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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整个合作化时期，在红崖底第二生产队饲养院里负责切草的，一直是瞎子于虎旺和判官张先和。先和擩草，虎旺铡草。
说起切草，两人分工有点讲究。切草的负责磨铡草刀，擩草的负责清理刀床。
虎旺叔是盲人，乡下有个歇后语“瞎子磨刀——快啦”，意思是快要出事啦。其实，这也是想当然。虎旺叔磨刀，不仅从来没出过事，刀还磨得好。
相比而言，切草的出力大一点，从草垛上往回运草个子，是擩草那个人的事。可是，张先和却又是个拐子，走路还得拄根拐杖。好在队里有了小平车，拿车子运草，虎旺叔帮着推车，两人合作得蛮和谐。
张先和，我们本家，是我的爷爷辈。“判官”，是他的绰号。本家娃娃们，当面称呼他“先和爷”，背后说起，也叫他判官。先和爷的父亲我没见过，大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光听老人说，那个曾祖父辈分的人，绰号叫个“鬼架”。据说，那人长得身架子很大，还学了个赌钱抽料子，又高又瘦的，面色如鬼。绰号叫成鬼架，想着也贴切。而先和爷是大个大肚大胖脸，或许因此叫了个“判官”，也未可知。
鬼架赌钱抽料子，底下生出四五个儿子，光景过得有上顿没下顿的。到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根据地，小区干部在红崖底开展工作，鬼架就成了最早的依靠对象之一，成了“在组织的人”。一来二去，鬼架的老伴，人称“老太娘”的也参加进去，出面当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
在那之前，老百姓没有听说过“组织”这个词儿。鬼架和老太娘参加了组织，老百姓觉得好神秘，本来对那人家几分瞧不上，如今也不得不改换了眼光。
鬼架和老太娘我都没有见过。不过在红崖底，至今还在传说着关于老太娘的一则笑话。
有那么一次，区政府在镇子上召开一次大会，工作员在台子上做报告。报告到一个段落，比如宣布取得什么胜利之类，会场上的人，就开始集体鼓掌。早年间，中国人没有集体鼓掌的习惯，我们红崖底山沟里的人，更是从来没有经见过这个。当上千号人集体鼓掌，耳边厢骤然响起雷鸣一般的掌声，你猜怎么着？我们村的妇救会主任老太娘，猛地受了惊吓，吓得当场晕厥了过去。
对了，老百姓叫鼓掌是拍手，人们的说法是：哈！老太娘不见大世面，让人们拍手给拍死过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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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合作化的时候，记得判官先和爷也是在大田里干活，那时他还没有拐腿残废。他变成残废，是在水库工地上。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一开始，大部分男劳力背上铺盖上路，去参加大炼钢铁。过了一程，大炼钢铁的队伍又背上铺盖转移战场，去参加修水库。水库选址在罗掌村所在的那条山沟，名堂叫做“罗河水库”。劳工们大几千人，吃住都在工地上。大哥宝山十六岁，也上了水库工地。他在小学里学过吹号，在工地上干的是号兵的差事。
红崖底村子里，剩下些老弱病残。有一天，快中午的时分，村街上乱哄哄的，小孩子们一窝蜂跑去看。原来是水库工地上出了事，先和爷在土崖底下挖土方，土崖崩塌，把人给活埋了。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挖出来，人倒是没死，腰脊给砸断啦！结果，活人活马走的，让担架抬了回来。先和爷仰面朝天躺在担架上，脸色黑黄黑黄，脑袋脖子都不能动，唯有眼珠子还能骨碌骨碌转着看人。
出事的时节，先和爷有四十多岁，他一直打着光棍，家里没人。今番腰脊给砸断，朝天平躺着，压根动弹不得。毕竟是因公负伤，村里派了两个女人帮着做饭服侍。
一个大活人，成了个活死人，一日三餐需要人喂饭，大小便都在炕上，真是成了生不如死。后来听先和爷亲口说起，他曾经动过寻死自尽的念头。一个人腰脊砸断高位截瘫，只有双手还能勉强动弹，怎么自杀呢？伺候先和的人，为了处理便溺顺当，将病人头朝炕里摆放，双脚冲着炕沿。先和爷动了自杀的念头，这一天等服侍的人离去，他就试着向外挪动。计划把自己挪动到炕沿这里，用裤带拴上枕头，这面套住脖子，将枕头扔下炕沿，用这办法来上吊。结果，一个人折腾了两个多钟点，他在炕上也就挪动了一尺来的距离。
说起这个，先和爷苦笑一面：唉！人活到那种地步，你是想死都死不成啊！
没听说西医治疗，也没听说中医接骨，或许是人的器官有某种自愈能力，先和爷后来竟然下了地。先是扶着炕沿走动，后来渐渐拄上棍子出院上街了。到了，只是拐了一条腿。
就这么着，先和爷从此到了饲养院，和虎旺叔搭伙切草，每天也能挣一个劳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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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虎旺，一个瞎子，养活一大家人，张先和，大肚汉，孤身过日子，两人能熬过1960年，村里人都清楚：那是沾了在饲养院干活的光。
那样的年头，红崖底好多人得了浮肿病。只有书记社长和会计，还有就是饲养员，这些人都没有浮肿。几个饲养员，家里的孩子有和我们一道跑高小的。人家拿出来的干粮，看着黑不溜秋的，其实谁都清楚，那是里面掺了喂牲口的料豆子。老牛、毛驴，饲料是黑豆。一把两把抓上拿回家，老婆孩子就饿不死。
在饲养院切草的，大家监守自盗，你知我知。村里老百姓人人心知肚明，却也绝对没有谁来说破。
我们小娃娃家十来岁，有时上饲养院闲转，小手偷偷的从驴槽里捡起一两颗料豆子，再偷偷塞到嘴里，偷偷咀嚼，料豆子甜甜的，越嚼越香。要是让饲养员看见了，轻则斥骂，重则挨鞭子抽。我们心里恨恨的，骂娘操祖宗地走开。
先和爺这一支，和我们家算近支。在我奶奶伯父们的口吻里，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恶评。就我的心情，对这个爷爷还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因为他会说书。
乡间村社，自古以来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看戏听书。“说书看戏，给人比喻”，大家从中得到的愉悦多多，得到的教化多多。
记得我们村，除了搭台唱戏，来过耍猴儿耍把戏的，还来过一个说书的。说书人，是盂县本地人，名叫韩锁子。走村串乡说书，村里找个空家让住下，供给三顿饭。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是比讨吃要饭强一点。说书呢，弹着一个三弦，边说边唱。晚饭后，开了书场，人们炕上地下挤满一屋子，听他说书。我挤进去听过一次，记得他说的是《呼家将》里的“呼延庆打擂”一段。说上几句，唱上几句，三弦子嘣嘣嘣嘣弹上半天。嫌他说的节奏太慢，好半天，呼延庆都没有上了擂台。听的人好不麻烦。 先和爷说书，光说不唱，也不使什么乐器。夏天的夜晚，人们饭后聚拢在村里十字街上，听他说书。记得他說过《五女兴唐传》《金镯玉环记》和《粉妆楼》。都是整本大套，听得人入迷。
