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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中关于生活的主题，似乎无法避开人的基础生存层面。只有物质基础足够充实，才能建构起“生活的主题”；而“生活的主题”往往聚焦于“表现”，但现实生活并不都符合生存的逻辑，普遍的现实存在和艺术的理想憧憬总有不容忽视的审美距离。文艺创作者面对生活的“大海”，通过巧妙地重述或者重新编码普遍的简单秩序，才能在螺旋式的艺术表现中，基于最初的“灵感的来源”，构建生活之上的艺术世界。而由方方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万箭穿心》与刘震云的《一地雞毛》，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一类极其有意义的现实文本。他们都是用真实、客观、冷静、残酷地态度来关照现实。艺术的表现或许不是对于事件和历史的真实记录，但却是对于人性真实选择的合理写照。换言之，他们都在用粗实的笔锋蘸写平淡的人生，和着悠悠的人情味，苍白的色彩，冲淡的味道，无力地回应着生活。
一、 文本指向：想象与虚构的并行
作为文本的生活是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两者之间具有极大区别。真实的生活存在于现实中，依靠的是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的组合演绎；文本的生活却立于想象和虚构，凭借的是人物与世界的有效谋划。所以，前者相比较而言较为真实，但是普遍性要弱于后者。因为作为文本的生活已经将所有的范畴囊括进来，而人只有充分审视此类生活文本，才能进行个性有益的建构。
《万箭穿心》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为描写内容的新写实主义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三代人对于生活的基本态度。故事从女主角的日子开始讲起，影片对于她的前半生只是简单地总结为平淡，主要集中在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之后的未完待续的下半生中。
故事伊始，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满头大汗，充斥的全是热量的蒸腾，大有意犹未尽、难以排遣的苦闷。镜头从李宝莉搬家开始介入，继而引出夫妻间的微妙关系，表面上“男才女貌”，实际情况却是“女强男弱”，所以日子里的激情便大于生活中的温情，这正是处于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烦躁与焦虑。他们所虑的是日子如何继续，凭借的是男人的肩膀外出打拼；他们又要思考生活何以存在，依靠的却是女人的智慧居里调停。这正是日子和生活的最大区别，日子需要人来过，生活却需要女人来维持。所以，当李宝莉失去了丈夫，她便失去了依靠，只得担起生活的重担，开始了一个人的日子，从此之后便无生活。从这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的妇女失去了丈夫，便失去了天。男主人公以跳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自然断裂了生活的篇章，但是日子还得继续。
无独有偶，在刘震云1991年初发表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中，却能看到如同白水一般寡淡的日子。
《单位》中的主人公小林，作为一名大学生，曾经清高傲气、个性十足。但是，当现实中的各种利诱纷纷涌来，一切迫使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妥协于生活百态。昔日的个性全然无存，剩下的唯有对于物质的无尽追求。他为此煞费心思，绞尽脑汁，终于收获了大房子、党员资格，而他对于生活的那份原初追求早已经灰飞烟灭。当小林从《单位》走入《一地鸡毛》中，他已经将原来的事业心抛于九霄云外。此时的小林不再诧异于机关中存在明争暗斗，对人际关系微妙处理也游刃有余，甚至还学会了对付领导，学会了运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至此，刘震云还不过瘾，他依然冷静、镇定地将小林放在机关单位中接受权力的拷打与折磨。学生时代的高雅与梦想无存。小林最终陷入这种生活状态，是从他放弃作为启蒙者的优越感开始，便一步步跌入平庸的日子中。日益沉沦，逐渐消糜，最终成为可怜的凡俗市民。这可以说是把生活过成了“日子”最好的例证。
