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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作为研究工具，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具有代表性的两起大学生杀人案进行案例分析，归纳两名大学生所处的家庭场域和校园场域的基本特征，并对他们在这些场域中逐渐形成的个人惯习进行形象模拟。结论认为：大学生极端行为的发生，主要是由畸形的场域、匮乏的资本以及大学生在场域中形成的扭曲的惯习这三个方面综合导致的，若要有效预防和减少大学生极端行为，应提倡场域内的生物链式良性竞争与规则的校正、协同，全方位提升大学生的场域资本，确立他们的良好惯习等。
［关键词］“场域-惯习”；大学生；极端行为；犯罪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075-12
Research on the extrem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habitus”
—cases of YAO Jia-xin homicide and ZENG Shi-jie homicide
XU Xiang-yun1,2，SHAN Shan2，XU Ning-man2
（1.College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we take Pierre Bourdieu’s “field - habitus” theory as the research tool to make detailed case studies on two typical college students’ homicides by the method of case analysis to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mily field and campus field of the two students, and make image simulation on their personal habitus formed in the two fie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currence of extrem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briefly due to the abnormal field, deficient capital and twisted habitus.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extrem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effectively, we should call for the benign competition of biological chain in the field and adjust the relative rules,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field-capital, and establish the measures for cultivating their fine habitus.
Key words：“field-habitus”; college students; extreme behavior; criminal sociology
以往学者大都从心理健康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对极端行为进行诠释。心理学家对极端行为进行探究时更注重实施极端行为时的心理活动以及精神疾病对极端行为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常常在分析极端行为时不能很好地统一宏微观角度，达成内外因的融合。本文把实践社会学理论的发起者和代表人—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引入大学生极端行为研究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大学生杀人这一极端行为，并尝试借助这一理论对大学生杀人犯罪进行解读，力图突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传统研究视角的约束，从关系论的角度来分析大学生极端行为的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
一、“场域—惯习”理论的核心概念
（一）场域
场域是实践社会学理论的首要概念。该理论认为，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运作逻辑与客观关系的相对独立的小世界，是一张关系网。人是社会性动物，身处于社会这一大场域之中，而这个大场域又包含有许许多多的子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教育场域、艺术场域，等等。这些子场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场域是由附带一定的权利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关系的总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的存在依赖于社会中人的存在，人的沟通与交往创造了关系。当一个关系网以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逻辑必然性的规则存在，也就形成了场域，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
从不同层面上看，场域存在若干个典型特征：第一，场域是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分的标志，同时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前提；第二，场域是一个由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这些关系是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第三，场域是充满斗争的良性活体，场域中存在各种积极活动的力量，互相之间不断“博弈”，从而使得场域内充满活力；第四，场域存在边界，这些边界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
布迪厄所提倡的社会研究起点，既非宏观的社会结构，也非微观的单独个体，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网络—场域。他将人置身于一系列的场域之中，研究场域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场域影响的反应，并以此解读个体的社会行为。
（二）惯习
尽管场域是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在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却并非是纯粹的“物质粒子”，而是有知觉、有意识的人。场域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这就是惯习。
布迪厄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所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还考虑这些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现实实践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在实践中行动者需要迅速地做出抉择。这就潜在暗示了行动者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逻辑上的理性思考，在此情境下他所选择的行动策略将带有某些主观主义色彩，亦即布迪厄所言的模糊性、前认知性。而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是由其身处的生活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在布迪厄看来，策略就是惯习，而这些惯习又是行动者的实践再生产出来的结构的终极产物，这些结构就体现在场域中。
布迪厄对惯习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析。首先，他认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由于惯习也是一个关系网，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的历史关系所构成，这些生存过程中的客观条件及社会经历就以潜移默化的无意识方式将社会结构内在化，并深深扎根于潜意识中，被人所吸收与接受并抗拒改变，因此惯习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人也会因为这种不易改变的惯习而具有持久稳定的性情倾向，已经形成的惯习会在获得这种惯习之外的场域持续地产生效果。其次，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与客观结构紧密联系的主观性，也就是说惯习虽然是一种主观性的隶属于心智范围的结构，但是它的产生却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没有孤立存在的惯习，只有与特定场域相关的惯习。最后，布迪厄认为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因为惯习是一种后天生成的结构，通过个体社会化的个体生成过程以及几代人传承式的系统生成过程，在经验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强化。
事实上，场域与惯习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是场域结构所固有的必然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惯习所特有的主观秉性有助于场域的建构，使其成为充满活力的动态世界。
（三）资本
“场域—惯习”理论还与资本这一概念紧密相关。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是一种社会实践工具。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并处于场域内的某一位置，利用资本来展开实践活动。资本的存在将场域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空间，而资本的逻辑也就决定了斗争的逻辑。可以说，资本与场域是相互依存的。行动者被分配到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是按照两个原则进行的：第一是根据行动者的资本总量，第二是根据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结构，也就是在他们拥有的资本中，各种不同资本的比重。
在资本的分类上，布迪厄拓展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文化资本往往是储存在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技能和文化修养，社会资本是行动者通过社会网络所属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的资本，符号资本则是表示声誉或威信积累策略的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资本具有转换性与传递性，不同资本之间可以以某种兑换率实现相互兑换，一些资本甚至可以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资本是非常重要的资本，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其他类型的资本很多都可以通过经济资本进行转换，这就会导致某些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大大地简化了问题的解决。
二、典型案例分析
结合“场域—惯习”理论，对药家鑫杀人事件和曾世杰杀人事件这两个典型的大学生杀人案进行案例分析。
案例择取标准主要有三：首先，时间上的就近性。选取的两个案例都是近几年发生的，能够真实地反映大学生极端行为的现实特征。其次，关注上的广泛性。由于杀人案例本身的特殊性，其家人和学校一般都不愿谈及，信息获取难度较大。而本文选取的两个案例都曾见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其他媒体也都争相报道，如此可以从有关报道与学术界的研究资料中获取可信度较高的案例素材。再次，内容上的互补性。在最终选定的两个案例中，两宗杀人事件具有很强的区分度。
（一）药家鑫杀人案
1．案例回顾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药家鑫在驾车时撞伤了张某，下车查看时发现张某像是个农村人，害怕日后麻烦多，便产生杀人灭口的念头，向张某连刺八刀致其当场死亡而后逃逸。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自首。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同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在药家鑫杀人事件之后，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他的杀人动机进行了分析。药家鑫在家里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在学校也一直表现良好。同学都认为他为人不错，在发生杀人的案件之后竟然还有个别同学表示对其行为予以支持。除了危机情况下的冲动行事，似乎没什么可以解释他的犯罪行为。
但是，布迪厄认为实践行为具有“模糊的逻辑”，其行为发生的基础就是惯习。因此，药家鑫的行为是具有模糊的实践感的，是他在危机状况下的模糊选择，是他在以往场域中所建构的实践观的潜在体现，是他以往形成的惯习的下意识作用。
2．家庭场域分析：惯习的初次模塑
药家鑫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退休在家。父母对儿子抱有极大的期望，从小就对药家鑫要求十分严格。药家鑫生前曾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看见》中提到，从小他的父母对他弹钢琴的要求就非常高，如果弹得不好会责备他甚至棍棒相加，很多时候他都是边流泪边弹琴；但是当他弹得好的时候却很少受到过父母的表扬。在日常生活中，他有苦恼的时候从不和父母沟通，父母对他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在药家鑫中学时期，药父曾因药家鑫的网瘾问题而把他锁在地下室里达一个月之久，药家鑫对这一段经历的回忆是“我觉得我的心理都快扭曲了，想要自杀”。中学时，药家鑫的体重一度超过200斤，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这么丑，没人会喜欢你”，药家鑫因父亲的这句话受到了很大刺激。一次，在上过法制课之后，药家鑫曾拿着课本给爸爸看，说爸爸压制他、管着他；药父陪他翻了一遍书，告诉他身为监护人就必须管着他，不然他犯的错误就要由父母承担……透过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我们可以对药家鑫过往所处的家庭场域以及药家鑫在家庭场域中模塑出的惯习加以分析。
布迪厄认为，斗争是场域内的基本活动，场域内不同个体占有的资本不同，导致他们所处场域内的位置不同，为争夺场域的控制权，个体都会尽量获得更多资本来提升自身的场域地位。而在家庭场域中，因子女对父母有较强的依赖关系，子女通过持有何种资本才能提升自身的场域位置，完全取决于其父母的意志。
在本案例中，药家鑫父母对他采用的教育方式是棍棒教育而非说服教育，以极为强硬的管教方式来逼迫儿子无条件地遵从父母的意愿。药家鑫在家庭生活中缺乏话语权，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极低。能够使药家鑫场域位置提升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成绩再好一些，钢琴弹得再好一些，而这些正是其父母认为一个优秀孩子应该具备的素质。药家鑫把这些素质作为自身的资本，通过不断获取这些资本来维持和提升自己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然而，药父强硬的教育方式使这一上升途径十分困难，药家鑫不断获取资本的结果仅是勉强维持其现有位置不下降。药家鑫的自我被极度压抑在十分狭小的空间里，他所擅长的事情得不到肯定，因而缺乏自信，没有人关心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自我认同也随之变得困难。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个体就会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个体在场域内通过斗争获得地位提升的行为，就是其追求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求的体现，而这两种需求都属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可见，父母对子女的培养方式和对子女在精神方面的关注度，直接决定了家庭场域内的关系规则，进而深深影响子女的性情倾向。