乡间的夏日晚间，繁星满天。十字街上，人们靠墙蹲着坐着，庄稼汉们人人一杆旱烟锅子，火头儿明灭。有人带了点燃的艾蒿葽子，一来点烟，二来熏蚊子。艾草的香味和小兰花的烟味弥漫四周。先和爷自个有旱烟布袋，近边有人客气。顶多给装上一锅子烟草。论起来他就是给乡邻村人义务说书。
说上那么一两个钟点，天上斗转星移，石板街上凉气隐隐升腾，书摊儿散伙。人们的蹬倒山鞋底儿，敲得街面嘎噔嘎噔响，各自回家。随即听得家家闩大门的声音，然后小山村归于一派宁静。
如果是在夏天，我父亲回乡来探视奶奶，他也会给村人说书。
我爹说书，就是说《三国》。行话讲，三国书好说，就怕记不住人名地名。我爹记忆力惊人，从小没有念过书，由于崇拜文化人，自学认字，买了字典来查，半猜半蒙的，能通读《三国》《水浒》《红楼梦》 。一本《三国》，一百二十回，连回目都记得清清楚楚。“庞令名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渰七军”，随口就来。村人也非常喜欢听。而且，我爹在城里做事，回村要耍派头，不仅不抽谁的旱烟，他的纸烟会给听书人撒出一排子。
我爹说书，就是咱们本地方言土话;先和爷说书，讲的却是官话。他的官话，却又并非普通话，不知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那种口音。
1960年，村里缺粮挨饿，父亲生怕他的老母亲得了浮肿病，回乡高价从黑市上给奶奶大伯这儿买了四百斤玉米。
当年，城里职工，一个月不过挣三五十块人民币。黑市上的粮食，一斤要价两块五。四百斤玉米，那是整整一千块钱。一个人不吃不喝，两年的工资。父亲是出了名的大孝子，给老妈买高价粮这也是当儿子的本分。可是，让我惊讶的是，他回到村子里，那样的年头，怎么就能知道谁家有余粮呢？这样事体，我一个小孩子家，不敢开口询问，隐隐知道其中的利害。
直到父亲晚年，他才给我揭出谜底。那些粮食，是从几个人手里买出来的，其中有先和爷。除了两个人都会说书，父亲与先和爷杀棋还是对手。满红崖底，只有判官先和的棋，和我爹算得上是棋逢对手。
父亲说破当年秘密的时候，先和爷已经下世。说出这般秘密，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啦。老辈人的处世品格，说来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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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村里的时候，有那么一年，听说上级部门发放下来一点救济款。特别穷苦的人家、残疾人、孤寡老人，好像每家有五块钱。人们议论，瞎子虎旺应该有一份，拐子先和也该有一份。结果，两家都没有领上那五块钱。对此，村干部们有解释。虎旺是盲人不假，可是他老婆水亮是富农成分，因此不可以享受救济。先和是拐子，而且是因为修水库出的工伤，这个也不假。可是，他参加过国军，属于旧军人，因此也不可以享受救济。
最终，除了一两家没有说道的特贫户领到了五块钱，其他款项干部们一分了事。村人骂娘操祖宗，嚷嚷一通完事。谁掌刀谁吃肉，到哪里说理去？
也就是在那一次，我才知道了，原来判官先和当过兵，而且当的是国民政府的兵。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渐渐知晓，原来国军确实曾经参加抗战打过日本鬼子。我小的时候，光听说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部队一触即溃，躲到大后方歇着去了，他们何尝打过日本鬼子。所以，国家政策那样对待判官，村里干部持那样一个立场态度，我觉着很正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退休了，回到老家红崖底植树造林，种了十万棵树木，也算是老有所为。我回去探视老父亲，有一次正好先和爷与我父亲闲坐聊天，我就问起老人当年参加国军的事儿。
抗日军兴，盂县一带很早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怎么就参加了国军的呢？先和爷给我说道了一回，我才弄清了其中原委。
阎锡山建设太原，盂县家到太原打工挣钱，先和爷比我父亲年长，他上太原打工，比我父亲还要早两年。先和在家里排行老大，他爹又是那样一个角色，到太原打工，指望努力挣钱，或者日后能买房置地娶媳妇。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山西的形势骤然紧张。大夏天，判官先和与几个打工者，在太原南郊区受雇于人，给一家富户在野外打井。这儿打着井，从斜刺里来了几名军人。这几个军人，是奉命招兵的。古话倒是说“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而当年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国族概念，对形势更是一无所知。见了当兵的害怕，说起当兵打仗，那就更加害怕。或许是战事吃紧，或许是招兵的人招到兵员有赏，判官他们几个，不由分说就给抓到了兵营里。换上军装，发放了武器，分配到班里，就算成了国家的军人。
先和爷给我讲，进了军队，倒是有吃有穿，下等兵每月也有六块大洋的津贴。可是，本心不愿当兵，哪里能够安心吃军粮呢？这一天，他就和几个伙伴合计好了，一块逃跑。兵营有人值岗，看管很严。几个人准备翻越围墙，先和爷给我追述说：“咱这身量，哪里能爬上墙头？一个伙计拿皮带往上吊，皮带断啦，给摔下来啦！”
结果，自然是没有逃跑成功。连上处置逃兵，好在他们几个只是空身逃跑，没有拿人家的枪支，不然恐怕是枪毙的死罪。最终按军法，每人打一百军棍。
说起挨那一百军棍，判官先和爷记得清楚。
掌刑的弟兄，也是下层士兵，况且，大家日后还要相处。有人负责打，一边有人计数，打军棍的打得有讲究，计数的也记得有讲究。
打军棍的，三棍有一棍是所谓“出头棍子”，前边棍子头儿落地，屁股上不吃劲。打在屁股上的，要用力，把皮肤打裂。这样，是出血外伤，负责验伤的看见血淋呼啦的，其实内里没有淤血。
计数的，这样来喊数字：
幺——二——三四五！
陆——七——八九十！
如此，打三棍也就顶了五棍。
受过军法处置，司务长验过伤，汇报了连长，事情就算了结。班上弟兄还拿出薪金慰问，一人一块，班长出了两块。排长五块，连长给了十块。 弟兄们有情有义，再加上战事吃紧，开拔上了前线。判官爷也就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参加過好多战役，打了八年鬼子，判官爷这才解甲归田，回到了老家红崖底。年龄大了，说媳妇不容易，迁延几年，自家的身份成了“旧军人”，更加倒霉倒灶，判官爷于是从根到梢没柴火，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光棍。
判官爷会说书，而且说的是某种官话，或许是在队伍上学成的？这个我没有打听过，未知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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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官爷独门独户，活了七十好几。他的光景怎么说呢，晚年赶上改革开放，总算能吃饱肚皮。一个光棍汉，要说他的家，实在没有个家的样子。
