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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采是在信仰领域，对“真理”“上帝”等资本主义制度所编织的一套话语系统的合法性大胆地提出了质疑，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正是对前者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考察发现，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福柯对于话语权力的分析是通过他对“知识史”的考古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把知识还原为话语。福柯通过对话语的梳理，将知识与权力离析，从而发现当今文明社会中所谓的“文明”“科学”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人的“主体”并没有能动性，而是在各种权力网中“被构成”。
[关键词]知识权力；权力意志；话语权力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79-06
尼采被认为是“后现代之父”，他对于一切的怀疑论是后现代哲学的奠基理论。“尼采标志着一个开端，由此当代哲学才能开始重新思考。他毫无疑问将继续长期支配当代哲学的发展。”[1]353-35419世纪末，尼采以其卓越的勇气和胆识宣告了“上帝之死”；20世纪60年代，福柯以其犀利和敏锐预言了“人之死”。 德勒兹认为：“福柯与尼采有三个主要交汇点。其一是关于力量的观念。福柯的权力，如同尼采的权力，并非归结为暴力，也就是说，并非归结为力量与生命或客体的关系，而是归结为力量与它所影响的乃至影响它的其他力量（激励、引出、促成、诱发等情感）的关系。其二是力量与形式的关系：一切形式皆是力量的复合。……这更是福柯关于人的消亡的全部主题，是他与尼采的超人的联系。”[2]133
一、作为真理的谎言—权力瓦解知识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主宰着欧洲人的心灵。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是至善，是价值评判的依据；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从始祖那里继承了原罪，因而人需要不断地忏悔赎罪；人对上帝，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而不可怀疑、违抗。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尼采让一个疯子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把他杀了！”
尼采否认了基督教的上帝，也摧毁了相应的天国、原罪、拯救等陈腐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揭示出人类道德、真理、科学背后的心理阴暗和狂妄自大。尼采通过论证知识的起源，得出了“知识的虚假性”“科学是伪善的”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上帝”这一形象来源于中世纪的人为的“创造”，那么知识就是一种经过了历史积淀的“谬误”，而科学则是人类妄自尊大所设置的一个“幻觉”。在尼采看来，“知识的力量不在于真实的程度，而在于知识的古老，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他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3]知识并非一定是正确的，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出于人的本性而造成的错误意识长期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人的本性。这些错误的信条被世代相传，最终成了人性的基本要素，诸如我们以概念来限定事物的种类和姿态。“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分离、界定和限制。关于整体的绝对知识是不存在的。”[4]60而为了保持这种认识是客观的、正确的，人不惜一切地将这些错误的信条原则化，反而对自己所处的真实世界熟视无睹，或者干脆用双手捂起双眼。这些信条形成了人的判断和信念，于是“真实”和“谎言”就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形成了基本的评判原则，而将这个原则投诸事物的评判时，斗争与权力的欲念也便产生了。“知识为人类开辟了一条美妙的穷途末路”[4]66。
同样，真理作为知识判断的产物也建立在这一错误的信念基础之上，然而真理却是更能体现权力的舞台。从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与神学家一直在争夺掌握真理的权力，真理又成为另一种信念，一种以科学的挂念为前提的对幻觉虔诚的信仰，“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使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5]106在这里，真理不过是一种通过拟人化、转喻、隐喻化了的人类的关系。它们在长期被使用之后，逐渐成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长期习用的并具有约束力和信条化的理念。于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理就失去了它的客观性、永久性、普适性，这便是尼采的“视角主义”。
首先，从思维的载体—语言来说，“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存表明，对于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表述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语言了。”[4]105既然表述的语言并不存在着同一性，那么真理的同一性也就被消解了，不同的语言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不尽相同的，自然其创造的信念标准也大相径庭，当我们说桌子、书、颜色这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物时，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不过只是这个事物的一个表象，一个视角下的表象而已，概念的形成是摒弃了事物所有的保持其个性、差别之后剩余的那部分的总和，由此，概念也将自己边缘化为事物的一个侧面。
