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学终结说”是学界一个著名的诗学命题，对文学生产、接受乃至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历史上有关文学终结的诸种观念，并分析后终结时代技术变革与文学性的关系，旨在表明，文学作为表现人类诗性及审美感知方式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释互证中焕发新的生机。
关键词：后终结时代；诗性言说；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王猛，男，1983年生，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供职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4
文学从来生不逢时。——希利斯·米勒
诗性言说是辨析文学存在价值的重要尺度，无论作为“感悟吟志”的精神寄托，还是解读为美学关照下虚拟的艺术形态，长久以来，却只能在边缘化的语境中印刻自己的文化身份。从历史上看，据《圣经·旧约》载，希伯来先知耶利米[1]受上帝差遣，预言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毁灭，这一启示性喻说，后世常用来指涉哀伤的诗、哀歌；古希腊圣哲柏拉图以“渎神”、“哀怜”之罪状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并确证为“危险的吟咏者与极端邪恶的权威”；[2]20世纪的本雅明、阿多诺、阿瑟·丹托等思想家，在现代艺术思潮的感召下直接或间接谈及艺术，或感叹灵光不再，或在所谓的理论演变中遥相呼应，试图于某种依存与延续的关系中重构文学的生存空间。今天，电子媒介的变革，史无前例地重新划分了人与虚拟世界的审美关系，一切有关文学的评判标准亟待重估，并在独特的文化语境下整合为新的文学样态。可以说，当下的文学并非自身存在方式的断裂，只是人们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心，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至理解为颓败和无能”[3]。因此，在艺术终结理论的喧嚣过后，重绘文学的审美之维，仍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
一、后终结时代的理论内涵
文学终结的命题，肇始于关于艺术终结的论说。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的“艺术的终结（ending）”，标志着“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之艺术的解体，并分化为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理念与形象的不同关系，艺术分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艺术。象征型艺术是物质压倒精神，古典型艺术物质与精神完全吻合，浪漫型艺术则是精神压倒物质，精神内容超出物质形式，造成作为主体精神的内容和作为客体的物质之间的决裂，从而导致艺术的终结。同时，他将艺术、宗教、哲学看作处于同一基础上的绝对精神的三种心灵表现形式，并认为艺术作为感官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综合，是“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4]其中艺术以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呈现绝对精神，宗教以想象（或表象）的内在意识呈现绝对精神，而哲学代表以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呈现绝对精神，也就是由感性逐步过渡到理性的历史进程。在此，被黑格尔誉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哲学借助自由思考综合艺术的客体性与宗教的主体性，完成三者呈螺旋递进发展并超越艺术完成自身的使命。在这里，艺术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环节，只能是理解宗教与哲学的门径。艺术形式主要特征在于感性观照，以形象化的方式来表现无限的精神世界，并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实现某种扬弃。艺术在绝对精神的演绎中无法再实现心灵的需要和表现的功能，已经达到自身发展的顶点，继而让位于哲学——人类更深层次的心灵维度与精神信仰。
1984年，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二十世纪现代艺术革命的感召下再次宣告了艺术终结的命题：“在今日，可以认为艺术界本身已丧失了方向……由于艺术的概念从内部耗尽了，即将出现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时代已经从内部瓦解了。”[5]他指出，艺术史就是哲学剥夺艺术的历史：“艺术最终将获得的实现和成果就是艺术哲学”。[6]丹托的论断，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隐喻，是艺术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非线性发展模式的又一次逻辑推演。艺术使自身历史内在化，身处当下的时代而对历史有了自我意识：丹托的“艺术的终结”并非艺术的“死亡”，而是指艺术史叙事的终结，即艺术史真理发现后让位于哲学的历史概念，“终结”更多指的是一种时间上延续关系。此后，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家米勒承袭雅克·德里達之衣钵，宣扬以“文学”为中心的“终结论”，他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还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7]此处的终结并非某种旧事物消亡后的否定性意义，而是伴随着后现代网络文化背景下文学语态的转化。传统意义上以文字为核心媒介的文学书写形式被语图兼容的新文本所取代，以整体性、单一性为普遍逻辑的语言和社会现实受制于商品形象的控制。数字化的文学诗性与大众文化共同打造众声喧哗的娱乐盛宴，作为人类心灵对现实的某种想象性（虚构）投射和超越的艺术样式面临结构性转化，“技术决定论”对文学的冲击成为常态。后终结时代的文学，并非相对主义意义上新旧之间的断裂，而是理论喧嚣过后某种依赖和过渡关系的延续：文学经典被拉下神坛，阅读成为身外之事，深度写作及智性思考日渐式微，经典的合法性面临再审判；以作品为核心的文学理论持续式微，并在全球化语境下跨学科理论的广泛冲击下探索属于自己的理论资源。
