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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贸易是发展全球经济的主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本质。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具有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民问题尖锐化等本质特征。在当前国际贸易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回顾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并为中国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理论支持。对于一直坚持贸易政策以惠及人民为目的的中国，需要在认清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政策本质不同的基础上，警惕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政策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并作出积极的应对举措。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35-13
国际贸易是商品、技术和服务在全球范围进行交换的活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致使全球贸易面临巨大压力。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不足。”[1]“人类正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大经济板块历史上首次同时遭受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2]在此背景下，回顾与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论述的主要内容，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并为中国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理论支持。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本质论述的主要内容
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规范和行动指南，属于国家上层建筑范畴。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决定的，代表了一国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最根本目的，是实现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截然相反的贸易政策，发现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速资本积累。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保护贸易政策的本质
保护贸易政策又称为保护关税制度。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3]375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一般通过提高关税等做法，对外国产品的输入进行限制，其本质是保护本国一些处于萌芽期的产业的发展，在培育本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减少对外国优质产品的依赖性，最终达到占据国际分工主导权的目的。尽管保护关税制度在一定阶段内缩短了本国工业发展时间，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
保护贸易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情况愈加复杂。恩格斯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是，一旦实行，就难以摆脱。”[4]341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英国颁布的《谷物法》。这是英国于1815年制订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试图通过该法律来“保护”英国农夫和地主免受来自外国价格低廉的谷物的竞争，达到维持粮食价格稳定、保护本国的农业的目的。然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首先，维护和扩大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谷物法》将英国国内的粮食单价维持在80先令/夸克，正如恩格斯在《英国谷物法史》中所指出的，“低于80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5]564。而当时，无论是英国国内还是国际的粮食单价都远远低于这个数值，禁止粮食进口，意味着英国国内的粮食总产量必须达到《谷物法》颁布前粮食进口与国内粮食生产的总和，才能满足国内需求。然而，英国作为岛国，其国内耕地有限，供需难平衡，这就必然导致国内粮食涨价，进而使得土地价格提高。地主阶级作为土地所有者，其利益由此而扩大。对此，恩格斯指出：“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很大利害关系的集团。”[4]348
其次，土地与粮食涨价直接提高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生产成本以及工人的生活开销，直接损害了英国国内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利益。恩格斯指出：“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切其他工业部门，因此不得不把它们也保護起来。”[4]339一个产业受到保护，与这个产业产品生产有联系的部门都会受到损失，从而会受到这些部门的强烈反对。恩格斯指出：“由于粮食腾贵而不得不给工人支付较高工资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力图废除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5]565为了反对《谷物法》，英国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成立了受工人支持的反谷物法联盟。英国政府不得不一再降低管控的粮食单价，但依旧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粮食、土地涨价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农民的利益也因此受到损害。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场主即用办工厂的同一原理办农场的经营资本家发生关系。”[5]334-335农民需要向地主阶级租借土地来耕种，虽然短期内因为粮食价格增长也许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从长期来看，粮食和土地价格的增长带来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提高，进而导致农民在购买其他产品时将要面对类似工人购买粮食时的窘境。
由此可见，《谷物法》的颁布实质上只是保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此外，保护贸易是一种恶性循环。19世纪中叶，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自由党在与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保守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并使得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然而，类似受益于《谷物法》的地主阶级这样的利益集团并没有由此消失，相反，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这种利益集团已经深入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因此，贸易政策的转变，既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又无法真正革除贸易保护对于各个行业的影响。恩格斯指出，“这样一来，你又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不得不补偿它的损失”，“于是就这样循环往复，永无尽头”，最终造成“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4]339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本质
自由贸易对于生产力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自由贸易加速了产品流通，使得国家产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是国家扩大产品交换范围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产品交换只是其提倡自由贸易政策的表象。马克思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3]373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扩大资本的增殖范围，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丰厚利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本质不是贸易自由，而是剥削自由。
