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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思维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来说，无论是中国文象思维的“文”、“象”的结合，还是西方逻辑思维的“逻各斯”、“语言”的结合，其实质都是一种“虚象”意义上的思维建构。“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着一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这使得两个世界是平行的、不能重合的，这就是人类的“思维数轴”现象。通过对“思维数轴”的解构，我们发现，中国文象思维代表了人类文明一种原生型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思维方式，它清晰地折射出西方思维的一元论特征。由思维到文化、文明，再深入到社会实体领域，本文在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亚洲格局与文明冲突的探讨视角，在第四部分提供了一个中国建立内生型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中国文象思维；生态逻辑；思维数轴；文明传统；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36-09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象思维的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一、从“空”、“无”、“乌有”说起：中西思维差异的实质
《坛经》载五祖弘忍欲将衣钵传人，命弟子作偈明法。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慧能作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遂将衣钵传给慧能，是为六祖。①慧能的偈子形象地揭示了佛法的“空”与“无”，说明他已经彻悟了佛法。然而，与佛法需参悟不同的是，从认识认上来说，慧能的偈子更揭示了东方思维的特征和本质。
《老子》第1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40章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①老子认为“无名天地之始”，天地万物，甚至整个世界，一开始必定是无名的，只有人类出现以后才能运用人类的智慧去认识它、区别它，而认识的手段就是为其“命名”。故无名而奥妙自现，有名而清晰自彰。因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有”和“无”不过是人类认识之前和认识之后的两种状态！人类不去认识它，即是无或无名，人类去认识它，即是有或有名。
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一则由西域高僧由梵文译成汉文传入中原的故事——“盲人摸象”，说的是一群盲人摸象，摸到象耳朵的认为象如一把巨大的莆扇，摸到象脚的认为象如一根柱子，摸到象背部的认为象如一张床，不一而足，并争论不休。人类认识也是如此，比如由地心说向日心说的演进，再从银河系到河外星系的宇宙空间概念的发展过程，人类不就像这些盲人吗？
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深刻挖掘了“存在”的哲学内涵，认为“存在”是隐而不露的，要通达“存在”，只能通过一个中间媒介——“此在”，而他将“此在”定义为“存在者层面上的我的存在”——即人类。他说：“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因而，存在就有两种基本可能性：生存论性质与范畴。“与这两者相应的存在者所要求的发问方式一上来就各不相同：存在者是谁（生存）还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状态）。”②这就是说，任何“存在”只能是在“存在者”层面上的一种“存在”，因而，“生存”就成为哲学的主题。“此在”的基本建构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第一篇第二章）；“操心——此在的存在”（第一篇第六章）。而属于“范畴”性质的存在就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状态）”，即物质世界。
胡塞尔的“平行论”认为：归根结底，在纯粹心理的东西——与先验意识相对的世界的领域并且这种意识是被自然与超越的世界整体的还原所发现的——和纯粹先验的生命之间有一种平行性。对于胡塞尔的‘平行论’，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作了深入的分析：“胡塞尔引述令人震惊的、奇妙非常的“平行性”，甚至可以说是遍及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二者都被理解为本相的流派。其中之一暗含着另一个，如果能这样说的话。这区分一些平行物的乌有（rien），这个没有它就没有任何解释的乌有，即任何语言都不可能自由地在真理中发挥而不被实在的境况所改变，这个若没有它任何先验的问题，即哲学的问题就不可能轻松的乌有，可以说，当世界的整体在它的存在中被中性化并被还原为现象的时候，它就涌现出来了。”后来，在《观念》后记（1930）和《笛卡尔的沉思》中，胡塞尔又一次简明地引述了“意识的纯粹心理学”和“意识的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平行论。他说，为了批判“使一种真正的哲学成为不可能的”先验心理主义，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实践区别平行物的差异，平行物其一是在世界之中，另一个在世界之外而又不是在另一个世界之中，即不断地作为完全平等的东西在离另一个最近的地方另外存在。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地把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浅薄的、微妙的差异”收集并隐藏在我们的话语中，这些差异“以决定性的方式规定着哲学的道路和岐途”。我们的话语应该在自身中保护这些细微的差异，同时在这些差异中巩固话语自己的可能性和严格性。但是，这两种平行物的独特统一把这二者互相联系起来，它并没有让这二者平分秋色，而是自己分裂，最终把先验物和它的异在焊接在一起，这就是生命。人们实际上很容易发现，心理观念的唯一核心就是作为自我关系的生命，不论它是否在意识的形式下进行”①。
以上所举五例都涉及人类思维的特征和本质。人类思维本质和特征涉及“存在”、“对象”、“人”、“逻辑”、“语言”等哲学话题。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柏拉图的“理念”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逻辑”，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人们构建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庞大而完整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但这个体系始终摆脱不了神学与唯心主义的影响。而后，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但是“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却仍然沿用西方传统文明一元论这一根深蒂固的思路，将平行世界强行统一。 我们发现，与其将世界视为“一”，毋宁将世界视为“二”，而且是平行的“二”。这个“二”有两个面，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本来是无知无为的，它们按自然法则运行，我们将这一面命名为“自然的世界”；而人类思维或智慧反映的世界是一面，它们按人类建立的法则运行，我们将这一面命名为“人类的世界”。这两个面是平行的，即老子所说的“同出而异名”，亦即胡塞尔所说的“平行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概念来进行一翻推理。假设“自然的世界”对人类而言是一种“象”，我们把人类没有进行命名之前的事物称为“实象”，而把经过人类智慧认识之后的事物规定为“虚象”，那么“实象”和“虚象”就有这样一种关系：“实象”是隐而不露的，而举凡人类命名过的事物都是“虚象”。例如，一棵“树”，当它作为一棵自然的“树”“存在”时（为了更形象具体，我们假设这是一头牛眼中的“树”，注意，只能是牛而不能是人！），它是“实象”，可是，当人类称它为汉语的“树”或英语的“tree”时，它就已经是“虚象”了。中国古代的名学中有“白马非马”的命题，按照“实象”和“虚象”的界定，就有了这样一个命题：“马非马”。同理，“树非树”也成立。可见，在涉及人类思维与认识的命题中，中西文化都惊人地一致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但是，“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这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却在中西文明中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西方文明中的这种差异只能存在于思维的玄学命题中，存在于哲学的批判命题中，而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他们往往将这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忽略不计，而倾向于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自然的世界”。与之相反，中国文明从源头上就承认这种差异，因而用“象”这一概念来区别“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之间的这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