其次，“自然把人置于纯粹的幻想之中，使人适得其所。他看到形式感受到刺激但不是真理。他把神一样的人幻想和想象为自然。人通过两种性质的无意配置而偶然地成了一个认识存在，他早晚有一天会不再存在，而当他消失以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4]87古希腊人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的科学自然规律不过是一堆以人为视角的拟人关系。科学的信念从何而来呢？尼采对于科学的考察源自古希腊的哲学，这个时期哲学掌握着科学的权力，他将哲学与占星术相对比，发现两者有些相似，即两者都是将人作为世界进化的最高等级，世界的命运是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全部的科学便从这种哲学认识中得到了信念的基础。尼采说：“人类首先罢黜宗教，然后罢黜科学。”[4]58从尼采的“视角主义”知识论出发，任何的知识都被罢黜，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知识这种东西，因此也就无须认识论，也不可能有永恒的、客观的视角存在，人类永远无法认识真正的世界，那么“真理”“科学”不过只是一个名词术语而已，包括宗教在内，都是一种“诠释”，而非认识。
“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此就有各式各样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真理。”[5]610尼采把知识、真理、科学拉下了客观、普遍的圣坛，打破了启蒙运动以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知识”“科学”“真理”的信念，破除了基督教的管制，打开了哲学的新局面。 二、权力意志—知识的起源
在解除了知识的管制之后，尼采开始思索知识究竟从何而来，既然他由人的幻觉制造并服务于人的利益，那么人的幻觉又是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迸发对知识的制造呢？他的观点是：“我们声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总是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和兴趣所在。”[6]换句话说，是“权力意志”创造了我们的“知识意志”。“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尼采的核心思想之一，他是将物理学中的“力”与哲学相联系，“即贪得无厌的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地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5]154在尼采的考察中，“权力意志”是创造世界的最初力量，世界什么都不是，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无论是上帝，还是生命，“其中没有价值的顶点，而有权力的顶点。”[5]286因此，一切生命都处在权力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从权力的角度来认识世界，一切人所看到的现象，都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权力意志就是让我们“相信某物是这样的”，与此同时，“相信某物不是这样的”便被权力意志排除在外，因此，权力意志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意志，通过对他者的否定来证实自我的存在，尼采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权力意志”的一个形式，因为，在个人看来，他已经从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下解脱了出来，他通过与整体的对立去夺取所需，因此，“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起码阶段”[5]339，个体的欲求只能通过排斥他者的欲求才能实现。权力意志意味着压制，一切人类的信念和价值总是压制着其他可能性的结果，而这个压制本身却被掩盖了，譬如启蒙运动，尼采将其看作是一种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的必要手段，在启蒙的“进步”这个幌子压制之下，人变得更为卑贱，也更顺从统治。而这与基督教宣扬的“幸福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权力意志同时也意味着创造，创造更多的“压制”，因此，知识和真理是那些战胜了敌对思想的胜利者，而非是面向真实世界的“真理”。于是，“世界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解释”“人们不可以问：‘到底由谁来解释？’而是要问解释本身。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有生命，生命就是冲动。”[5]205.191-192
之所以将尼采称为“后现代之父”，是因为现代与后现代，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鲜明的差异，一个最显著的区分标准就是对待“元叙事”的态度，用利奥塔的话来讲，“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7]。尼采对上帝这一最大的元叙事做了证伪之后，道德、真理、科学、理性、国家统统丧失了自明的合法性。他们不仅不能作为评判的依据，而且它们自身的可靠性也必须受到质疑。他将一个有意识的，能够使用一种具有稳定意义的语言进行思考的主体的存在表示怀疑，而唯一靠得住的真理就是永恒的“权力意志”，其中，权力是所有哲学话语的核心。
三、走向话语的权力—从尼采到福柯
尼采使得福柯能够完全站在传统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以新的方式思考权力和个人。但福柯又并非是尼采的传声筒，他进一步将知识、真理、道德与权力相连。因为福柯认为，“对于像尼采这样的思想，最合适的表示敬意的办法恰恰就是去使用它、改造它，让它发出痛苦的呻吟和抗议。如果评论家们说我没有忠实于尼采，我绝对会对他们不屑一顾。”[8]
福柯以对主体的考古学研究（话语分析）和谱系学研究（权力分析），既消解了主体，也宣布了“人”的终结。他通过对“人”这一哲学概念的产生与消失的谱系学考察，大声地宣布了“人的死亡”，而这是围绕着语言展开的。古典时期“语言在知识的关系中占据了根本位置：只有通过语言中介，世界上的事物才能被认识。”[1]29619世纪语言与表象分离，语言产生了分化（to disperse），这次分化福柯称之为“降级（demotion）”：语言与其他事物一起成为知识客体。语言的分化也造成“人”的出现和人文科学的诞生：“人”作为一种维系力量和知识主体出现了。但是，语言总要由差异、分化回归自身，由客体和工具回归思想领域。这一任务由尼采首先提了出来。随着语言的复归统一，作为知识保障和价值源泉的“人”将不复存在，因此，“人”的知识也将不复存在，语言重新掌握认识的权力。这其中就包括对真理的解读。
1986年德勒兹在与克莱尔·帕内的谈话中指出，“福柯与尼采的根本联系在于对真理的批判：什么是必须以‘正确’的推理为前提的真理的‘意志’？这种推理只能掩盖些什么？换言之，真理并不是必须建筑在发现真理的方法之上，而是必须建筑在欲求真理的手段、程序和进程之上。我们总是掌握着与我们相应的、与知识的手段（尤其是语言的手段）相应的、与权力的程序相应的、与我们主观化或个人化的进程相应的真理。”[2]132
在福柯看来，尼采第一个真正讨论真理问题，把真理看作一组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话语规则，认为真理产生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的制度体制，从而否认了真理就是被给定的传统说法。尼采把知识和思想的形成看作“权力意志”的体现，认为知识起着权力工具的作用，权力并非实体，而是一些关系：吸引和排斥关系、统治和服从关系、强迫和接受关系。