二、媒介变革与诗性语言的日常化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说曾预言技术变革作为艺术生产“辩证的出发点”，单一摹本将为无限扩张的复制品所取代，由此顶礼膜拜的艺术自律性消逝，作品的“灵韵”（aura）不复存在。以照相术和电影为例，通过视觉化效应，通过改变单一、完整的欣赏体验，奇观性的图像阅读而与主体的审美活动相联结，经过精心的编码与重构，极大地迎合了大众消费时代的无意识欲望，并生产出愈加开放、交互性的文本形态，而“交流的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8]任何图像的存在都以人的观看为基本前提，作为维系人与社会联系、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与语言文字相比，作为优势感知方式的图像更能满足人们的直观体验和心理期待，并体现了“外部客观事物与本身的性质与观看主体的本性之间的相互作用”[9]。现代信息技术与后现代文化深度联姻，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交织互动，崇尚视觉奇观成为当下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并“颠覆了以质料与形式合二为一的实体化事物的定义”。[10]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和控制下，读者的想象力和批判精神被瓦解，“冷酷的数码世界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仿真战胜了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11]可以说，这种虚拟并非文学的虚构或艺术的真实，而是一种深入真实生活，“对真实的或者说我们对显示理解的一种非现实化。其次，是现实之非电子经验的一种再确认。”[12]“互联网 ”、“自媒体”昭示了权利话语的重新分配，新媒体不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并产生对应的传播符码，直接塑造信息生产、传播并成为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文学话语为传播模式的电子科技不仅决定着诗性言说的呈现方式，也决定着内容本身。至少从目前来看，数字在线阅读超越纸质阅读[13]成为大势所趋，文学模式逐渐迈向新的、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微观空间权利的一次全面释放。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文本意义具有无限开放性，文学的历史性在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微时代的网络媒介以互动性特征重构人们的审美聚焦，以智能手机、无线客户端为载体重塑自由、自主化的社会交往模式，并对文字——人们基于认知经验的利用图形加工形成的抽象化符号体系进行跨时空交互传播。图像化、碎片化的文本样式侵入日常生活，并结合跨国性的消费理念、商业广告的广泛传播，与当代都市欲望相叠加，彻底改变以纸媒印刷时代创作思路与叙事模式。“一直被视为人之本能，人之为人的根本，因而也就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信符（最信赖的符号）’[14]的文字，在虚拟空间与个体终端一体化的特殊交流形态中，个体读者完全可以借助触屏模式介入作品的文本内部，建立立体、多点衔接的阐释空间，甚至改变作者的创作初衷。以拜伦的《昔日依依别》（《想起从前我们俩分手》）[15]为例，观众或粉丝以“段子手”的身份，根据热播剧集《芈月传》情节任意编辑、组织文本、视频和图像，通过手机、ipad等终端分享娱乐性文本。同时，大众审美经验与情感诉说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被第一时间以“内爆”的形式完成信息与接收/阅读与阐释的全息互动与循环。这意味着，新媒体与诗性语言在商业社会的深度整合，完成了从经典美学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又一次延伸。这种传播模式造成传统媒体等级制度的衰落、读屏时代社交媒体的“井喷”发展，大众交互生产模式无限分散，权利网络循环流动急速膨胀。“它不是从某个核心源散发出来的，而是遍布于社会肌体的每一个微小部分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16]
美国学者福斯·弗里德曼将现代媒体权利分为四种范式，即共识范式、混乱范式、控制范式、矛盾范式，并认为“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媒体权利在被运用于具体事例时并非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强化的”，[17]实现一种软性的控制形式，并在运作中才能体现出来。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但控制文化的生产，改变过去读者作为接受者的被动地位，使大众语言符合自身利益，并实现对控制者的反抗。与传统写作的封闭和专门化相比，大众文化通过媒介变革改变了超功利的写作状态，微信、转发、公众号等新媒体语图交互形态成为大众认同的阅读范式，并在阅读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功能。在文学语言日常化的权利关系中，作者既是写作者、传播者也是接收者，文本生产的自主性被无限高扬，在关注艺术化的语言革新的同时满足大众即时性的审美体验，同时在商业消费热潮中，象征性地完成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实践。
三、理论研究与文学解读的自由化
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下，文学理论叙事体系在不断超越、突破自身的理论框架，扩大公共话语权力的同时，也带来文学研究领域的嬗变。以审美诗性为逻辑原点、崇尚经典作品解读的研究范式逐渐转变为以哲学理论为主体、以后现代泛文化指涉为背景的语言游戏。一般来说，文学理论应当关注文学话语、倡导维护审美自主性。在文化因素介入、以非文学性话语替换文学性话语，边界无限蔓延的现实中，呈现出文学与世界、文学与性别、文学与种族、文学与历史等等复杂交织的特殊文化形态。但这一普适性的理论话语是否能够解答一切文学事件和文学问题？愈来愈趋向自由化解读模式如何指导文学批评实践？文学经典性何在？