三间小房，低矮破旧。一间是炕头，一间在角落里盘个灶火烧饭。屋里不打顶棚，煤烟常年熏烤，屋顶的椽子苫板熏得漆黑。有的地方，煤烟结成了钟乳形状，仿佛马上要滴下油来。
当地摆着一口水缸，两只储粮食的瓷瓮。炕上光板席子，不仅没有褥子，连被子也没有。晚上睡觉，把土炕烧得热热，底下不脱裤子，上面脱掉褂子盖在身上，就那么凑合。真个是八年抗战滚打出来的身体，耐折腾。
有一年，我早已离开村子，但小学生们挨家挨户检查卫生这一条，竟然成了一个传统。小学老师是个女教员，进了先和爷的屋子，当下就发了愣怔。
自打我爹退休还乡，我的说法是“老爹回老家替我去深入生活”。老人家给我一一转述女教员检查卫生的当下情景，绘声绘色，一切历历如在目前。
女教员看看炕头，问道：老人，你的被子哩？
先和爷回答：锁在柜里啦！
女教员看看地脚，又问：你的柜子哩？
又答：埋到地底下啦！
女教员不得要领，仰头看看黑黢黢的房梁椽子，说道：老人，你这屋顶是拿黑油漆漆出来的？
先和爷觉得这是挖苦自己，不高兴了，指指自己光秃秃发红的脑袋瓜子反问：依你说，我这脑袋是红铜镀出来的啦？
改革开放，整个中国搞活了。我们盂县不产小麦，自古人们粗茶淡饭，过年吃一顿扁食罢了。如今只要地里打下老玉米，和县境接壤的河北平山家，拉上白面到村口，拿玉米换来就是。
有一次，来了平山家，我爹上村口买白面，抬眼看见判官正坐在老槐树下歇凉。掏钱多买了两袋子白面，判官腿脚不方便，让我堂弟的儿子扛上给送到了家里。
堂弟的儿子，回来转告我爹说：六爷爷，我把白面送去啦！不知道因为甚，那个判官太爷爷给哭啦！
在那之后不久，判官先和爷就下世了。我们红崖底，再也没有了那么一个说书人。
小鬼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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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中国勃兴现代工业，吸引了大批闲散劳动力外出打工。我们红崖底村，人们大批下太原来打工之前，还有好几位闯过关东。
我们老张家，我大伯、二伯，老掌金、小头进福，赵家的赵三赵连成，田家的田金福，于家的于福民，都闯过关东。
大伯二伯，建国前就从东北回来了。像我大伯，说起沈阳总是“奉天”，提到过“北溪湖”，原来是指本溪。另外几位，有流落在东北的，也有建国后陆续回来的。
一个田金福，是1954年回来的。
一个赵连成，1955年合作化成立初级社的时候回村。赵连成也能说书，说的是《隋唐演义》。或许，像判官爷当兵、赵连成打工，离家别口的人们都有听书的需求。听多了，也就学会了。
一个于福民，1957年村里成立高级社的时候回村。
田金福和赵连成，两人都有家口。于福民，是个单身光棍。
我家院子西侧小巷里，是挨着的两座四合院，两个院子主人都姓于，是本家。靠外一个院子，住着德明、喜明兄弟两家。我前边文字写到的德明奶奶，就住这个院。
靠里的院子，正房里住着成全老汉，西边三孔石窑一直空闲。那三孔石窑，背后靠着山崖，就用山崖当作了后墙。我们红崖底村，依托一座红色山崖而建。那座红崖，中间高两边低，而且中间凹进去两边兜拢回来，像个簸箕似的护卫了村庄。于家这个院子，紧靠的就是西边山崖簸箕边边。
院里，有一盘石碾。人们寻常在这儿加工粮食，碾面。三间正房，间架不算大，住着成全老汉。这个老汉，脸上有几粒麻子。麻子，老乡们叫做“疤子”。说起成全老汉，老者们叫他“疤成全”。
三孔石窑，闲置了多少年。他们于家人，在里头存放一些农具杂物。石窑的主人，就是于福民。于福民，人们描述他，个子小小的，自幼就得了一个绰号“小鬼”。在大人们的口吻里，叫他“福民小鬼”或者“小鬼福民”。
村人在石碾上碾面，和于家的人打照面，偶或会提及小鬼福民。自从日本鬼子打进山西，他老婆跑反受辱上吊自尽，他就独自下了关东。人到底是死是活，也没个书信。
人们还免不了议论：疤成全的老婆投了水缸，小鬼福民的老婆上了吊，恐怕是那个院子紧靠崖底，阴气太重。
闲话议论中，1957年，小鬼福民突然就回来了。打扫清理出三孔石窑，光棍一人在那里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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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福民，果然生得矮小。五短身材，常年一身黑色裤褂，胡须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显得蛮精干。按辈分，我称呼他福民爷。这个于姓爷爷不善言辞，况且我那时不过十来岁，不曾听他讲过闯关东的什么经历。
不过，在小鬼福民从关东回村之前，听大人们闲话念叨，我早已知道了他的过往种种。于家那个院子里，两个女人相继自尽的事儿，我也早就听大人们说起过。
时间大致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盂县。与之同时，八路军也成立了边区政府，组织老百姓起来抗日。于是，经常有鬼子和伪军出动，打击抗日组织，杀人放火。老百姓手无寸铁，只能纷纷跑反。红崖头上立起了消息树，一旦发现情况，就放到消息树提醒村民，大家离开村子，逃到深山老林去躲避。
这一回，崖头上消息树跌倒，村民当即出村跑反。一般来说，鬼子出发，总是从沟外的镇子方向前来。大家出村，当然是往沟里方向逃跑。谁知这一回，鬼子是先去的罗掌沟，翻越田家梁，从沟里方向而来。跑反的人群，就在村东崖头嘴子上，让鬼子给截住了去路。 老百姓拖家带口的，背着米面锅灶，还有的带了铺盖。鬼子伪军截住跑反的人群，将铺盖衣物堆成一堆，放火焚烧。那些畜生，还强迫人们无论男女，一律脱掉衣服，再一并烧毁。不巧有人还带了煤油灯，计划在山洞里使用。衣物浇上煤油，即刻烧成了灰烬。
糟害了一通，鬼子唱着军歌离去。跑反的男人女人，赤身裸体，如何遮盖羞耻呢？据说，人们把谁家二亩地里的蓖麻叶子都撕扯光啦。
鬼子倒是没有实施奸污什么的，但女人们惊恐万分，都不敢回村，光着身子依然一个劲朝深山里逃跑。
有这么一个细节，村人经常讲起。
自打盂县来了日本人，我爷爷胆子极小，最是怕死，早早就独自逃往深山，在山洞里居住烧饭。远远看见光身女人沿着山沟跑进来，我爷爷当场吓得尿了裤子。看来，“吓尿”的事儿早有发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老太爷怎样就吓尿了裤子？原来，老百姓传言，日本鬼子自是青面獠牙，非常可怖，而日本女人穿裙子不穿裤子。大家都说：母洋鬼子就不是人，不穿裤子，光屁股！我爷爷乍然之间，果然就看见了一群光屁股女人，活了大几十年，他何尝见过这个？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母洋鬼子无疑。于是，当场就给吓得尿了裤子。
村里的小后生肉娃，在山里放牛。大夏天，耕牛闲下来，在山里放牧吃草。肉娃小孩子眼尖，远远认出了那些女人们。对我爷爷说：不是母洋鬼子，那是我家婶子呀！
女人们慌不择路，吓得要死，终于看见了自家村里人，慌慌地就往我爷爷跟前凑。这一来不打紧，光屁股的女人们，不是侄女就是侄儿媳妇，这成了啥事体？我爷爷这回逃跑得比兔子还快……
听奶奶给我念叨，我家的女眷，纯粹出于偶然逃过了那一劫。那一回，奶奶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七个儿子，只有我四伯一人在跟前。四伯将奶奶包在被子里，拿一根腰带连人带被盖捆在身上，要背上老母亲跑反。结果，从窑洞门口出不来。把人解开放下，把被子铺到院里，再把奶奶抱出来重新捆扎。这时候，村子东头已经出了事。红崖头上有人呐喊：
