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后，党组织安排他到华北大学第一部十区队一○二队任队长。一年之后，他调入山西省委统战部工作，主要负责和山西的民主人士联络。 张颔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在统战部工作期间，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干事，但对工作兢兢业业，主动积极。当时的民主党派只有市级组织，没有省级组织，有两年时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省一级的民主党派机构，不久，他升任为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
着迷于文物
当时的省政府院里有个文物室，由何泽农老先生负责看管。张颔对这些文物很有兴趣，常到那里听何泽农先生给他讲解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又专门上街在市面上买了有关书籍细细研究。当时，文物室有个陶瓶，尖底，有两个耳子。他觉得是古代的“欹器”，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把这个古物吊起来，给里面注满水，水便洒出来了。注上半瓶水又正了，水全倒出来便斜了，这就跟孔子在鲁桓公庙里所见的古器相同，孔子的說法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它的原理，也弄清了它的制造年代，后来他把这些写成一篇考证文章《尖底中耳瓶和欹器的关系》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这是张颔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考古方面的文章。
张颔不仅喜欢古物，也喜欢鉴定古器物。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集宝卷。早在1946年，他就在老家介休收集了几十种宝卷，后来又有朋友收集来不断送给他。
“宝卷”在全国流传很广，在山西主要是在晋中一带，是一种劝善书，也是一种文学作品，和佛教以及“变文”有一定的关系，自东汉以来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民间文学，宝卷里的资料很丰富，在晋中介休一带的“宝卷”大多是手抄本，都是民间辗转抄写的。张颔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抄写过宝卷，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料。1946年他从太原回介休探亲，就有意识地做过访问，共登记宝卷31种。抄写年份最远的是《慈云宝卷》，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抄本。在张颔老家一带，念宝卷等于念经，民间视作一种善事，所以也很受民间百姓的欢迎。
在省委统战部工作的这段时间，不忙的时候，张颔就把搜集来的宝卷归类整理、分析研究，并撰写了《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发表于1957年省文联的《火花》刊物。这年的秋天，张颔受统战部的安排，去高平下乡检查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工作。工作之余，他请当地朋友做向导，细细地考察了长平古战场，回到太原后，又翻查了很多史籍，发现了不少疑问。对这些问题，张颔都一一作了分析，能勘定的勘定，不能勘定的存疑，并写了一篇《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的文章发表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上。
考古所长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山西成立分院，下设考古研究所。省委将张颔调出统战部，任命他为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所的所长，这一年张颔38岁。
这次“转行”对张颔是有历史意义的，对中国古文字研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从此，在古文字这个偏深的领域，山西本土冉冉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中国文化领域促成和打造了一个“大家”。在此之后，他先后担任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山西省书协名誉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等职务，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练，使他实现了由学术门外汉到学术大家的华丽转身。
从1958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七八年，是张颔在业务上的学习期，也是事业上的发展期。
尽管张颔从小喜欢古文字学，而且有扎实的功底，但学历只有高小，而且仅在业余时间学习研磨了一些知识，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他知道这仅是个“基础”，要在考古和古文字方面真正有所成就，不仅要做懂点“行”的领导，更应成为这方面的内行和专家。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信念，一到考古所，他就开始潜心学习。
这时的张颔已是近40岁的人，但是他以“人十我千”的精神，每天刻苦研读。像小学生一样，“看，轻声念，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念，直到背会为止。背的时候，一定要有声儿。”他家墙上一直钉有两块木牌子，叫水牌，过去店铺里记账用的。凡是要记的，用毛笔写在上面，天天看，天天默念，记得滚瓜烂熟了再擦去。这样的“笨功夫”一练就是六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如此“刻苦”带给张颔很多好处，不仅写文章一泻千里，而且不论去哪里开会发言，他引经据典，从不拿手稿，一大段古书上的文句，出口就背了下来，与会者无不惊奇、无不佩服。
张颔正是在学问上坚持“持久”“坚韧”的慢功夫，所以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的飞跃。《张颔集》中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七八年里完成的。有几篇在当时还很有影响，比如《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文戈铭文考释》《庚儿鼎解》《陈喜壶辩》《晋阳古城勘察记》。这些文章奠定了张颔先生在考古界和古文字学领域的地位。
从任考古所所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段时间，张颔领导并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古迹考察”活动。
一是侯马东周文化遗址的发掘。当时对这一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以及是否是“新田”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应在曲沃西南二里的古城一带，说“新田”在侯马一带缺乏科学根据，但最终还是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这里为一处极为重要的东周文化遗址。