在人们的印象中，理论应当是超越个别现象、探索某种固定不变的真相、本质的知识形态，提出事物或现象抽象的或思辨的思维策略。文学理论是关于研究文学现象、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理论，通过抽象思维归纳、分析、总结相关对象的逻辑内涵，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以此来指导、推动文学艺术。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应当是文学理论关照的题中之义，并以其独立的知识形态划定边界和范畴。理论无限扩容解构一切真理、客观、永恒的价值规范和永恒不变的修辞结构形式，研究的论域从经典性审美文本转向对世界文明、文化沖突、意识形态及形而上学等等命题的延伸性解读，突破传统知识结构中的“元叙事”体系，并转化为可随意阐释、拆解的话语游戏：“‘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和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论述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18] “文学研究者喜欢借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们对语言、心理、历史或者文化的分析为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了种种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理论’这个文类范围极广，包括人类学、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精神分析、社会史和思想史等；它们变成了‘理论’因为它们提供的视界或者观点对于那些并不研究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性或有成效。”[19]伊格尔顿在其著作《理论之后》中也曾宣称理论黄金时代的终结，在学科体制和知识体系变革中重新审视世界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并赋予理论某种干预现实的政治潜能。面对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理论在今天已经被赋予更加复杂的涵义，日常社会及思想实践在不断流变和生成中反思批判现实社会的普适性的理论形态，让位于重建理论视野下通俗的文化研究：“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20]文学经典在跨界研究中形成新的文本及其现象之间的对话。“理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日益微观化，在继承学术遗产的同时重构阅读者的阅读姿态和文本形态，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格局，更应当关注社会文化语境、公共理论转型与日常审美性经验的变革，重新审视理论阐释的历史有效性。首先，文学理论力图联系特定的知识谱系有效地阐释文学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继承理论概念、问题和争论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广泛指导批评实践并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21]同时，文学理论仍关注具体的文学实践，研究文学对象和各部分之本质，并借用临近领域的理论体系对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细读与评价。诚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所言：“没有哪种单一的理论或解释方法可以凭其本身抓住构成现代社会的多元话语、制度及权力模式。”[22]由此可见，文学解读的广泛化和自由化以材料无限扩张为参照系的表意实践，本身就可以看作日常生活变革、交替互渗深入社会结构的重要表征。在当下历史文化视野中阐述文学文本， 重塑文学经典的审美旨趣，乃是对批评主导范式的题中之义，并在新的理论思维之中完成对文学世界的系统性认知。 四、文学性与文学的自我定位
文学性是衡量文学存在价值的核心问题，也是确立自身独立性与合法性的逻辑起点。作为独立完整的知识系统，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有机地拓展了人的心灵的深度和丰富性，通过对语言结构及篇幅的艺术加工驱动特殊的审美机制， 从而达成某种终极的人文关怀。从文学（Literature）一词起源来看，自十四世纪起，在英文中的含义为“通过阅读获得的高雅知识”。[23]汉语中的“文学”则是现代名词，从日文的“文学”（Bungaku）转译而来，中国古时候没有特别的“文学”这一门学科，但所有士大夫和文人都知道作“文章”，文章可以传世，千古不朽，也是经国大业的基础。[24]可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普遍关注基于语言艺术的崇高的审美经验。
关于文学性的现代定义，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作为文学“诗性的语言特征”，特指“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即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体现在文本中关于词语、意象、隐喻、修辞结构的诗学原则。俄国形式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则从诗歌语言陌生化现象出发，利用语言的技巧和手段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将语言反常化，并拉长欣赏者与对象的感觉距离，从而实现对现实艺术的认识。无论如何，“文学性”似乎应当在归纳、总结形而上的、抽象的本质的同时，将文学形式化语言与日常实用的、普通的语言区别开来，并竭力挖掘文本表现形式背后普遍的诗性特征。与非文学文本讲求客观实在性与准确性不同，文学语言在依托纷繁复杂、漫无边界的形象思维完成精神性创造的同时，实现了某种主体超越性。因此，文学语言并非稳定的功能性语体。对此，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从语言的“突出”、语言的“综合”、虚构性、审美对象、互文性或自反性等五个维度总结文学的本质，试图阐明那个成为“文学特点的东西”，并指出，“无论哪种视角都不能包容另一种而成为一个综合全面的观点。[25]现实告诉我们，文学文本是开放、动态的符号系统，文本的无限指涉性决定了任何试图归纳和总结总体的文学观念框架都是徒劳的，从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中总结出它的本质属性也只能是历史性建构的语言幻象。作为特殊的语言现象，从来“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26]刘勰也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27]可见，文学文本只能在历史语境下的具体实践中去分析，对当下文学存在状况的判断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表述。具体的审美对象不可能独立于宏观的历史向度，关键的问题在于当下的语言形式指向性、审美超越性及身份定位。实际上，文学性更应当关注日常生活实践和审美性經验的变革，追寻的是透过生活表象阐释价值和审美价值，将其建构为人们思辨的对象。