药家鑫父母所营造的家庭场域规则，就是要他一步步严格地在自己的控制中成长，用绝对的权威去控制他按照父母的意愿从事。出发点虽是好的，希望药家鑫以后在社会中能够拥有更多资本，占据更高位置，但是这种教育会使青春期的孩子难以自立，在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面前茫然失措甚至极力逃避。
总的来看，家庭场域的长期濡染，影响了药家鑫的性情倾向，进而初步模塑了药家鑫的惯习。一方面，因为药家父母长期的严厉管制，药家鑫对父母具有较强的心理依赖，面对突发状况的第一反应是逃避责任，没有担当的同时又惧怕父母要替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另一方面，药家鑫内心中来自家庭场域的极度压抑也迫切需要一个解压出口。这两方面惯习就成为了药家鑫这个别人眼中的“乖孩子”“好学生”突然做出恶意杀人极端行为的重要促因。
3．校园场域分析：惯习的再次模塑
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第一次长期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家庭场域不再是影响大学生的主要场域，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的校园场域。大学生在校园场域内进一步社会化，完成向成年人的蜕变，同时也会在校园场域内对其原有的惯习进行二次模塑。针对本案例，药家鑫极端行为的发生，与其在大学场域内受到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升入大学之后，因为住校关系，药家鑫父母对其的控制力度减弱，药家鑫受到的外力作用大大降低，对自己拥有更强的掌控力，药家鑫感觉到自己在校园场域内的位置明显高过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突然得到的自由使得药家鑫产生了忘乎所以的飘飘然心理。
其次，在大学课余时间，药家鑫通过家教工作能够获得稳定经济报酬，不再单纯依赖父母的资助，父母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相较于校园场域内的大部分学生而言，药家鑫的经济资本相对较高，经济资本又转化为符号资本—药家鑫是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大学生。事实上，药家鑫的家庭并不贫困，但是他却每天打工，甚至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资本，还是伴随经济资本而来的符号资本，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曾经缺失的自我认同。
最后，父母为方便药家鑫外出家教，特意为其购买了代步汽车，这使得药家鑫在校园内成为了有车一族，药家鑫感觉自己在校园场域内位置提高，并从中滋生出膨胀的满足感，在经历了家庭场域中的不自信以后，药家鑫在校园场域中找回了平衡，变得极度自信，进而演变成为自负和自以为是，行为做事不自觉地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在他向受害者张某刺下八刀时，心中想到的只可能是自己和家人可以摆脱受害者的事后索赔，但是却想不到他此刻夺去的却是受害者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4．极端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在校园场域中地位的明显提升，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惯习，正是这种惯习促使其在驾车撞人之后迅速做出杀人灭口以免招惹“麻烦”的极端行为。
实践之所以是非主观主义也非客观主义的，是因为实践具有紧迫性，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往往不是经过充分理性思考后的结果，而是以往形成惯习的作用。这种在身处场域中形成的惯习，会促使个体在短时间内选择一项最贴近其惯习的行动策略。
在社会中，个别人的行动很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他所属的整个群体的看法，网络媒体在其中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村人比较难缠”这种观念经由这种途径，在危机时刻立即显现在药家鑫的脑海中。而另一方面，则是从小就在无形中形成的惯习，如果他做错事了，那么他的错误会由父母承担，那么他必定会被责备，而他在大学期间重建的自我又会坍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Tangney曾经说过，攻击行为是一些人寻求位置或恢复自尊的一种方式。攻击是一种避免接受任何自尊改变的防御性反应。药家鑫就选择了攻击行为，以使他建构起来的自我维持原状。这样药家鑫在驾车撞伤张某后的极端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曾世杰杀人案
1．案例回顾
曾世杰，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学生，来自四川凉山州的农村家庭。2010年3月30日，曾世杰在江安校区明远湖边将同校女生彭某杀死，并将另两名同校男生砍伤。事后，经多方调查和曾世杰自己交代，曾世杰与受害者并不认识，只是进入大学后，认为自己遭到周围同学歧视，又因容貌遭到别人嘲笑，最终出手残忍杀害无辜的陌生校友。曾世杰极端杀人行为的导火索是同宿舍的同学在看小品，而他认为是在嘲笑自己长得丑，这直接导致他爆发，用杀人的方式来泄愤。2010年12月29日，成都中院对川大学生曾世杰杀人案做出一审判决：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曾世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曾经身为高考状元的曾世杰，为何在大学校园里郁郁不得志，遭受同学的嬉笑与欺凌，最终承受不住压力而爆发杀人呢？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场域—惯习”理论对之作出分析。
2．家庭场域分析：惯习的初次模塑
曾世杰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差。在曾世杰初中毕业之后，其父曾贵安告诉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不能供他继续念书，希望他出去打工挣钱。听说自己不能再上学读书，曾世杰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最后是曾世杰的老师劝曾贵安说曾世杰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不读书非常可惜，可以让他申请助学贷款，曾志杰才得以继续上学。曾世杰高中时的学费是靠基金会和师生资助勉强凑够，而大学学费则是通过助学贷款获得。曾世杰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他曾经对律师说过，他的父亲有赌钱的习惯。高三时，有一次曾世杰被同学打伤，住院治疗了20多天，这件事情对他身体和心理都产生了伤害，后来对方赔偿了1500元，因为害怕父亲拿钱去赌博，曾世杰要求老师为他专门开一个账户，把钱存起来。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曾志杰的家庭在经济方面处于社会底层，其家庭在社会中占据的资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用于家庭内部分配的资本也寥寥无几。曾世杰家庭场域内的斗争相较于其他家庭而言尤为激烈，特别是在经济资本的争夺上，曾世杰渴望继续读书，而曾父要考虑到家庭生活和赌博需要。除经济资本外，曾世杰的学习成绩优异，文化资本在家庭内最高，曾世杰在老师和同学心目中是个好学生，这成为曾世杰的符号资本，曾世杰依靠这两项资本去和父亲争取经济资本，并在初中毕业时获得成功得以继续求学。但家庭内过于贫乏的经济总资本，激化了曾世杰与父亲之间的矛盾，曾世杰不信任父亲甚至对父亲怀有憎恨的情绪，这点在他大学期间从不谈及家庭话题上可以体现。
曾世杰的母亲去世，哥哥外出打工，他与父亲在家常住，但是他与父亲的关系相对淡漠，因此他在家庭场域很少得到家人的关爱。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生“八阶段”理论，在曾世杰的幼年时期，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行为得不到信任，那么很可能就会形成一种敏感多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特质，与所处场域的其他不良因素结合，就很可能在以后衍生不良结果。
总之，经济的拮据导致了家庭场域的畸形，进而导致了家庭成员各自扮演的角色功能缺失。在这样一种家庭场域中，曾世杰初步模塑了自己的惯习。他的经济资本十分贫乏，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却十分丰富（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这种极端反差中曾世杰形成了自卑和自信交叉的性格，他遇事习惯性地多思、多想和多疑，内向而又倔强，渴望自强自立，用无声的坚持来反抗自己的命运。这部分导致了曾世杰在听到同学一句玩笑后，将负面情绪迅速放大化，最终采取剥夺别人生命的极端行为来平衡内心的痛苦。
3．校园场域分析：惯习的再次模塑
首先，在校园场域内的经济资本方面。在校园场域内，大学生自身一般不能产生经济收入，从学费支出到生活费的支出都需要家庭的资助，大学生对家庭的经济依赖性很强。家庭场域的经济状况很容易渗透到校园场域中，影响大学生在校园场域中的资本构成状况，进而影响大学生在校园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曾世杰的大学学费靠的是助学贷款，吃穿用度虽十分简朴，但仍然占据了其本就寥寥无几的生活费的绝大部分，和宿舍同学吃一顿饭，就得挨几天的饿。久而久之，曾世杰很难融入周围的同学圈子，有些社会习气熏染较重的同学甚至将他视为另类，动辄对他冷嘲热讽。曾世杰因为惧怕被同学嘲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宿舍，很少上课，甚至吃饭也是一天一顿。如此一来，更加深了他与周围同学之间的距离，形成了恶性循环，曾世杰的性情由此也越来越孤僻和多疑。
其次，在校园场域内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方面。曾世杰作为高考状元考进四川大学以后，其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在初入大学时较高。在进入学校以后，曾世杰依然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希望能够通过学习上的优势来弥补经济上的不足。可是现实不尽如人意，他出现了挂科的情况，从而失去了参评奖学金的机会，这一事件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他习惯了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文化课程的学习）接受赞美，到了大学之后却发现现实情况发生了转变，他难以接受自己在校园场域中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巨大落差，于是在大一下学期，他开始旷课，沉迷于网络游戏。在校园场域中，他认为自己丧失了唯一能提高自己地位的途径，失去了在校园场域中斗争的优势资本，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对迅速切换的场域极度不适应，曾世杰产生了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
曾世杰曾在打篮球时与同学发生摩擦，被对方说“你长得这么丑还有活下去的勇气，真不容易”。在庭审的时候，当法官问他“为何你长得不丑、五官端正并受到高等教育，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萌生了杀人的念头”时，曾世杰哭着回答：“我长期受到老师同学的歧视，受不了了”。别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就可能在他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是因为在家庭场域中，已经形成了这种性情倾向，到了新场域后，这一性情倾向并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强化。曾世杰的心理世界处于极度失调的状态，敏感多疑是他性格的主要外在表征，将痛苦和困难无限放大已经成为他的惯习。
4．极端行为的发生
在极端压抑的心理情况下，曾世杰萌发了杀人的想法，这不仅是一时冲动，也是多次出现在曾世杰脑海中的念头。在案发半个月前，曾世杰就专门去买了刀具，藏于宿舍内。案发当天，他的舍友们看四川方言相声发出大笑，曾世杰按照自己那根深蒂固的惯习固执地认为他们是在嘲笑自己，极端情绪瞬间使他丧失了理智，但是矛盾的曾世杰又考虑平时和舍友关系不错，所以带刀走出宿舍，在校园内寻找陌生人作为发泄极端情绪的对象，最终将一名女生杀死，致两名男生重伤，无辜的人为曾世杰的负面危机处理策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极端行为发生的“场域—惯习”根源
（一）场域的畸形
对于大学生来说，直接接触的场域主要是家庭场域和校园场域。这两个场域以一种间接的无形力量，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而大学生极端行为的发生，正与这两个场域的畸形发展密切相关。
1．家庭场域的畸形
家庭是每个人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化场所，也是人所处的第一个场域。在进入大学以前，家庭是大学生最重要的关系网络，在讲究血缘关系的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大学生杀人极端行为的发生，其背后隐藏着来自家庭场域的巨大影响。舒曼等人的研究表明，来自氛围和谐、凝聚力强的家庭的青少年，对于危机事件的应对更加积极有效；而缺乏家庭支持的青少年，则与对危机事件的无效应对和消极应对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1）物质基础薄弱导致的家庭场域畸形
事实上，物质条件是通过家庭场域对大学生个体产生影响的。家庭场域虽小，但其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场域位置的争斗和场域资本的持续再分配，但场域资本不管如何分配也无法超出家庭总资本的范围。如果家庭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那么可供分配的家庭经济资本总量也就很少，进而在家庭内围绕经济资本会引发过度激烈的斗争，过度的斗争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张化，从而使得家庭场域变得畸形。
曾世杰杀人事件就是对上述观点的真实体现。在这一案例中，为了能够继续求学，曾世杰不得不与父亲争夺家里原本就很少的经济资本，父子关系不断恶化，乃至曾世杰找到班主任希望将别人赔偿的医药费存起来，为的是防止钱被父亲用于赌博。可见，曾世杰与父亲之间感情淡薄，他们之间毫无起码的信任，更谈不上有情感上的依赖。曾世杰在家庭场域中根本无法获得来自于父亲的关怀和温暖，这对其性格的形成和惯习的培养都是极为有害的，进而为曾世杰的极端行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2）关系网络失衡导致的家庭场域畸形
场域是关系网络的集合，家庭场域内同样存在着关系网络—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都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位置关系。合理的关系网络是家庭场域健康发展的前提，而一旦关系网络失衡，就会导致家庭场域的畸形，进而危害到场域内的所有成员。事实表明，大学生极端行为之所以会发生，与其家庭中关系网络的失衡不无关系。