由此，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无论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还是《单位》中出于机关权力斗争下，都未能摆脱知识分子陷入困境的命运。《一地鸡毛》中小林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活在精神概念中。现实生活的残酷，是知识分子逐渐丧失自主意识，丧失了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他眼中最重要的是“大白菜”“豆腐”“入党”等现实物质。小林的沉沦充满了巨大的无奈与辛酸，而拥有灵气、才气、志气的“小李白”也被金钱淹没。他在放弃自我个性的同时得到的是物质的满足，个体的独立性完全丧失了，沦为物质的“奴隶”。知识分子无路可走，开始了对金钱的追逐。生活的琐碎将小林的精神变得麻木而平庸，甚至带了点阿Q的味道。小林夫妇一步步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机关单位这样以权力划分利益的地方，他日益沉沦为可怜猥鄙的世俗市民。这一切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知识分子受世俗权利压迫下的精神状态的关注，时刻拷问着我们对其因身份蜕变而造成的精神危机的深思。
二、 隐喻符号：梦境与现实的悖论
两个电影文本中都有一个极为相似但具有重大作用的符号存在，即《万箭穿心》中的“扁担”和《一地鸡毛》里的“鸡毛”。叙述者通过隐喻式的修辞策略，一再地介入文本中的境遇，从而以有限视角的角度填充现实与梦境所造成的巨大张力，昭示二者之间的尴尬与悖论。
《万箭穿心》中当李宝莉失去了丈夫，家庭变得不完整时，影片中便出现了“扁担”这一重要物证，通过它与女主角生活的紧紧相依、朝夕相伴，使得故事可以继续进行，生活也得以延续。影片有效地通过“扁担”这一支撑物，不仅成为女主角继续生活的依靠者，她通过双手和那根早已失去了水分的干木，才能独自撑起整个家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男主的缺位而造成的失衡关系。同时也通过女主角和扁担的紧依完成了身份的转换，影片开始叙说“女扁担”的故事，使得影片的重心从讲故事向描写人物转移。
但是，“女扁担”的出现不仅仅只是具有标示身份的功能，同时这一称号也是人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化进行自我束缚的工具，影片中的李宝莉自然难以幸免。由“扁担”到“女扁担”的过渡，使得扁担这一劳动工具已然套上了文化的外衣，就像游离的鬼魂在世间寻找到了可人的面具。这些东西原本只是独立的个体，但当它在文化场域中寻求到了身份的依附，就会具有另外一种身份。如果说，李宝莉在未成为“女扁担”以前，她还是一位单纯的社会女性，独立的个体存在。但是，一旦她变成“女扁担”，便是社会的一种象征符号，她也就只是一类简单的生活样本而已。 然而，影片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给予了“女扁担”话语言说的权利，她通过扁担的支撑具有了行走的能力，更创造了另一种生活。此时的“扁担”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具有了对于身体坚挺性格的隐喻，拥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此时的李宝莉的定位就需要重新审视和考订。如果在她还未挑起“扁担”之前，可以说她是人生坎坷、命途多舛的社会中下层妇女。她具有普通大众的正常性格，市侩、算计，但又有对于扁担女工的袒护和怜悯。但是，当她失去了依靠并逐渐靠近“扁担”时，并没有丝毫的排斥和抵抗，因为日子已经走到了如此田地，唯有“扁担”才能使她继续生活。当看到儿子的骄人成绩时，她心中重燃希望，更加坚信“扁担”为她创造的经济价值，此时的她已然与其融为一体。“女扁担”就是对于李宝莉的最好诠释，她的诸种信念都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也就是对于“扁担”的依靠上。换句话说，此时的“女扁担”不仅具有工具理性，也在践行着价值理性。前者是李宝莉的日子，后者是“女扁担”的生活。同时，影片中故事进展的空间不是通过时间来拉长的，所有人物的性格都是通过“女扁担”发生变化的，也是通过她的视角来观察的。以小宝为例，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什么变化，仍旧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只有通过“女扁担”的变化才能引出他爆发的那一刻。
所以，“女扁擔”通过李宝莉这一关键人物身份的转换，从而具有了文化规训的特殊象征意味。影片表面上讲述的是“扁担”重压的日子，实际上却是“女扁担”肩头挑起的生活。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将这部电影定位为女性现实主义题材，而应该审视影片中的核心人物对于文明禁忌的挑战、对理性疆域的冲决、对文化暴政的嘲讽。这根扁担是她对身体形塑的拒斥，也充满着对于雅正趣味的颠覆，更是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宣扬。