海德格尔曾说，此在（在世）是人类当下存在的基本方式。所谓后终结时代的文学性，普遍性的文本存在方式无以为继，继而关注作家、作品、读者阐释意义无限多元化的历史过程。康德美学体系中力图建构的领域，审美对象由于其无利益兴趣的性质，符合目的性而无目的的纯然形式的美，现在则由现代技术理性支配的语图互释的仿真时代刷新对文学经典性的命题。当下的文学通过穿透语言的表层形式，与非审美因素共同打造诗性情感和贯穿着叙述形式关系性的文本形态——一个立体的、意义无限循环的文本世界。在新的文学实践中，文本创作、阅读和评价机制都纷纷转向动态的传播场域，以诗性言说为轴心特征穿梭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并积极向确定无疑、固定下来的元叙事模式发起挑战。先验的语言艺术形式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尺度，诗性感知与明晰的理性思维辩证互动，内在于当下客观历史结构并重塑文学价值系统的典律，“以遮蔽传统又敞亮新生的超越性打造着互联网艺术灵境中的数字化诗性。”[28]最终通过超越现实束缚的认识、反思和想象活动，重塑对“此在”世界的思维系统，并负载新的价值体系的意义世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后终结时代，电子媒介和文学的互动发展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和定义，文学文本以信息分散性、异质性与动态传播为特征，不断突破专业壁垒打造泛文学性文本，成为文学生产的真实写照。至此，文学终结的命题被赋予新的生命形态。[29]然而，文学仍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文学现象，“日常表述”也无法背离艺术永恒的理性法则，经典文学叙述模式仍将是判定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并以当下的文学意识纳入历史叙述的文化网络。诚如艾略特所言，这是种“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30]米勒曾说，（文学）能经受一切历史和时间变革。[31]后终结时代的文学将适应艺术自律与他律的发展变革，高扬心灵观照与诗性的审美特征，并在与技术理性的辨证张力中明确自身定位。
注释：
[1]耶利米（Jeremiad），也称“流泪的先知”，他在公元前7世纪将以色列的灾难归咎于它违背了与上帝耶和华定下的约定，号召人们重新进行忏悔和改革，并回复古代条约。载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2]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3]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0页。
[5]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78页。
[6]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5页。
[7]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8]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 [9]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0]邓明艳：《科技与知觉——从虚拟空间谈起》[J].《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
[11]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12]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3]据《第1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分析指出，数字阅读量再次超过纸质阅读，手机阅读发展迅速，接触率连续八年增长，移动阅读、社交阅读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载http：//book.sina.com.cn/news/whxw/2017-04-18/doc-ifyeimqy2574493.shtml
[14]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和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5]原诗为“昔日依依别，泪流默默无言；离恨肝肠断，此别又几年……多年惜别后，抑或再相逢，相逢何所语？泪流默无声。”（陈锡麟译）
[16]胡春光：《权力的眼睛——论福柯对权力的分析》[M].《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7]德斯·弗里德曼：《媒体权力的四种范式》[J].陈后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0期。
[18]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說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J].《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
[19]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J].《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20]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欣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5页。
[21]文森特·B利奇：《理论的终结》[J].王晓群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
[22]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23]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8页。
[24]李欧梵：《小说的当代命运》[J].《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
[25]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26]周小仪：《文学性》，《外国文学》[J].2003年第9期。
[27]刘勰（南朝·梁）：《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75页。
[28]欧阳友权：《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消解与技术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9]瑞典文学院2016年10月13日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音乐人兼作家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这一事件似乎可看作是文学扩大审美疆域、“文学性蔓延”的又一表征。