场域的关系网络首先取决于各成员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在家庭场域中，子女因在经济和情感等方面对父母有依存关系，一般处在相对较低的场域位置上。良好的关系网络会允许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表扬，从而获取更多资本以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场域位置，并且子女的这种努力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这样会有助于子女自我认同的形成和良好性格的培养。而失衡的关系网络，会导致子女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父母的认可和表扬，长时间感觉不到自身资本的积累和地位的提升，进而产生自我认同上的困难，心理处于极度压抑状态，子女难以维持身心健康发展。子女进入大学后，在校园场域内的位置相较于家庭来说较高，因而产生飘飘然的自我膨胀感，容易导致行为失当和极端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例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在家里，药家鑫父母采取的是严厉的教育方式，用打骂的教育方式迫使药家鑫用功学习，努力练琴。虽然付出很多努力，药家鑫却难以获得父母的肯定和表扬，这就是其家庭场域中关系网络失衡的体现。从长期以来的高压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药家鑫在大学期间产生了自我膨胀，培养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惯习，最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学生杀人事件。
（3）场域规则不当导致的家庭场域畸形
每个场域内都存在一种逻辑规则，这会决定场域的运行准则和场域内各成员的行事方式，因而被称作是场域规则。场域规则就好比是该场域中的主文化，而在整个社会场域中则属于亚文化。由于各个家庭的组成、成员结构和相处方式等的不同，每个家庭的场域规则也是不同的。当家庭里的场域规则与校园场域乃至社会其他场域的规则无法兼容甚至产生冲突时，大学生会进入一种选择危机，产生无所适从的茫然感觉，不知道该遵从何种场域规则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如果在某个场域里遵从了错误的规则，就很可能产生越轨行为。
亚文化群理论针对越轨行为给出了社会学角度的阐释：“一个人可能在这样一个集团或群体内生活，这个群体有一种稳定的，但与主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这种群体成为亚文化群，个体如果长期生活在亚文化群体里，受其价值体系的影响，就可能产生越轨行为，甚至是犯罪”［1］。试想如果家庭场域内遵从的是有悖于整个社会的场域规则，那么这个家庭场域肯定就是畸形的，是发展不良的，从这种畸形的家庭场域中走入校园场域之后，不免会产生各种不当的越轨行为，甚至于发生极端行为。
2．校园场域的畸形
校园场域作为个体在大学阶段的主要场域，对个体影响十分显著。作为大学生社会化最为重要的场域，校园场域的外在功能是帮助大学生学习和掌握未来在社会中的生存技能，除此以外，校园场域还具备一项潜在功能，那就是培养大学生成熟的心性、健康的人格以及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之风不可避免地吹进校园，导致校园场域出现畸形化特征，比如说拜金主义、不良文化等等。正是畸形的校园场域使得处于弱势的大学生难以顺利地转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年人，而成为大学生极端行为发生的又一根由。具体来看，大学的校园场域出现畸形，主要是由场域位置的严重不等和日趋异化的场域规则等原因导致的。
（1）场域位置严重不平等导致的校园场域畸形
通过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发生极端行为的大学生一般在校园场域中所处位置较低，通俗地说也就是他们在校园内属于弱势群体。理想状态下的大学校园场域应该是象牙塔式的求学殿堂，所有大学生在其中都平等互助，共同汲取知识的养分，培养成熟的性格，以待毕业后一展胸中抱负，释放自己的光热去贡献社会。
但是，现实情况却存在偏差，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大学生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区域，由于资本具有转换和流动的性质，导致大学生之间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就使得拥有较少资本的大学生在校园场域中处于较低的场域位置；另一方面，在进入大学以后，一部分大学生刻苦学习获得文化资本，一部分大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和在校创业获得经济资本，还有部分同学积极加入社团或学生会并获得一定职务从而获得符号资本，等等，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场域位置的变化。
场域位置不平等，场域内资源的分配也必然不会相同。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之间发生互动行为，是由于个人所持有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通过这种交换性质的互动，获取各自需要的资源。其先决条件就是，互动的两人需要有对方需要的资源。但是在场域中处于较低位置的大学生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是非常少的，场域位置较高同学从其身上得不到想要的资源，进而不愿意与其发生互动导致互动频次变低，而已发生的互动也很可能由于资源的不对等而演变为权力的不对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场域位置较高的同学在平时交往中表现出优越感，而位置较低同学容易引发自卑感。由此，场域中位置较低的大学生可能会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对学校乃至社会产生不满和反叛的负面情绪。缺乏平等的场域位置客观上为大学生极端行为的产生提供了负面的压力，出现了杀人这样的极端行为。
（2）日趋异化的场域规则导致的校园场域畸形
我国目前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之间不断碰撞，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变化使得大学校园从一个较为封闭的场域空间变得更为开放，大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边界不断地模糊化，大学校园的场域边界大为弱化。这在方便大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同时，也使得社会上一些错误价值观和不良习气侵染到校园，最明显的就是校园内拜金主义的盛行。
过去在大学的校园场域内，文化资本（学习好坏）是学生的主要资本，而现在，经济资本排在第一位，文化资本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大学场域内的场域位置排序标准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资本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大学生一般都没有固定收入，其经济资本的获取并非靠的个人能力，而是主要依赖于家庭。这就造成了场域规则的异化，进而导致学生校园生活重心的不适当转移。这种转移不但对于个人自我行为产生影响，亦对于个人评价他人的标准发生偏移，勤勤勉勉、学习优异的贫困大学生反倒不如“富二代”们更受同学尊重和追捧。
校园场域由此变得畸形，校园场域内的场域位置主要依据家庭场域流转过来的经济资本排序，而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很难撼动这种排序，久而久之，校园场域内的位置斗争减少，场域活性减弱，校园场域由此变得畸形，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长期处于校园场域的底层位置，严重不利于个人身心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产生心理扭曲，进而引发极端行为的发生。
（二）资本的匮乏
资本与场域之间是相依共存的关系。人在场域中所占的位置是依据其在场域中所占资本的种类和数量决定的。可以说，资本是决定人在场域中所处位置的关键因素。在教育场域中的大学生，其所拥有的资本是由社会、家庭、学校与大学生自身这四方共同提供的。场域是一个竞争的空间，大学生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决定了他斗争的水平及方式，而正是由于资本的匮乏，导致了部分大学生在学校出现行为失当的现象。按资本的类别，可以将大学生的资本匮乏分为三类—经济资本的匮乏、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文化资本的匮乏。
1．经济资本的匮乏
由于大学生身份的特殊性，其自身难以产生经济资本，所以家庭的经济资本基本上等同了大学生在校园场域内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当然，这一方面与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总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家庭愿意把多少经济资本投资于对子女的教育。众所周知，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通过分析美国4000所学校60万学生的数据后发现，并非是学校的质量而是家庭出身背景影响了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在当前社会，经济资本的地位尤其突出，其转换率也远高于其他资本。受当前社会风气的影响，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大学生往往在校园场域中也更占优势，与周围同学和老师也相对更容易相处，剩余的经济资本还可以转换为社会资本。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就要从其他途径（例如勤工俭学等）来获取经济资本，以此维持学校生活。但这些渠道获取的经济资本毕竟有限，仅能维持自身所处位置不下降，很难促使其在校园场域内的位置有很大提升。
因此对于经济资本匮乏的大学生来说，其上升道路更加艰辛，而由此所带来的物质困难和心理障碍要比其他人多得多，所面对的压力也更大。在攻读学位时，学业成绩作为位置上升的主要途径，他们在勤工俭学的同时，还要付出更多的学习努力；在建立一段恋爱关系的时候，由于经济资本的匮乏，需要通过更多的其他方式来维系恋情；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对于好工作的期许和需求的迫切性也更高和更为强烈。因为经济资本的匮乏，贫困大学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当这种压力累积到一定阈值，形成足够的负能量时，就容易与外界某些突发危机结合，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2．社会资本的匮乏
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凭借加入一个较为稳定且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的相互交往并彼此熟识的关系网所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也即与其有联系的那些人拥有的各种资本的总量，这类似于一种社会支持网络，是个人在处理紧张事件时的一种潜在资源。
如果说经济资源的匮乏往往是行动者内在资源的缺失，那么社会资本的匮乏就是行动者外在资源的匮乏。发生极端行为的大学生大多社会资本匮乏，他们甚至缺少朋友以及可以正常交往的对象。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匮乏的大学生更容易发生极端行为，因为当他们遭遇各种困难时，难以寻求足够的社会支持，难以获得帮助其渡过危机的有效资本。因此，社会资本的缺乏会导致危机条件下的极端行为。学者段鑫星等人的社会支持在压力过程中的缓冲器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2］。
3．文化资本的匮乏
大学扩招后，当代大学生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来自校园也来自社会。学业和就业是当今大学生最为头疼的两个问题。当大学生考试连续不通过，或者始终无法找到满意的理想工作，就为极端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客观诱因。
在校园场域内，文化资本占据着相当的位置。由于各个家庭赋予每个学生的文化资本不同，导致其在入学时，每个人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总量不一样。这种差别容易导致大学生在师生互动和同学互动中获取的教育资本存在差异。在师生互动时，文化资本较高的优势大学生更能理解老师的语言风格，与老师的交流与沟通也更容易展开，教师也无意识地会倾向于与这部分大学生沟通，这就间接导致了本身文化资本就匮乏的那群大学生进一步获取文化资本的难度加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文化资本高的学生获取文化资本更加容易，而文化资本匮乏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获取文化资本。一些大学生就会因此出现厌学和逃课现象，有的甚至无法顺利完成学业与获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当毕业季临近和最终到来时，求职也会成为困扰文化资本匮乏学生的难题，引发出求职危机，进而诱发大学生极端行为。
（三）惯习的扭曲
一种极端心理的形成，是在场域与惯习遭遇的漫长的运作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与此同时，惯习又是极端行为进一步成型的起点。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这个系统是伴随场域中积累的经验而不断调整的。而另一方面，经验也会巩固惯习，大多数人必然要遭遇的情境很可能与最初形塑其惯习的情境是一致的。最初的反应往往会在日后类似的遭遇中积累起来，成为一种经验性的反应。
惯习、场域和资本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一个行动者的资本就是惯习的产物。而场域又在漫长的时空中酝酿而成，惯习身处其中以一种隐而不露的形式推动场域关系的搭建、形塑以及契合。极端行为的生成正是由嵌入身心的惯习同场域遭遇，在漫长的冲突、妥协契合的过程中产生，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性情倾向。
1．错误的性情倾向系统
上面分析的两个典型案例有着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代入了错误的性情倾向系统或是不适当地代入了性情倾向系统。这个共同特点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其性情倾向系统本身是有问题的。药家鑫在危机状况下，最先想到的是“农村人很难缠”，认为与其将受害者撞伤不如直接撞死，这样就省却了可能的麻烦和大笔治疗费用；曾世杰把容貌外表看得过于重要，最后甚至为此引发冲动而选择用杀人这一极端方式来泄愤。二是性情倾向系统的代入是错误的，也就是惯习本身无所谓对与错，却在错误的场合错误地使用了这一惯习。他们不顾学校的场域规则，硬是要执行通常看来是正确的惯习，这就是对无错性情倾向系统的错误代入。
社会以及家庭场域中的导向，对这种错误惯习的形成占据了很大的作用。药家鑫之所以认为农村人难缠，很有可能与社会媒体的报道，以及以前自己或他人的经历有关。这种经验在一次又一次的报道与经验感受中，不断被加强，最后形成了一种执拗的偏见。最后，不用报道与他人经验，他也会非常自然的把农村人与难缠联系在一起。在自己遭遇同类情境时，惯习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种场域而不需要外力的强制。
马维娜博士曾用“惯习性洗脱”这一学术名词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班级里有了破坏性或是有损荣誉的事件出现时，在没有面临老师质问的情况下，问题学生也会情不自禁地说“这不是我干的”。这种反应的出现，是由于以前很多次发生破坏性事件时，老师总是质问问题学生，问题学生由于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一种惯习性反应［3］。
同样，也可以用一个词“惯习性代入”来说明曾世杰的反应。因为他在以往的校园生活中，深深苦恼着自己的相貌，认为同学都因为他的相貌而嘲笑他。后来发展成为只要他在场，同学笑了，他就以为是在嘲笑自己的相貌。这就是“惯习性代入”了，是先前预存在“此时此刻”场域反应的即时提取。
这种惯习性代入是一种很可怕的行为，因为这是一种自我评价体系，而非他人评价，带有一些强迫性色彩，强迫自己把他人行为转化成对自我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是主观性的,并往往是负面的。这种行为也是由于某一惯习过于根深蒂固的原因。当这种惯习是错误的惯习时，就可能引发不好的结果。
2．被支配的性情倾向系统
经前文分析，处于场域中较低位置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但是，场域关系的搭建与惯习的推进是不可分割的，被支配的大学生再次使自己处于被支配地位。