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拓展了资本的逐利范畴。自由贸易使不同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活动得到全面提升，深化了不同国家之间“互通有无”的程度。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却只是为资本逐利扫清地域阻碍。马克思指出：“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3]373随着资本逐利范围的扩大，垄断形式在更大的领域内发展成熟，致使资本家的垄断地位愈加坚固。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占世界主导地位时期所采用的自由贸易政策后认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4]336。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由贸易本身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范围的市场和更紧密的国际关系——实现资本积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加剧了贸易失衡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与他国开展的自由贸易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平等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依附或从属关系。如19世纪居于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英国，其所提倡的自由贸易，目的是“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4]335，由此产生了“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秩序。这种不具备平等原则的自由贸易，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他国财富和巩固国际分工主导权的有效手段。针对一些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拥趸为这一行为冠上所谓“友爱与平等”美名的言论，马克思反击道，“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3]37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实际上歪曲了国际贸易的本质。
（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本质
从英国《谷物法》的颁布至废除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其贸易政策的选择本质上只会影响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失，即一些利益集团受益于自由贸易政策而另一部分则相反，因此使得國内利益集团分为支持自由贸易和支持保护贸易的两大派别。然而，两大派别在经历了长期斗争之后，仍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无视人民利益。恩格斯指出：“在这里因废除谷物法而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5]568实施《谷物法》只是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后也不会顾及人民的利益。“对这个阶级说来，有巨大意义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在工商业方面保有永久的世界垄断，能和竞争者一样支付低薪，同时还能利用八十年来英国因现代工业居于首位而取得的一切优势。”[5]568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选择与保障人民利益无关。
其次，政府官员的做法脱离问题本身。当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问题受到国内广泛关注的时候，其政府官员却意识到这是保障其胜选的契机。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人有好处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永远悬而不决。”[4]342政府官员为得到更高的支持率，将贸易政策选择的问题转变为在两大派别中赢得支持率的手段，对分属于两大派别的利益集团而言，得到的结果是政府“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方的一系列妥协”[4]342。因此，政府对于贸易问题的态度脱离了问题本身，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从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是从获得支持率即从保住两大派别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台贸易政策。
最后，政府的根本目的偏离了国际贸易本身。保住并扩大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目的，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循环交替的现象。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不是缘于国际贸易问题，而是缘于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恩格斯指出，这“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4]349。例如，在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为了摆脱对英国产品的依赖，实行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二战后，由于美国占据国际分工主导地位，又开始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至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政府又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扩大产品交换范围、深化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最终为资本增殖服务。
二、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贸易在推进自由贸易时，资本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赚取剩余价值，此时“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6]757。而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体系受到新兴国家挑战、其产品竞争力逐渐降低时，为保护自己的资本不被掠夺，政府就会通过制定限制进口、提高关税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对新兴国家的产品进口进行限制，并利用一切手段在本国市场排挤外国竞争对手。贸易保护政策损害了新兴国家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新兴国家的报复及反制，由此对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产生深远影响。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可以总结出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具有以下三个本质特征。
（一）经济问题政治化
从英美两国百年来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常用手段都体现出经济问题政治化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完全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方面，与企业运营模式相背离。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通过跨国运营的方式在不发达国家投资建厂，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土地及雇佣劳动价格较低，使得企业在投入资金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了产品生产规模，从而获得了超额利润。马克思对此指出：“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7]264资本家却在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同时又以不变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种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方式加快了资本家的资本增殖速度。由于资本家的产品生产全过程发生在不发达国家的土地上，当产品从不发达国家流动到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就形成了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行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行为，即双边贸易。尽管这一产品归资本家所有，但由于产品进口至资本主义国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贸易逆差被其政府视为不发达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事实却是，在这个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整个过程中，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所获得的只是劳动雇佣费用，其产品利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所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以贸易逆差为由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做法，既不符合逻辑，也阻碍了其国内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背离。世界经济一体化增强了国家之间的往来和相互依赖程度，“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8]487。