《一地鸡毛》中也出现了类似《万箭穿心》中的“扁担”似的同样具有隐喻性质的“鸡毛”。主人公小林因为睡梦里的自己被无缘无故覆盖了一堆鸡毛，身下躺的是人身上的皮屑污垢，虽然柔软绵密，但也难以安睡。不止如此，还有成群的人仿佛蚂蚁一般在急急忙忙地膜拜什么。“鸡毛”和“蚂蚁”这两个奇异的意象，并没有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足够重视，他们只是简单的将其归结为作者对于平庸生活的嘲讽和戏虐。也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只不过是对于现实认同的无奈变现。然而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给出结论，尽管文本显现的表层结构是对于生活的隐射和投递，但这种隐含尤其具有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意味。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可见鸡毛并不见得那么的轻巧，或许将“鸡毛”与“蒜皮”，“甲虫”与“鼠洞”放在一起会更妙，生活的鸡毛压得人直不起腰来，权力场上谁又不是甲虫，谁又没有爬过狗洞？文本中的“蚂蚁”这一奇特想象，明显含有格里高尔变甲虫的趣味。这一隐喻不止告诉读者生活境遇的困苦，也在倾诉个人遭受异化的无助。这种对于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个体存在的身份异化和主体消解的深层恐惧，都是对于自我能力的质疑和社会权力的无形抗议。小林梦境中的人们仿佛就是鲁迅笔下的“庸众”概念，就是无感情、无意识、无个性、无自我的蚂蚁。他们掺杂于“鸡毛”“皮屑”与蚂蚁之中，穿插于“单位”与“家”的缝隙之中，面对生活的复杂和人事的搅扰，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乐趣。于是，一切都不得不以生活琐事为转移，日子成为了生活的囚牢。小林仿佛被困在鸟笼中一样，身处围城，化身甲虫，没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被束缚，却难以逃离，而“城外”仍旧有人在排着队等着“进城”！刘震云在他们的小说中塑造的灰色人物形象，无论是小市民、机关中人还是世外高人，他们无不尽显现实生存与理想精神的矛盾、权力制约下的屈从与卑琐、灰色官场中人的个性泯灭与尊严的尴尬境遇。
结语
《万箭穿心》和《一地鸡毛》并不是简单表现生活的困苦和人生的无奈，实则是在展示整个当代的精神迷失。我们都知道，往往来自外在的约束不如内在的有效，假若人类陷入了“道德迷失”，或许还会依靠物质存在；如果陷入了“存在迷失”，也许还能仅靠外在的皮囊苟活于世，但是如果陷入“形上迷失”，那人类只能走向毁灭，“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由我们通过文本只希望能够对于探知生活如何被异化，从而追寻普罗大众的心理架构和意识走向有所益处。无论是《万箭穿心》中的“女扁担”，还是《一地鸡毛》的满地鸡毛，都是在经典完整的世界表象下显现着人性视域中的残缺和裂隙，表面是在寻求着生活的“幸福感”，但是谁又能真正的幸福，最终都是一无所得。经过异化的生活和日子早已难以区分，或许这才是生命的真谛，但这一切无不使人感觉到“残酷，残酷的事实”，或者说是“尖锐，尖锐的讽刺”！
一、 文本指向：想象与虚构的并行
作为文本的生活是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两者之间具有极大区别。真实的生活存在于现实中，依靠的是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的组合演绎；文本的生活却立于想象和虚构，凭借的是人物与世界的有效谋划。所以，前者相比较而言较为真实，但是普遍性要弱于后者。因为作为文本的生活已经将所有的范畴囊括进来，而人只有充分审视此类生活文本，才能进行个性有益的建构。
《万箭穿心》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为描写内容的新写实主义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三代人对于生活的基本态度。故事从女主角的日子开始讲起，影片对于她的前半生只是简单地总结为平淡，主要集中在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之后的未完待续的下半生中。
故事伊始，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满头大汗，充斥的全是热量的蒸腾，大有意犹未尽、难以排遣的苦闷。镜头从李宝莉搬家开始介入，继而引出夫妻间的微妙关系，表面上“男才女貌”，实际情况却是“女强男弱”，所以日子里的激情便大于生活中的温情，这正是处于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烦躁与焦虑。他们所虑的是日子如何继续，凭借的是男人的肩膀外出打拼；他们又要思考生活何以存在，依靠的却是女人的智慧居里调停。这正是日子和生活的最大区别，日子需要人来过，生活却需要女人来维持。所以，当李宝莉失去了丈夫，她便失去了依靠，只得担起生活的重担，开始了一个人的日子，从此之后便无生活。从这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的妇女失去了丈夫，便失去了天。男主人公以跳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自然断裂了生活的篇章，但是日子还得继续。