这次发掘很有成效，将以前侯马东周遗址的叫法改为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并且弄清了这个晋国遗址的范围，同时出土了三万多块陶范，其中带有花纹的有一万多块，能识别出器形的有一千块左右，可以形成配套说明铸造过程的一百件左右。
这批陶范的出土给我国铜器铸造工艺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61年春，张颔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侯马东周遗址铸铜陶范花纹所见》寄给《文物》杂志，当年第十期就刊登了。而且他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长诗纪念这次发掘成果。
二是考察晋阳古城遗址。古晋阳在历史上久负盛名，遗址在现在太原市西南（今太原市晋源区）。历代有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好多有名的历史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的。过去对晋阳古城只有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没有做过正式勘察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期，张颔组织主持的这次勘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次勘探，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收获不小，不仅找到了东周时期的古城址，还较为准确地勘定了这个古城的范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破解《侯马盟书》
张颔一生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对《侯马盟书》的考订。
《侯马盟书》的出土是在1965年12月中旬。天气非常寒冷，刚发掘出来的时候，在场的考古人员就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都非常激动。这就是编号为第十六坑的第一批60件盟书，其中包括十六坑三号篇，后来被中国社科院院长郭沫若认为是盟书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六国古文）是清晰的，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相当可观。
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铜器铭文或文物上文字资料奇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十余年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考古学界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发现了，并且文字内容丰富，大家怎么能不激动呢，有一个同志竟激动得流了泪。
当时，张颔正在原平参加“四清”运动，他一听说发现了盟书，立刻请了七天假，奔赴侯马遗址现场考察这批重要的文物，并对新出土的这些资料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观察辨认了这些石片标本上的文字，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这是张颔专门研究侯马盟书的发端。郭沫若在看了张颔的这篇文章后，也撰写了文章并确定“盟书”文字，和张颔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文物》1966年第2期上。郭沫若在文后特别注明：“张颔和其他同志们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我的试探，只是在他们的成绩之上作了一些补充而已。”
郭沫若的文章给了张颔极大的鼓励，他想把研究《侯马盟书》继续下去，但是被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断了。
1973年秋，知名文物學者、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来到山西，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做准备工作。经过与有关方面沟通，山西重启对侯马盟书的整理工作。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长兼党组书记卢梦冒着风险拍板，让张颔参加了盟书整理工作。由此，张颔获得了“解放”。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和研究后，张颔分管撰写盟书的译文和考证工作。
能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盟书译文考证工作，张颔的心情十分愉快，他马上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多年以后，张颔回忆起自己这段经历，笑称是“以待罪之身绎读侯马盟书”。
对《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过程，张颔做了全程记载，他起名为“侯马盟书观察及思考日记”，其中有对盟书观察的方法与手段，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智慧，也能看出他探究研读的艰辛。
《侯马盟书》在一般人看来有如天书，根本不知道那是些什么奇文异字;即使对张颔这样有古文字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也确实颇为费解。他们也不得不一次次反复绎读，在几乎是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慢慢摸索着前行。张颔在破解盟书的过程中，不是单学科骑兵突进，而是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融为一体，多学科相互参证。他严格遵循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一原则，不仅有亲自考古发掘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还运用“标新学”对出土的每个玉片石片详细观察记录，对出土坑位、方向、深高及种种随葬品了然于心，而且博引文献，对照历史典籍上的材料分析比较，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相互证明、相得益彰。张颔在研究过程中的独到之处是“立字当头、以立为主”，打破了过去学界倡导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认为，只有致力于立，为立而破，才是治学的正途。他不纠缠于不同观点的枝节纷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探讨与印证，证据确凿，逻辑严密，结论自然可以取信于人，谬误与不妥的观点也就必然相形见绌，不攻自破。他在研究中还十分虚心地采纳别人的见解，并不固执一己之见。也正因为张颔的刻苦和不懈努力，他对《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有了很大的进展，并很快写出了详尽而缜密的文字材料，最终于1976年正式出版，将《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公之于世。
