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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美丽却酸涩，爱情美好却短暂。本文通过对川端康成《石榴》中“石榴”外形和味道分析，探索了战时日本国民被压抑了的人性和矛盾心理以及作家川端的战争意识。
【关键词】大和魂；矛盾；反战；人性
1 漂亮却酸涩的石榴
小说中描写的在纪美子家上演的一幕不过是战时日本国民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如此简单的一个故事中我们能隐约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伤痛与幸福的交织，给人以矛盾之感。那么这种矛盾的感情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
主人公内心情感的矛盾和小说中对自然景物不协调的描写相得益彰。故事背景虽然是深秋，却给人是温暖美好之感。
放在走廊上，一粒粒的子儿在阳光下闪烁着。亮光透过一粒粒的子儿。纪美子似乎觉得对不起石榴。
她偷偷地望了望母亲，阳光射在隔着梳妆台的纸拉门上。
这里的阳光，让人想起了代表着天皇意识形态和军国主义的白底红日旗。在当时天皇意识形态背景下，那样酸涩的石榴（纪美子和启吉悲剧的爱情）也看起来美好可爱。战时的天皇意识形态起着“将军国主义的行为正当化，把国民拉到当权者阵营，以便将战争神圣化的作用”。正如田中所提出的“正是纪美子对启吉的爱，支撑着皇国史观的存续”，置纪美子痛苦之上的是所谓的日本荣耀。日本文部省从1932年（昭和七年）8月开始就设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中重要的职务均由法西斯主义者担任，并决定通过教师将强调忠、孝、义、勇的“日本精神、国民精神”传播出去。这也成为了天皇意识形态的核心。昭和七年的启吉和纪美子大概都是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龄，也便成为了受天皇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一代。“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备传染性，其程度之强，足够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这是一种与本性完全对立的极端，如果不是群体中的人，他很难具有这种勇气。”《乌合之众》中提到了狂热集体中的个人行为有四个特征：自我人格的暂时消退；无意识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情感和思想受的种种影响转向同一个方向；暗示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启吉和纪美子都被所谓大和魂的国粹精神所洗脑，作为个体的独立人格被削弱，自己慢慢开始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群体可以强大到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然在这些独立意识被完全消灭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同化了”。
2 被压抑着的人性
由于国粹精神的影响，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原本幸福的生活，和启吉的灵魂相融合，纪美子感到光荣而“高兴”、“幸福”，但是“悲伤”和“难过想哭”的情绪依然抑制不住。推崇集体主义被称为日本国民特征，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追溯其根源，“在日本，地震、台风等灾害频发，自然条件恶劣，国民生产劳动条件低下，生活非常艰辛，无奈只能是相关的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个小规模的集体与自然抗争”。也就是说，推崇集体主义究其深层原因也是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人为了更好地生存的无奈之举。据说战争年代的家庭妇女是万能的，为了家人的温饱犯法的人不计其数。由此，当时妇女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纪美子和母亲只是众多要独自承担家庭重担的女性中的代表，母亲尝尽了其中的辛酸，现在又轮到女儿，这样的轮回不知何时才能终了。而作为应征的男子，所谓的勇敢也全不是他们的本心。渡边在纪实小说《战舰武藏的末日》中这样记述了这样的事情：渡边清是1942年作为水兵服兵役的，他乘坐“武藏号”军舰被撞马上要沉没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伴水兵抱着船桅，嘴里喊的不是当时媒体所报道的“天皇陛下万岁”，而是“妈妈”。在这样的危难之际，人们喊出的“妈妈”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吧。到此，我们了解到战时下的日本国民内心是由两种情感相互交织缠绕而矛盾着的。一方面，作为日本国民在国粹精神等的洗脑下，他们为了国家牺牲自己而感到光荣；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本真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是希望家人团圆、社会和平的。
该小说通过石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美丽可爱来反映纪美子和启吉作为日本的国民在天皇国粹精神的影响下甘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爱情并感到光荣的“理性层面”心理，进而刻画了无数像他们一样的日本国民的民族心理；通过写石榴味道的酸涩，将纪美子内心深处对战争生活艰辛的恐惧予以外化，进而展现出战争年代女子坚守后方的艰难和日本国民发自内心对战争的恐惧。昭和十六年川端两次前往满洲国考察，他“惊讶于异于政府宣传的开拓移民们的生活之艰辛”，回到日本后“两年间，川端几乎一直处于工作不下去的状态”，“满洲国之行让他倍受打击”。近藤强调“文学，如果不能植根于无用的世界就无法‘睁眼看世界’”，所谓“无用的世界”是指“能将战争和和平一视同仁冷静地去看待的‘佛之眼’”（p197）。而用“佛之眼”看世界，并不是要论孰是孰非，而是要冷静地把真相传达给世人。川端用“佛眼”观察战争中日本国民的生活状态，形象地表现了“石榴的美丽与酸涩”——“纪美子的高兴与悲伤”——“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心理与本真心理”这三重矛盾，并逐步推进，客观地还原并展现了日本国民与战争的关系。川端在该小说中将纪美子和启吉内心最真实的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原原本本描写了出来。他是冷静地凝视战时下日本国民生活状况的知情者，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怀疑者，正是这一时期其文学作品的底部暗流里对战争的批判情绪开始涌动。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2]田中実.戦争と川端文学――<日本的超越>のなかの「ざくろ」[J].国語通信（夏号）.筑摩書房1991（后『小説の力 新しい作品論のために』[M].大修館書店1996：196-209.
