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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对于跨国药企来说吸引力依旧，其市场规模在过去二十年中高速发展。全球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预计，到2017年，中国药品花费将占到全球12万亿美元药品花费的15%。
然而，在华发展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中国市场的利润率低于发达国家市场，而在举国反腐深入医药行业之后，政府的监管态度愈发强硬和严格。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就是国家层面正在努力重构整个产业，具体表现为加强对于内资企业的重视和扶持。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满足于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拉动GDP增长，新一届领导人十分强调中国的内生力，希望通过创新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也是政府现在积极鼓励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科研机构合作的意图之一。
越发严格的公众监督、强势的临床试验和药品审批新要求等种种外部因素，尤其是监管政策的变化使得跨国药企在华经营的风险增加，未来利润预估变得困难，在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提高。因此，提高企业内部管控能力，丰富与重要本土相关方的合作范围与方式，同时为此建立统一的外联体系成为跨国药企转变在华策略的方向。而这对于在华跨国药企的政府事务部门的工作能力和公共关系维护等方面也随之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2014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宣布利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通路进行药品注册申报的品种全部由原来的“两报两批”改为“三报三批”。而选择此通路的多为跨国制药企业。
回顾CFDA以往政策的出台过程，提前知会当事人的情况本来就少之又少。“三报三批”的出现还是让很多跨国药企觉得措手不及。肩负着掌握政府政策动向和态势发展的政府事务部门并没有发挥出太大作用。新规定一经宣布，很多跨国药企的政府事务负责人使出浑身解数，希望从政策制定者或知情人那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然而很多人最后发现，虽然他们想要降低“三报三批”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但自己既没有相应的策略，也没有能执行的渠道。
其实类似“三报三批”事件的发生，恰恰是跨国药企重塑自己政府事务部门，并为其在华发展利益相关方增加互动方式提供契机。以此为抓手，重塑企业在华的发展战略、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才能让跨国药企在面对不断变化的中国市场时预判走势，提前准备，而不单是随机应变。
所以应该如何构建具备专业化能力的政府事务部门？
建立多方联系
在中国，跨国药企对于公共关系的运营历来乏善可陈。即便在公关危机出现时，也鲜见他们能拿出令公众信服的策略，强调自己作为新药和创新的传递者在整个中国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公众的印象停留于跨国药企是推高药价的幕后黑手，却忽视了药价问题涉及到诸多方面这一基本事实。
因此，在向企业决策者传递政策分析的同时，政府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应该积极与企业发展相关方保持沟通和互动，让他们了解企业和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在与政府官员的交流中，除了作为听者之外，企业的政府事务部门还应该向他们展示跨国药企对于其所在市场中为公众所创造的价值，提升跨国药企在政府官员心中的信誉形象。这就需要政府事务部门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与政府所提倡的目标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而与患者建立更加广泛和稳定的关系，将有利于政府事务部门给官员更为全面地呈现政策变化会给患者的生命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企业与监管方的关系。这一方法已经在欧美广泛应用并取得实效。整合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和政府事务部门，让二者更好地协同工作可以为企业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但此类的整合需要总部高层领导亲自挂帅，并且配以充足的公司资源。
另一个可以帮到跨国药企的方法就是重构舆论导向，使公共讨论从费用和利润转向患者和医疗质量。“三报三批”中政府的逻辑是让中国市场的药物和医疗服务更加安全。如果企业能够按照同样的逻辑组织自己与监管方的对话，双方讨论的空间自然会增加。
企业能够证明自己符合这一逻辑的最直接办法就是用数据替自己说话。聘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新药能给市场带来的临床和商业价值进行评估，得出具体数据。由此得出的数据还可以展示跨国药企的新药具备让内资药企参考的价值。此类高质量的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在政府官员和决策层讨论时为他们提供权威的第三方参考，还免去了他们在批准一种新药时可能让外界感觉过分激进的风险。以数据为基础的政策游说可以极大地提高监管方的参与程度，扩大彼此讨论的内容范畴。