东嘴子上开了杀坊啦！不敢往沟里跑啦！
四伯背上奶奶，从村街西口逃跑，钻了村西的大窐。
就是那一回，我村受了奇耻大辱的女人们，有两个寻了无常。一个，是疤成全的老伴，一脑袋栽进了水缸;一个，是小鬼福民的老婆，投缳上了吊。我大娘见过那两个女人，给我描述，说是生得白白净净，“小脚妙手”的。
人们说，两个女人寻死，一来是羞得不能见人，二来主要是害怕。两个女人都是小脚，自幼包裹成粽子大小，院里行走都扭扭搭搭的，跑反要钻山沟、爬圪梁，哪能跑得动。
小鬼福民下地耧玉米，躲在地里瞭见鬼子走了，连忙奔回村来。等他奔进院子，看见老婆已经挂在了门框上。
村人在十字街上闲坐念叨，说那小鬼福民打发了老婆之后，独自一人走了关东。临走，他把家里财神灶君门神土地天王水草各路神仙，统统砸得粉碎。嘴上欺神灭佛一个劲臭骂：
你们吃上老子的贡献，老子不生不养，没儿没女，拢共一个老婆，你们给老子都看不住！
日天骂地的，把泥胎破烂撮了一铁锹，倒进了茅坑。然后，倒锁窑洞门，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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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家下太原、闯关东，好比如今的打工族，一般都是老乡们勾扯，成群搭伙的。出门在外，总算有个相互照应。
我二伯1940年左右去的关东，1945年回来，然后又到太原打工。从关东回来，村人一定要问起其他几人。二伯说起这个那个，只是不清楚小鬼福民的情况。
田金福合作化之前回村，说是听说过福民小鬼。可惜没见过。在关东地面做什么，田金福是在伐木场，有人砍倒大树，他是拉运木头的。至于小鬼福民，大概是在采石场，反正就是铁锤钢钎的，打石头呗。
村里成立起初级社，赵连成也回了村。这个人，白净瘦长脸，还镶着几个银牙。给人们说书的时候，能看见嘴里银光闪闪。他倒是见过小鬼福民。伐木场、采石场，如今大点儿的国营了，小的，公私合营，也都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開大会，两人偶然碰了面。不在一搭上班，相距有几十里远近。
小鬼福民走了关东，说来快要二十年。他不像别个有家有口的，他单身一人，在东北就没有再成家吗？
在田间地头，在饭场书摊，渐渐地就听了个七七八八。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小鬼福民曾经找了个日本女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差不多就把中国东北当成日本国的一个省份。除了兴建工矿掠夺资源，还从日本国大量移民来这儿拓荒，名堂叫做什么“满洲开拓团”。一朝战败，昔日的侵略者，反转来变成了亡国奴。回不了日本国的女人们，要活命要吃饭，怎么办呢？只好想办法嫁人。
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战场上死伤的，还不是老百姓的子弟;失败后流落异国的，受尽苦楚折磨，还不是普通民众。莫说东北，就是咱们太原，鬼子战败后，都有将日本女人卷在席筒里出售的事情。
小鬼福民找了日本女人，一男一女过日子。在那女人，有个男人收留依靠，不至于冻饿而死;在福民，有个女人白天做茶打饭、黑夜温暖被窝。不能说你情我愿，两情相悦，也算是相依为命，两相帮扶。
后来呢？过成了人家，他回老家怎么没把老婆带回来？
在我们盂县，抗战胜利后，也有日本女人流落下来当了中国农民老婆的例子。比如，我四大娘的娘家村里就有。据说，那些日本女人，对待公婆丈夫恭顺极了。做好了饭，饭菜摆在木盘里，顶在头上给男人端上来;跪在一边等你用餐，吃罢之后，将空碗还是用木盘顶了撤下。
据说，小鬼福民找的日本女人，果然也是这样的。
要是那样，过成一个人家，岂不也是好事。可是，他和那日本女人过不成。在大人们的谈论中，说小鬼福民脾气太赖，经常打老婆，打起来没轻没重，往死里打。这个说起来，也有些具体缘故。一个，是言语不通，两口子说不成话。一个，是饭菜口味不对，日本人做饭多放糖少放盐，两人又讲不清楚。再一个，小鬼福民见不得日本女人的天足。他老婆是裹得玲珑小巧的三寸金莲，一看母洋鬼子的脚，气就不打一处来。 后来呢？后来，过不成了呗！
小鬼福民打跑日本女人，结果还是一个人打光棍。至于那个日本女人，后来怎么样了？是死是活，地头饭场饲养院，没人问起过，也没听人谈论过。
记得只是我奶奶说起那个女人，有过几句同情的话。“唉！可可怜怜的，没个人给做主，还要叫活活打煞哩！”
听过的这件事，见过的小鬼福民，以及没有见过的这个日本女人，留存在我的记忆里。1981年，四十年前，我写过一个三千字的短篇小说，题目叫《遥祭》，基本故事就是这件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发了一点感慨。给一位爷爷上坟烧纸祭奠，自然也包括了给不幸自尽的奶奶祭奠。可是，另一个女人，那个不知姓名的日本女人，毕竟也是我的一位奶奶，在这清明祭祀的日子里，谁能记得给她烧一封纸、上一炷香呢？
于是，在那小说里，我撮土为香，向着东北方向，遥遥祭奠了一回。
那是一个孩子的记忆，那是一个青年作家的心情。如此而已。在改革开放之初，作家们关注宏大主题，争相呼喊重大问题，没有什么人注意过我的那个短篇。
一个生命，消失隐匿到历史深处，化于无形，何况一则小说、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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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福民回到村里，日子过得很艰难。
在关东打工，出力气挣钱，收工后不用做饭。在村里，每日都得下地挣工分，一日三餐还得自个煮饭。莫说还要推米碾面，和泥拣炭。光棍汉，一手人，发脾气都没个对象。
1959年冬天，食堂解散。到了1960年，过罢大年，便是青黄不接的日月。一人的口粮一天二两五，喂一只猫儿都不富余。别的人家，或许还存有一点粗糠，几梱干菜，他家里能有什么？
那一年，村里的榆树皮给剥得光光，柳树杨树，刚刚长出嫩叶子，早被吃光。比如臭椿树叶子，在我奶奶七十多岁的记忆里，那东西不能吃。人们储放粮食，中间夹一些臭椿树叶子，能够杀虫。结果，那一年，臭椿树叶也给吃光啦！
村里上点岁数的，几乎人人患了浮肿病。小腿肿得水桶似的，一按一只深坑，半天泛不起来。
村里不停死人。停灵三五日，浮肿了的尸身很快腐烂。打发的时候，从棺材板底部滴漏汤水。人们见了，在一边说：
“唉，那是淋了醋啦！”
说话的，脸子肿胖，明光光的，看不出喜悦还是悲伤。说不定几天之后，淋醋的就是这一位。
后来，村里活着的人，都没有多少力气了，挖坟抬棺材，凑不齐人手来。各家这才给走外的子弟捎话写信，阳泉下煤矿的，太原工作的，有人赶回村里来，帮着打发死人。
我爹赶回红崖底，帮着打发了个把月死人。然后，接了我奶奶和大伯上了太原。这样，全家六口人的粮食，剩下我们四个人吃。把我留在村里，因为我是小学六年级，还面临毕业的问题。剩下的粮食，经过计算，一人平均不到四两。我爹说，“估计饿不死”。这一条，不知他有过什么计算，反正我是没饿死，反证了他的英明预见。
我们院和于家院落打邻家，人们刚刚浮肿，街上见过小鬼福民。五短身材精干利索一个爷爷，变得粗胖笨大，眼睛鼻子幾乎埋进虚肿的肉里，你就几乎不敢看他。
后来，几天不见，突然听说死了。
三天之后，将近子夜时分，有人来邀请，要我大伯过去帮忙入殓。