惯习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应该随着场域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以适应场域生活。但是这种被支配的性情倾向系统，使行为人的惯习变成了一个封闭性的系统。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第一，由于上一场域的支配关系被原封不动的代入了现存场域中，而影响了大学生在当前场域的生活，也就是两个场域在大学生生活中混淆不清，两个不同场域交汇所带来的矛盾和摩擦就会在大学生一个人身上爆发；第二，难以改变自己的惯习以适应新的场域，使大学生难以融入场域，产生不适应的感觉。无论哪种可能性，都会使行为人陷入矛盾与冲突之中，处理不当就可能诱发极端行为的产生。
四、对策与建议：“场域—惯习”的校正或重构
从“场域—惯习”角度对大学生极端行为的分析可知，造成大学生极端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其所处场域结构的位置以及在多年生活中所形成的惯习来看，大学生极端行为事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潜在地影响大学生实践行为的选择，成为大学生极端行为发生的根源所在。因此，需要对大学生所处的场域、所拥有的资本和所形成的惯习等方面做出一定的改变和优化，以此减少甚至杜绝大学生极端行为事件的发生。
（一）提倡场域内的生物链式良性竞争
场域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围绕资本而展开的斗争是场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场域得以生存和保持活性的关键。但是，家庭场域和校园场域中的斗争都应该是一种良性斗争，其意图应是使场域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场域中的个人也能够在互相的竞争中体验充实并获得提升。
前文所述两名大学生在家庭或校园等场域中长期处于一种较低的位置。这种地位是因其资本总量不足而在各种资本的长期争夺中形成的。这种长期的弱势位置，先是使其难以在场域中竞争获胜，进而演变为难以介入场域竞争，甚至发展为主观上产生回避心理而不再介入场域竞争，其结果就会导致大学生想以非常手段推翻所处场域的竞争规则。
适者生存的自然定律是社会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生物学领域将这种竞争称之为生物链：强势物种与弱势物种之间生存能力虽然存在巨大差别，并有一环扣一环的食物关系，但是这却是一个十分严密并首尾相接的完整链条，处于生物链最上层的物种也会被最底端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所分解。正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使自然界平衡发展并充满勃勃生机。
生物链式的结构之所以平衡稳定，是因为每一环节在这个关系网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都有必不可少的优势所在。社会发展亦应如此，结构平衡的场域才能长久存在并获取发展，而处于场域中的个人也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在场域中应该建立这种生物链式的良性竞争。
达成生物链式的良性竞争，需要满足两个主要条件：
第一，提升大学生的自身能力。自身能力是获取资本的先决条件，想要在场域中获取独立的地位，就需要有独立的能力资本。比如有些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虽然无法在经济上给予子女太大的支持，但是可以培养子女的学习能力和交际能力，以此获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补充，进而弥补大学生由于经济资本匮乏而带来的地位缺失。
第二，场域中其他人的合作精神。很多行为者都有垄断场域的想法，当这种想法与掌握足以与垄断场域的资本相结合时就变成了现实。比如上文所提到的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就是一个掌握资本而又兼具垄断场域想法的人。在家庭关系网络中，他高高在上，处于金字塔的顶尖，别人无法撼动他的地位，只能服从他的指挥。而场域之间具有同构性，即处于新场域之中的个体，其行为特征会不自觉地带有上一场域的特质。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家庭场域处于底部，那么在校园场域很可能也继续重复这种模式。改变这种状况往往需要家人或者同学老师发扬合作精神，共同努力，要善于发现并挖掘大学生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和闪光点，尊重大学生为了提升自己而所做的努力，并且能够及时给予恰当的鼓励和赞扬。
（二）获取场域内规则的校正与协同
很多极端行为之所以会发生，都是由于行为主体接受了错误的场域规则所致。家庭和学校作为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社会化场所，其内部场域规则的正确与否极为重要。此外，同样重要的则是整个社会大场域是否能够营造出一种积极努力的规则氛围。
对规则的校正，首先，要致力于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一种积极健康的场域文化，这将成为其他场域（特别是学校场域）建立正确场域规则的基础。其次，要及时纠正存在于场域中的不良规则。由于公共场域的参与者众多，其场域规则的影响范围也较大，也正因此更容易及时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与之相对的，私人场域（比如家庭场域）的参与人数较少，监督者也较少，因而场域规则的变更则更多的是依赖于个人（在家庭场域中一般是父母）的自觉修正。因此，对不同的场域，需要分别实施有针对性的规则矫正措施，同时还要将场域间的场域规则协同化处理。
第一，在社会这一宏观场域中，要动用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尤其要注重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加强其对正面事件和正面人物的有关报道和宣传。
第二，在家庭场域中，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为树立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榜样带头作用，同时，还应让孩子体会到重视家庭但不等于家庭中心主义，家庭成员也要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场域内的场域规则，不能为家庭而轻视并损害他人的利益。
第三，在校园场域中，要形成一张大学生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过滤网，杜绝社会中某些落后思想和不良习气对大学生的浸染。要提高大学生抵制不良习气和错误观念的免疫力，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应对社会中糟粕的一面。针对大学生极端行为，还应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积极灌输正确的生命观，让大学生体会到众生平等，任何生命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第四，做好相关场域间规则的协同和衔接工作。不同场域因其独有的特征而存在迥异的场域规则，要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并要做好衔接工作，确保产生协同作用，以降低大学生在不同场域间的适应规则成本。学校要将校园场域的规则尽量开放，使之能够与不同特征的家庭场域相兼容，家长在对子女的平时教育中，要兼顾到子女即将面临的校园生活，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耐挫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只有两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场域间规则的协同与衔接。
（三）全方位提升场域资本
1．经济资本的提升
大学生经济资本的提升，需要依靠政府、家庭和学校这三者共同有所作为，并以此形成联动作用。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贫富差距大是我国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需要国家采取长效机制才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解决。但是，不能因此就让贫困地区的学子丧失在高校求学的机会，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来自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能够进入大学校园并顺利完成学业。
第二，鼓励家庭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除特别贫困的家庭以外，也有一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或者家长有诸如赌博等恶习，或者因重男轻女思想而忽视女生的求学欲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这些家长端正关于孩子受教育的态度，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够平等地拥有受教育机会。
第三，建立健全学校的贫困生保障制度。学校应该建立健全贫困生保障制度，对于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学校应该帮助其获取助学贷款等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并定期给予经济帮助。除此之外，学校还应关心贫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人际沟通，确保其与其他大学生一样安心学习、健康成长。同时，学校应帮助贫困学生获取勤工俭学机会并在校内提供一定的助学岗位。
2．文化资本的提升
文化资本是校园场域内的主要资本，文化资本的提升对大学生资本总量提升的贡献极为显著。对于大学生文化资本的提升，主要应从两种思路入手。
第一，提升大学生已有文化资本的影响力。因为经济资本在大学校园里的资本地位日渐提升，导致文化资本流失了部分影响力。因此，提升大学生文化资本，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文化资本在校园场域总资本中的权重，这就需要学校在校园内抵制金钱至上观念的蔓延，同时通过开展一系列全校范围的主题文化活动，扩大文化资本在校园内的影响力，大力表扬品学兼优的优秀大学生并倡导其榜样作用，等等。
第二，帮助大学生获取新的文化资本。首先，需要将学校的基本教育资源均等化，保证任何有学习意愿的大学生都能够公平合理地利用到学校的学习资源和软硬件设施。其次，邀请学术精英和社会名流到学校开展讲座、活动，为学生获取校外的文化资本提供便利。再次，学校还应鼓励各学院、各专业、同学间的学习交流，提高文化资本在不同主体间的流转速度和流转效率。
3．社会资本的提升
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大学生极端行为的发生，因而帮助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也是十分必要的。大学生社会资本的提升需要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需要个人努力建立自救的人际关系网络之外，也需要学校等外部力量的参与。
第一，加强同班级和同年级大学生的交流与沟通。一般情况下，身边同学是一个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若一名大学生不能与同学和谐相处并取得良好沟通，那么其社会资本必定是十分匮乏的。因此，学校应积极提供相关机会，加强同班级和同年级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第二，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老师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师生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人与人之间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因此，学校应鼓励师生多多交往，并在本科时期就确定导师制，规定一名老师负责指导若干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定期沟通，同时学校应建立健全相应的考评和监督机制，以保证导师制的有效执行。
第三，加强大学生与社会各界的接触。学校邀请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来校开讲座、搞座谈，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大学生与社会接触的大好机会，是大学生拓宽自己社会资源的有利时机。
（四）良好惯习的确立
拥有正确而独立的惯习是大学生远离极端行为的至关重要的品质。惯习作为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场域规则以及场域文化是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社会化资料来源，也就是说惯习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于自我方向的掌握，对于外来影响的正确对待，知道何为对何为错，作为大学生的心理动力，从内部控制着他们的行为。因此，对于正确而独立的惯习的培养，需要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共同着手。
第一，大学生自身对于人生方向要正确把握。在现实中，大学生的生存环境有时相当不尽如人意，也并非所有的经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大学生必须为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三观可以时刻调整自己，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想法和行为。在生活中，大学生要始终坚持对于自我人生方向的正确掌控，同时要注重合理接纳他人建议，并不迷信于他人观点，对自己的人生方向抱有自信态度。
第二，社会互动成员对大学生惯习进行有意识的积极引导。惯习是指个人对于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在无意识中内化并纳入自身的性情倾向系统，不良惯习的形成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于生存的客观条件和不良经历所导致的。因此，培养良好惯习的第一步应该从改善生存条件以及周遭环境开始。在家庭场域中，父母应注重言传身教，不溺爱不纵容并尊重孩子的正常需求，让孩子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得到良好的惯习濡染；而在校园场域中，学校应当注重对于正确价值观的弘扬，并把这种正确观念的弘扬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力求在日常生活中为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惯习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
五、结束语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形成，起源于他对教育场域再生产的研究，在理论成熟之后，多被应用于对诸如文化场域、经济场域、教育场域等相对宏观层面场域的理论性研究。本文将该理论应用于大学生杀人案件的研究，将“场域-惯习”理论的应用领域拓宽至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相对微观的层面，这对推动该理论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大学生出现极端行为时，一味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苛责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极端行为的选择是长期以来他们所处的场域、他们所握有的资本以及他们自身的惯习在他们身上积累的综合反映。当惨剧发生的时候，再去谴责当事人已经无济于事。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研究，能够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看到，很多时候大学生身上所出现的问题，其实与家庭与学校的潜在结构是分不开的。当下大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积淀，如何解决，是学术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以及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8-279.