中西思维差异的本质决定了中西文明的分野。西方文明忽略或无视“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的这种差异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已经显现，而且必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而承认这种差异的中华文明充分认识到“人类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努力将“人类的世界”的改造与“自然的世界”的运行达成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关系，因而这种文明与生态文明在精神和实质上是高度榫合的。
二、“虚”、“实”关系，“文”、“象”关系：中国文象思维对文明的解构
在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层面，我们界定了两个概念——“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我们还要界定两个重要概念——“虚”和“实”。我们把“自然的世界”规定为“实”，而把“人类的世界”规定为“虚”。那么，“实”是隐藏的、隐而不露的，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规定的“存在”，人类可以无限接近“实”，但永远不能重合为一。这可以用一个原点是空心的数轴来表示，“实”就是那个空心的原点，无论正反两个方向的数，可以无限接近原点，但因为它是空心的，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个“零”。而这个“零”在数轴上并不是不存在，它就在空心的原点里，在思维的数轴中，它就是“自然的世界”，也就是“实”，在以往的哲学概念中，这个“零”也是佛教的“空”、道家的“无”、胡塞尔所说的“乌有”。
既然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和“自然的世界”重合为一，那么，如同海德格尔规定一个媒介“存在者”一样，在文象思维的理论里，人类可以通过“象”来通达“实”。因而，“自然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它只能是一种“象”。这就是《周易》把“象”解释为“象者，像也”的深层哲学内涵。在《周易》及易学系统里，“象”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包括“卦象”、“象理”、“象数”、“象意”、“象律”等。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里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①“《易》象惟先”准确地规定了“人文”的先决条件。人类要描述或陈述“自然的世界”，唯有通过“象”来通达，但是光有“象”还不够，在《乾》《坤》即天地两位之中，需要创造《文言》——语言文字——“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在《原道》篇中，刘勰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天地从创造的那一刻起就有“文”，这种“文”起初还是外在之形象——“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天地之文，“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②人与天地并称“三才”，人是天地之心——因为人有智慧，有思维，能够认识并反映天地——并进而有了语言文字——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天地之文。
有了语言文字，人类不仅可以描述事物之外在形貌，还可以深入事物内部的法度和条理。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文”从外在纹理递进到事物内部的法度和条理即为“文章”，不仅如此，人们通过“六书”造字法命名事物，并使用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去进行“文化”事业，“文化”的结果就是“文明”。可见，“文”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一部分是属于“象”的。其次，从中国古人的哲学视角来看，天地之“象”必须加上“文言”即语言文字，天地人是三才，是最有天赋的物类。而“象”是“人类的世界”通达“自然的世界”的媒介或手段，语言文字也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之一。因此，“文”和“象”的结合就构成人类反映世界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亦即人类思维的基本物质条件，因此，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可以命名为“文象思维”。
和东方文明的文象思维相对的是西方概念思维，由于它对“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的细微的、微妙的差异采取忽略或无视的态度，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自然的世界”，因此，它不需要通过“象”这一媒介来通达。但是，它用“逻各斯”这一形而上学的概念来陈述世界的基本构造，通过“逻各斯”和“语言”的结合来反映世界。
由此可见，中西思维的差异集中地体现在“逻各斯”和“象”这两个基本哲学概念之上。而对于语言文字在人类思维中占据核心的物质基础之一这一点上，中西思维的相同的。 实际上，“逻各斯”也充分认识到了世界的构造性和统一性。如数学性质、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等一系列属性。“逻各斯”也同样具有“具体”、“抽象”、“理”、“数”、“意”、“律”等方面的丰富内涵。海德格尔对“逻各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我们也还能在历史学上确定在场的全部变化，即在场显现为起统一作用的唯一的一，显现为逻各斯，即保存着一切的采集，显现为相，在场，实现，（substantia）实体，（actualitas）现实，（perceptio）知觉、（Monade）单子，显现为对象性，显现为理性、爱、精神、强力意志意义上的自行设定的设定性，显现为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求意志的意志。在历史学上可确定的东西能够在历史（Geschichte）的内部找到。”①
在对“逻各斯”和“象”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要改变用西方学术解构东方学术的一般思路，要反过来用“象”的理论去解构“逻各斯”。
前面我们论证过“虚”、“实”关系：“自然的世界”是“实”，但它是隐而不露的；“人类的世界”是“虚”，是一种“象”的世界。接着，我们还要把“象”的“虚实”关系弄清楚，于是就有了两个概念——“实象”与“虚象”。我们把“自然的世界”的“象”称为“实象”，而把“人类的世界”的“象”称为“虚象”。我们发现，“实象”也是隐而不露的，在“象”的世界里，只有“虚象”才能被人类所描述和陈述。对这个问题，我们仍然用“树”来说明，“自然的世界”的“树”是“实”，它是隐而不露的，人类要反映它，必须通过“树”之“象”，但这种“象”在人类没有命名之前，它是“实象”，只有当人类用“树”这个字去命名它，并读成“shu”的时候，它才真正进入了人类的认识中，因而它是“虚象”。可见，从“自然的世界”的“实”到“实象”，从“人类的世界”的“虚”到“虚象”，它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床’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这样一个论证逻辑。只不过，我们没有去追问“自然的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而认为“‘床’是‘自然的世界’的‘象’的‘虚象’”。
由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即人类所认识的或描述的或陈述的世界是一个“象”的世界，举凡人类所命名的事物都是“虚象”，人类通过智慧和实践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虚象”。
在“实象”和“虚象”的概念基础上分析，我们发现，“逻各斯”其实也只是一种“虚象”，是人类理智或智慧去认识世界之后的结晶。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由于从哲学本质上我们已经证明“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这两个世界是平行的或者说是不能重合的。人类需要通过“象”来通达“自然的世界”，因此，人类思维的基本的物质基础，无论是“文”和“象”，还是“逻各斯”和“语言”，其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虚象”。由人类思维建立起来的各种文明，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虚象”，和“自然的世界”的运行同样是平行的，是不能重合的。
这个结论最核心的精神是说：无论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先进到何种程度，它仍然是一种在“虚象”意义上的文明建构，“人类的世界”永远和“自然的世界”存在着细微的、微妙的差异，两个世界并没有因人类文明程度的高低而会走向重合，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类的世界”无限地接近“自然的世界”，但无论人类的智慧及其实践多么优秀，都无法使这两个世界重合到一起。而且，由于“人类的世界”始终在“自然的世界”里生存，因而，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理论上的“虚象”的过度膨胀反而会破坏“自然的世界”的秩序，并由此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