[30]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卞之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1]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关键词：后终结时代；诗性言说；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王猛，男，1983年生，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供职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4
文学从来生不逢时。——希利斯·米勒
诗性言说是辨析文学存在价值的重要尺度，无论作为“感悟吟志”的精神寄托，还是解读为美学关照下虚拟的艺术形态，长久以来，却只能在边缘化的语境中印刻自己的文化身份。从历史上看，据《圣经·旧约》载，希伯来先知耶利米[1]受上帝差遣，预言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毁灭，这一启示性喻说，后世常用来指涉哀伤的诗、哀歌；古希腊圣哲柏拉图以“渎神”、“哀怜”之罪状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并确证为“危险的吟咏者与极端邪恶的权威”；[2]20世纪的本雅明、阿多诺、阿瑟·丹托等思想家，在现代艺术思潮的感召下直接或间接谈及艺术，或感叹灵光不再，或在所谓的理论演变中遥相呼应，试图于某种依存与延续的关系中重构文学的生存空间。今天，电子媒介的变革，史无前例地重新划分了人与虚拟世界的审美关系，一切有关文学的评判标准亟待重估，并在独特的文化语境下整合为新的文学样态。可以说，当下的文学并非自身存在方式的断裂，只是人们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心，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至理解为颓败和无能”[3]。因此，在艺术终结理论的喧嚣过后，重绘文学的审美之维，仍具有重要的阐释价值。
一、后终结时代的理论内涵
文学终结的命题，肇始于关于艺术终结的论说。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的“艺术的终结（ending）”，标志着“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之艺术的解体，并分化为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理念与形象的不同关系，艺术分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艺术。象征型艺术是物质压倒精神，古典型艺术物质与精神完全吻合，浪漫型艺术则是精神压倒物质，精神内容超出物质形式，造成作为主体精神的内容和作为客体的物质之间的决裂，从而导致艺术的终结。同时，他将艺术、宗教、哲学看作处于同一基础上的绝对精神的三种心灵表现形式，并认为艺术作为感官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综合，是“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4]其中艺术以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呈现绝对精神，宗教以想象（或表象）的内在意识呈现绝对精神，而哲学代表以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呈现绝对精神，也就是由感性逐步过渡到理性的历史进程。在此，被黑格尔誉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哲学借助自由思考综合艺术的客体性与宗教的主体性，完成三者呈螺旋递进发展并超越艺术完成自身的使命。在这里，艺术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环节，只能是理解宗教与哲学的门径。艺术形式主要特征在于感性观照，以形象化的方式来表现无限的精神世界，并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实现某种扬弃。艺术在绝对精神的演绎中无法再实现心灵的需要和表现的功能，已经达到自身发展的顶点，继而让位于哲学——人类更深层次的心灵维度与精神信仰。
1984年，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二十世纪现代艺术革命的感召下再次宣告了艺术终结的命题：“在今日，可以认为艺术界本身已丧失了方向……由于艺术的概念从内部耗尽了，即将出现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时代已经从内部瓦解了。”[5]他指出，艺术史就是哲学剥夺艺术的历史：“艺术最终将获得的实现和成果就是艺术哲学”。[6]丹托的论断，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隐喻，是艺术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非线性发展模式的又一次逻辑推演。艺术使自身历史内在化，身处当下的时代而对历史有了自我意识：丹托的“艺术的终结”并非艺术的“死亡”，而是指艺术史叙事的终结，即艺术史真理发现后让位于哲学的历史概念，“终结”更多指的是一种时间上延续关系。此后，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家米勒承袭雅克·德里達之衣钵，宣扬以“文学”为中心的“终结论”，他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还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7]此处的终结并非某种旧事物消亡后的否定性意义，而是伴随着后现代网络文化背景下文学语态的转化。传统意义上以文字为核心媒介的文学书写形式被语图兼容的新文本所取代，以整体性、单一性为普遍逻辑的语言和社会现实受制于商品形象的控制。数字化的文学诗性与大众文化共同打造众声喧哗的娱乐盛宴，作为人类心灵对现实的某种想象性（虚构）投射和超越的艺术样式面临结构性转化，“技术决定论”对文学的冲击成为常态。后终结时代的文学，并非相对主义意义上新旧之间的断裂，而是理论喧嚣过后某种依赖和过渡关系的延续：文学经典被拉下神坛，阅读成为身外之事，深度写作及智性思考日渐式微，经典的合法性面临再审判；以作品为核心的文学理论持续式微，并在全球化语境下跨学科理论的广泛冲击下探索属于自己的理论资源。