第二天，大伯随口说起了小鬼福民入殓的情况。村里人嘛，谁家生孩子或者死人，都是日常话题。从来也没有什么“儿童不宜”的忌讳。那个小鬼福民入殓的情况，即便仅仅是听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被吓得够呛。
村里人去世，按照乡俗，先要停灵祭祀。将人停放在门板做的灵床上，朝天摆放在堂屋当央，供家人祭祀瞻仰。第三天子夜方才入殓，也就是挪移到棺材里去。
大伯说，福民小鬼本来浮肿得厉害，停灵几天，更加暄肿胖大。整个人，皮肤鼓胀，成了透明的。皮肤里面的组织积液来回晃荡，大伯形容“就和刚出锅的嫩豆腐”一样。把人从门板上抬进棺材里，生怕那一锅“嫩豆腐”突然表皮涨裂，把人给泼撒在地下……
小鬼福民，就那么死掉了。
当然，依照乡俗，他早年上吊自尽的妻子，在地下等了他二十年，这回夫妇二人合葬到了一搭。
于家那个院子，西边的窑洞又上了锁。我独自个，无论如何不敢上那院里去。
老辈人说的，这座院子阴气重。这回，阴气该是更重了吧。
【作者简介】张石山，1947 年生，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 《镢柄韩宝山》 《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民俗专著《洪荒的太息》《礼失求诸野》，电视剧本《兄弟如手足》 《吕梁英雄传》 《晋文公》等。
差不多整个合作化时期，在红崖底第二生产队饲养院里负责切草的，一直是瞎子于虎旺和判官张先和。先和擩草，虎旺铡草。
说起切草，两人分工有点讲究。切草的负责磨铡草刀，擩草的负责清理刀床。
虎旺叔是盲人，乡下有个歇后语“瞎子磨刀——快啦”，意思是快要出事啦。其实，这也是想当然。虎旺叔磨刀，不仅从来没出过事，刀还磨得好。
相比而言，切草的出力大一点，从草垛上往回运草个子，是擩草那个人的事。可是，张先和却又是个拐子，走路还得拄根拐杖。好在队里有了小平车，拿车子运草，虎旺叔帮着推车，两人合作得蛮和谐。
张先和，我们本家，是我的爷爷辈。“判官”，是他的绰号。本家娃娃们，当面称呼他“先和爷”，背后说起，也叫他判官。先和爷的父亲我没见过，大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光听老人说，那个曾祖父辈分的人，绰号叫个“鬼架”。据说，那人长得身架子很大，还学了个赌钱抽料子，又高又瘦的，面色如鬼。绰号叫成鬼架，想着也贴切。而先和爷是大个大肚大胖脸，或许因此叫了个“判官”，也未可知。
鬼架赌钱抽料子，底下生出四五个儿子，光景过得有上顿没下顿的。到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根据地，小区干部在红崖底开展工作，鬼架就成了最早的依靠对象之一，成了“在组织的人”。一来二去，鬼架的老伴，人称“老太娘”的也参加进去，出面当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
在那之前，老百姓没有听说过“组织”这个词儿。鬼架和老太娘参加了组织，老百姓觉得好神秘，本来对那人家几分瞧不上，如今也不得不改换了眼光。
鬼架和老太娘我都没有见过。不过在红崖底，至今还在传说着关于老太娘的一则笑话。
有那么一次，区政府在镇子上召开一次大会，工作员在台子上做报告。报告到一个段落，比如宣布取得什么胜利之类，会场上的人，就开始集体鼓掌。早年间，中国人没有集体鼓掌的习惯，我们红崖底山沟里的人，更是从来没有经见过这个。当上千号人集体鼓掌，耳边厢骤然响起雷鸣一般的掌声，你猜怎么着？我们村的妇救会主任老太娘，猛地受了惊吓，吓得当场晕厥了过去。
对了，老百姓叫鼓掌是拍手，人们的说法是：哈！老太娘不见大世面，让人们拍手给拍死过去啦！
2
初初合作化的时候，记得判官先和爷也是在大田里干活，那时他还没有拐腿残废。他变成残废，是在水库工地上。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一开始，大部分男劳力背上铺盖上路，去参加大炼钢铁。过了一程，大炼钢铁的队伍又背上铺盖转移战场，去参加修水库。水库选址在罗掌村所在的那条山沟，名堂叫做“罗河水库”。劳工们大几千人，吃住都在工地上。大哥宝山十六岁，也上了水库工地。他在小学里学过吹号，在工地上干的是号兵的差事。
红崖底村子里，剩下些老弱病残。有一天，快中午的时分，村街上乱哄哄的，小孩子们一窝蜂跑去看。原来是水库工地上出了事，先和爷在土崖底下挖土方，土崖崩塌，把人给活埋了。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挖出来，人倒是没死，腰脊给砸断啦！结果，活人活马走的，让担架抬了回来。先和爷仰面朝天躺在担架上，脸色黑黄黑黄，脑袋脖子都不能动，唯有眼珠子还能骨碌骨碌转着看人。
出事的时节，先和爷有四十多岁，他一直打着光棍，家里没人。今番腰脊给砸断，朝天平躺着，压根动弹不得。毕竟是因公负伤，村里派了两个女人帮着做饭服侍。
一个大活人，成了个活死人，一日三餐需要人喂饭，大小便都在炕上，真是成了生不如死。后来听先和爷亲口说起，他曾经动过寻死自尽的念头。一个人腰脊砸断高位截瘫，只有双手还能勉强动弹，怎么自杀呢？伺候先和的人，为了处理便溺顺当，将病人头朝炕里摆放，双脚冲着炕沿。先和爷动了自杀的念头，这一天等服侍的人离去，他就试着向外挪动。计划把自己挪动到炕沿这里，用裤带拴上枕头，这面套住脖子，将枕头扔下炕沿，用这办法来上吊。结果，一个人折腾了两个多钟点，他在炕上也就挪动了一尺来的距离。
说起这个，先和爷苦笑一面：唉！人活到那种地步，你是想死都死不成啊！
没听说西医治疗，也没听说中医接骨，或许是人的器官有某种自愈能力，先和爷后来竟然下了地。先是扶着炕沿走动，后来渐渐拄上棍子出院上街了。到了，只是拐了一条腿。
就这么着，先和爷从此到了饲养院，和虎旺叔搭伙切草，每天也能挣一个劳动日。
3
于虎旺，一个瞎子，养活一大家人，张先和，大肚汉，孤身过日子，两人能熬过1960年，村里人都清楚：那是沾了在饲养院干活的光。
那样的年头，红崖底好多人得了浮肿病。只有书记社长和会计，还有就是饲养员，这些人都没有浮肿。几个饲养员，家里的孩子有和我们一道跑高小的。人家拿出来的干粮，看着黑不溜秋的，其实谁都清楚，那是里面掺了喂牲口的料豆子。老牛、毛驴，饲料是黑豆。一把两把抓上拿回家，老婆孩子就饿不死。
在饲养院切草的，大家监守自盗，你知我知。村里老百姓人人心知肚明，却也绝对没有谁来说破。
我们小娃娃家十来岁，有时上饲养院闲转，小手偷偷的从驴槽里捡起一两颗料豆子，再偷偷塞到嘴里，偷偷咀嚼，料豆子甜甜的，越嚼越香。要是让饲养员看见了，轻则斥骂，重则挨鞭子抽。我们心里恨恨的，骂娘操祖宗地走开。
先和爺这一支，和我们家算近支。在我奶奶伯父们的口吻里，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恶评。就我的心情，对这个爷爷还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因为他会说书。
乡间村社，自古以来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看戏听书。“说书看戏，给人比喻”，大家从中得到的愉悦多多，得到的教化多多。