同样，福柯认为“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在福柯看来，所谓真理的“真理性”是由权力赋予的，而权力并非由某些所谓特权阶层所决定和实施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由整个社会群体所共同制造的连贯的运作过程，“谁实施权力”不可能与“权力是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研究权力就是要“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策略赖以实施并被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而这个手段，主要便是“话语”的运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那么归根结底，所谓真理是由话语运作和制造出来的。因此，话语理论的地位在福柯的考古学方法中十分重要。福柯在扬弃连续性主题的基础上，否定传统分类单位如“书”“作品”“作者”等，而代之以话语描述。话语描述不同于语言分析：前者是关于话语如何出现的思考，后者注重规律、系统；话语描述不同于思想史：思想史要在话语表层之下搜寻深层意义，而话语分析关注话语自身（话语的存在条件、极限）。至于话语与主体的关系，福柯并不将话语归属于主体，而是认为主体仅仅作为话语的表述功能而存在。话语不是指向人的意识层次，而是人的无意识层次；不是关心“谁在说话”，而是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作者死了”。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福柯并非要否定作者的存在及其独创性，相反地，他十分推崇能够开创新的话语规则的作者。 在福柯那里，话语是一种实践活动，在书写、阅读和交换中展开。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性话语、法律话语、人文知识乃至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是如此。而历史正是在话语中展开来的，也是话语自身的实践书写了历史，因此，福柯对于话语权力的分析是通过他对“知识史”的考古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把知识还原为话语。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以谱系学方法分析了“知识主体”与权力的关系。
福柯逐渐克服从话语层面来理解知识，而是看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培根说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指出了事情的另一面：知识与权力相关。福柯在谈知识-权力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知识而非自然科学的知识。比如，他列举的往往是精神病学的知识、监狱的知识、癫狂的知识、性的知识等，在考察了监狱的诞生后，围绕着司法程序中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的涉入，福柯得出结论：权力在扩散、渗透，产生了一系列自封为“科学”的知识。他激烈地攻击将知识与权力截然二分的传统看法，他有一段名言：“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9]29需要注意的是，福柯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权力理论。他注意的是细节上的、具体的权力运作，他称之为“微观物理学”。
福柯的“微观权力”往往与规训相关，不再是惩罚。这是一种更隐蔽更普遍的权力关系。福柯意义上的权力不是君主权力，也不是某个阶级、团体、党派对另一阶级、团体、党派施加的暴力，而是涉及众多方面的关系网络，它广泛存在于工厂、学校、家庭等。对此，人们并非毫无察觉，只是不愿承认或不敢正视。福柯批评了下面的权力观：权力是被占有的；权力是以镇压（压抑）的方式实施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他提出了相反的权力观点：首先，“微观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他不是被占有的，而是被行使的权力；其次，权力不是固定的，或者说不只是压抑的，而是在运用过程中得以传播、扩散；权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不仅是集中于某些机构或阶级，而是有无数的作用点，“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9]29。
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拥有权力，没有人能够站在权力的对面观察、分析、清除它，甚至知识分子也是权力的一部分。福柯曾经以圆形监狱为例说明权力怎样深入犯人的肉体乃至无意识：犯人由于不知道是否被监视、被谁监视，至于谁在行使权力就无关紧要了。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的意识、无意识乃至肉体都留下权力作用的痕迹，而我们浑然不觉，那么福柯对权力的揭示就非常重要了。福柯一再指出，权力不仅压抑，而且制造。传统的监禁通过惩罚来达到目的，会使得罪犯产生逆反心理，给社会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实施“监狱体制”的社会表面上看来更文明、更人道，实际上更可怕，因为它使得权力自动实施：长久地被规训，使得权力自动实施，使得人们成为自己的看守。这样，社会不必以暴力来对付异类，而是从根本上取消了异类出现的可能性。
四、话语权力理论的产生—谱系学研究的新发现
福柯运用了尼采的“眼光”，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对“道德”一词做了谱系学的梳理：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公正的道德标准，只有对道德的不同解释，谱系学家自己的道德观也只不过是众多解释中的一种而已。福柯曾说，他不评论尼采，他只运用尼采的方法。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他指出谱系学研究是一项“……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书稿。”[10]146“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砌的材料……它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展开，它反对有关起源的研究。”[10]146-147可见福柯一方面继承了谱系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即注重细节研究，同时也在“反对追溯起源”问题上与尼采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福柯特别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和裂缝，谱系学不是要重建连续性，而是要记录这些断层和裂缝。