三、中西文明的分野、同构及其辐射
刘长林认为，类似生物有遗传基因那样，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也有控制其发育生长、决定其性状特征的“基因”，可称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①人类的思维方式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中华文明的“文象思维”，一种是西方文明的“逻辑思维”，这种划分是以人类对两种世界的差异的态度而决定的。承认“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存在差异，并在思维方式中有所反映，这是中华文明的“文象思维”，而不承认差异，直接把“人类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重合的是西方的“逻辑思维”。
不同的文化传统创造不同的文字，根据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对世界文字分布的描述：“用汉字的国家有中国、日本和韩国，还有新加坡以汉字作为华族的民族文字。……拉丁字母分布最广，占据大半个地球，包括欧洲的大部分，美洲和大洋洲的全部，非洲的大部分，亚洲的小部分。……阿拉伯字母的分布区域仅次于拉丁字母。它是北非和西亚（中东）二十来个阿拉伯国家，以及西亚、中亚和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字，中国的新疆也使用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来、塞尔维亚、蒙古国等国的文字。……印度字母应用于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不丹、缅甸、泰国、柬埔寨、中国的西藏等地。”②而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字的分布现状也有所改变：“汉字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后来越南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字母传播到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后来许多地区被阿拉伯字母所代替。阿拉伯字母从中东传播到北非、中非、南亚、中亚、东南亚，后来大部分地区被拉丁字母所代替。斯拉夫字母从俄罗斯扩大到中亚许多民族，代替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占领了原来没有文字的美洲和大洋洲，又占领了许多阿拉伯字母和印度字母系统的地区，以及原来使用汉字的越南。文字的分布区域，因文化的消长而不断伸缩。”③
从世界文字分布及其消长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思维的核心物质，其分布与消长也对应了近现当代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洪特堡说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④我们知道，人类思维的基本的物质手段就是语言，因而，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及其文明。从文化的辐射、影响、传播、交流及民族等历史文化因素来看，中华文明的“文象思维”是亚洲文明的典型的思维方式之一。这个区域大致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的部分地区。历史表明，东亚的朝鲜及韩国（古称高丽国）以及日本，都受到了汉文化的明显影响。中国与东南亚诸国有长期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的交流及影响，例如南丝绸之路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的影响（如与泰国的傣族，与缅甸的德昂族），19世纪以来的中国侨民的影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有相当深厚的侨民文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伊斯兰文化与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古丝绸之路方面的影响，等等。这些经由民族或历史文化的交流而受到共同影响的地区，比较容易受到某种核心的先进文化的影响，从而在思维方式上呈现一种共性。 人类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21世纪初叶已经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发展态势，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这一观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由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指出。①
就目前的亚洲文明格局来看，印度文明本来是一种轴心文明，但是由于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就改用英语作为母语，语言的改变使其思维方式也由东方式思维变成了西方的逻辑思维；越南虽然传统上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但也改用英语作为母语；菲律宾也用英语；日本虽然还保留了日语，但其民族早在明治维新时就开始向西方学习，现当代以来更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
因而，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崛起，某些在文化文明上亲西方的亚洲国家就成为西方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桥头堡。特别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现实表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并不仅仅是历史原因，还有文化文明冲突的因素在内。
幸运的是，我们看到新一届中央政府展现出高超的外交策略。习近平主席今年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出了区域框架发展的合作理念，如与中亚四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互联互通”等等。此外，李克强总理也在今年的东盟系列峰会上提出“2+7”合作框架，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李克强总理成功访问印度并与其达成重要共识，成功访问越南并就海上合作开发与其达成重要共识，等等，都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丰富的外交理念和思想，取得了重要的外交成果。
“区域框架发展”将成为金砖国家的核心合作理念。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深刻变化调整阶段，亚洲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引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这些发展中的金砖国家将成为世界格局中的新的力量的参与者、调节者。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固步自封，金砖国家普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正由投资型、粗放型的初始阶段向内需型、内生型的更高阶段推进。这就要求在对外经济联系中更加开放更加紧密地推进区域一体化。在“区域框架发展”的发展理念中，作为地区政治经济的大国，金砖国家的历史影响正被现实所吸收和复制。“区域框架发展”将区域合作内的国家构筑成全方位的紧密联系的经济利益体，政治互信体，文化交流体。对于历史上就有长期交往的本地区国家来说，这种发展理念不啻为本地区繁荣稳定的福音。
然而，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深入，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历史影响和现实影响被一个更加强大的文明所稀释。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国力，充分利用本地区英语国家所具有的文明亲和力，从战略上制造围堵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围绕本地区的领土主权争端这一核心政治问题，不断激化地区紧张局势。