[3]Gustave Le Bon，夏小正译.乌合之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4]南博著.邱琡雯译.日本人论[M].南宁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李聖傑.川端康成における戦争体験について――「敗戦のころ」をてがかりに――[J].ソシオサイエンス2010：P95-110.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49
【关键词】大和魂；矛盾；反战；人性
1 漂亮却酸涩的石榴
小说中描写的在纪美子家上演的一幕不过是战时日本国民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如此简单的一个故事中我们能隐约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伤痛与幸福的交织，给人以矛盾之感。那么这种矛盾的感情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
主人公内心情感的矛盾和小说中对自然景物不协调的描写相得益彰。故事背景虽然是深秋，却给人是温暖美好之感。
放在走廊上，一粒粒的子儿在阳光下闪烁着。亮光透过一粒粒的子儿。纪美子似乎觉得对不起石榴。
她偷偷地望了望母亲，阳光射在隔着梳妆台的纸拉门上。
这里的阳光，让人想起了代表着天皇意识形态和军国主义的白底红日旗。在当时天皇意识形态背景下，那样酸涩的石榴（纪美子和启吉悲剧的爱情）也看起来美好可爱。战时的天皇意识形态起着“将军国主义的行为正当化，把国民拉到当权者阵营，以便将战争神圣化的作用”。正如田中所提出的“正是纪美子对启吉的爱，支撑着皇国史观的存续”，置纪美子痛苦之上的是所谓的日本荣耀。日本文部省从1932年（昭和七年）8月开始就设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中重要的职务均由法西斯主义者担任，并决定通过教师将强调忠、孝、义、勇的“日本精神、国民精神”传播出去。这也成为了天皇意识形态的核心。昭和七年的启吉和纪美子大概都是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龄，也便成为了受天皇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一代。“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备传染性，其程度之强，足够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这是一种与本性完全对立的极端，如果不是群体中的人，他很难具有这种勇气。”《乌合之众》中提到了狂热集体中的个人行为有四个特征：自我人格的暂时消退；无意识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情感和思想受的种种影响转向同一个方向；暗示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启吉和纪美子都被所谓大和魂的国粹精神所洗脑，作为个体的独立人格被削弱，自己慢慢开始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群体可以强大到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然在这些独立意识被完全消灭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同化了”。
2 被压抑着的人性
由于国粹精神的影响，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原本幸福的生活，和启吉的灵魂相融合，纪美子感到光荣而“高兴”、“幸福”，但是“悲伤”和“难过想哭”的情绪依然抑制不住。推崇集体主义被称为日本国民特征，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追溯其根源，“在日本，地震、台风等灾害频发，自然条件恶劣，国民生产劳动条件低下，生活非常艰辛，无奈只能是相关的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个小规模的集体与自然抗争”。也就是说，推崇集体主义究其深层原因也是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人为了更好地生存的无奈之举。据说战争年代的家庭妇女是万能的，为了家人的温饱犯法的人不计其数。由此，当时妇女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纪美子和母亲只是众多要独自承担家庭重担的女性中的代表，母亲尝尽了其中的辛酸，现在又轮到女儿，这样的轮回不知何时才能终了。而作为应征的男子，所谓的勇敢也全不是他们的本心。渡边在纪实小说《战舰武藏的末日》中这样记述了这样的事情：渡边清是1942年作为水兵服兵役的，他乘坐“武藏号”军舰被撞马上要沉没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伴水兵抱着船桅，嘴里喊的不是当时媒体所报道的“天皇陛下万岁”，而是“妈妈”。在这样的危难之际，人们喊出的“妈妈”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吧。到此，我们了解到战时下的日本国民内心是由两种情感相互交织缠绕而矛盾着的。一方面，作为日本国民在国粹精神等的洗脑下，他们为了国家牺牲自己而感到光荣；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本真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是希望家人团圆、社会和平的。
该小说通过石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美丽可爱来反映纪美子和启吉作为日本的国民在天皇国粹精神的影响下甘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爱情并感到光荣的“理性层面”心理，进而刻画了无数像他们一样的日本国民的民族心理；通过写石榴味道的酸涩，将纪美子内心深处对战争生活艰辛的恐惧予以外化，进而展现出战争年代女子坚守后方的艰难和日本国民发自内心对战争的恐惧。昭和十六年川端两次前往满洲国考察，他“惊讶于异于政府宣传的开拓移民们的生活之艰辛”，回到日本后“两年间，川端几乎一直处于工作不下去的状态”，“满洲国之行让他倍受打击”。近藤强调“文学，如果不能植根于无用的世界就无法‘睁眼看世界’”，所谓“无用的世界”是指“能将战争和和平一视同仁冷静地去看待的‘佛之眼’”（p197）。而用“佛之眼”看世界，并不是要论孰是孰非，而是要冷静地把真相传达给世人。川端用“佛眼”观察战争中日本国民的生活状态，形象地表现了“石榴的美丽与酸涩”——“纪美子的高兴与悲伤”——“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心理与本真心理”这三重矛盾，并逐步推进，客观地还原并展现了日本国民与战争的关系。川端在该小说中将纪美子和启吉内心最真实的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原原本本描写了出来。他是冷静地凝视战时下日本国民生活状况的知情者，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怀疑者，正是这一时期其文学作品的底部暗流里对战争的批判情绪开始涌动。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2]田中実.戦争と川端文学――<日本的超越>のなかの「ざくろ」[J].国語通信（夏号）.筑摩書房1991（后『小説の力 新しい作品論のために』[M].大修館書店1996：196-209.
[3]Gustave Le Bon，夏小正译.乌合之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4]南博著.邱琡雯译.日本人论[M].南宁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李聖傑.川端康成における戦争体験について――「敗戦のころ」をてがかりに――[J].ソシオサイエンス2010：P95-110.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