（一）话语历史的权力分析
福柯认为能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方法便是对话语历史做非起源的、非连续性的、个体化的、具体的和实证的考古学描述。“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维系统的两个方面。”[11]在连续的历史观中，主体将所有历史事件划入一个假想的意义整体，从而确保意识在历史中的稳固地位。他认为历史不说我们什么，而说我们正在与什么不同，历史不是建立同一性，而是驱散同一性，以利于与我们不同者。历史是将我们与自身分离的东西，是我们要考虑自身而必须跨越和穿越的东西。正如保尔·韦诺所说，与时间和永恒相对立的，是实在。
在福柯看来，传统观念史之所以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因为它患有严重的恐话语症。西方文明表面上最尊重话语了，但福柯却认为在这个明显的亲话语症（logophilie）下面隐藏着一种深远的恐话语症（logophobie），即对话语的无序和间断表示出的恐惧。萨特就是恐话语症的代表者之一。福柯欣赏尼采所提倡的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并不信任任何绝对的、超历史的东西，而是依据历史事件最独特的特征、最敏锐的表现形式来探讨历史事件。深受尼采的启发，福柯也认为权力、知识和真理之间存在着关联。他发现“权力已经给知识的维度画出一个不可缩减的第二维，尽管两者都构成了一些无法具体分割的混合体；但是知识是由形式构成的，是可见、可言，总之，是档案，而权力是由力量、力量关系构成的，是曲线图。”[2]106其实，在福柯的著述中，pouvoir一词应该是“力量”（forces）、力量关系的意思，而不是指政治权力。但在当前的汉语界，“权力”译法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了。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赋予德语词汇Entstehung以非起源的特征，挖掘出其谱系学的含义：它有“涌现”的意思，“涌现总是产生于某种力量状态之中。对涌现所做的分析应该揭示出力量的游戏、力量相互间斗争的方式、力量与逆境展开的斗争、力量（通过自我分化）为避免退化并在自己衰弱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而做出的努力”[10]149。“涌现”是诸力量的出场，是诸力量的涌入，诸力量一跃而从后台跳到前台，无不充满着青春和活力。福柯还把涌现看作强弱两种能量相互较量和对抗的场所。因此，所涌现出的必然是诸力量斗争的一个平台。因此，福柯从由知识创造的原始概念过渡到了由权力创造的新概念，以实现从知识向权力的过渡，从而对尼采做出了某些更正。 （二）话语权力生成机制
福柯在《性意识史》第一卷中，通过对“性”一词做语言学的考古学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当代文明中的“压抑假设”提出质疑。福柯面对层层叠叠抱怨“性压抑”的话语，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类抱怨和压抑假设一样，不外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西方当代文明鼓励人们谈论性：医学将所有“性反常”纳入精神病学研究范围；国家将公民的性纳入生产方式；父母密切关注孩子的好奇与早熟。性被视为通向真理的密码，其中弗洛伊德功不可没。人们被告知：通过性，他就可以发现真正的自我。然而这个“本我”是否就是我们所追寻的那个“我”？还是我们当代文明话语的一个陷阱。福柯指出，当代文明绝非制造着性压抑，而是制造了各式机构来强化性、鼓励性，从而将人们置于一个透明玻璃罩内达到统治的目的。“……我们的文明需要并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喋喋不休地制造与性有关的话语的机器。”[12]这台机器产生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它只因人们在性中实现自己、表达自己。而“性”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生理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如同“人”的概念一样），在性话语的包围中，人们完全可以引入福柯式的疑问：“谁在说话？”是真正地自己在说话吗，还是在权力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福柯不同意将性本能作为人类根深蒂固的内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理论恰好将自由个体纳入忏悔-分析-治疗的圈套中。他不再拥有创造自己的快乐，他必须压抑内心的欲望魔鬼；他对医生说出心中的秘密，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的人；他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不再自己引导自己。因此，福柯根本不会把个体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寄托于生命本能的改造与释放。福柯既然认定性不过是一种话语的产物，那么“性压抑”的假设和“性解放”的神话都将成为过去，正如“人”作为话语的产物，会被语言分析的锯齿解剖开来一样。
康德在著名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指出，我们不需要监护人、牧师、学者代替我们思考和抉择，我们更应该自己去思考和抉择。福柯则提出了“无资格代言”的口号，他分析了19世纪末，随着人文科学的出现，社会对个人“规范化”的程度加深，所以个体保持独立性也更为艰难。学校、公司、政府机关、家庭无一不受“规范化”秩序的影响，这些规训式的个体形式构成了一个“监狱体制”的社会。因此诸如“没有人能够否认……”“大家都会承认……”等类似的代言性质的语言形式便大量出现，医生不再以医生的角度发表意见，而是以患者的角度来说话，任何人的“越界代言”行为都会作为普遍意义、普遍价值的形式出现，而这同时意味着编制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福柯认为，知识分子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他们不再以普遍价值的名义说话，而是以自己的资格和地位的名义说话。权力被划定在知识的第二维中，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反思，怎样学会说，自己是“被压抑的”。