因而，在当前的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和关系中，文化、文明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影响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线。围绕“区域框架发展”，中国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可以经济联系为核心，进一步扩展到政治、安全、教育、人文等领域内的全方位合作。在区域内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提取最大公约数，减少不利因素，构筑一个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利益体、政治互信体、文化交流体，将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更宽广的经济发展空间，提供一个更稳定的周边外部环境，以此提升我们改革和发展的水平。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科学地确立了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方向，特别是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国家战略，将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与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共识，这种文明超越了当前英语国家所引以为傲的科技文明，而且，科技文明的反生态本质同样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的共识。但是，生态文明目前还处在一种探索阶段，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文化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天然资源。通过对人类思维数轴的解构，我们发现，基于“虚象”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建构，特别是西方科技文明的建构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一元论的弊端。在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中，拥有原生型的二元论和多元论的中国文化和文明及其思维方式具有诸多优势。中国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其成就必将超越当前的文化文明冲突的有限视野，将在关乎人类发展命运的层面上给世界以积极的启示，从而在和平崛起中树立中国模式及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成熟形象。
四、文化与社会：建立内需、内生型经济及建设生态文明
西方逻辑思维将“逻各斯”理解为世界的基本构造。柯德武林在《形而上学论》里说：“亚里士多德用至少不少于三种名称来称呼形而上学的科学。有时候，他称之为第一科学（First Science），‘第一’指的是逻辑的优先性。有时候，他将形而上学称之为智慧（Wisdom），意味着这才是科学所要研究的东西，这又意味着科学除去研究本身特定的主题这一直接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功能，即导向一个在科学本身之外的目标，即发现它们在逻辑上是以什么为前提的。还有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为神学（Theology），或是阐明神的本质的科学。”①柯德武林还说：“对于所有完全地或者是很大程度上在基督教传统或伊斯兰教传统中受到教育的人来说，形而上学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科学。”②而亚氏创立的科学不仅有形而上学，还有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这样一些今天我们用科学分类法分类的科学。在亚氏看来，普遍物A是它的次一级的类B和C的逻辑基础。因而，形而上学就是类似于普遍物A，它是其他学科的逻辑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说形而上学是第一科学，而“第一”指的是逻辑的优先性。
就亚氏所说的三种关于形而上学的名称而言，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关于“智慧”的科学就是指西方的知识论，而“神学说”按康德的理解就是——形而上学是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的科学。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都是在继承亚氏的传统上开创而来。
人类思维基于语言文字这一核心的物质基础这一特征表明，文明本质上就是一种传统。什么样的文明传统造就了什么样的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 我们基于人类思维方式这一既微观又核心的文明本原上去理解中西文明传统的差异，却发现了人类思维更深层面的共性。如同康德的批判哲学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而是要廓清蒙在形而上学的错误和伪科学成分一样，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分析不仅解构了文明，更重要是发现了西方的所谓的“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分析思维”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并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充其量只是一种“超验”的客观世界。
然而，“超验”的逻辑、知识虽然是科学所追求的彼岸，却不是人类生存所追求的彼岸。如同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纯粹的存在即是虚无。”我们更要明确的是，即使是“超验”的逻辑、知识，哪怕它是经过了实践科学检验了的抽象，它仍然是人类的“智慧”的创造，仍然是一种“虚象”。它也仍然生存在人类的智慧里（从知识的角度说），它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和“自然的世界”并不能重合。而“自然的世界”可以被人类塑造成“上帝”、“神”、“自由”、“灵魂”、“道”、“真主”这些宗教意义上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但是它永远看不见、摸不着。人类就这样永远只能仰望它，如同仰望夜空里的星辰。
这样，我们发现，中国文象思维里的“象”概念恰恰提供了这种观照维度。既然“上帝”、“神”等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确实在人类的信念里存在，我们相信它就在某种科学的背后，某种现象的背后，甚至就在人类心灵深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不去探究“自然的世界”本身，而通过其他方式去感知它，如同通过声波反射原理去探知海洋的深度。如果人类所有的感知和智慧只是唤醒了“自然的世界”的一种投射的话，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象”。人类思维方式不仅有逻辑思维，还有一种文象思维，即通过语言文字和“象”的结合来反映“自然的世界”的思维。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文象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相比较，差异就表现在“象”与“逻各斯”这两种对世界的看法上。“逻各斯”发展出了科学理性思维，注重科学技术，但是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以人类为世界的中心，凌驾于自然之上。而“象”更注重人类对于自然的一种观照，即所谓的“观物取象”、“连类譬喻”，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了深邃博大的人文精神。
西方的逻辑思维引领了世界近现当代史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现当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向全球扩张，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价值观，通过资本全球化来维护资本主义的垄断和优势地位。在世界政治经济的生物链条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生物链的上游，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向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学习，被迫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下游生物链。西方逻辑思维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一元化文化造就了人类与自然的根本性的对立，造就了人类与社会的双重异化，造就了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21世纪，西方的逻辑思维异化为科技思维，认为科技可以造就一切，可以改变一切，科技神话和人类私欲的过度膨胀造成了人类精神的整体性坍塌。
在生态文明的时代潮流中，唯有重新唤醒人类的人文精神，重新唤醒人类的人文终极关怀，重新唤醒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才有可能改变目前人类近似疯狂和偏执的科技情结，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短视。
依靠逻辑思维来进行理性的自我调整并不能从根源上确立生态文明的精神和理想，而只有通过中国文象思维来树立“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才有可能促使人类去思考、去发现“现实世界”的另一面，才有可能促使人类去审视自己的生存现状和生存的未来。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的生存终究依赖于“自然的世界”的和谐与健康，一味生存在“人类的世界”的“虚象”世界中，人类将通向“虚无”的不归路。