记得我们村，除了搭台唱戏，来过耍猴儿耍把戏的，还来过一个说书的。说书人，是盂县本地人，名叫韩锁子。走村串乡说书，村里找个空家让住下，供给三顿饭。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是比讨吃要饭强一点。说书呢，弹着一个三弦，边说边唱。晚饭后，开了书场，人们炕上地下挤满一屋子，听他说书。我挤进去听过一次，记得他说的是《呼家将》里的“呼延庆打擂”一段。说上几句，唱上几句，三弦子嘣嘣嘣嘣弹上半天。嫌他说的节奏太慢，好半天，呼延庆都没有上了擂台。听的人好不麻烦。 先和爷说书，光说不唱，也不使什么乐器。夏天的夜晚，人们饭后聚拢在村里十字街上，听他说书。记得他說过《五女兴唐传》《金镯玉环记》和《粉妆楼》。都是整本大套，听得人入迷。
乡间的夏日晚间，繁星满天。十字街上，人们靠墙蹲着坐着，庄稼汉们人人一杆旱烟锅子，火头儿明灭。有人带了点燃的艾蒿葽子，一来点烟，二来熏蚊子。艾草的香味和小兰花的烟味弥漫四周。先和爷自个有旱烟布袋，近边有人客气。顶多给装上一锅子烟草。论起来他就是给乡邻村人义务说书。
说上那么一两个钟点，天上斗转星移，石板街上凉气隐隐升腾，书摊儿散伙。人们的蹬倒山鞋底儿，敲得街面嘎噔嘎噔响，各自回家。随即听得家家闩大门的声音，然后小山村归于一派宁静。
如果是在夏天，我父亲回乡来探视奶奶，他也会给村人说书。
我爹说书，就是说《三国》。行话讲，三国书好说，就怕记不住人名地名。我爹记忆力惊人，从小没有念过书，由于崇拜文化人，自学认字，买了字典来查，半猜半蒙的，能通读《三国》《水浒》《红楼梦》 。一本《三国》，一百二十回，连回目都记得清清楚楚。“庞令名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渰七军”，随口就来。村人也非常喜欢听。而且，我爹在城里做事，回村要耍派头，不仅不抽谁的旱烟，他的纸烟会给听书人撒出一排子。
我爹说书，就是咱们本地方言土话;先和爷说书，讲的却是官话。他的官话，却又并非普通话，不知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那种口音。
1960年，村里缺粮挨饿，父亲生怕他的老母亲得了浮肿病，回乡高价从黑市上给奶奶大伯这儿买了四百斤玉米。
当年，城里职工，一个月不过挣三五十块人民币。黑市上的粮食，一斤要价两块五。四百斤玉米，那是整整一千块钱。一个人不吃不喝，两年的工资。父亲是出了名的大孝子，给老妈买高价粮这也是当儿子的本分。可是，让我惊讶的是，他回到村子里，那样的年头，怎么就能知道谁家有余粮呢？这样事体，我一个小孩子家，不敢开口询问，隐隐知道其中的利害。
直到父亲晚年，他才给我揭出谜底。那些粮食，是从几个人手里买出来的，其中有先和爷。除了两个人都会说书，父亲与先和爷杀棋还是对手。满红崖底，只有判官先和的棋，和我爹算得上是棋逢对手。
父亲说破当年秘密的时候，先和爷已经下世。说出这般秘密，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啦。老辈人的处世品格，说来令人感叹。
4
我还在村里的时候，有那么一年，听说上级部门发放下来一点救济款。特别穷苦的人家、残疾人、孤寡老人，好像每家有五块钱。人们议论，瞎子虎旺应该有一份，拐子先和也该有一份。结果，两家都没有领上那五块钱。对此，村干部们有解释。虎旺是盲人不假，可是他老婆水亮是富农成分，因此不可以享受救济。先和是拐子，而且是因为修水库出的工伤，这个也不假。可是，他参加过国军，属于旧军人，因此也不可以享受救济。
最终，除了一两家没有说道的特贫户领到了五块钱，其他款项干部们一分了事。村人骂娘操祖宗，嚷嚷一通完事。谁掌刀谁吃肉，到哪里说理去？
也就是在那一次，我才知道了，原来判官先和当过兵，而且当的是国民政府的兵。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渐渐知晓，原来国军确实曾经参加抗战打过日本鬼子。我小的时候，光听说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部队一触即溃，躲到大后方歇着去了，他们何尝打过日本鬼子。所以，国家政策那样对待判官，村里干部持那样一个立场态度，我觉着很正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退休了，回到老家红崖底植树造林，种了十万棵树木，也算是老有所为。我回去探视老父亲，有一次正好先和爷与我父亲闲坐聊天，我就问起老人当年参加国军的事儿。
抗日军兴，盂县一带很早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怎么就参加了国军的呢？先和爷给我说道了一回，我才弄清了其中原委。
阎锡山建设太原，盂县家到太原打工挣钱，先和爷比我父亲年长，他上太原打工，比我父亲还要早两年。先和在家里排行老大，他爹又是那样一个角色，到太原打工，指望努力挣钱，或者日后能买房置地娶媳妇。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山西的形势骤然紧张。大夏天，判官先和与几个打工者，在太原南郊区受雇于人，给一家富户在野外打井。这儿打着井，从斜刺里来了几名军人。这几个军人，是奉命招兵的。古话倒是说“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而当年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国族概念，对形势更是一无所知。见了当兵的害怕，说起当兵打仗，那就更加害怕。或许是战事吃紧，或许是招兵的人招到兵员有赏，判官他们几个，不由分说就给抓到了兵营里。换上军装，发放了武器，分配到班里，就算成了国家的军人。
先和爷给我讲，进了军队，倒是有吃有穿，下等兵每月也有六块大洋的津贴。可是，本心不愿当兵，哪里能够安心吃军粮呢？这一天，他就和几个伙伴合计好了，一块逃跑。兵营有人值岗，看管很严。几个人准备翻越围墙，先和爷给我追述说：“咱这身量，哪里能爬上墙头？一个伙计拿皮带往上吊，皮带断啦，给摔下来啦！”
结果，自然是没有逃跑成功。连上处置逃兵，好在他们几个只是空身逃跑，没有拿人家的枪支，不然恐怕是枪毙的死罪。最终按军法，每人打一百军棍。
说起挨那一百军棍，判官先和爷记得清楚。
掌刑的弟兄，也是下层士兵，况且，大家日后还要相处。有人负责打，一边有人计数，打军棍的打得有讲究，计数的也记得有讲究。
打军棍的，三棍有一棍是所谓“出头棍子”，前边棍子头儿落地，屁股上不吃劲。打在屁股上的，要用力，把皮肤打裂。这样，是出血外伤，负责验伤的看见血淋呼啦的，其实内里没有淤血。
计数的，这样来喊数字：
幺——二——三四五！
陆——七——八九十！
如此，打三棍也就顶了五棍。
受过军法处置，司务长验过伤，汇报了连长，事情就算了结。班上弟兄还拿出薪金慰问，一人一块，班长出了两块。排长五块，连长给了十块。 弟兄们有情有义，再加上战事吃紧，开拔上了前线。判官爷也就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参加過好多战役，打了八年鬼子，判官爷这才解甲归田，回到了老家红崖底。年龄大了，说媳妇不容易，迁延几年，自家的身份成了“旧军人”，更加倒霉倒灶，判官爷于是从根到梢没柴火，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光棍。
判官爷会说书，而且说的是某种官话，或许是在队伍上学成的？这个我没有打听过，未知其详。
5
判官爷独门独户，活了七十好几。他的光景怎么说呢，晚年赶上改革开放，总算能吃饱肚皮。一个光棍汉，要说他的家，实在没有个家的样子。
三间小房，低矮破旧。一间是炕头，一间在角落里盘个灶火烧饭。屋里不打顶棚，煤烟常年熏烤，屋顶的椽子苫板熏得漆黑。有的地方，煤烟结成了钟乳形状，仿佛马上要滴下油来。
当地摆着一口水缸，两只储粮食的瓷瓮。炕上光板席子，不仅没有褥子，连被子也没有。晚上睡觉，把土炕烧得热热，底下不脱裤子，上面脱掉褂子盖在身上，就那么凑合。真个是八年抗战滚打出来的身体，耐折腾。