总之，福柯在探讨主体“被构成”的方式时认识到，权力不仅深入意识，而且深入肉体。权力不仅控制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制约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提出获得解放的方式，就只能是反抗权力的控制。福柯通过对话语的梳理，将知识与权力离析，从而发现了当今文明社会中所谓的“文明”“科学”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人的“主体”并没有能动性，而是在各种权力网中“被构成”。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全新方法，对后来的思想家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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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性意识史：第1卷[M].尚衡，译.台北：台湾久大、桂冠联合出版，1990：28.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知识权力；权力意志；话语权力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79-06
尼采被认为是“后现代之父”，他对于一切的怀疑论是后现代哲学的奠基理论。“尼采标志着一个开端，由此当代哲学才能开始重新思考。他毫无疑问将继续长期支配当代哲学的发展。”[1]353-35419世纪末，尼采以其卓越的勇气和胆识宣告了“上帝之死”；20世纪60年代，福柯以其犀利和敏锐预言了“人之死”。 德勒兹认为：“福柯与尼采有三个主要交汇点。其一是关于力量的观念。福柯的权力，如同尼采的权力，并非归结为暴力，也就是说，并非归结为力量与生命或客体的关系，而是归结为力量与它所影响的乃至影响它的其他力量（激励、引出、促成、诱发等情感）的关系。其二是力量与形式的关系：一切形式皆是力量的复合。……这更是福柯关于人的消亡的全部主题，是他与尼采的超人的联系。”[2]133
一、作为真理的谎言—权力瓦解知识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主宰着欧洲人的心灵。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是至善，是价值评判的依据；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从始祖那里继承了原罪，因而人需要不断地忏悔赎罪；人对上帝，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而不可怀疑、违抗。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尼采让一个疯子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把他杀了！”
尼采否认了基督教的上帝，也摧毁了相应的天国、原罪、拯救等陈腐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揭示出人类道德、真理、科学背后的心理阴暗和狂妄自大。尼采通过论证知识的起源，得出了“知识的虚假性”“科学是伪善的”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上帝”这一形象来源于中世纪的人为的“创造”，那么知识就是一种经过了历史积淀的“谬误”，而科学则是人类妄自尊大所设置的一个“幻觉”。在尼采看来，“知识的力量不在于真实的程度，而在于知识的古老，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他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3]知识并非一定是正确的，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出于人的本性而造成的错误意识长期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人的本性。这些错误的信条被世代相传，最终成了人性的基本要素，诸如我们以概念来限定事物的种类和姿态。“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分离、界定和限制。关于整体的绝对知识是不存在的。”[4]60而为了保持这种认识是客观的、正确的，人不惜一切地将这些错误的信条原则化，反而对自己所处的真实世界熟视无睹，或者干脆用双手捂起双眼。这些信条形成了人的判断和信念，于是“真实”和“谎言”就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形成了基本的评判原则，而将这个原则投诸事物的评判时，斗争与权力的欲念也便产生了。“知识为人类开辟了一条美妙的穷途末路”[4]66。
同样，真理作为知识判断的产物也建立在这一错误的信念基础之上，然而真理却是更能体现权力的舞台。从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与神学家一直在争夺掌握真理的权力，真理又成为另一种信念，一种以科学的挂念为前提的对幻觉虔诚的信仰，“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使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5]106在这里，真理不过是一种通过拟人化、转喻、隐喻化了的人类的关系。它们在长期被使用之后，逐渐成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长期习用的并具有约束力和信条化的理念。于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理就失去了它的客观性、永久性、普适性，这便是尼采的“视角主义”。
首先，从思维的载体—语言来说，“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存表明，对于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表述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语言了。”[4]105既然表述的语言并不存在着同一性，那么真理的同一性也就被消解了，不同的语言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不尽相同的，自然其创造的信念标准也大相径庭，当我们说桌子、书、颜色这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物时，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不过只是这个事物的一个表象，一个视角下的表象而已，概念的形成是摒弃了事物所有的保持其个性、差别之后剩余的那部分的总和，由此，概念也将自己边缘化为事物的一个侧面。
其次，“自然把人置于纯粹的幻想之中，使人适得其所。他看到形式感受到刺激但不是真理。他把神一样的人幻想和想象为自然。人通过两种性质的无意配置而偶然地成了一个认识存在，他早晚有一天会不再存在，而当他消失以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4]87古希腊人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的科学自然规律不过是一堆以人为视角的拟人关系。科学的信念从何而来呢？尼采对于科学的考察源自古希腊的哲学，这个时期哲学掌握着科学的权力，他将哲学与占星术相对比，发现两者有些相似，即两者都是将人作为世界进化的最高等级，世界的命运是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全部的科学便从这种哲学认识中得到了信念的基础。尼采说：“人类首先罢黜宗教，然后罢黜科学。”[4]58从尼采的“视角主义”知识论出发，任何的知识都被罢黜，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知识这种东西，因此也就无须认识论，也不可能有永恒的、客观的视角存在，人类永远无法认识真正的世界，那么“真理”“科学”不过只是一个名词术语而已，包括宗教在内，都是一种“诠释”，而非认识。