无独有偶，在刘震云1991年初发表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中，却能看到如同白水一般寡淡的日子。
《单位》中的主人公小林，作为一名大学生，曾经清高傲气、个性十足。但是，当现实中的各种利诱纷纷涌来，一切迫使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妥协于生活百态。昔日的个性全然无存，剩下的唯有对于物质的无尽追求。他为此煞费心思，绞尽脑汁，终于收获了大房子、党员资格，而他对于生活的那份原初追求早已经灰飞烟灭。当小林从《单位》走入《一地鸡毛》中，他已经将原来的事业心抛于九霄云外。此时的小林不再诧异于机关中存在明争暗斗，对人际关系微妙处理也游刃有余，甚至还学会了对付领导，学会了运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至此，刘震云还不过瘾，他依然冷静、镇定地将小林放在机关单位中接受权力的拷打与折磨。学生时代的高雅与梦想无存。小林最终陷入这种生活状态，是从他放弃作为启蒙者的优越感开始，便一步步跌入平庸的日子中。日益沉沦，逐渐消糜，最终成为可怜的凡俗市民。这可以说是把生活过成了“日子”最好的例证。
由此，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无论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还是《单位》中出于机关权力斗争下，都未能摆脱知识分子陷入困境的命运。《一地鸡毛》中小林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活在精神概念中。现实生活的残酷，是知识分子逐渐丧失自主意识，丧失了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他眼中最重要的是“大白菜”“豆腐”“入党”等现实物质。小林的沉沦充满了巨大的无奈与辛酸，而拥有灵气、才气、志气的“小李白”也被金钱淹没。他在放弃自我个性的同时得到的是物质的满足，个体的独立性完全丧失了，沦为物质的“奴隶”。知识分子无路可走，开始了对金钱的追逐。生活的琐碎将小林的精神变得麻木而平庸，甚至带了点阿Q的味道。小林夫妇一步步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机关单位这样以权力划分利益的地方，他日益沉沦为可怜猥鄙的世俗市民。这一切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知识分子受世俗权利压迫下的精神状态的关注，时刻拷问着我们对其因身份蜕变而造成的精神危机的深思。
二、 隐喻符号：梦境与现实的悖论
两个电影文本中都有一个极为相似但具有重大作用的符号存在，即《万箭穿心》中的“扁担”和《一地鸡毛》里的“鸡毛”。叙述者通过隐喻式的修辞策略，一再地介入文本中的境遇，从而以有限视角的角度填充现实与梦境所造成的巨大张力，昭示二者之间的尴尬与悖论。
《万箭穿心》中当李宝莉失去了丈夫，家庭变得不完整时，影片中便出现了“扁担”这一重要物证，通过它与女主角生活的紧紧相依、朝夕相伴，使得故事可以继续进行，生活也得以延续。影片有效地通过“扁担”这一支撑物，不仅成为女主角继续生活的依靠者，她通过双手和那根早已失去了水分的干木，才能独自撑起整个家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男主的缺位而造成的失衡关系。同时也通过女主角和扁担的紧依完成了身份的转换，影片开始叙说“女扁担”的故事，使得影片的重心从讲故事向描写人物转移。
但是，“女扁担”的出现不仅仅只是具有标示身份的功能，同时这一称号也是人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化进行自我束缚的工具，影片中的李宝莉自然难以幸免。由“扁担”到“女扁担”的过渡，使得扁担这一劳动工具已然套上了文化的外衣，就像游离的鬼魂在世间寻找到了可人的面具。这些东西原本只是独立的个体，但当它在文化场域中寻求到了身份的依附，就会具有另外一种身份。如果说，李宝莉在未成为“女扁担”以前，她还是一位单纯的社会女性，独立的个体存在。但是，一旦她变成“女扁担”，便是社会的一种象征符号，她也就只是一类简单的生活样本而已。 然而，影片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给予了“女扁担”话语言说的权利，她通过扁担的支撑具有了行走的能力，更创造了另一种生活。此时的“扁担”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具有了对于身体坚挺性格的隐喻，拥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此时的李宝莉的定位就需要重新审视和考订。如果在她还未挑起“扁担”之前，可以说她是人生坎坷、命途多舛的社会中下层妇女。她具有普通大众的正常性格，市侩、算计，但又有对于扁担女工的袒护和怜悯。