有一年，我早已离开村子，但小学生们挨家挨户检查卫生这一条，竟然成了一个传统。小学老师是个女教员，进了先和爷的屋子，当下就发了愣怔。
自打我爹退休还乡，我的说法是“老爹回老家替我去深入生活”。老人家给我一一转述女教员检查卫生的当下情景，绘声绘色，一切历历如在目前。
女教员看看炕头，问道：老人，你的被子哩？
先和爷回答：锁在柜里啦！
女教员看看地脚，又问：你的柜子哩？
又答：埋到地底下啦！
女教员不得要领，仰头看看黑黢黢的房梁椽子，说道：老人，你这屋顶是拿黑油漆漆出来的？
先和爷觉得这是挖苦自己，不高兴了，指指自己光秃秃发红的脑袋瓜子反问：依你说，我这脑袋是红铜镀出来的啦？
改革开放，整个中国搞活了。我们盂县不产小麦，自古人们粗茶淡饭，过年吃一顿扁食罢了。如今只要地里打下老玉米，和县境接壤的河北平山家，拉上白面到村口，拿玉米换来就是。
有一次，来了平山家，我爹上村口买白面，抬眼看见判官正坐在老槐树下歇凉。掏钱多买了两袋子白面，判官腿脚不方便，让我堂弟的儿子扛上给送到了家里。
堂弟的儿子，回来转告我爹说：六爷爷，我把白面送去啦！不知道因为甚，那个判官太爷爷给哭啦！
在那之后不久，判官先和爷就下世了。我们红崖底，再也没有了那么一个说书人。
小鬼福民
1
民国时代，中国勃兴现代工业，吸引了大批闲散劳动力外出打工。我们红崖底村，人们大批下太原来打工之前，还有好几位闯过关东。
我们老张家，我大伯、二伯，老掌金、小头进福，赵家的赵三赵连成，田家的田金福，于家的于福民，都闯过关东。
大伯二伯，建国前就从东北回来了。像我大伯，说起沈阳总是“奉天”，提到过“北溪湖”，原来是指本溪。另外几位，有流落在东北的，也有建国后陆续回来的。
一个田金福，是1954年回来的。
一个赵连成，1955年合作化成立初级社的时候回村。赵连成也能说书，说的是《隋唐演义》。或许，像判官爷当兵、赵连成打工，离家别口的人们都有听书的需求。听多了，也就学会了。
一个于福民，1957年村里成立高级社的时候回村。
田金福和赵连成，两人都有家口。于福民，是个单身光棍。
我家院子西侧小巷里，是挨着的两座四合院，两个院子主人都姓于，是本家。靠外一个院子，住着德明、喜明兄弟两家。我前边文字写到的德明奶奶，就住这个院。
靠里的院子，正房里住着成全老汉，西边三孔石窑一直空闲。那三孔石窑，背后靠着山崖，就用山崖当作了后墙。我们红崖底村，依托一座红色山崖而建。那座红崖，中间高两边低，而且中间凹进去两边兜拢回来，像个簸箕似的护卫了村庄。于家这个院子，紧靠的就是西边山崖簸箕边边。
院里，有一盘石碾。人们寻常在这儿加工粮食，碾面。三间正房，间架不算大，住着成全老汉。这个老汉，脸上有几粒麻子。麻子，老乡们叫做“疤子”。说起成全老汉，老者们叫他“疤成全”。
三孔石窑，闲置了多少年。他们于家人，在里头存放一些农具杂物。石窑的主人，就是于福民。于福民，人们描述他，个子小小的，自幼就得了一个绰号“小鬼”。在大人们的口吻里，叫他“福民小鬼”或者“小鬼福民”。
村人在石碾上碾面，和于家的人打照面，偶或会提及小鬼福民。自从日本鬼子打进山西，他老婆跑反受辱上吊自尽，他就独自下了关东。人到底是死是活，也没个书信。
人们还免不了议论：疤成全的老婆投了水缸，小鬼福民的老婆上了吊，恐怕是那个院子紧靠崖底，阴气太重。
闲话议论中，1957年，小鬼福民突然就回来了。打扫清理出三孔石窑，光棍一人在那里安身。
2
小鬼福民，果然生得矮小。五短身材，常年一身黑色裤褂，胡须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显得蛮精干。按辈分，我称呼他福民爷。这个于姓爷爷不善言辞，况且我那时不过十来岁，不曾听他讲过闯关东的什么经历。
不过，在小鬼福民从关东回村之前，听大人们闲话念叨，我早已知道了他的过往种种。于家那个院子里，两个女人相继自尽的事儿，我也早就听大人们说起过。
时间大致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盂县。与之同时，八路军也成立了边区政府，组织老百姓起来抗日。于是，经常有鬼子和伪军出动，打击抗日组织，杀人放火。老百姓手无寸铁，只能纷纷跑反。红崖头上立起了消息树，一旦发现情况，就放到消息树提醒村民，大家离开村子，逃到深山老林去躲避。
这一回，崖头上消息树跌倒，村民当即出村跑反。一般来说，鬼子出发，总是从沟外的镇子方向前来。大家出村，当然是往沟里方向逃跑。谁知这一回，鬼子是先去的罗掌沟，翻越田家梁，从沟里方向而来。跑反的人群，就在村东崖头嘴子上，让鬼子给截住了去路。 老百姓拖家带口的，背着米面锅灶，还有的带了铺盖。鬼子伪军截住跑反的人群，将铺盖衣物堆成一堆，放火焚烧。那些畜生，还强迫人们无论男女，一律脱掉衣服，再一并烧毁。不巧有人还带了煤油灯，计划在山洞里使用。衣物浇上煤油，即刻烧成了灰烬。
糟害了一通，鬼子唱着军歌离去。跑反的男人女人，赤身裸体，如何遮盖羞耻呢？据说，人们把谁家二亩地里的蓖麻叶子都撕扯光啦。
鬼子倒是没有实施奸污什么的，但女人们惊恐万分，都不敢回村，光着身子依然一个劲朝深山里逃跑。
有这么一个细节，村人经常讲起。
自打盂县来了日本人，我爷爷胆子极小，最是怕死，早早就独自逃往深山，在山洞里居住烧饭。远远看见光身女人沿着山沟跑进来，我爷爷当场吓得尿了裤子。看来，“吓尿”的事儿早有发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老太爷怎样就吓尿了裤子？原来，老百姓传言，日本鬼子自是青面獠牙，非常可怖，而日本女人穿裙子不穿裤子。大家都说：母洋鬼子就不是人，不穿裤子，光屁股！我爷爷乍然之间，果然就看见了一群光屁股女人，活了大几十年，他何尝见过这个？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母洋鬼子无疑。于是，当场就给吓得尿了裤子。
村里的小后生肉娃，在山里放牛。大夏天，耕牛闲下来，在山里放牧吃草。肉娃小孩子眼尖，远远认出了那些女人们。对我爷爷说：不是母洋鬼子，那是我家婶子呀！
女人们慌不择路，吓得要死，终于看见了自家村里人，慌慌地就往我爷爷跟前凑。这一来不打紧，光屁股的女人们，不是侄女就是侄儿媳妇，这成了啥事体？我爷爷这回逃跑得比兔子还快……
听奶奶给我念叨，我家的女眷，纯粹出于偶然逃过了那一劫。那一回，奶奶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七个儿子，只有我四伯一人在跟前。四伯将奶奶包在被子里，拿一根腰带连人带被盖捆在身上，要背上老母亲跑反。结果，从窑洞门口出不来。把人解开放下，把被子铺到院里，再把奶奶抱出来重新捆扎。这时候，村子东头已经出了事。红崖头上有人呐喊：
东嘴子上开了杀坊啦！不敢往沟里跑啦！
四伯背上奶奶，从村街西口逃跑，钻了村西的大窐。
就是那一回，我村受了奇耻大辱的女人们，有两个寻了无常。一个，是疤成全的老伴，一脑袋栽进了水缸;一个，是小鬼福民的老婆，投缳上了吊。我大娘见过那两个女人，给我描述，说是生得白白净净，“小脚妙手”的。
人们说，两个女人寻死，一来是羞得不能见人，二来主要是害怕。两个女人都是小脚，自幼包裹成粽子大小，院里行走都扭扭搭搭的，跑反要钻山沟、爬圪梁，哪能跑得动。
小鬼福民下地耧玉米，躲在地里瞭见鬼子走了，连忙奔回村来。等他奔进院子，看见老婆已经挂在了门框上。
村人在十字街上闲坐念叨，说那小鬼福民打发了老婆之后，独自一人走了关东。临走，他把家里财神灶君门神土地天王水草各路神仙，统统砸得粉碎。嘴上欺神灭佛一个劲臭骂：
你们吃上老子的贡献，老子不生不养，没儿没女，拢共一个老婆，你们给老子都看不住！