“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此就有各式各样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真理。”[5]610尼采把知识、真理、科学拉下了客观、普遍的圣坛，打破了启蒙运动以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知识”“科学”“真理”的信念，破除了基督教的管制，打开了哲学的新局面。 二、权力意志—知识的起源
在解除了知识的管制之后，尼采开始思索知识究竟从何而来，既然他由人的幻觉制造并服务于人的利益，那么人的幻觉又是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迸发对知识的制造呢？他的观点是：“我们声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总是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和兴趣所在。”[6]换句话说，是“权力意志”创造了我们的“知识意志”。“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尼采的核心思想之一，他是将物理学中的“力”与哲学相联系，“即贪得无厌的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地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5]154在尼采的考察中，“权力意志”是创造世界的最初力量，世界什么都不是，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无论是上帝，还是生命，“其中没有价值的顶点，而有权力的顶点。”[5]286因此，一切生命都处在权力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从权力的角度来认识世界，一切人所看到的现象，都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权力意志就是让我们“相信某物是这样的”，与此同时，“相信某物不是这样的”便被权力意志排除在外，因此，权力意志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意志，通过对他者的否定来证实自我的存在，尼采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权力意志”的一个形式，因为，在个人看来，他已经从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下解脱了出来，他通过与整体的对立去夺取所需，因此，“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起码阶段”[5]339，个体的欲求只能通过排斥他者的欲求才能实现。权力意志意味着压制，一切人类的信念和价值总是压制着其他可能性的结果，而这个压制本身却被掩盖了，譬如启蒙运动，尼采将其看作是一种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的必要手段，在启蒙的“进步”这个幌子压制之下，人变得更为卑贱，也更顺从统治。而这与基督教宣扬的“幸福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权力意志同时也意味着创造，创造更多的“压制”，因此，知识和真理是那些战胜了敌对思想的胜利者，而非是面向真实世界的“真理”。于是，“世界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解释”“人们不可以问：‘到底由谁来解释？’而是要问解释本身。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有生命，生命就是冲动。”[5]205.191-192
之所以将尼采称为“后现代之父”，是因为现代与后现代，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鲜明的差异，一个最显著的区分标准就是对待“元叙事”的态度，用利奥塔的话来讲，“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7]。尼采对上帝这一最大的元叙事做了证伪之后，道德、真理、科学、理性、国家统统丧失了自明的合法性。他们不仅不能作为评判的依据，而且它们自身的可靠性也必须受到质疑。他将一个有意识的，能够使用一种具有稳定意义的语言进行思考的主体的存在表示怀疑，而唯一靠得住的真理就是永恒的“权力意志”，其中，权力是所有哲学话语的核心。
三、走向话语的权力—从尼采到福柯
尼采使得福柯能够完全站在传统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以新的方式思考权力和个人。但福柯又并非是尼采的传声筒，他进一步将知识、真理、道德与权力相连。因为福柯认为，“对于像尼采这样的思想，最合适的表示敬意的办法恰恰就是去使用它、改造它，让它发出痛苦的呻吟和抗议。如果评论家们说我没有忠实于尼采，我绝对会对他们不屑一顾。”[8]
福柯以对主体的考古学研究（话语分析）和谱系学研究（权力分析），既消解了主体，也宣布了“人”的终结。他通过对“人”这一哲学概念的产生与消失的谱系学考察，大声地宣布了“人的死亡”，而这是围绕着语言展开的。古典时期“语言在知识的关系中占据了根本位置：只有通过语言中介，世界上的事物才能被认识。”[1]29619世纪语言与表象分离，语言产生了分化（to disperse），这次分化福柯称之为“降级（demotion）”：语言与其他事物一起成为知识客体。语言的分化也造成“人”的出现和人文科学的诞生：“人”作为一种维系力量和知识主体出现了。但是，语言总要由差异、分化回归自身，由客体和工具回归思想领域。这一任务由尼采首先提了出来。随着语言的复归统一，作为知识保障和价值源泉的“人”将不复存在，因此，“人”的知识也将不复存在，语言重新掌握认识的权力。这其中就包括对真理的解读。
1986年德勒兹在与克莱尔·帕内的谈话中指出，“福柯与尼采的根本联系在于对真理的批判：什么是必须以‘正确’的推理为前提的真理的‘意志’？这种推理只能掩盖些什么？换言之，真理并不是必须建筑在发现真理的方法之上，而是必须建筑在欲求真理的手段、程序和进程之上。我们总是掌握着与我们相应的、与知识的手段（尤其是语言的手段）相应的、与权力的程序相应的、与我们主观化或个人化的进程相应的真理。”[2]132
在福柯看来，尼采第一个真正讨论真理问题，把真理看作一组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话语规则，认为真理产生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的制度体制，从而否认了真理就是被给定的传统说法。尼采把知识和思想的形成看作“权力意志”的体现，认为知识起着权力工具的作用，权力并非实体，而是一些关系：吸引和排斥关系、统治和服从关系、强迫和接受关系。