［2］段鑫星，程婧.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00．
［3］马维娜．局外生存—相遇在学校场域［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3．
［责任编辑张桂霞］
［关键词］“场域-惯习”；大学生；极端行为；犯罪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075-12
Research on the extrem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habitus”
—cases of YAO Jia-xin homicide and ZENG Shi-jie homicide
XU Xiang-yun1,2，SHAN Shan2，XU Ning-man2
（1.College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we take Pierre Bourdieu’s “field - habitus” theory as the research tool to make detailed case studies on two typical college students’ homicides by the method of case analysis to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mily field and campus field of the two students, and make image simulation on their personal habitus formed in the two fie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currence of extrem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briefly due to the abnormal field, deficient capital and twisted habitus.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extrem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effectively, we should call for the benign competition of biological chain in the field and adjust the relative rules,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field-capital, and establish the measures for cultivating their fine habitus.
Key words：“field-habitus”; college students; extreme behavior; criminal sociology
以往学者大都从心理健康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对极端行为进行诠释。心理学家对极端行为进行探究时更注重实施极端行为时的心理活动以及精神疾病对极端行为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常常在分析极端行为时不能很好地统一宏微观角度，达成内外因的融合。本文把实践社会学理论的发起者和代表人—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引入大学生极端行为研究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大学生杀人这一极端行为，并尝试借助这一理论对大学生杀人犯罪进行解读，力图突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传统研究视角的约束，从关系论的角度来分析大学生极端行为的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
一、“场域—惯习”理论的核心概念
（一）场域
场域是实践社会学理论的首要概念。该理论认为，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运作逻辑与客观关系的相对独立的小世界，是一张关系网。人是社会性动物，身处于社会这一大场域之中，而这个大场域又包含有许许多多的子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教育场域、艺术场域，等等。这些子场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场域是由附带一定的权利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关系的总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的存在依赖于社会中人的存在，人的沟通与交往创造了关系。当一个关系网以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逻辑必然性的规则存在，也就形成了场域，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
从不同层面上看，场域存在若干个典型特征：第一，场域是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分的标志，同时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前提；第二，场域是一个由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这些关系是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第三，场域是充满斗争的良性活体，场域中存在各种积极活动的力量，互相之间不断“博弈”，从而使得场域内充满活力；第四，场域存在边界，这些边界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
布迪厄所提倡的社会研究起点，既非宏观的社会结构，也非微观的单独个体，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网络—场域。他将人置身于一系列的场域之中，研究场域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场域影响的反应，并以此解读个体的社会行为。
（二）惯习
尽管场域是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在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却并非是纯粹的“物质粒子”，而是有知觉、有意识的人。场域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这就是惯习。
布迪厄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所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还考虑这些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现实实践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在实践中行动者需要迅速地做出抉择。这就潜在暗示了行动者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逻辑上的理性思考，在此情境下他所选择的行动策略将带有某些主观主义色彩，亦即布迪厄所言的模糊性、前认知性。而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是由其身处的生活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在布迪厄看来，策略就是惯习，而这些惯习又是行动者的实践再生产出来的结构的终极产物，这些结构就体现在场域中。
布迪厄对惯习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析。首先，他认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由于惯习也是一个关系网，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的历史关系所构成，这些生存过程中的客观条件及社会经历就以潜移默化的无意识方式将社会结构内在化，并深深扎根于潜意识中，被人所吸收与接受并抗拒改变，因此惯习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人也会因为这种不易改变的惯习而具有持久稳定的性情倾向，已经形成的惯习会在获得这种惯习之外的场域持续地产生效果。其次，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与客观结构紧密联系的主观性，也就是说惯习虽然是一种主观性的隶属于心智范围的结构，但是它的产生却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没有孤立存在的惯习，只有与特定场域相关的惯习。最后，布迪厄认为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因为惯习是一种后天生成的结构，通过个体社会化的个体生成过程以及几代人传承式的系统生成过程，在经验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强化。
事实上，场域与惯习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是场域结构所固有的必然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惯习所特有的主观秉性有助于场域的建构，使其成为充满活力的动态世界。
（三）资本
“场域—惯习”理论还与资本这一概念紧密相关。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是一种社会实践工具。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并处于场域内的某一位置，利用资本来展开实践活动。资本的存在将场域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空间，而资本的逻辑也就决定了斗争的逻辑。可以说，资本与场域是相互依存的。行动者被分配到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是按照两个原则进行的：第一是根据行动者的资本总量，第二是根据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结构，也就是在他们拥有的资本中，各种不同资本的比重。
在资本的分类上，布迪厄拓展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文化资本往往是储存在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技能和文化修养，社会资本是行动者通过社会网络所属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的资本，符号资本则是表示声誉或威信积累策略的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资本具有转换性与传递性，不同资本之间可以以某种兑换率实现相互兑换，一些资本甚至可以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资本是非常重要的资本，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其他类型的资本很多都可以通过经济资本进行转换，这就会导致某些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大大地简化了问题的解决。
二、典型案例分析
结合“场域—惯习”理论，对药家鑫杀人事件和曾世杰杀人事件这两个典型的大学生杀人案进行案例分析。
案例择取标准主要有三：首先，时间上的就近性。选取的两个案例都是近几年发生的，能够真实地反映大学生极端行为的现实特征。其次，关注上的广泛性。由于杀人案例本身的特殊性，其家人和学校一般都不愿谈及，信息获取难度较大。而本文选取的两个案例都曾见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其他媒体也都争相报道，如此可以从有关报道与学术界的研究资料中获取可信度较高的案例素材。再次，内容上的互补性。在最终选定的两个案例中，两宗杀人事件具有很强的区分度。
（一）药家鑫杀人案
1．案例回顾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药家鑫在驾车时撞伤了张某，下车查看时发现张某像是个农村人，害怕日后麻烦多，便产生杀人灭口的念头，向张某连刺八刀致其当场死亡而后逃逸。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自首。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同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在药家鑫杀人事件之后，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他的杀人动机进行了分析。药家鑫在家里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在学校也一直表现良好。同学都认为他为人不错，在发生杀人的案件之后竟然还有个别同学表示对其行为予以支持。除了危机情况下的冲动行事，似乎没什么可以解释他的犯罪行为。
但是，布迪厄认为实践行为具有“模糊的逻辑”，其行为发生的基础就是惯习。因此，药家鑫的行为是具有模糊的实践感的，是他在危机状况下的模糊选择，是他在以往场域中所建构的实践观的潜在体现，是他以往形成的惯习的下意识作用。
2．家庭场域分析：惯习的初次模塑
药家鑫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退休在家。父母对儿子抱有极大的期望，从小就对药家鑫要求十分严格。药家鑫生前曾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看见》中提到，从小他的父母对他弹钢琴的要求就非常高，如果弹得不好会责备他甚至棍棒相加，很多时候他都是边流泪边弹琴；但是当他弹得好的时候却很少受到过父母的表扬。在日常生活中，他有苦恼的时候从不和父母沟通，父母对他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在药家鑫中学时期，药父曾因药家鑫的网瘾问题而把他锁在地下室里达一个月之久，药家鑫对这一段经历的回忆是“我觉得我的心理都快扭曲了，想要自杀”。中学时，药家鑫的体重一度超过200斤，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这么丑，没人会喜欢你”，药家鑫因父亲的这句话受到了很大刺激。一次，在上过法制课之后，药家鑫曾拿着课本给爸爸看，说爸爸压制他、管着他；药父陪他翻了一遍书，告诉他身为监护人就必须管着他，不然他犯的错误就要由父母承担……透过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我们可以对药家鑫过往所处的家庭场域以及药家鑫在家庭场域中模塑出的惯习加以分析。
布迪厄认为，斗争是场域内的基本活动，场域内不同个体占有的资本不同，导致他们所处场域内的位置不同，为争夺场域的控制权，个体都会尽量获得更多资本来提升自身的场域地位。而在家庭场域中，因子女对父母有较强的依赖关系，子女通过持有何种资本才能提升自身的场域位置，完全取决于其父母的意志。
在本案例中，药家鑫父母对他采用的教育方式是棍棒教育而非说服教育，以极为强硬的管教方式来逼迫儿子无条件地遵从父母的意愿。药家鑫在家庭生活中缺乏话语权，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极低。能够使药家鑫场域位置提升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成绩再好一些，钢琴弹得再好一些，而这些正是其父母认为一个优秀孩子应该具备的素质。药家鑫把这些素质作为自身的资本，通过不断获取这些资本来维持和提升自己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然而，药父强硬的教育方式使这一上升途径十分困难，药家鑫不断获取资本的结果仅是勉强维持其现有位置不下降。药家鑫的自我被极度压抑在十分狭小的空间里，他所擅长的事情得不到肯定，因而缺乏自信，没有人关心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自我认同也随之变得困难。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个体就会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个体在场域内通过斗争获得地位提升的行为，就是其追求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求的体现，而这两种需求都属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可见，父母对子女的培养方式和对子女在精神方面的关注度，直接决定了家庭场域内的关系规则，进而深深影响子女的性情倾向。