二、媒介变革与诗性语言的日常化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说曾预言技术变革作为艺术生产“辩证的出发点”，单一摹本将为无限扩张的复制品所取代，由此顶礼膜拜的艺术自律性消逝，作品的“灵韵”（aura）不复存在。以照相术和电影为例，通过视觉化效应，通过改变单一、完整的欣赏体验，奇观性的图像阅读而与主体的审美活动相联结，经过精心的编码与重构，极大地迎合了大众消费时代的无意识欲望，并生产出愈加开放、交互性的文本形态，而“交流的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8]任何图像的存在都以人的观看为基本前提，作为维系人与社会联系、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与语言文字相比，作为优势感知方式的图像更能满足人们的直观体验和心理期待，并体现了“外部客观事物与本身的性质与观看主体的本性之间的相互作用”[9]。现代信息技术与后现代文化深度联姻，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交织互动，崇尚视觉奇观成为当下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并“颠覆了以质料与形式合二为一的实体化事物的定义”。[10]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和控制下，读者的想象力和批判精神被瓦解，“冷酷的数码世界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仿真战胜了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11]可以说，这种虚拟并非文学的虚构或艺术的真实，而是一种深入真实生活，“对真实的或者说我们对显示理解的一种非现实化。其次，是现实之非电子经验的一种再确认。”[12]“互联网 ”、“自媒体”昭示了权利话语的重新分配，新媒体不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并产生对应的传播符码，直接塑造信息生产、传播并成为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文学话语为传播模式的电子科技不仅决定着诗性言说的呈现方式，也决定着内容本身。至少从目前来看，数字在线阅读超越纸质阅读[13]成为大势所趋，文学模式逐渐迈向新的、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微观空间权利的一次全面释放。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文本意义具有无限开放性，文学的历史性在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微时代的网络媒介以互动性特征重构人们的审美聚焦，以智能手机、无线客户端为载体重塑自由、自主化的社会交往模式，并对文字——人们基于认知经验的利用图形加工形成的抽象化符号体系进行跨时空交互传播。图像化、碎片化的文本样式侵入日常生活，并结合跨国性的消费理念、商业广告的广泛传播，与当代都市欲望相叠加，彻底改变以纸媒印刷时代创作思路与叙事模式。“一直被视为人之本能，人之为人的根本，因而也就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信符（最信赖的符号）’[14]的文字，在虚拟空间与个体终端一体化的特殊交流形态中，个体读者完全可以借助触屏模式介入作品的文本内部，建立立体、多点衔接的阐释空间，甚至改变作者的创作初衷。以拜伦的《昔日依依别》（《想起从前我们俩分手》）[15]为例，观众或粉丝以“段子手”的身份，根据热播剧集《芈月传》情节任意编辑、组织文本、视频和图像，通过手机、ipad等终端分享娱乐性文本。同时，大众审美经验与情感诉说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被第一时间以“内爆”的形式完成信息与接收/阅读与阐释的全息互动与循环。这意味着，新媒体与诗性语言在商业社会的深度整合，完成了从经典美学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又一次延伸。这种传播模式造成传统媒体等级制度的衰落、读屏时代社交媒体的“井喷”发展，大众交互生产模式无限分散，权利网络循环流动急速膨胀。“它不是从某个核心源散发出来的，而是遍布于社会肌体的每一个微小部分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16]
美国学者福斯·弗里德曼将现代媒体权利分为四种范式，即共识范式、混乱范式、控制范式、矛盾范式，并认为“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媒体权利在被运用于具体事例时并非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强化的”，[17]实现一种软性的控制形式，并在运作中才能体现出来。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但控制文化的生产，改变过去读者作为接受者的被动地位，使大众语言符合自身利益，并实现对控制者的反抗。与传统写作的封闭和专门化相比，大众文化通过媒介变革改变了超功利的写作状态，微信、转发、公众号等新媒体语图交互形态成为大众认同的阅读范式，并在阅读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功能。在文学语言日常化的权利关系中，作者既是写作者、传播者也是接收者，文本生产的自主性被无限高扬，在关注艺术化的语言革新的同时满足大众即时性的审美体验，同时在商业消费热潮中，象征性地完成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实践。
三、理论研究与文学解读的自由化
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下，文学理论叙事体系在不断超越、突破自身的理论框架，扩大公共话语权力的同时，也带来文学研究领域的嬗变。以审美诗性为逻辑原点、崇尚经典作品解读的研究范式逐渐转变为以哲学理论为主体、以后现代泛文化指涉为背景的语言游戏。一般来说，文学理论应当关注文学话语、倡导维护审美自主性。在文化因素介入、以非文学性话语替换文学性话语，边界无限蔓延的现实中，呈现出文学与世界、文学与性别、文学与种族、文学与历史等等复杂交织的特殊文化形态。但这一普适性的理论话语是否能够解答一切文学事件和文学问题？愈来愈趋向自由化解读模式如何指导文学批评实践？文学经典性何在？
在人们的印象中，理论应当是超越个别现象、探索某种固定不变的真相、本质的知识形态，提出事物或现象抽象的或思辨的思维策略。文学理论是关于研究文学现象、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理论，通过抽象思维归纳、分析、总结相关对象的逻辑内涵，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以此来指导、推动文学艺术。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应当是文学理论关照的题中之义，并以其独立的知识形态划定边界和范畴。