同样，福柯认为“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在福柯看来，所谓真理的“真理性”是由权力赋予的，而权力并非由某些所谓特权阶层所决定和实施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由整个社会群体所共同制造的连贯的运作过程，“谁实施权力”不可能与“权力是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研究权力就是要“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策略赖以实施并被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而这个手段，主要便是“话语”的运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那么归根结底，所谓真理是由话语运作和制造出来的。因此，话语理论的地位在福柯的考古学方法中十分重要。福柯在扬弃连续性主题的基础上，否定传统分类单位如“书”“作品”“作者”等，而代之以话语描述。话语描述不同于语言分析：前者是关于话语如何出现的思考，后者注重规律、系统；话语描述不同于思想史：思想史要在话语表层之下搜寻深层意义，而话语分析关注话语自身（话语的存在条件、极限）。至于话语与主体的关系，福柯并不将话语归属于主体，而是认为主体仅仅作为话语的表述功能而存在。话语不是指向人的意识层次，而是人的无意识层次；不是关心“谁在说话”，而是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作者死了”。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福柯并非要否定作者的存在及其独创性，相反地，他十分推崇能够开创新的话语规则的作者。 在福柯那里，话语是一种实践活动，在书写、阅读和交换中展开。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性话语、法律话语、人文知识乃至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是如此。而历史正是在话语中展开来的，也是话语自身的实践书写了历史，因此，福柯对于话语权力的分析是通过他对“知识史”的考古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把知识还原为话语。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以谱系学方法分析了“知识主体”与权力的关系。
福柯逐渐克服从话语层面来理解知识，而是看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培根说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指出了事情的另一面：知识与权力相关。福柯在谈知识-权力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知识而非自然科学的知识。比如，他列举的往往是精神病学的知识、监狱的知识、癫狂的知识、性的知识等，在考察了监狱的诞生后，围绕着司法程序中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的涉入，福柯得出结论：权力在扩散、渗透，产生了一系列自封为“科学”的知识。他激烈地攻击将知识与权力截然二分的传统看法，他有一段名言：“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9]29需要注意的是，福柯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权力理论。他注意的是细节上的、具体的权力运作，他称之为“微观物理学”。
福柯的“微观权力”往往与规训相关，不再是惩罚。这是一种更隐蔽更普遍的权力关系。福柯意义上的权力不是君主权力，也不是某个阶级、团体、党派对另一阶级、团体、党派施加的暴力，而是涉及众多方面的关系网络，它广泛存在于工厂、学校、家庭等。对此，人们并非毫无察觉，只是不愿承认或不敢正视。福柯批评了下面的权力观：权力是被占有的；权力是以镇压（压抑）的方式实施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他提出了相反的权力观点：首先，“微观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他不是被占有的，而是被行使的权力；其次，权力不是固定的，或者说不只是压抑的，而是在运用过程中得以传播、扩散；权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不仅是集中于某些机构或阶级，而是有无数的作用点，“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9]29。
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拥有权力，没有人能够站在权力的对面观察、分析、清除它，甚至知识分子也是权力的一部分。福柯曾经以圆形监狱为例说明权力怎样深入犯人的肉体乃至无意识：犯人由于不知道是否被监视、被谁监视，至于谁在行使权力就无关紧要了。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的意识、无意识乃至肉体都留下权力作用的痕迹，而我们浑然不觉，那么福柯对权力的揭示就非常重要了。福柯一再指出，权力不仅压抑，而且制造。传统的监禁通过惩罚来达到目的，会使得罪犯产生逆反心理，给社会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实施“监狱体制”的社会表面上看来更文明、更人道，实际上更可怕，因为它使得权力自动实施：长久地被规训，使得权力自动实施，使得人们成为自己的看守。这样，社会不必以暴力来对付异类，而是从根本上取消了异类出现的可能性。
四、话语权力理论的产生—谱系学研究的新发现
福柯运用了尼采的“眼光”，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对“道德”一词做了谱系学的梳理：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公正的道德标准，只有对道德的不同解释，谱系学家自己的道德观也只不过是众多解释中的一种而已。福柯曾说，他不评论尼采，他只运用尼采的方法。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他指出谱系学研究是一项“……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书稿。”[10]146“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砌的材料……它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展开，它反对有关起源的研究。”[10]146-147可见福柯一方面继承了谱系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即注重细节研究，同时也在“反对追溯起源”问题上与尼采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福柯特别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和裂缝，谱系学不是要重建连续性，而是要记录这些断层和裂缝。
（一）话语历史的权力分析