用第三方获取的权威数据为中国医疗健康领域中重要的意见领袖在参与公共讨论时提供参考。而他们可以成为企业与监管方之间沟通的有效桥梁，改变双方以往在对话时的对立局面。所以，政府事务部门应该积极寻找并聚拢这些资源。
另外，政府事务部门想要确保在与政府官员的沟通到达效果，那就必须时刻铭记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特色。比如，在中国，企业一般很难接触到负责监管的官员，而美国作为监管方的官员很乐意与企业接触，但通常不乐意做出任何有关最终决定的保证。
隔山打牛
改善与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监管方的关系是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提高自身能力的核心目标。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除了基于经济和科学价值的数据能得到监管方青睐以外，在国家重点发展本土药企的背景下，来自于国内制药行业的诉求更容易得到他们的倾听。因此发展与本土药企的关系也是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的另一重要任务。
很多本土药企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董事会成员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所以他们对于现行监管思路和监管体系都有更深刻的认识，而这正是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负责人或他们的老板所不具备的。发展与本土药企的关系可以让跨国药企更好地了解到当下监管方的思维方式。
在华跨国药企的政府事务部门发展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中国市场的驱动。相比之下，来自于全球总部的支持力度不足。所以总部高层领导也应该给予在华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更多的帮助与支持。
一般而言，全球CEO来华参加相关活动时，都会被安排与中国官员和资深人士见面交流。但其实中国与欧美药监机构、制药协会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流越来越多。这对于跨国药企的全球领导人来说，正是与中国官员探讨有关政策最新动向和为中国市场的政府事务部门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
随着中国医药行业自身和本土制药企业的快速发展，跨国药企为中国整体就业率的贡献和对中国医药产业的投资都相对下降。跨国药企不再像当初那样“受到重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理解中国医药产业的政策变化，并据此调整在华发展计划已经成为在华跨国药企自2014年中期以来的重中之重。这种情况将持续到2016年。所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事务部门显然会成为跨国药企看清中国市场未来方向的明灯。而且谁灯光亮起来，谁就能再次站稳脚跟。
然而，在华发展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中国市场的利润率低于发达国家市场，而在举国反腐深入医药行业之后，政府的监管态度愈发强硬和严格。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就是国家层面正在努力重构整个产业，具体表现为加强对于内资企业的重视和扶持。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满足于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拉动GDP增长，新一届领导人十分强调中国的内生力，希望通过创新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也是政府现在积极鼓励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科研机构合作的意图之一。
越发严格的公众监督、强势的临床试验和药品审批新要求等种种外部因素，尤其是监管政策的变化使得跨国药企在华经营的风险增加，未来利润预估变得困难，在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提高。因此，提高企业内部管控能力，丰富与重要本土相关方的合作范围与方式，同时为此建立统一的外联体系成为跨国药企转变在华策略的方向。而这对于在华跨国药企的政府事务部门的工作能力和公共关系维护等方面也随之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2014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宣布利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通路进行药品注册申报的品种全部由原来的“两报两批”改为“三报三批”。而选择此通路的多为跨国制药企业。
回顾CFDA以往政策的出台过程，提前知会当事人的情况本来就少之又少。“三报三批”的出现还是让很多跨国药企觉得措手不及。肩负着掌握政府政策动向和态势发展的政府事务部门并没有发挥出太大作用。新规定一经宣布，很多跨国药企的政府事务负责人使出浑身解数，希望从政策制定者或知情人那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然而很多人最后发现，虽然他们想要降低“三报三批”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但自己既没有相应的策略，也没有能执行的渠道。
其实类似“三报三批”事件的发生，恰恰是跨国药企重塑自己政府事务部门，并为其在华发展利益相关方增加互动方式提供契机。以此为抓手，重塑企业在华的发展战略、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才能让跨国药企在面对不断变化的中国市场时预判走势，提前准备，而不单是随机应变。
所以应该如何构建具备专业化能力的政府事务部门？