日天骂地的，把泥胎破烂撮了一铁锹，倒进了茅坑。然后，倒锁窑洞门，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3
盂县家下太原、闯关东，好比如今的打工族，一般都是老乡们勾扯，成群搭伙的。出门在外，总算有个相互照应。
我二伯1940年左右去的关东，1945年回来，然后又到太原打工。从关东回来，村人一定要问起其他几人。二伯说起这个那个，只是不清楚小鬼福民的情况。
田金福合作化之前回村，说是听说过福民小鬼。可惜没见过。在关东地面做什么，田金福是在伐木场，有人砍倒大树，他是拉运木头的。至于小鬼福民，大概是在采石场，反正就是铁锤钢钎的，打石头呗。
村里成立起初级社，赵连成也回了村。这个人，白净瘦长脸，还镶着几个银牙。给人们说书的时候，能看见嘴里银光闪闪。他倒是见过小鬼福民。伐木场、采石场，如今大点儿的国营了，小的，公私合营，也都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開大会，两人偶然碰了面。不在一搭上班，相距有几十里远近。
小鬼福民走了关东，说来快要二十年。他不像别个有家有口的，他单身一人，在东北就没有再成家吗？
在田间地头，在饭场书摊，渐渐地就听了个七七八八。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小鬼福民曾经找了个日本女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差不多就把中国东北当成日本国的一个省份。除了兴建工矿掠夺资源，还从日本国大量移民来这儿拓荒，名堂叫做什么“满洲开拓团”。一朝战败，昔日的侵略者，反转来变成了亡国奴。回不了日本国的女人们，要活命要吃饭，怎么办呢？只好想办法嫁人。
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战场上死伤的，还不是老百姓的子弟;失败后流落异国的，受尽苦楚折磨，还不是普通民众。莫说东北，就是咱们太原，鬼子战败后，都有将日本女人卷在席筒里出售的事情。
小鬼福民找了日本女人，一男一女过日子。在那女人，有个男人收留依靠，不至于冻饿而死;在福民，有个女人白天做茶打饭、黑夜温暖被窝。不能说你情我愿，两情相悦，也算是相依为命，两相帮扶。
后来呢？过成了人家，他回老家怎么没把老婆带回来？
在我们盂县，抗战胜利后，也有日本女人流落下来当了中国农民老婆的例子。比如，我四大娘的娘家村里就有。据说，那些日本女人，对待公婆丈夫恭顺极了。做好了饭，饭菜摆在木盘里，顶在头上给男人端上来;跪在一边等你用餐，吃罢之后，将空碗还是用木盘顶了撤下。
据说，小鬼福民找的日本女人，果然也是这样的。
要是那样，过成一个人家，岂不也是好事。可是，他和那日本女人过不成。在大人们的谈论中，说小鬼福民脾气太赖，经常打老婆，打起来没轻没重，往死里打。这个说起来，也有些具体缘故。一个，是言语不通，两口子说不成话。一个，是饭菜口味不对，日本人做饭多放糖少放盐，两人又讲不清楚。再一个，小鬼福民见不得日本女人的天足。他老婆是裹得玲珑小巧的三寸金莲，一看母洋鬼子的脚，气就不打一处来。 后来呢？后来，过不成了呗！
小鬼福民打跑日本女人，结果还是一个人打光棍。至于那个日本女人，后来怎么样了？是死是活，地头饭场饲养院，没人问起过，也没听人谈论过。
记得只是我奶奶说起那个女人，有过几句同情的话。“唉！可可怜怜的，没个人给做主，还要叫活活打煞哩！”
听过的这件事，见过的小鬼福民，以及没有见过的这个日本女人，留存在我的记忆里。1981年，四十年前，我写过一个三千字的短篇小说，题目叫《遥祭》，基本故事就是这件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发了一点感慨。给一位爷爷上坟烧纸祭奠，自然也包括了给不幸自尽的奶奶祭奠。可是，另一个女人，那个不知姓名的日本女人，毕竟也是我的一位奶奶，在这清明祭祀的日子里，谁能记得给她烧一封纸、上一炷香呢？
于是，在那小说里，我撮土为香，向着东北方向，遥遥祭奠了一回。
那是一个孩子的记忆，那是一个青年作家的心情。如此而已。在改革开放之初，作家们关注宏大主题，争相呼喊重大问题，没有什么人注意过我的那个短篇。
一个生命，消失隐匿到历史深处，化于无形，何况一则小说、一段文字。
4
小鬼福民回到村里，日子过得很艰难。
在关东打工，出力气挣钱，收工后不用做饭。在村里，每日都得下地挣工分，一日三餐还得自个煮饭。莫说还要推米碾面，和泥拣炭。光棍汉，一手人，发脾气都没个对象。
1959年冬天，食堂解散。到了1960年，过罢大年，便是青黄不接的日月。一人的口粮一天二两五，喂一只猫儿都不富余。别的人家，或许还存有一点粗糠，几梱干菜，他家里能有什么？
那一年，村里的榆树皮给剥得光光，柳树杨树，刚刚长出嫩叶子，早被吃光。比如臭椿树叶子，在我奶奶七十多岁的记忆里，那东西不能吃。人们储放粮食，中间夹一些臭椿树叶子，能够杀虫。结果，那一年，臭椿树叶也给吃光啦！
村里上点岁数的，几乎人人患了浮肿病。小腿肿得水桶似的，一按一只深坑，半天泛不起来。
村里不停死人。停灵三五日，浮肿了的尸身很快腐烂。打发的时候，从棺材板底部滴漏汤水。人们见了，在一边说：
“唉，那是淋了醋啦！”
说话的，脸子肿胖，明光光的，看不出喜悦还是悲伤。说不定几天之后，淋醋的就是这一位。
后来，村里活着的人，都没有多少力气了，挖坟抬棺材，凑不齐人手来。各家这才给走外的子弟捎话写信，阳泉下煤矿的，太原工作的，有人赶回村里来，帮着打发死人。
我爹赶回红崖底，帮着打发了个把月死人。然后，接了我奶奶和大伯上了太原。这样，全家六口人的粮食，剩下我们四个人吃。把我留在村里，因为我是小学六年级，还面临毕业的问题。剩下的粮食，经过计算，一人平均不到四两。我爹说，“估计饿不死”。这一条，不知他有过什么计算，反正我是没饿死，反证了他的英明预见。
我们院和于家院落打邻家，人们刚刚浮肿，街上见过小鬼福民。五短身材精干利索一个爷爷，变得粗胖笨大，眼睛鼻子幾乎埋进虚肿的肉里，你就几乎不敢看他。
后来，几天不见，突然听说死了。
三天之后，将近子夜时分，有人来邀请，要我大伯过去帮忙入殓。
第二天，大伯随口说起了小鬼福民入殓的情况。村里人嘛，谁家生孩子或者死人，都是日常话题。从来也没有什么“儿童不宜”的忌讳。那个小鬼福民入殓的情况，即便仅仅是听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被吓得够呛。
村里人去世，按照乡俗，先要停灵祭祀。将人停放在门板做的灵床上，朝天摆放在堂屋当央，供家人祭祀瞻仰。第三天子夜方才入殓，也就是挪移到棺材里去。
大伯说，福民小鬼本来浮肿得厉害，停灵几天，更加暄肿胖大。整个人，皮肤鼓胀，成了透明的。皮肤里面的组织积液来回晃荡，大伯形容“就和刚出锅的嫩豆腐”一样。把人从门板上抬进棺材里，生怕那一锅“嫩豆腐”突然表皮涨裂，把人给泼撒在地下……
小鬼福民，就那么死掉了。
当然，依照乡俗，他早年上吊自尽的妻子，在地下等了他二十年，这回夫妇二人合葬到了一搭。
于家那个院子，西边的窑洞又上了锁。我独自个，无论如何不敢上那院里去。
老辈人说的，这座院子阴气重。这回，阴气该是更重了吧。
【作者简介】张石山，1947 年生，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 《镢柄韩宝山》 《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民俗专著《洪荒的太息》《礼失求诸野》，电视剧本《兄弟如手足》 《吕梁英雄传》 《晋文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