药家鑫父母所营造的家庭场域规则，就是要他一步步严格地在自己的控制中成长，用绝对的权威去控制他按照父母的意愿从事。出发点虽是好的，希望药家鑫以后在社会中能够拥有更多资本，占据更高位置，但是这种教育会使青春期的孩子难以自立，在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面前茫然失措甚至极力逃避。
总的来看，家庭场域的长期濡染，影响了药家鑫的性情倾向，进而初步模塑了药家鑫的惯习。一方面，因为药家父母长期的严厉管制，药家鑫对父母具有较强的心理依赖，面对突发状况的第一反应是逃避责任，没有担当的同时又惧怕父母要替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另一方面，药家鑫内心中来自家庭场域的极度压抑也迫切需要一个解压出口。这两方面惯习就成为了药家鑫这个别人眼中的“乖孩子”“好学生”突然做出恶意杀人极端行为的重要促因。
3．校园场域分析：惯习的再次模塑
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第一次长期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家庭场域不再是影响大学生的主要场域，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的校园场域。大学生在校园场域内进一步社会化，完成向成年人的蜕变，同时也会在校园场域内对其原有的惯习进行二次模塑。针对本案例，药家鑫极端行为的发生，与其在大学场域内受到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升入大学之后，因为住校关系，药家鑫父母对其的控制力度减弱，药家鑫受到的外力作用大大降低，对自己拥有更强的掌控力，药家鑫感觉到自己在校园场域内的位置明显高过在家庭场域中的位置，突然得到的自由使得药家鑫产生了忘乎所以的飘飘然心理。
其次，在大学课余时间，药家鑫通过家教工作能够获得稳定经济报酬，不再单纯依赖父母的资助，父母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相较于校园场域内的大部分学生而言，药家鑫的经济资本相对较高，经济资本又转化为符号资本—药家鑫是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大学生。事实上，药家鑫的家庭并不贫困，但是他却每天打工，甚至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家。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资本，还是伴随经济资本而来的符号资本，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曾经缺失的自我认同。
最后，父母为方便药家鑫外出家教，特意为其购买了代步汽车，这使得药家鑫在校园内成为了有车一族，药家鑫感觉自己在校园场域内位置提高，并从中滋生出膨胀的满足感，在经历了家庭场域中的不自信以后，药家鑫在校园场域中找回了平衡，变得极度自信，进而演变成为自负和自以为是，行为做事不自觉地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在他向受害者张某刺下八刀时，心中想到的只可能是自己和家人可以摆脱受害者的事后索赔，但是却想不到他此刻夺去的却是受害者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4．极端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在校园场域中地位的明显提升，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惯习，正是这种惯习促使其在驾车撞人之后迅速做出杀人灭口以免招惹“麻烦”的极端行为。
实践之所以是非主观主义也非客观主义的，是因为实践具有紧迫性，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往往不是经过充分理性思考后的结果，而是以往形成惯习的作用。这种在身处场域中形成的惯习，会促使个体在短时间内选择一项最贴近其惯习的行动策略。
在社会中，个别人的行动很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他所属的整个群体的看法，网络媒体在其中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村人比较难缠”这种观念经由这种途径，在危机时刻立即显现在药家鑫的脑海中。而另一方面，则是从小就在无形中形成的惯习，如果他做错事了，那么他的错误会由父母承担，那么他必定会被责备，而他在大学期间重建的自我又会坍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Tangney曾经说过，攻击行为是一些人寻求位置或恢复自尊的一种方式。攻击是一种避免接受任何自尊改变的防御性反应。药家鑫就选择了攻击行为，以使他建构起来的自我维持原状。这样药家鑫在驾车撞伤张某后的极端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曾世杰杀人案
1．案例回顾
曾世杰，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学生，来自四川凉山州的农村家庭。2010年3月30日，曾世杰在江安校区明远湖边将同校女生彭某杀死，并将另两名同校男生砍伤。事后，经多方调查和曾世杰自己交代，曾世杰与受害者并不认识，只是进入大学后，认为自己遭到周围同学歧视，又因容貌遭到别人嘲笑，最终出手残忍杀害无辜的陌生校友。曾世杰极端杀人行为的导火索是同宿舍的同学在看小品，而他认为是在嘲笑自己长得丑，这直接导致他爆发，用杀人的方式来泄愤。2010年12月29日，成都中院对川大学生曾世杰杀人案做出一审判决：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曾世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曾经身为高考状元的曾世杰，为何在大学校园里郁郁不得志，遭受同学的嬉笑与欺凌，最终承受不住压力而爆发杀人呢？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场域—惯习”理论对之作出分析。
2．家庭场域分析：惯习的初次模塑
曾世杰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差。在曾世杰初中毕业之后，其父曾贵安告诉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不能供他继续念书，希望他出去打工挣钱。听说自己不能再上学读书，曾世杰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最后是曾世杰的老师劝曾贵安说曾世杰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不读书非常可惜，可以让他申请助学贷款，曾志杰才得以继续上学。曾世杰高中时的学费是靠基金会和师生资助勉强凑够，而大学学费则是通过助学贷款获得。曾世杰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他曾经对律师说过，他的父亲有赌钱的习惯。高三时，有一次曾世杰被同学打伤，住院治疗了20多天，这件事情对他身体和心理都产生了伤害，后来对方赔偿了1500元，因为害怕父亲拿钱去赌博，曾世杰要求老师为他专门开一个账户，把钱存起来。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曾志杰的家庭在经济方面处于社会底层，其家庭在社会中占据的资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用于家庭内部分配的资本也寥寥无几。曾世杰家庭场域内的斗争相较于其他家庭而言尤为激烈，特别是在经济资本的争夺上，曾世杰渴望继续读书，而曾父要考虑到家庭生活和赌博需要。除经济资本外，曾世杰的学习成绩优异，文化资本在家庭内最高，曾世杰在老师和同学心目中是个好学生，这成为曾世杰的符号资本，曾世杰依靠这两项资本去和父亲争取经济资本，并在初中毕业时获得成功得以继续求学。但家庭内过于贫乏的经济总资本，激化了曾世杰与父亲之间的矛盾，曾世杰不信任父亲甚至对父亲怀有憎恨的情绪，这点在他大学期间从不谈及家庭话题上可以体现。
曾世杰的母亲去世，哥哥外出打工，他与父亲在家常住，但是他与父亲的关系相对淡漠，因此他在家庭场域很少得到家人的关爱。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生“八阶段”理论，在曾世杰的幼年时期，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行为得不到信任，那么很可能就会形成一种敏感多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特质，与所处场域的其他不良因素结合，就很可能在以后衍生不良结果。
总之，经济的拮据导致了家庭场域的畸形，进而导致了家庭成员各自扮演的角色功能缺失。在这样一种家庭场域中，曾世杰初步模塑了自己的惯习。他的经济资本十分贫乏，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却十分丰富（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这种极端反差中曾世杰形成了自卑和自信交叉的性格，他遇事习惯性地多思、多想和多疑，内向而又倔强，渴望自强自立，用无声的坚持来反抗自己的命运。这部分导致了曾世杰在听到同学一句玩笑后，将负面情绪迅速放大化，最终采取剥夺别人生命的极端行为来平衡内心的痛苦。
3．校园场域分析：惯习的再次模塑
首先，在校园场域内的经济资本方面。在校园场域内，大学生自身一般不能产生经济收入，从学费支出到生活费的支出都需要家庭的资助，大学生对家庭的经济依赖性很强。家庭场域的经济状况很容易渗透到校园场域中，影响大学生在校园场域中的资本构成状况，进而影响大学生在校园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曾世杰的大学学费靠的是助学贷款，吃穿用度虽十分简朴，但仍然占据了其本就寥寥无几的生活费的绝大部分，和宿舍同学吃一顿饭，就得挨几天的饿。久而久之，曾世杰很难融入周围的同学圈子，有些社会习气熏染较重的同学甚至将他视为另类，动辄对他冷嘲热讽。曾世杰因为惧怕被同学嘲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宿舍，很少上课，甚至吃饭也是一天一顿。如此一来，更加深了他与周围同学之间的距离，形成了恶性循环，曾世杰的性情由此也越来越孤僻和多疑。
其次，在校园场域内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方面。曾世杰作为高考状元考进四川大学以后，其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在初入大学时较高。在进入学校以后，曾世杰依然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希望能够通过学习上的优势来弥补经济上的不足。可是现实不尽如人意，他出现了挂科的情况，从而失去了参评奖学金的机会，这一事件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他习惯了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文化课程的学习）接受赞美，到了大学之后却发现现实情况发生了转变，他难以接受自己在校园场域中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巨大落差，于是在大一下学期，他开始旷课，沉迷于网络游戏。在校园场域中，他认为自己丧失了唯一能提高自己地位的途径，失去了在校园场域中斗争的优势资本，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对迅速切换的场域极度不适应，曾世杰产生了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
曾世杰曾在打篮球时与同学发生摩擦，被对方说“你长得这么丑还有活下去的勇气，真不容易”。在庭审的时候，当法官问他“为何你长得不丑、五官端正并受到高等教育，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萌生了杀人的念头”时，曾世杰哭着回答：“我长期受到老师同学的歧视，受不了了”。别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就可能在他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这是因为在家庭场域中，已经形成了这种性情倾向，到了新场域后，这一性情倾向并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强化。曾世杰的心理世界处于极度失调的状态，敏感多疑是他性格的主要外在表征，将痛苦和困难无限放大已经成为他的惯习。
4．极端行为的发生
在极端压抑的心理情况下，曾世杰萌发了杀人的想法，这不仅是一时冲动，也是多次出现在曾世杰脑海中的念头。在案发半个月前，曾世杰就专门去买了刀具，藏于宿舍内。案发当天，他的舍友们看四川方言相声发出大笑，曾世杰按照自己那根深蒂固的惯习固执地认为他们是在嘲笑自己，极端情绪瞬间使他丧失了理智，但是矛盾的曾世杰又考虑平时和舍友关系不错，所以带刀走出宿舍，在校园内寻找陌生人作为发泄极端情绪的对象，最终将一名女生杀死，致两名男生重伤，无辜的人为曾世杰的负面危机处理策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极端行为发生的“场域—惯习”根源
（一）场域的畸形
对于大学生来说，直接接触的场域主要是家庭场域和校园场域。这两个场域以一种间接的无形力量，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而大学生极端行为的发生，正与这两个场域的畸形发展密切相关。
1．家庭场域的畸形
家庭是每个人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化场所，也是人所处的第一个场域。在进入大学以前，家庭是大学生最重要的关系网络，在讲究血缘关系的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大学生杀人极端行为的发生，其背后隐藏着来自家庭场域的巨大影响。舒曼等人的研究表明，来自氛围和谐、凝聚力强的家庭的青少年，对于危机事件的应对更加积极有效；而缺乏家庭支持的青少年，则与对危机事件的无效应对和消极应对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1）物质基础薄弱导致的家庭场域畸形
事实上，物质条件是通过家庭场域对大学生个体产生影响的。家庭场域虽小，但其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场域位置的争斗和场域资本的持续再分配，但场域资本不管如何分配也无法超出家庭总资本的范围。如果家庭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那么可供分配的家庭经济资本总量也就很少，进而在家庭内围绕经济资本会引发过度激烈的斗争，过度的斗争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张化，从而使得家庭场域变得畸形。
曾世杰杀人事件就是对上述观点的真实体现。在这一案例中，为了能够继续求学，曾世杰不得不与父亲争夺家里原本就很少的经济资本，父子关系不断恶化，乃至曾世杰找到班主任希望将别人赔偿的医药费存起来，为的是防止钱被父亲用于赌博。可见，曾世杰与父亲之间感情淡薄，他们之间毫无起码的信任，更谈不上有情感上的依赖。曾世杰在家庭场域中根本无法获得来自于父亲的关怀和温暖，这对其性格的形成和惯习的培养都是极为有害的，进而为曾世杰的极端行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2）关系网络失衡导致的家庭场域畸形
场域是关系网络的集合，家庭场域内同样存在着关系网络—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都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位置关系。合理的关系网络是家庭场域健康发展的前提，而一旦关系网络失衡，就会导致家庭场域的畸形，进而危害到场域内的所有成员。事实表明，大学生极端行为之所以会发生，与其家庭中关系网络的失衡不无关系。
场域的关系网络首先取决于各成员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在家庭场域中，子女因在经济和情感等方面对父母有依存关系，一般处在相对较低的场域位置上。良好的关系网络会允许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表扬，从而获取更多资本以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场域位置，并且子女的这种努力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这样会有助于子女自我认同的形成和良好性格的培养。而失衡的关系网络，会导致子女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父母的认可和表扬，长时间感觉不到自身资本的积累和地位的提升，进而产生自我认同上的困难，心理处于极度压抑状态，子女难以维持身心健康发展。子女进入大学后，在校园场域内的位置相较于家庭来说较高，因而产生飘飘然的自我膨胀感，容易导致行为失当和极端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例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在家里，药家鑫父母采取的是严厉的教育方式，用打骂的教育方式迫使药家鑫用功学习，努力练琴。虽然付出很多努力，药家鑫却难以获得父母的肯定和表扬，这就是其家庭场域中关系网络失衡的体现。从长期以来的高压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药家鑫在大学期间产生了自我膨胀，培养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惯习，最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学生杀人事件。