建立多方联系
在中国，跨国药企对于公共关系的运营历来乏善可陈。即便在公关危机出现时，也鲜见他们能拿出令公众信服的策略，强调自己作为新药和创新的传递者在整个中国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公众的印象停留于跨国药企是推高药价的幕后黑手，却忽视了药价问题涉及到诸多方面这一基本事实。
因此，在向企业决策者传递政策分析的同时，政府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应该积极与企业发展相关方保持沟通和互动，让他们了解企业和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在与政府官员的交流中，除了作为听者之外，企业的政府事务部门还应该向他们展示跨国药企对于其所在市场中为公众所创造的价值，提升跨国药企在政府官员心中的信誉形象。这就需要政府事务部门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与政府所提倡的目标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而与患者建立更加广泛和稳定的关系，将有利于政府事务部门给官员更为全面地呈现政策变化会给患者的生命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企业与监管方的关系。这一方法已经在欧美广泛应用并取得实效。整合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和政府事务部门，让二者更好地协同工作可以为企业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但此类的整合需要总部高层领导亲自挂帅，并且配以充足的公司资源。
另一个可以帮到跨国药企的方法就是重构舆论导向，使公共讨论从费用和利润转向患者和医疗质量。“三报三批”中政府的逻辑是让中国市场的药物和医疗服务更加安全。如果企业能够按照同样的逻辑组织自己与监管方的对话，双方讨论的空间自然会增加。
企业能够证明自己符合这一逻辑的最直接办法就是用数据替自己说话。聘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新药能给市场带来的临床和商业价值进行评估，得出具体数据。由此得出的数据还可以展示跨国药企的新药具备让内资药企参考的价值。此类高质量的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在政府官员和决策层讨论时为他们提供权威的第三方参考，还免去了他们在批准一种新药时可能让外界感觉过分激进的风险。以数据为基础的政策游说可以极大地提高监管方的参与程度，扩大彼此讨论的内容范畴。
用第三方获取的权威数据为中国医疗健康领域中重要的意见领袖在参与公共讨论时提供参考。而他们可以成为企业与监管方之间沟通的有效桥梁，改变双方以往在对话时的对立局面。所以，政府事务部门应该积极寻找并聚拢这些资源。
另外，政府事务部门想要确保在与政府官员的沟通到达效果，那就必须时刻铭记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特色。比如，在中国，企业一般很难接触到负责监管的官员，而美国作为监管方的官员很乐意与企业接触，但通常不乐意做出任何有关最终决定的保证。
隔山打牛
改善与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监管方的关系是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提高自身能力的核心目标。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除了基于经济和科学价值的数据能得到监管方青睐以外，在国家重点发展本土药企的背景下，来自于国内制药行业的诉求更容易得到他们的倾听。因此发展与本土药企的关系也是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的另一重要任务。
很多本土药企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董事会成员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所以他们对于现行监管思路和监管体系都有更深刻的认识，而这正是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负责人或他们的老板所不具备的。发展与本土药企的关系可以让跨国药企更好地了解到当下监管方的思维方式。
在华跨国药企的政府事务部门发展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中国市场的驱动。相比之下，来自于全球总部的支持力度不足。所以总部高层领导也应该给予在华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更多的帮助与支持。
一般而言，全球CEO来华参加相关活动时，都会被安排与中国官员和资深人士见面交流。但其实中国与欧美药监机构、制药协会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流越来越多。这对于跨国药企的全球领导人来说，正是与中国官员探讨有关政策最新动向和为中国市场的政府事务部门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
随着中国医药行业自身和本土制药企业的快速发展，跨国药企为中国整体就业率的贡献和对中国医药产业的投资都相对下降。跨国药企不再像当初那样“受到重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跨国药企政府事务部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理解中国医药产业的政策变化，并据此调整在华发展计划已经成为在华跨国药企自2014年中期以来的重中之重。这种情况将持续到2016年。所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事务部门显然会成为跨国药企看清中国市场未来方向的明灯。而且谁灯光亮起来，谁就能再次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