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和深化内需、建立内生型经济的战略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那么，从中国文象思维理论审视，我们应该以建立生态型社会为主要抓手，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全面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应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要同时运用科学理性思维和文象思维，既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又注重保护环境，发展人文。依靠科技与人文两条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中国文象思维；生态逻辑；思维数轴；文明传统；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36-09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象思维的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一、从“空”、“无”、“乌有”说起：中西思维差异的实质
《坛经》载五祖弘忍欲将衣钵传人，命弟子作偈明法。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慧能作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遂将衣钵传给慧能，是为六祖。①慧能的偈子形象地揭示了佛法的“空”与“无”，说明他已经彻悟了佛法。然而，与佛法需参悟不同的是，从认识认上来说，慧能的偈子更揭示了东方思维的特征和本质。
《老子》第1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40章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①老子认为“无名天地之始”，天地万物，甚至整个世界，一开始必定是无名的，只有人类出现以后才能运用人类的智慧去认识它、区别它，而认识的手段就是为其“命名”。故无名而奥妙自现，有名而清晰自彰。因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有”和“无”不过是人类认识之前和认识之后的两种状态！人类不去认识它，即是无或无名，人类去认识它，即是有或有名。
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一则由西域高僧由梵文译成汉文传入中原的故事——“盲人摸象”，说的是一群盲人摸象，摸到象耳朵的认为象如一把巨大的莆扇，摸到象脚的认为象如一根柱子，摸到象背部的认为象如一张床，不一而足，并争论不休。人类认识也是如此，比如由地心说向日心说的演进，再从银河系到河外星系的宇宙空间概念的发展过程，人类不就像这些盲人吗？
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深刻挖掘了“存在”的哲学内涵，认为“存在”是隐而不露的，要通达“存在”，只能通过一个中间媒介——“此在”，而他将“此在”定义为“存在者层面上的我的存在”——即人类。他说：“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因而，存在就有两种基本可能性：生存论性质与范畴。“与这两者相应的存在者所要求的发问方式一上来就各不相同：存在者是谁（生存）还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状态）。”②这就是说，任何“存在”只能是在“存在者”层面上的一种“存在”，因而，“生存”就成为哲学的主题。“此在”的基本建构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第一篇第二章）；“操心——此在的存在”（第一篇第六章）。而属于“范畴”性质的存在就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状态）”，即物质世界。
胡塞尔的“平行论”认为：归根结底，在纯粹心理的东西——与先验意识相对的世界的领域并且这种意识是被自然与超越的世界整体的还原所发现的——和纯粹先验的生命之间有一种平行性。对于胡塞尔的‘平行论’，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作了深入的分析：“胡塞尔引述令人震惊的、奇妙非常的“平行性”，甚至可以说是遍及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二者都被理解为本相的流派。其中之一暗含着另一个，如果能这样说的话。这区分一些平行物的乌有（rien），这个没有它就没有任何解释的乌有，即任何语言都不可能自由地在真理中发挥而不被实在的境况所改变，这个若没有它任何先验的问题，即哲学的问题就不可能轻松的乌有，可以说，当世界的整体在它的存在中被中性化并被还原为现象的时候，它就涌现出来了。”后来，在《观念》后记（1930）和《笛卡尔的沉思》中，胡塞尔又一次简明地引述了“意识的纯粹心理学”和“意识的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平行论。他说，为了批判“使一种真正的哲学成为不可能的”先验心理主义，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实践区别平行物的差异，平行物其一是在世界之中，另一个在世界之外而又不是在另一个世界之中，即不断地作为完全平等的东西在离另一个最近的地方另外存在。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地把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浅薄的、微妙的差异”收集并隐藏在我们的话语中，这些差异“以决定性的方式规定着哲学的道路和岐途”。我们的话语应该在自身中保护这些细微的差异，同时在这些差异中巩固话语自己的可能性和严格性。但是，这两种平行物的独特统一把这二者互相联系起来，它并没有让这二者平分秋色，而是自己分裂，最终把先验物和它的异在焊接在一起，这就是生命。人们实际上很容易发现，心理观念的唯一核心就是作为自我关系的生命，不论它是否在意识的形式下进行”①。
以上所举五例都涉及人类思维的特征和本质。人类思维本质和特征涉及“存在”、“对象”、“人”、“逻辑”、“语言”等哲学话题。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柏拉图的“理念”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逻辑”，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人们构建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庞大而完整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但这个体系始终摆脱不了神学与唯心主义的影响。而后，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但是“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却仍然沿用西方传统文明一元论这一根深蒂固的思路，将平行世界强行统一。 我们发现，与其将世界视为“一”，毋宁将世界视为“二”，而且是平行的“二”。这个“二”有两个面，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本来是无知无为的，它们按自然法则运行，我们将这一面命名为“自然的世界”；而人类思维或智慧反映的世界是一面，它们按人类建立的法则运行，我们将这一面命名为“人类的世界”。这两个面是平行的，即老子所说的“同出而异名”，亦即胡塞尔所说的“平行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概念来进行一翻推理。假设“自然的世界”对人类而言是一种“象”，我们把人类没有进行命名之前的事物称为“实象”，而把经过人类智慧认识之后的事物规定为“虚象”，那么“实象”和“虚象”就有这样一种关系：“实象”是隐而不露的，而举凡人类命名过的事物都是“虚象”。例如，一棵“树”，当它作为一棵自然的“树”“存在”时（为了更形象具体，我们假设这是一头牛眼中的“树”，注意，只能是牛而不能是人！），它是“实象”，可是，当人类称它为汉语的“树”或英语的“tree”时，它就已经是“虚象”了。中国古代的名学中有“白马非马”的命题，按照“实象”和“虚象”的界定，就有了这样一个命题：“马非马”。同理，“树非树”也成立。可见，在涉及人类思维与认识的命题中，中西文化都惊人地一致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但是，“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这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却在中西文明中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西方文明中的这种差异只能存在于思维的玄学命题中，存在于哲学的批判命题中，而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他们往往将这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忽略不计，而倾向于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自然的世界”。与之相反，中国文明从源头上就承认这种差异，因而用“象”这一概念来区别“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之间的这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
中西思维差异的本质决定了中西文明的分野。西方文明忽略或无视“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的这种差异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已经显现，而且必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而承认这种差异的中华文明充分认识到“人类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努力将“人类的世界”的改造与“自然的世界”的运行达成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关系，因而这种文明与生态文明在精神和实质上是高度榫合的。