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资本家通过精简自身规模，将生产产品的一般技术（如原料和半成品生产环节）进行外包，自己只保留核心技术及成品销售环节。马克思指出，这种模式“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7]264。资本家将一般技术外包给原料国或不发达国家的企业，由于原料国的资源丰富和不发达国家劳动力廉价等因素，使得一般技术生产的原料和半成品即不变资本变得便宜，因此资本家可将更多的资本运用在核心技术生产领域。可是，生产规模扩张的无序性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的滞后性等问题，必将导致产品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政治手段，目的是限制相关原材料进口，进而解决产品过剩和积压状况。但是，这种举措存在较强的局限性。首先，资本家凭借产品技术优势获得较大的世界市场份额，在将一般技术外包给他国企业后致力于扩大核心技术和成品销售规模，因此获得超额利润的群体仍旧是资本家。其次，既然资本家的产品具备国际优势，那么其产品的需求范围是世界性的，不仅被外国需要，同时也被本国国民需要。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是满足世界市场整体需要的半成品份额，但部分成品却被本国国民消费，出口成品只是整个成品份额中的一部分，由此产生半成品进口额大于成品出口额的现象，进而产生贸易逆差。显然，资本主义国家以此作为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依据，混淆了整体与部分的概念。最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产品无法转换成资本，但生产过剩产品的半成品已经完成了进口行为，且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结果，因此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处理过剩产品的方式同样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典型表现。
（二）国内问题国际化
英国国内围绕《谷物法》的斗争，本质上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矛盾的产物。《谷物法》的出台是由于其国内问题而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整体发展。《谷物法》的废除只是工业资产阶级对地主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开展自由贸易为的是加快资本增殖速度，英国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馬克思指出：“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5]456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只是将国内的剥削现象在国际上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使得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关系愈加明朗，并反过来加剧了其国内矛盾。为掩盖这个本质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人为切断“自由贸易”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而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出现这种国内问题国际化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方面，是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必然。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制定何种贸易政策或实施何种解决失业问题的举措，都无法掩盖其资本家身份的这一本质问题。马克思指出：“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民族性。”[9]即使部分资本家的利益受到损害，政府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仍然选择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情况与英国的《谷物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与其不同的是，如果受益于跨国运营的资产阶级集团在与掌握其国内土地资源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斗争中失利，自由贸易便开始转为贸易保护主义，因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迫制造业回流可以有力提高国内地价，这直接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资本。而与其相同的是，获胜方都打着为工人“谋福利”的旗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方成功与否都与保障工人利益无关，都只是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使然。
另一方面，是保障资本逐利的必然。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8]829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家已实现对国内市场的占领。在国内市场饱和后，资本家的产业规模会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进而使得资本增殖速度呈现递减趋势，最终部分资本失去增殖能力，由此产生了过剩资本。资本家为恢复过剩资本的增殖能力，只能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马克思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7]285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资本家在扩大产品生产时一般会选择在他国生产。由于扩大生产的部分最终也是被外国市场需要，因此在他国生产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进行生产，可以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成本、时间成本、雇佣成本即贸易成本。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土地及劳动力过于廉价，资本家甚至会将满足本国国内市场需要与外国市场需要的产品生产环节（资本家的全部产业）一同搬迁至他国。这是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当过剩产品逐渐增多以致引发经济危机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性会遭受更大打击，甚至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对此，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应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3]406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限制进口的基础上鼓励本国产品出口，甚至对出口产品的企业减免赋税及提供资金补贴，其目的就是将过剩产品倾销到他国市场。这种将国内危机转移到国际市场的做法是资本逐利的必然体现。
（三）国民问题尖锐化
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目的是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这种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10]，而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矛盾将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噬自身。当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工人失业引发的国内危机发展到难以解决时，资本主义国家势必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高额关税提高了国外产品进入其国内的贸易成本，致使在他国进行产品生产的资本家无法获得高额利润，迫使资本家将企业回迁到国内。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这个国家拒绝自由贸易而要抓住保护关税制度不放，以便使社会主义者对期待中的社会浩劫大失所望，那么这也丝毫无损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11]430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增加国内产业以及工作岗位的方式，根本无法解决国内失业问题，且最终将导致国民问题愈加尖锐化。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加剧了国民矛盾。这种矛盾的初期表现为岗位减少、工资降低。在提倡自由贸易时期，其国内一部分资本家所拥有的产品具备竞争优势，便通过世界市场的方式扩大产品流动范围，从而提高了资本家的资本积累速度。而另一部分资本家的境遇则与之相反，“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5]452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会加剧工人为得到岗位而采取的竞争，所以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劳动报酬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6]753也就是说，由于受到资本家在他国投资建厂以及部分资本家破产的影响，导致国内的工作岗位减少、工人数量增多，使得部分工人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只能通过降低自身报酬并增多工作量的方式淘汰竞争对手。显然，这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矛盾。