张颔的《侯马盟书》与一般的考古发掘报告不同，不仅是盟书资料的集大成，也是盟书研究中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三者相结合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全面展示了侯马盟书出土的资料、内容和收获，论证了盟书的性质、内容及各方面的意义和科学价值，是研究春秋乃至先秦史的必读书之一。书中极为准确地考订出侯马盟书是公元前495年晋国赵鞅即赵简子索要“卫贡五百家”时的产物，澄清了相差约二百年的诸种断代说法的出入。全书内容做到了完整、精确，形成了严密的体例和系统。
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书出版时没有署作者姓名，也没有任何稿酬，但张颔先生觉得能无愧于学术界、无愧于自己，心里非常高兴。
《侯马盟书》一出版，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当代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的经典之作！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学者松丸道雄在给张颔的信函中这样赞誉道：“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于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著称于我国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为主，涉及到钱币、玺印、镜铭、朱文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了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亦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日本的汉学家历来孤傲，很少给外国学者较高的评价，然而能如此高度赞扬张颔先生为“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这个评价可见是极高了。
书画有情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的评价，张颔“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张颔写过一副联语，“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这是他多年的生活习惯。他从小就爱写毛笔字，特别是在老家介休待业期间，曾在“行余学社”随几位书法家学习，练出了深厚的临帖基本功。那时他主要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九成宫》，后来又在《黄庭经》上下了很多功夫。之后，他一生都以书法为乐。他多次对朋友说，笔墨纸砚确实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所在。他生性淡漠，不求功名，不喜交际，不事张扬，只以诗书自娱。直到60多岁，他还全书誊抄了自己的《古币文编》，一律正楷又略带行意，墨饱笔润，字字珠玑，编成字帖，不在唐人之下。他品格高尚，从不主动把作品示人彰显。一位学者这样评价张颔：“张颔可以说是隐于市、隐于学的人。他连自己的学问都不愿多加张扬，更何况于他的书法。所以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更不会以书法骄人。这是张老做人的特点，也是他个性的天然呈露，恰恰是这些形成了他的个性特点，也从而形成了他书法的个性特色。” 国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最佩服张颔的古篆文，他说：“字如其人。张老是古文字学家、古史专家、考古专家，由于他的专业，也使他的书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学术传世之作是《侯马盟书》及精研古器物、古史的文章。他写的这一类的古篆文，直接逼近原物，可说不下真迹一等。他有一些摹写在原石上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张颔所写的这类古篆，其用笔之圆熟流利，结体之繁复而又端秀，令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内涵。”
的确是这样，张颔的书法中蕴含着历史、文化、文采。这与依样画葫芦照帖临摹的书法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他写的那首《僚戈之歌》，使人想到了韩愈的《石鼓歌》和苏轼的《石鼓歌》，可以说是先后辉映。还有他那副对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此联三处用合文，使人觉得古意盎然，别开生面，为以往对联所少见。书法脱俗耐看，别具新意，被人誉为“学人之书，格高韵古”。
山西大学著名教授姚奠中在《张颔书法集》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张颔：“作庐先生，有道之士，正直谦逊，迥异时贤。其学辩精邃古，沉潜金石;其书笔笔遒劲，尽篆籀之妙;其诗联韵语，幽默诙谐，戛戛独造;其长歌古朴恣肆，直追昌黎。凡此种种，难于殚过。而蚊画刺世，借题发挥，令人绝倒。于此余惟心折而已。”
张颔一生绘画作品不多，但其绘画作品具有鲜明的传统文人画特色。构图简约、笔墨凝练，或寄怀或讽世，充满谐趣、意境深远，不减古人风致。“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以油灯自喻，丹心可鉴。《群蚊图》以蚊入画古今仅有。借介邑先贤名耆曹淮小诗：“散作游丝聚作团，几回婉转怯凭栏。纵教罗扇常在手，明处能防暗处难。”语句诙谐而寓意深刻。张颔笔下的群蚊细纤传神，姿态游移灵动，聚散纷纷。婉转凭栏，折射人世之擾攘。
张颔在篆刻上造诣也非常高。这也是他的“童子功”。他对古印的研究也十分精深，撰写过许多有关古印玺的文章，厘清了许多被人误读的谬传。他撰写了《“安国君”引践》《“贵海”铜印释文正误》等，考究入微，思辨精准，立论中肯，还原了历史真貌。
张颔还是治印高手，他自制的几方印，布局新颖，功力老到，见者无不爱不释手。其中有两方小印，比常人的小指甲都要小，字字清晰，笔笔不苟，让人惊叹。正是由于张颔达到如此水准，西泠印社特邀他做了会员，由此他又成为西泠印社第一位山西本土会员。
尽管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杰出成就，尽管在诗、书、篆等领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张颔为人却从来都很低调，在生活中更是一位朴素谦逊的普通人，他从来没有“专家”“大家”的架子，凡是上门求教的学人，他都十分热情，让人倍感亲切、倍受感动。张颔出身贫苦，早年生活异常辛酸，所以他对生活要求一向很低。他心地坦荡、与世无争、豁达宁静，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2012年2月，山西省文物局特别授予张颔和柴泽俊（古建专家）“文博大家”荣誉称号，称他们二人“在全国打造了两张精彩的山西名片”。
2017年1月18日，张颔在太原病逝，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