二、“虚”、“实”关系，“文”、“象”关系：中国文象思维对文明的解构
在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层面，我们界定了两个概念——“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我们还要界定两个重要概念——“虚”和“实”。我们把“自然的世界”规定为“实”，而把“人类的世界”规定为“虚”。那么，“实”是隐藏的、隐而不露的，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规定的“存在”，人类可以无限接近“实”，但永远不能重合为一。这可以用一个原点是空心的数轴来表示，“实”就是那个空心的原点，无论正反两个方向的数，可以无限接近原点，但因为它是空心的，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个“零”。而这个“零”在数轴上并不是不存在，它就在空心的原点里，在思维的数轴中，它就是“自然的世界”，也就是“实”，在以往的哲学概念中，这个“零”也是佛教的“空”、道家的“无”、胡塞尔所说的“乌有”。
既然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和“自然的世界”重合为一，那么，如同海德格尔规定一个媒介“存在者”一样，在文象思维的理论里，人类可以通过“象”来通达“实”。因而，“自然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它只能是一种“象”。这就是《周易》把“象”解释为“象者，像也”的深层哲学内涵。在《周易》及易学系统里，“象”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包括“卦象”、“象理”、“象数”、“象意”、“象律”等。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里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①“《易》象惟先”准确地规定了“人文”的先决条件。人类要描述或陈述“自然的世界”，唯有通过“象”来通达，但是光有“象”还不够，在《乾》《坤》即天地两位之中，需要创造《文言》——语言文字——“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在《原道》篇中，刘勰认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天地从创造的那一刻起就有“文”，这种“文”起初还是外在之形象——“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天地之文，“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②人与天地并称“三才”，人是天地之心——因为人有智慧，有思维，能够认识并反映天地——并进而有了语言文字——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天地之文。
有了语言文字，人类不仅可以描述事物之外在形貌，还可以深入事物内部的法度和条理。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文”从外在纹理递进到事物内部的法度和条理即为“文章”，不仅如此，人们通过“六书”造字法命名事物，并使用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去进行“文化”事业，“文化”的结果就是“文明”。可见，“文”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一部分是属于“象”的。其次，从中国古人的哲学视角来看，天地之“象”必须加上“文言”即语言文字，天地人是三才，是最有天赋的物类。而“象”是“人类的世界”通达“自然的世界”的媒介或手段，语言文字也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之一。因此，“文”和“象”的结合就构成人类反映世界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亦即人类思维的基本物质条件，因此，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可以命名为“文象思维”。
和东方文明的文象思维相对的是西方概念思维，由于它对“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的细微的、微妙的差异采取忽略或无视的态度，认为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自然的世界”，因此，它不需要通过“象”这一媒介来通达。但是，它用“逻各斯”这一形而上学的概念来陈述世界的基本构造，通过“逻各斯”和“语言”的结合来反映世界。
由此可见，中西思维的差异集中地体现在“逻各斯”和“象”这两个基本哲学概念之上。而对于语言文字在人类思维中占据核心的物质基础之一这一点上，中西思维的相同的。 实际上，“逻各斯”也充分认识到了世界的构造性和统一性。如数学性质、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等一系列属性。“逻各斯”也同样具有“具体”、“抽象”、“理”、“数”、“意”、“律”等方面的丰富内涵。海德格尔对“逻各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我们也还能在历史学上确定在场的全部变化，即在场显现为起统一作用的唯一的一，显现为逻各斯，即保存着一切的采集，显现为相，在场，实现，（substantia）实体，（actualitas）现实，（perceptio）知觉、（Monade）单子，显现为对象性，显现为理性、爱、精神、强力意志意义上的自行设定的设定性，显现为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求意志的意志。在历史学上可确定的东西能够在历史（Geschichte）的内部找到。”①
在对“逻各斯”和“象”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要改变用西方学术解构东方学术的一般思路，要反过来用“象”的理论去解构“逻各斯”。
前面我们论证过“虚”、“实”关系：“自然的世界”是“实”，但它是隐而不露的；“人类的世界”是“虚”，是一种“象”的世界。接着，我们还要把“象”的“虚实”关系弄清楚，于是就有了两个概念——“实象”与“虚象”。我们把“自然的世界”的“象”称为“实象”，而把“人类的世界”的“象”称为“虚象”。我们发现，“实象”也是隐而不露的，在“象”的世界里，只有“虚象”才能被人类所描述和陈述。对这个问题，我们仍然用“树”来说明，“自然的世界”的“树”是“实”，它是隐而不露的，人类要反映它，必须通过“树”之“象”，但这种“象”在人类没有命名之前，它是“实象”，只有当人类用“树”这个字去命名它，并读成“shu”的时候，它才真正进入了人类的认识中，因而它是“虚象”。可见，从“自然的世界”的“实”到“实象”，从“人类的世界”的“虚”到“虚象”，它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床’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这样一个论证逻辑。只不过，我们没有去追问“自然的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而认为“‘床’是‘自然的世界’的‘象’的‘虚象’”。
由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即人类所认识的或描述的或陈述的世界是一个“象”的世界，举凡人类所命名的事物都是“虚象”，人类通过智慧和实践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虚象”。
在“实象”和“虚象”的概念基础上分析，我们发现，“逻各斯”其实也只是一种“虚象”，是人类理智或智慧去认识世界之后的结晶。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由于从哲学本质上我们已经证明“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细微的、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这两个世界是平行的或者说是不能重合的。人类需要通过“象”来通达“自然的世界”，因此，人类思维的基本的物质基础，无论是“文”和“象”，还是“逻各斯”和“语言”，其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虚象”。由人类思维建立起来的各种文明，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虚象”，和“自然的世界”的运行同样是平行的，是不能重合的。
这个结论最核心的精神是说：无论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先进到何种程度，它仍然是一种在“虚象”意义上的文明建构，“人类的世界”永远和“自然的世界”存在着细微的、微妙的差异，两个世界并没有因人类文明程度的高低而会走向重合，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类的世界”无限地接近“自然的世界”，但无论人类的智慧及其实践多么优秀，都无法使这两个世界重合到一起。而且，由于“人类的世界”始终在“自然的世界”里生存，因而，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理论上的“虚象”的过度膨胀反而会破坏“自然的世界”的秩序，并由此反过来危及人类自身。
三、中西文明的分野、同构及其辐射