福柯认为能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方法便是对话语历史做非起源的、非连续性的、个体化的、具体的和实证的考古学描述。“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维系统的两个方面。”[11]在连续的历史观中，主体将所有历史事件划入一个假想的意义整体，从而确保意识在历史中的稳固地位。他认为历史不说我们什么，而说我们正在与什么不同，历史不是建立同一性，而是驱散同一性，以利于与我们不同者。历史是将我们与自身分离的东西，是我们要考虑自身而必须跨越和穿越的东西。正如保尔·韦诺所说，与时间和永恒相对立的，是实在。
在福柯看来，传统观念史之所以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因为它患有严重的恐话语症。西方文明表面上最尊重话语了，但福柯却认为在这个明显的亲话语症（logophilie）下面隐藏着一种深远的恐话语症（logophobie），即对话语的无序和间断表示出的恐惧。萨特就是恐话语症的代表者之一。福柯欣赏尼采所提倡的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并不信任任何绝对的、超历史的东西，而是依据历史事件最独特的特征、最敏锐的表现形式来探讨历史事件。深受尼采的启发，福柯也认为权力、知识和真理之间存在着关联。他发现“权力已经给知识的维度画出一个不可缩减的第二维，尽管两者都构成了一些无法具体分割的混合体；但是知识是由形式构成的，是可见、可言，总之，是档案，而权力是由力量、力量关系构成的，是曲线图。”[2]106其实，在福柯的著述中，pouvoir一词应该是“力量”（forces）、力量关系的意思，而不是指政治权力。但在当前的汉语界，“权力”译法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了。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赋予德语词汇Entstehung以非起源的特征，挖掘出其谱系学的含义：它有“涌现”的意思，“涌现总是产生于某种力量状态之中。对涌现所做的分析应该揭示出力量的游戏、力量相互间斗争的方式、力量与逆境展开的斗争、力量（通过自我分化）为避免退化并在自己衰弱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而做出的努力”[10]149。“涌现”是诸力量的出场，是诸力量的涌入，诸力量一跃而从后台跳到前台，无不充满着青春和活力。福柯还把涌现看作强弱两种能量相互较量和对抗的场所。因此，所涌现出的必然是诸力量斗争的一个平台。因此，福柯从由知识创造的原始概念过渡到了由权力创造的新概念，以实现从知识向权力的过渡，从而对尼采做出了某些更正。 （二）话语权力生成机制
福柯在《性意识史》第一卷中，通过对“性”一词做语言学的考古学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当代文明中的“压抑假设”提出质疑。福柯面对层层叠叠抱怨“性压抑”的话语，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类抱怨和压抑假设一样，不外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西方当代文明鼓励人们谈论性：医学将所有“性反常”纳入精神病学研究范围；国家将公民的性纳入生产方式；父母密切关注孩子的好奇与早熟。性被视为通向真理的密码，其中弗洛伊德功不可没。人们被告知：通过性，他就可以发现真正的自我。然而这个“本我”是否就是我们所追寻的那个“我”？还是我们当代文明话语的一个陷阱。福柯指出，当代文明绝非制造着性压抑，而是制造了各式机构来强化性、鼓励性，从而将人们置于一个透明玻璃罩内达到统治的目的。“……我们的文明需要并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喋喋不休地制造与性有关的话语的机器。”[12]这台机器产生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它只因人们在性中实现自己、表达自己。而“性”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生理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如同“人”的概念一样），在性话语的包围中，人们完全可以引入福柯式的疑问：“谁在说话？”是真正地自己在说话吗，还是在权力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福柯不同意将性本能作为人类根深蒂固的内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理论恰好将自由个体纳入忏悔-分析-治疗的圈套中。他不再拥有创造自己的快乐，他必须压抑内心的欲望魔鬼；他对医生说出心中的秘密，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的人；他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不再自己引导自己。因此，福柯根本不会把个体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寄托于生命本能的改造与释放。福柯既然认定性不过是一种话语的产物，那么“性压抑”的假设和“性解放”的神话都将成为过去，正如“人”作为话语的产物，会被语言分析的锯齿解剖开来一样。
康德在著名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指出，我们不需要监护人、牧师、学者代替我们思考和抉择，我们更应该自己去思考和抉择。福柯则提出了“无资格代言”的口号，他分析了19世纪末，随着人文科学的出现，社会对个人“规范化”的程度加深，所以个体保持独立性也更为艰难。学校、公司、政府机关、家庭无一不受“规范化”秩序的影响，这些规训式的个体形式构成了一个“监狱体制”的社会。因此诸如“没有人能够否认……”“大家都会承认……”等类似的代言性质的语言形式便大量出现，医生不再以医生的角度发表意见，而是以患者的角度来说话，任何人的“越界代言”行为都会作为普遍意义、普遍价值的形式出现，而这同时意味着编制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福柯认为，知识分子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他们不再以普遍价值的名义说话，而是以自己的资格和地位的名义说话。权力被划定在知识的第二维中，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反思，怎样学会说，自己是“被压抑的”。
总之，福柯在探讨主体“被构成”的方式时认识到，权力不仅深入意识，而且深入肉体。权力不仅控制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制约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提出获得解放的方式，就只能是反抗权力的控制。福柯通过对话语的梳理，将知识与权力离析，从而发现了当今文明社会中所谓的“文明”“科学”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人的“主体”并没有能动性，而是在各种权力网中“被构成”。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全新方法，对后来的思想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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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