理论无限扩容解构一切真理、客观、永恒的价值规范和永恒不变的修辞结构形式，研究的论域从经典性审美文本转向对世界文明、文化沖突、意识形态及形而上学等等命题的延伸性解读，突破传统知识结构中的“元叙事”体系，并转化为可随意阐释、拆解的话语游戏：“‘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和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论述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18] “文学研究者喜欢借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们对语言、心理、历史或者文化的分析为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了种种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理论’这个文类范围极广，包括人类学、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精神分析、社会史和思想史等；它们变成了‘理论’因为它们提供的视界或者观点对于那些并不研究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性或有成效。”[19]伊格尔顿在其著作《理论之后》中也曾宣称理论黄金时代的终结，在学科体制和知识体系变革中重新审视世界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并赋予理论某种干预现实的政治潜能。面对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理论在今天已经被赋予更加复杂的涵义，日常社会及思想实践在不断流变和生成中反思批判现实社会的普适性的理论形态，让位于重建理论视野下通俗的文化研究：“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20]文学经典在跨界研究中形成新的文本及其现象之间的对话。“理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日益微观化，在继承学术遗产的同时重构阅读者的阅读姿态和文本形态，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格局，更应当关注社会文化语境、公共理论转型与日常审美性经验的变革，重新审视理论阐释的历史有效性。首先，文学理论力图联系特定的知识谱系有效地阐释文学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继承理论概念、问题和争论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广泛指导批评实践并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21]同时，文学理论仍关注具体的文学实践，研究文学对象和各部分之本质，并借用临近领域的理论体系对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细读与评价。诚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所言：“没有哪种单一的理论或解释方法可以凭其本身抓住构成现代社会的多元话语、制度及权力模式。”[22]由此可见，文学解读的广泛化和自由化以材料无限扩张为参照系的表意实践，本身就可以看作日常生活变革、交替互渗深入社会结构的重要表征。在当下历史文化视野中阐述文学文本， 重塑文学经典的审美旨趣，乃是对批评主导范式的题中之义，并在新的理论思维之中完成对文学世界的系统性认知。 四、文学性与文学的自我定位
文学性是衡量文学存在价值的核心问题，也是确立自身独立性与合法性的逻辑起点。作为独立完整的知识系统，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有机地拓展了人的心灵的深度和丰富性，通过对语言结构及篇幅的艺术加工驱动特殊的审美机制， 从而达成某种终极的人文关怀。从文学（Literature）一词起源来看，自十四世纪起，在英文中的含义为“通过阅读获得的高雅知识”。[23]汉语中的“文学”则是现代名词，从日文的“文学”（Bungaku）转译而来，中国古时候没有特别的“文学”这一门学科，但所有士大夫和文人都知道作“文章”，文章可以传世，千古不朽，也是经国大业的基础。[24]可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普遍关注基于语言艺术的崇高的审美经验。
关于文学性的现代定义，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作为文学“诗性的语言特征”，特指“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即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体现在文本中关于词语、意象、隐喻、修辞结构的诗学原则。俄国形式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则从诗歌语言陌生化现象出发，利用语言的技巧和手段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将语言反常化，并拉长欣赏者与对象的感觉距离，从而实现对现实艺术的认识。无论如何，“文学性”似乎应当在归纳、总结形而上的、抽象的本质的同时，将文学形式化语言与日常实用的、普通的语言区别开来，并竭力挖掘文本表现形式背后普遍的诗性特征。与非文学文本讲求客观实在性与准确性不同，文学语言在依托纷繁复杂、漫无边界的形象思维完成精神性创造的同时，实现了某种主体超越性。因此，文学语言并非稳定的功能性语体。对此，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从语言的“突出”、语言的“综合”、虚构性、审美对象、互文性或自反性等五个维度总结文学的本质，试图阐明那个成为“文学特点的东西”，并指出，“无论哪种视角都不能包容另一种而成为一个综合全面的观点。[25]现实告诉我们，文学文本是开放、动态的符号系统，文本的无限指涉性决定了任何试图归纳和总结总体的文学观念框架都是徒劳的，从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中总结出它的本质属性也只能是历史性建构的语言幻象。作为特殊的语言现象，从来“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26]刘勰也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27]可见，文学文本只能在历史语境下的具体实践中去分析，对当下文学存在状况的判断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表述。具体的审美对象不可能独立于宏观的历史向度，关键的问题在于当下的语言形式指向性、审美超越性及身份定位。实际上，文学性更应当关注日常生活实践和审美性經验的变革，追寻的是透过生活表象阐释价值和审美价值，将其建构为人们思辨的对象。