刘长林认为，类似生物有遗传基因那样，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也有控制其发育生长、决定其性状特征的“基因”，可称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①人类的思维方式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中华文明的“文象思维”，一种是西方文明的“逻辑思维”，这种划分是以人类对两种世界的差异的态度而决定的。承认“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存在差异，并在思维方式中有所反映，这是中华文明的“文象思维”，而不承认差异，直接把“人类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重合的是西方的“逻辑思维”。
不同的文化传统创造不同的文字，根据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对世界文字分布的描述：“用汉字的国家有中国、日本和韩国，还有新加坡以汉字作为华族的民族文字。……拉丁字母分布最广，占据大半个地球，包括欧洲的大部分，美洲和大洋洲的全部，非洲的大部分，亚洲的小部分。……阿拉伯字母的分布区域仅次于拉丁字母。它是北非和西亚（中东）二十来个阿拉伯国家，以及西亚、中亚和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字，中国的新疆也使用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来、塞尔维亚、蒙古国等国的文字。……印度字母应用于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不丹、缅甸、泰国、柬埔寨、中国的西藏等地。”②而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字的分布现状也有所改变：“汉字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后来越南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字母传播到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后来许多地区被阿拉伯字母所代替。阿拉伯字母从中东传播到北非、中非、南亚、中亚、东南亚，后来大部分地区被拉丁字母所代替。斯拉夫字母从俄罗斯扩大到中亚许多民族，代替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占领了原来没有文字的美洲和大洋洲，又占领了许多阿拉伯字母和印度字母系统的地区，以及原来使用汉字的越南。文字的分布区域，因文化的消长而不断伸缩。”③
从世界文字分布及其消长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思维的核心物质，其分布与消长也对应了近现当代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洪特堡说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④我们知道，人类思维的基本的物质手段就是语言，因而，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及其文明。从文化的辐射、影响、传播、交流及民族等历史文化因素来看，中华文明的“文象思维”是亚洲文明的典型的思维方式之一。这个区域大致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的部分地区。历史表明，东亚的朝鲜及韩国（古称高丽国）以及日本，都受到了汉文化的明显影响。中国与东南亚诸国有长期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的交流及影响，例如南丝绸之路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的影响（如与泰国的傣族，与缅甸的德昂族），19世纪以来的中国侨民的影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有相当深厚的侨民文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伊斯兰文化与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古丝绸之路方面的影响，等等。这些经由民族或历史文化的交流而受到共同影响的地区，比较容易受到某种核心的先进文化的影响，从而在思维方式上呈现一种共性。 人类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21世纪初叶已经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发展态势，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这一观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由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指出。①
就目前的亚洲文明格局来看，印度文明本来是一种轴心文明，但是由于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就改用英语作为母语，语言的改变使其思维方式也由东方式思维变成了西方的逻辑思维；越南虽然传统上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但也改用英语作为母语；菲律宾也用英语；日本虽然还保留了日语，但其民族早在明治维新时就开始向西方学习，现当代以来更实行脱亚入欧的政策。
因而，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崛起，某些在文化文明上亲西方的亚洲国家就成为西方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桥头堡。特别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现实表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并不仅仅是历史原因，还有文化文明冲突的因素在内。
幸运的是，我们看到新一届中央政府展现出高超的外交策略。习近平主席今年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出了区域框架发展的合作理念，如与中亚四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互联互通”等等。此外，李克强总理也在今年的东盟系列峰会上提出“2+7”合作框架，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李克强总理成功访问印度并与其达成重要共识，成功访问越南并就海上合作开发与其达成重要共识，等等，都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丰富的外交理念和思想，取得了重要的外交成果。
“区域框架发展”将成为金砖国家的核心合作理念。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深刻变化调整阶段，亚洲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引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这些发展中的金砖国家将成为世界格局中的新的力量的参与者、调节者。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固步自封，金砖国家普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正由投资型、粗放型的初始阶段向内需型、内生型的更高阶段推进。这就要求在对外经济联系中更加开放更加紧密地推进区域一体化。在“区域框架发展”的发展理念中，作为地区政治经济的大国，金砖国家的历史影响正被现实所吸收和复制。“区域框架发展”将区域合作内的国家构筑成全方位的紧密联系的经济利益体，政治互信体，文化交流体。对于历史上就有长期交往的本地区国家来说，这种发展理念不啻为本地区繁荣稳定的福音。
然而，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深入，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历史影响和现实影响被一个更加强大的文明所稀释。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国力，充分利用本地区英语国家所具有的文明亲和力，从战略上制造围堵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围绕本地区的领土主权争端这一核心政治问题，不断激化地区紧张局势。
因而，在当前的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和关系中，文化、文明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影响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线。围绕“区域框架发展”，中国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可以经济联系为核心，进一步扩展到政治、安全、教育、人文等领域内的全方位合作。在区域内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提取最大公约数，减少不利因素，构筑一个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利益体、政治互信体、文化交流体，将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更宽广的经济发展空间，提供一个更稳定的周边外部环境，以此提升我们改革和发展的水平。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科学地确立了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方向，特别是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国家战略，将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与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共识，这种文明超越了当前英语国家所引以为傲的科技文明，而且，科技文明的反生态本质同样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的共识。但是，生态文明目前还处在一种探索阶段，中国文象思维的理论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文化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天然资源。通过对人类思维数轴的解构，我们发现，基于“虚象”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建构，特别是西方科技文明的建构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一元论的弊端。在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中，拥有原生型的二元论和多元论的中国文化和文明及其思维方式具有诸多优势。中国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其成就必将超越当前的文化文明冲突的有限视野，将在关乎人类发展命运的层面上给世界以积极的启示，从而在和平崛起中树立中国模式及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成熟形象。