（3）场域规则不当导致的家庭场域畸形
每个场域内都存在一种逻辑规则，这会决定场域的运行准则和场域内各成员的行事方式，因而被称作是场域规则。场域规则就好比是该场域中的主文化，而在整个社会场域中则属于亚文化。由于各个家庭的组成、成员结构和相处方式等的不同，每个家庭的场域规则也是不同的。当家庭里的场域规则与校园场域乃至社会其他场域的规则无法兼容甚至产生冲突时，大学生会进入一种选择危机，产生无所适从的茫然感觉，不知道该遵从何种场域规则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如果在某个场域里遵从了错误的规则，就很可能产生越轨行为。
亚文化群理论针对越轨行为给出了社会学角度的阐释：“一个人可能在这样一个集团或群体内生活，这个群体有一种稳定的，但与主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这种群体成为亚文化群，个体如果长期生活在亚文化群体里，受其价值体系的影响，就可能产生越轨行为，甚至是犯罪”［1］。试想如果家庭场域内遵从的是有悖于整个社会的场域规则，那么这个家庭场域肯定就是畸形的，是发展不良的，从这种畸形的家庭场域中走入校园场域之后，不免会产生各种不当的越轨行为，甚至于发生极端行为。
2．校园场域的畸形
校园场域作为个体在大学阶段的主要场域，对个体影响十分显著。作为大学生社会化最为重要的场域，校园场域的外在功能是帮助大学生学习和掌握未来在社会中的生存技能，除此以外，校园场域还具备一项潜在功能，那就是培养大学生成熟的心性、健康的人格以及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之风不可避免地吹进校园，导致校园场域出现畸形化特征，比如说拜金主义、不良文化等等。正是畸形的校园场域使得处于弱势的大学生难以顺利地转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年人，而成为大学生极端行为发生的又一根由。具体来看，大学的校园场域出现畸形，主要是由场域位置的严重不等和日趋异化的场域规则等原因导致的。
（1）场域位置严重不平等导致的校园场域畸形
通过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发生极端行为的大学生一般在校园场域中所处位置较低，通俗地说也就是他们在校园内属于弱势群体。理想状态下的大学校园场域应该是象牙塔式的求学殿堂，所有大学生在其中都平等互助，共同汲取知识的养分，培养成熟的性格，以待毕业后一展胸中抱负，释放自己的光热去贡献社会。
但是，现实情况却存在偏差，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大学生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区域，由于资本具有转换和流动的性质，导致大学生之间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就使得拥有较少资本的大学生在校园场域中处于较低的场域位置；另一方面，在进入大学以后，一部分大学生刻苦学习获得文化资本，一部分大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和在校创业获得经济资本，还有部分同学积极加入社团或学生会并获得一定职务从而获得符号资本，等等，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场域位置的变化。
场域位置不平等，场域内资源的分配也必然不会相同。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之间发生互动行为，是由于个人所持有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通过这种交换性质的互动，获取各自需要的资源。其先决条件就是，互动的两人需要有对方需要的资源。但是在场域中处于较低位置的大学生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是非常少的，场域位置较高同学从其身上得不到想要的资源，进而不愿意与其发生互动导致互动频次变低，而已发生的互动也很可能由于资源的不对等而演变为权力的不对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场域位置较高的同学在平时交往中表现出优越感，而位置较低同学容易引发自卑感。由此，场域中位置较低的大学生可能会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对学校乃至社会产生不满和反叛的负面情绪。缺乏平等的场域位置客观上为大学生极端行为的产生提供了负面的压力，出现了杀人这样的极端行为。
（2）日趋异化的场域规则导致的校园场域畸形
我国目前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之间不断碰撞，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变化使得大学校园从一个较为封闭的场域空间变得更为开放，大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边界不断地模糊化，大学校园的场域边界大为弱化。这在方便大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同时，也使得社会上一些错误价值观和不良习气侵染到校园，最明显的就是校园内拜金主义的盛行。
过去在大学的校园场域内，文化资本（学习好坏）是学生的主要资本，而现在，经济资本排在第一位，文化资本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大学场域内的场域位置排序标准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资本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大学生一般都没有固定收入，其经济资本的获取并非靠的个人能力，而是主要依赖于家庭。这就造成了场域规则的异化，进而导致学生校园生活重心的不适当转移。这种转移不但对于个人自我行为产生影响，亦对于个人评价他人的标准发生偏移，勤勤勉勉、学习优异的贫困大学生反倒不如“富二代”们更受同学尊重和追捧。
校园场域由此变得畸形，校园场域内的场域位置主要依据家庭场域流转过来的经济资本排序，而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很难撼动这种排序，久而久之，校园场域内的位置斗争减少，场域活性减弱，校园场域由此变得畸形，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长期处于校园场域的底层位置，严重不利于个人身心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产生心理扭曲，进而引发极端行为的发生。
（二）资本的匮乏
资本与场域之间是相依共存的关系。人在场域中所占的位置是依据其在场域中所占资本的种类和数量决定的。可以说，资本是决定人在场域中所处位置的关键因素。在教育场域中的大学生，其所拥有的资本是由社会、家庭、学校与大学生自身这四方共同提供的。场域是一个竞争的空间，大学生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决定了他斗争的水平及方式，而正是由于资本的匮乏，导致了部分大学生在学校出现行为失当的现象。按资本的类别，可以将大学生的资本匮乏分为三类—经济资本的匮乏、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文化资本的匮乏。
1．经济资本的匮乏
由于大学生身份的特殊性，其自身难以产生经济资本，所以家庭的经济资本基本上等同了大学生在校园场域内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当然，这一方面与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总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家庭愿意把多少经济资本投资于对子女的教育。众所周知，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通过分析美国4000所学校60万学生的数据后发现，并非是学校的质量而是家庭出身背景影响了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在当前社会，经济资本的地位尤其突出，其转换率也远高于其他资本。受当前社会风气的影响，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大学生往往在校园场域中也更占优势，与周围同学和老师也相对更容易相处，剩余的经济资本还可以转换为社会资本。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就要从其他途径（例如勤工俭学等）来获取经济资本，以此维持学校生活。但这些渠道获取的经济资本毕竟有限，仅能维持自身所处位置不下降，很难促使其在校园场域内的位置有很大提升。
因此对于经济资本匮乏的大学生来说，其上升道路更加艰辛，而由此所带来的物质困难和心理障碍要比其他人多得多，所面对的压力也更大。在攻读学位时，学业成绩作为位置上升的主要途径，他们在勤工俭学的同时，还要付出更多的学习努力；在建立一段恋爱关系的时候，由于经济资本的匮乏，需要通过更多的其他方式来维系恋情；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对于好工作的期许和需求的迫切性也更高和更为强烈。因为经济资本的匮乏，贫困大学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当这种压力累积到一定阈值，形成足够的负能量时，就容易与外界某些突发危机结合，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2．社会资本的匮乏
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凭借加入一个较为稳定且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的相互交往并彼此熟识的关系网所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也即与其有联系的那些人拥有的各种资本的总量，这类似于一种社会支持网络，是个人在处理紧张事件时的一种潜在资源。
如果说经济资源的匮乏往往是行动者内在资源的缺失，那么社会资本的匮乏就是行动者外在资源的匮乏。发生极端行为的大学生大多社会资本匮乏，他们甚至缺少朋友以及可以正常交往的对象。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匮乏的大学生更容易发生极端行为，因为当他们遭遇各种困难时，难以寻求足够的社会支持，难以获得帮助其渡过危机的有效资本。因此，社会资本的缺乏会导致危机条件下的极端行为。学者段鑫星等人的社会支持在压力过程中的缓冲器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2］。
3．文化资本的匮乏
大学扩招后，当代大学生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来自校园也来自社会。学业和就业是当今大学生最为头疼的两个问题。当大学生考试连续不通过，或者始终无法找到满意的理想工作，就为极端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客观诱因。
在校园场域内，文化资本占据着相当的位置。由于各个家庭赋予每个学生的文化资本不同，导致其在入学时，每个人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总量不一样。这种差别容易导致大学生在师生互动和同学互动中获取的教育资本存在差异。在师生互动时，文化资本较高的优势大学生更能理解老师的语言风格，与老师的交流与沟通也更容易展开，教师也无意识地会倾向于与这部分大学生沟通，这就间接导致了本身文化资本就匮乏的那群大学生进一步获取文化资本的难度加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文化资本高的学生获取文化资本更加容易，而文化资本匮乏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获取文化资本。一些大学生就会因此出现厌学和逃课现象，有的甚至无法顺利完成学业与获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当毕业季临近和最终到来时，求职也会成为困扰文化资本匮乏学生的难题，引发出求职危机，进而诱发大学生极端行为。
（三）惯习的扭曲
一种极端心理的形成，是在场域与惯习遭遇的漫长的运作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与此同时，惯习又是极端行为进一步成型的起点。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这个系统是伴随场域中积累的经验而不断调整的。而另一方面，经验也会巩固惯习，大多数人必然要遭遇的情境很可能与最初形塑其惯习的情境是一致的。最初的反应往往会在日后类似的遭遇中积累起来，成为一种经验性的反应。
惯习、场域和资本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一个行动者的资本就是惯习的产物。而场域又在漫长的时空中酝酿而成，惯习身处其中以一种隐而不露的形式推动场域关系的搭建、形塑以及契合。极端行为的生成正是由嵌入身心的惯习同场域遭遇，在漫长的冲突、妥协契合的过程中产生，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性情倾向。
1．错误的性情倾向系统
上面分析的两个典型案例有着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代入了错误的性情倾向系统或是不适当地代入了性情倾向系统。这个共同特点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其性情倾向系统本身是有问题的。药家鑫在危机状况下，最先想到的是“农村人很难缠”，认为与其将受害者撞伤不如直接撞死，这样就省却了可能的麻烦和大笔治疗费用；曾世杰把容貌外表看得过于重要，最后甚至为此引发冲动而选择用杀人这一极端方式来泄愤。二是性情倾向系统的代入是错误的，也就是惯习本身无所谓对与错，却在错误的场合错误地使用了这一惯习。他们不顾学校的场域规则，硬是要执行通常看来是正确的惯习，这就是对无错性情倾向系统的错误代入。
社会以及家庭场域中的导向，对这种错误惯习的形成占据了很大的作用。药家鑫之所以认为农村人难缠，很有可能与社会媒体的报道，以及以前自己或他人的经历有关。这种经验在一次又一次的报道与经验感受中，不断被加强，最后形成了一种执拗的偏见。最后，不用报道与他人经验，他也会非常自然的把农村人与难缠联系在一起。在自己遭遇同类情境时，惯习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种场域而不需要外力的强制。
马维娜博士曾用“惯习性洗脱”这一学术名词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班级里有了破坏性或是有损荣誉的事件出现时，在没有面临老师质问的情况下，问题学生也会情不自禁地说“这不是我干的”。这种反应的出现，是由于以前很多次发生破坏性事件时，老师总是质问问题学生，问题学生由于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一种惯习性反应［3］。
同样，也可以用一个词“惯习性代入”来说明曾世杰的反应。因为他在以往的校园生活中，深深苦恼着自己的相貌，认为同学都因为他的相貌而嘲笑他。后来发展成为只要他在场，同学笑了，他就以为是在嘲笑自己的相貌。这就是“惯习性代入”了，是先前预存在“此时此刻”场域反应的即时提取。
这种惯习性代入是一种很可怕的行为，因为这是一种自我评价体系，而非他人评价，带有一些强迫性色彩，强迫自己把他人行为转化成对自我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是主观性的,并往往是负面的。这种行为也是由于某一惯习过于根深蒂固的原因。当这种惯习是错误的惯习时，就可能引发不好的结果。
2．被支配的性情倾向系统
经前文分析，处于场域中较低位置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但是，场域关系的搭建与惯习的推进是不可分割的，被支配的大学生再次使自己处于被支配地位。
惯习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应该随着场域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以适应场域生活。但是这种被支配的性情倾向系统，使行为人的惯习变成了一个封闭性的系统。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第一，由于上一场域的支配关系被原封不动的代入了现存场域中，而影响了大学生在当前场域的生活，也就是两个场域在大学生生活中混淆不清，两个不同场域交汇所带来的矛盾和摩擦就会在大学生一个人身上爆发；第二，难以改变自己的惯习以适应新的场域，使大学生难以融入场域，产生不适应的感觉。无论哪种可能性，都会使行为人陷入矛盾与冲突之中，处理不当就可能诱发极端行为的产生。