但是，当她失去了依靠并逐渐靠近“扁担”时，并没有丝毫的排斥和抵抗，因为日子已经走到了如此田地，唯有“扁担”才能使她继续生活。当看到儿子的骄人成绩时，她心中重燃希望，更加坚信“扁担”为她创造的经济价值，此时的她已然与其融为一体。“女扁担”就是对于李宝莉的最好诠释，她的诸种信念都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也就是对于“扁担”的依靠上。换句话说，此时的“女扁担”不仅具有工具理性，也在践行着价值理性。前者是李宝莉的日子，后者是“女扁担”的生活。同时，影片中故事进展的空间不是通过时间来拉长的，所有人物的性格都是通过“女扁担”发生变化的，也是通过她的视角来观察的。以小宝为例，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什么变化，仍旧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只有通过“女扁担”的变化才能引出他爆发的那一刻。
所以，“女扁擔”通过李宝莉这一关键人物身份的转换，从而具有了文化规训的特殊象征意味。影片表面上讲述的是“扁担”重压的日子，实际上却是“女扁担”肩头挑起的生活。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将这部电影定位为女性现实主义题材，而应该审视影片中的核心人物对于文明禁忌的挑战、对理性疆域的冲决、对文化暴政的嘲讽。这根扁担是她对身体形塑的拒斥，也充满着对于雅正趣味的颠覆，更是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宣扬。
《一地鸡毛》中也出现了类似《万箭穿心》中的“扁担”似的同样具有隐喻性质的“鸡毛”。主人公小林因为睡梦里的自己被无缘无故覆盖了一堆鸡毛，身下躺的是人身上的皮屑污垢，虽然柔软绵密，但也难以安睡。不止如此，还有成群的人仿佛蚂蚁一般在急急忙忙地膜拜什么。“鸡毛”和“蚂蚁”这两个奇异的意象，并没有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足够重视，他们只是简单的将其归结为作者对于平庸生活的嘲讽和戏虐。也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只不过是对于现实认同的无奈变现。然而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给出结论，尽管文本显现的表层结构是对于生活的隐射和投递，但这种隐含尤其具有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意味。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可见鸡毛并不见得那么的轻巧，或许将“鸡毛”与“蒜皮”，“甲虫”与“鼠洞”放在一起会更妙，生活的鸡毛压得人直不起腰来，权力场上谁又不是甲虫，谁又没有爬过狗洞？文本中的“蚂蚁”这一奇特想象，明显含有格里高尔变甲虫的趣味。这一隐喻不止告诉读者生活境遇的困苦，也在倾诉个人遭受异化的无助。这种对于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个体存在的身份异化和主体消解的深层恐惧，都是对于自我能力的质疑和社会权力的无形抗议。小林梦境中的人们仿佛就是鲁迅笔下的“庸众”概念，就是无感情、无意识、无个性、无自我的蚂蚁。他们掺杂于“鸡毛”“皮屑”与蚂蚁之中，穿插于“单位”与“家”的缝隙之中，面对生活的复杂和人事的搅扰，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乐趣。于是，一切都不得不以生活琐事为转移，日子成为了生活的囚牢。小林仿佛被困在鸟笼中一样，身处围城，化身甲虫，没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被束缚，却难以逃离，而“城外”仍旧有人在排着队等着“进城”！刘震云在他们的小说中塑造的灰色人物形象，无论是小市民、机关中人还是世外高人，他们无不尽显现实生存与理想精神的矛盾、权力制约下的屈从与卑琐、灰色官场中人的个性泯灭与尊严的尴尬境遇。
结语
《万箭穿心》和《一地鸡毛》并不是简单表现生活的困苦和人生的无奈，实则是在展示整个当代的精神迷失。我们都知道，往往来自外在的约束不如内在的有效，假若人类陷入了“道德迷失”，或许还会依靠物质存在；如果陷入了“存在迷失”，也许还能仅靠外在的皮囊苟活于世，但是如果陷入“形上迷失”，那人类只能走向毁灭，“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由我们通过文本只希望能够对于探知生活如何被异化，从而追寻普罗大众的心理架构和意识走向有所益处。无论是《万箭穿心》中的“女扁担”，还是《一地鸡毛》的满地鸡毛，都是在经典完整的世界表象下显现着人性视域中的残缺和裂隙，表面是在寻求着生活的“幸福感”，但是谁又能真正的幸福，最终都是一无所得。经过异化的生活和日子早已难以区分，或许这才是生命的真谛，但这一切无不使人感觉到“残酷，残酷的事实”，或者说是“尖锐，尖锐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