四、文化与社会：建立内需、内生型经济及建设生态文明
西方逻辑思维将“逻各斯”理解为世界的基本构造。柯德武林在《形而上学论》里说：“亚里士多德用至少不少于三种名称来称呼形而上学的科学。有时候，他称之为第一科学（First Science），‘第一’指的是逻辑的优先性。有时候，他将形而上学称之为智慧（Wisdom），意味着这才是科学所要研究的东西，这又意味着科学除去研究本身特定的主题这一直接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功能，即导向一个在科学本身之外的目标，即发现它们在逻辑上是以什么为前提的。还有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为神学（Theology），或是阐明神的本质的科学。”①柯德武林还说：“对于所有完全地或者是很大程度上在基督教传统或伊斯兰教传统中受到教育的人来说，形而上学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科学。”②而亚氏创立的科学不仅有形而上学，还有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这样一些今天我们用科学分类法分类的科学。在亚氏看来，普遍物A是它的次一级的类B和C的逻辑基础。因而，形而上学就是类似于普遍物A，它是其他学科的逻辑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说形而上学是第一科学，而“第一”指的是逻辑的优先性。
就亚氏所说的三种关于形而上学的名称而言，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关于“智慧”的科学就是指西方的知识论，而“神学说”按康德的理解就是——形而上学是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的科学。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都是在继承亚氏的传统上开创而来。
人类思维基于语言文字这一核心的物质基础这一特征表明，文明本质上就是一种传统。什么样的文明传统造就了什么样的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 我们基于人类思维方式这一既微观又核心的文明本原上去理解中西文明传统的差异，却发现了人类思维更深层面的共性。如同康德的批判哲学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而是要廓清蒙在形而上学的错误和伪科学成分一样，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分析不仅解构了文明，更重要是发现了西方的所谓的“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分析思维”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并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充其量只是一种“超验”的客观世界。
然而，“超验”的逻辑、知识虽然是科学所追求的彼岸，却不是人类生存所追求的彼岸。如同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纯粹的存在即是虚无。”我们更要明确的是，即使是“超验”的逻辑、知识，哪怕它是经过了实践科学检验了的抽象，它仍然是人类的“智慧”的创造，仍然是一种“虚象”。它也仍然生存在人类的智慧里（从知识的角度说），它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和“自然的世界”并不能重合。而“自然的世界”可以被人类塑造成“上帝”、“神”、“自由”、“灵魂”、“道”、“真主”这些宗教意义上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但是它永远看不见、摸不着。人类就这样永远只能仰望它，如同仰望夜空里的星辰。
这样，我们发现，中国文象思维里的“象”概念恰恰提供了这种观照维度。既然“上帝”、“神”等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确实在人类的信念里存在，我们相信它就在某种科学的背后，某种现象的背后，甚至就在人类心灵深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不去探究“自然的世界”本身，而通过其他方式去感知它，如同通过声波反射原理去探知海洋的深度。如果人类所有的感知和智慧只是唤醒了“自然的世界”的一种投射的话，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象”。人类思维方式不仅有逻辑思维，还有一种文象思维，即通过语言文字和“象”的结合来反映“自然的世界”的思维。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文象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相比较，差异就表现在“象”与“逻各斯”这两种对世界的看法上。“逻各斯”发展出了科学理性思维，注重科学技术，但是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以人类为世界的中心，凌驾于自然之上。而“象”更注重人类对于自然的一种观照，即所谓的“观物取象”、“连类譬喻”，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了深邃博大的人文精神。
西方的逻辑思维引领了世界近现当代史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现当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向全球扩张，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价值观，通过资本全球化来维护资本主义的垄断和优势地位。在世界政治经济的生物链条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生物链的上游，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向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学习，被迫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下游生物链。西方逻辑思维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一元化文化造就了人类与自然的根本性的对立，造就了人类与社会的双重异化，造就了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21世纪，西方的逻辑思维异化为科技思维，认为科技可以造就一切，可以改变一切，科技神话和人类私欲的过度膨胀造成了人类精神的整体性坍塌。
在生态文明的时代潮流中，唯有重新唤醒人类的人文精神，重新唤醒人类的人文终极关怀，重新唤醒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才有可能改变目前人类近似疯狂和偏执的科技情结，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短视。
依靠逻辑思维来进行理性的自我调整并不能从根源上确立生态文明的精神和理想，而只有通过中国文象思维来树立“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才有可能促使人类去思考、去发现“现实世界”的另一面，才有可能促使人类去审视自己的生存现状和生存的未来。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的生存终究依赖于“自然的世界”的和谐与健康，一味生存在“人类的世界”的“虚象”世界中，人类将通向“虚无”的不归路。
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和深化内需、建立内生型经济的战略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那么，从中国文象思维理论审视，我们应该以建立生态型社会为主要抓手，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全面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应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要同时运用科学理性思维和文象思维，既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又注重保护环境，发展人文。依靠科技与人文两条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