四、对策与建议：“场域—惯习”的校正或重构
从“场域—惯习”角度对大学生极端行为的分析可知，造成大学生极端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其所处场域结构的位置以及在多年生活中所形成的惯习来看，大学生极端行为事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潜在地影响大学生实践行为的选择，成为大学生极端行为发生的根源所在。因此，需要对大学生所处的场域、所拥有的资本和所形成的惯习等方面做出一定的改变和优化，以此减少甚至杜绝大学生极端行为事件的发生。
（一）提倡场域内的生物链式良性竞争
场域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围绕资本而展开的斗争是场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场域得以生存和保持活性的关键。但是，家庭场域和校园场域中的斗争都应该是一种良性斗争，其意图应是使场域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场域中的个人也能够在互相的竞争中体验充实并获得提升。
前文所述两名大学生在家庭或校园等场域中长期处于一种较低的位置。这种地位是因其资本总量不足而在各种资本的长期争夺中形成的。这种长期的弱势位置，先是使其难以在场域中竞争获胜，进而演变为难以介入场域竞争，甚至发展为主观上产生回避心理而不再介入场域竞争，其结果就会导致大学生想以非常手段推翻所处场域的竞争规则。
适者生存的自然定律是社会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生物学领域将这种竞争称之为生物链：强势物种与弱势物种之间生存能力虽然存在巨大差别，并有一环扣一环的食物关系，但是这却是一个十分严密并首尾相接的完整链条，处于生物链最上层的物种也会被最底端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所分解。正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使自然界平衡发展并充满勃勃生机。
生物链式的结构之所以平衡稳定，是因为每一环节在这个关系网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都有必不可少的优势所在。社会发展亦应如此，结构平衡的场域才能长久存在并获取发展，而处于场域中的个人也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在场域中应该建立这种生物链式的良性竞争。
达成生物链式的良性竞争，需要满足两个主要条件：
第一，提升大学生的自身能力。自身能力是获取资本的先决条件，想要在场域中获取独立的地位，就需要有独立的能力资本。比如有些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虽然无法在经济上给予子女太大的支持，但是可以培养子女的学习能力和交际能力，以此获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补充，进而弥补大学生由于经济资本匮乏而带来的地位缺失。
第二，场域中其他人的合作精神。很多行为者都有垄断场域的想法，当这种想法与掌握足以与垄断场域的资本相结合时就变成了现实。比如上文所提到的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就是一个掌握资本而又兼具垄断场域想法的人。在家庭关系网络中，他高高在上，处于金字塔的顶尖，别人无法撼动他的地位，只能服从他的指挥。而场域之间具有同构性，即处于新场域之中的个体，其行为特征会不自觉地带有上一场域的特质。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家庭场域处于底部，那么在校园场域很可能也继续重复这种模式。改变这种状况往往需要家人或者同学老师发扬合作精神，共同努力，要善于发现并挖掘大学生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和闪光点，尊重大学生为了提升自己而所做的努力，并且能够及时给予恰当的鼓励和赞扬。
（二）获取场域内规则的校正与协同
很多极端行为之所以会发生，都是由于行为主体接受了错误的场域规则所致。家庭和学校作为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社会化场所，其内部场域规则的正确与否极为重要。此外，同样重要的则是整个社会大场域是否能够营造出一种积极努力的规则氛围。
对规则的校正，首先，要致力于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一种积极健康的场域文化，这将成为其他场域（特别是学校场域）建立正确场域规则的基础。其次，要及时纠正存在于场域中的不良规则。由于公共场域的参与者众多，其场域规则的影响范围也较大，也正因此更容易及时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与之相对的，私人场域（比如家庭场域）的参与人数较少，监督者也较少，因而场域规则的变更则更多的是依赖于个人（在家庭场域中一般是父母）的自觉修正。因此，对不同的场域，需要分别实施有针对性的规则矫正措施，同时还要将场域间的场域规则协同化处理。
第一，在社会这一宏观场域中，要动用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尤其要注重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加强其对正面事件和正面人物的有关报道和宣传。
第二，在家庭场域中，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为树立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榜样带头作用，同时，还应让孩子体会到重视家庭但不等于家庭中心主义，家庭成员也要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场域内的场域规则，不能为家庭而轻视并损害他人的利益。
第三，在校园场域中，要形成一张大学生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过滤网，杜绝社会中某些落后思想和不良习气对大学生的浸染。要提高大学生抵制不良习气和错误观念的免疫力，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应对社会中糟粕的一面。针对大学生极端行为，还应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积极灌输正确的生命观，让大学生体会到众生平等，任何生命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第四，做好相关场域间规则的协同和衔接工作。不同场域因其独有的特征而存在迥异的场域规则，要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并要做好衔接工作，确保产生协同作用，以降低大学生在不同场域间的适应规则成本。学校要将校园场域的规则尽量开放，使之能够与不同特征的家庭场域相兼容，家长在对子女的平时教育中，要兼顾到子女即将面临的校园生活，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耐挫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只有两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场域间规则的协同与衔接。
（三）全方位提升场域资本
1．经济资本的提升
大学生经济资本的提升，需要依靠政府、家庭和学校这三者共同有所作为，并以此形成联动作用。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贫富差距大是我国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需要国家采取长效机制才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解决。但是，不能因此就让贫困地区的学子丧失在高校求学的机会，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来自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能够进入大学校园并顺利完成学业。
第二，鼓励家庭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除特别贫困的家庭以外，也有一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或者家长有诸如赌博等恶习，或者因重男轻女思想而忽视女生的求学欲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这些家长端正关于孩子受教育的态度，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够平等地拥有受教育机会。
第三，建立健全学校的贫困生保障制度。学校应该建立健全贫困生保障制度，对于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学校应该帮助其获取助学贷款等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并定期给予经济帮助。除此之外，学校还应关心贫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人际沟通，确保其与其他大学生一样安心学习、健康成长。同时，学校应帮助贫困学生获取勤工俭学机会并在校内提供一定的助学岗位。
2．文化资本的提升
文化资本是校园场域内的主要资本，文化资本的提升对大学生资本总量提升的贡献极为显著。对于大学生文化资本的提升，主要应从两种思路入手。
第一，提升大学生已有文化资本的影响力。因为经济资本在大学校园里的资本地位日渐提升，导致文化资本流失了部分影响力。因此，提升大学生文化资本，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文化资本在校园场域总资本中的权重，这就需要学校在校园内抵制金钱至上观念的蔓延，同时通过开展一系列全校范围的主题文化活动，扩大文化资本在校园内的影响力，大力表扬品学兼优的优秀大学生并倡导其榜样作用，等等。
第二，帮助大学生获取新的文化资本。首先，需要将学校的基本教育资源均等化，保证任何有学习意愿的大学生都能够公平合理地利用到学校的学习资源和软硬件设施。其次，邀请学术精英和社会名流到学校开展讲座、活动，为学生获取校外的文化资本提供便利。再次，学校还应鼓励各学院、各专业、同学间的学习交流，提高文化资本在不同主体间的流转速度和流转效率。
3．社会资本的提升
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大学生极端行为的发生，因而帮助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也是十分必要的。大学生社会资本的提升需要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需要个人努力建立自救的人际关系网络之外，也需要学校等外部力量的参与。
第一，加强同班级和同年级大学生的交流与沟通。一般情况下，身边同学是一个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若一名大学生不能与同学和谐相处并取得良好沟通，那么其社会资本必定是十分匮乏的。因此，学校应积极提供相关机会，加强同班级和同年级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第二，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老师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师生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人与人之间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因此，学校应鼓励师生多多交往，并在本科时期就确定导师制，规定一名老师负责指导若干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定期沟通，同时学校应建立健全相应的考评和监督机制，以保证导师制的有效执行。
第三，加强大学生与社会各界的接触。学校邀请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来校开讲座、搞座谈，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大学生与社会接触的大好机会，是大学生拓宽自己社会资源的有利时机。
（四）良好惯习的确立
拥有正确而独立的惯习是大学生远离极端行为的至关重要的品质。惯习作为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场域规则以及场域文化是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社会化资料来源，也就是说惯习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于自我方向的掌握，对于外来影响的正确对待，知道何为对何为错，作为大学生的心理动力，从内部控制着他们的行为。因此，对于正确而独立的惯习的培养，需要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共同着手。
第一，大学生自身对于人生方向要正确把握。在现实中，大学生的生存环境有时相当不尽如人意，也并非所有的经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大学生必须为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三观可以时刻调整自己，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想法和行为。在生活中，大学生要始终坚持对于自我人生方向的正确掌控，同时要注重合理接纳他人建议，并不迷信于他人观点，对自己的人生方向抱有自信态度。
第二，社会互动成员对大学生惯习进行有意识的积极引导。惯习是指个人对于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在无意识中内化并纳入自身的性情倾向系统，不良惯习的形成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于生存的客观条件和不良经历所导致的。因此，培养良好惯习的第一步应该从改善生存条件以及周遭环境开始。在家庭场域中，父母应注重言传身教，不溺爱不纵容并尊重孩子的正常需求，让孩子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得到良好的惯习濡染；而在校园场域中，学校应当注重对于正确价值观的弘扬，并把这种正确观念的弘扬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力求在日常生活中为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惯习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
五、结束语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形成，起源于他对教育场域再生产的研究，在理论成熟之后，多被应用于对诸如文化场域、经济场域、教育场域等相对宏观层面场域的理论性研究。本文将该理论应用于大学生杀人案件的研究，将“场域-惯习”理论的应用领域拓宽至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相对微观的层面，这对推动该理论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大学生出现极端行为时，一味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苛责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极端行为的选择是长期以来他们所处的场域、他们所握有的资本以及他们自身的惯习在他们身上积累的综合反映。当惨剧发生的时候，再去谴责当事人已经无济于事。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研究，能够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看到，很多时候大学生身上所出现的问题，其实与家庭与学校的潜在结构是分不开的。当下大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积淀，如何解决，是学术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以及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8-279.
［2］段鑫星，程婧.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00．
［3］马维娜．局外生存—相遇在学校场域［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3．
［责任编辑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