海德格尔曾说，此在（在世）是人类当下存在的基本方式。所谓后终结时代的文学性，普遍性的文本存在方式无以为继，继而关注作家、作品、读者阐释意义无限多元化的历史过程。康德美学体系中力图建构的领域，审美对象由于其无利益兴趣的性质，符合目的性而无目的的纯然形式的美，现在则由现代技术理性支配的语图互释的仿真时代刷新对文学经典性的命题。当下的文学通过穿透语言的表层形式，与非审美因素共同打造诗性情感和贯穿着叙述形式关系性的文本形态——一个立体的、意义无限循环的文本世界。在新的文学实践中，文本创作、阅读和评价机制都纷纷转向动态的传播场域，以诗性言说为轴心特征穿梭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并积极向确定无疑、固定下来的元叙事模式发起挑战。先验的语言艺术形式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尺度，诗性感知与明晰的理性思维辩证互动，内在于当下客观历史结构并重塑文学价值系统的典律，“以遮蔽传统又敞亮新生的超越性打造着互联网艺术灵境中的数字化诗性。”[28]最终通过超越现实束缚的认识、反思和想象活动，重塑对“此在”世界的思维系统，并负载新的价值体系的意义世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后终结时代，电子媒介和文学的互动发展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和定义，文学文本以信息分散性、异质性与动态传播为特征，不断突破专业壁垒打造泛文学性文本，成为文学生产的真实写照。至此，文学终结的命题被赋予新的生命形态。[29]然而，文学仍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文学现象，“日常表述”也无法背离艺术永恒的理性法则，经典文学叙述模式仍将是判定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并以当下的文学意识纳入历史叙述的文化网络。诚如艾略特所言，这是种“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30]米勒曾说，（文学）能经受一切历史和时间变革。[31]后终结时代的文学将适应艺术自律与他律的发展变革，高扬心灵观照与诗性的审美特征，并在与技术理性的辨证张力中明确自身定位。
注释：
[1]耶利米（Jeremiad），也称“流泪的先知”，他在公元前7世纪将以色列的灾难归咎于它违背了与上帝耶和华定下的约定，号召人们重新进行忏悔和改革，并回复古代条约。载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2]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3]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0页。
[5]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78页。
[6]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15页。
[7]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8]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 [9]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0]邓明艳：《科技与知觉——从虚拟空间谈起》[J].《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
[11]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12]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3]据《第1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分析指出，数字阅读量再次超过纸质阅读，手机阅读发展迅速，接触率连续八年增长，移动阅读、社交阅读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载http：//book.sina.com.cn/news/whxw/2017-04-18/doc-ifyeimqy2574493.shtml
[14]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和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5]原诗为“昔日依依别，泪流默默无言；离恨肝肠断，此别又几年……多年惜别后，抑或再相逢，相逢何所语？泪流默无声。”（陈锡麟译）
[16]胡春光：《权力的眼睛——论福柯对权力的分析》[M].《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7]德斯·弗里德曼：《媒体权力的四种范式》[J].陈后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0期。
[18]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說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J].《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
[19]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J].《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20]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欣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5页。
[21]文森特·B利奇：《理论的终结》[J].王晓群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
[22]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23]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8页。
[24]李欧梵：《小说的当代命运》[J].《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
[25]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26]周小仪：《文学性》，《外国文学》[J].2003年第9期。
[27]刘勰（南朝·梁）：《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75页。
[28]欧阳友权：《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消解与技术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9]瑞典文学院2016年10月13日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音乐人兼作家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这一事件似乎可看作是文学扩大审美疆域、“文学性蔓延”的又一表征。
[30]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卞之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1]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