不仅如此，在工人认识到失业根源后，阶级矛盾也愈加尖锐。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及劳动雇佣价格较高，资本家将部分生产环节搬迁至不发达国家，这使得原先位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厂数量减少，进而造成这些工厂工人的失业。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购买本国一亩土地的资金可以购买数亩不发达国家的土地，雇佣一个本国工人的价格等同于雇佣数个不发达国家工人的价格。从这不难看出，是由于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原故导致了其国内工人的失业现象，而且两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差距越大，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失业的数量就越多。这使得失业工人认识到，无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何种贸易政策，都不会改变其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5]457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展自由贸易加速资本增殖的同时，也使无产者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由此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
另一方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恩格斯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办法，因此也是人为地制造雇佣工人的办法。不能造成前者而不造成后者。”[11]430换言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其政府试图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观臆断的行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短暂缓解失业问题。具体来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的做法，增加了资本家在外国生产的产品运回本国销售的贸易成本，若资本家将产业回迁到国内，由于其国家受到他国的反制措施影响，其产品的出口同样面临高额关税的限制，进而使得贸易产品难以进入他国市场。在出口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规避生产过剩的风险，便开始缩减生产规模，直至降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程度;即便是将自身的部分资本以过剩资本的形式存在，也不会保持当初的生产规模（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前的规模），因为在资本家看来，过剩资本哪怕失去增殖能力但依然是资本，而过剩产品只会让资本贬值。生产规模不扩大，也就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想保持现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保护关税派最多只能宣称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维持statusquo（现状），再大的本领便没有了”[5]293，“但是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可不是维持住他们的现状，而是改善现状”[5]293。因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国内暂时增加的工作岗位，只是资本家缩减生产规模的初始时期或者是他国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反制措施到来之前的结果，还有可能是资本家更加彻底地利用国内市场的结果;对于工人群体的利益并无本质改变，只不过是将工人的境遇维持在出现失业问题之前而已。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反而将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本质特征的论述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实现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其国际贸易实质上脱离了产品交换、优势互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贸易本质。我们应在认清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本质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导，警惕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对中国的不良影响，积极做好应对策略。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深刻揭露了西方国家出台贸易政策只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无视人民利益的本质，因此无论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都是殊途同归，即都无法解决国内问题且最终加剧国民矛盾。这对中国制定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贸易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国家之本在于民，“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12]，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要始终围绕保障人民利益这一中心思想。
首先，制定贸易政策要坚守造福人民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英国《谷物法》时指出，无论是实施还是废除《谷物法》，都不是从保障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而只是英国工业资本家与地主这两个利益集团斗争的产物。中国要明确制定贸易政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3]，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13]。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自然也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制定维护人民利益的贸易政策，既是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贸易政策的立场体现。
其次，制定贸易政策要以满足人民需求作为重要依据。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14]坚持以满足人民需求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民心、民意、民情和民生等方面进行科学研判，以此确保贸易政策的利民性，通过贸易政策来“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5]，最终实现人民广泛参与、共同扩大贸易成果的良好局面。
最后，制定贸易政策要秉持共同富裕的本质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16]214“共同富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实现贸易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中国开展贸易活动的本质追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16]214我国制定贸易政策应始终秉持共享理念，进而在貿易活动中保障人民利益。 （二）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活动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为了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在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间切换，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国民问题尖锐化。对此，中国应积极采取相应举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6]316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既为当前中国应对国际贸易局势、开展贸易合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现实路径，又对国际上出现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经济霸凌主义进行了有力回击，对中国构建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贸易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要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制定贸易政策的片面性以及其国内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无序性导致市场失灵，进而使得其国内无法保持良好的营商环境，最终导致国内矛盾尖锐化。中国应当在警惕这些不良影响向世界蔓延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并以此引领国际贸易发展。要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做到“重国际营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17]。
一方面，要加快法制化建设。一是要依法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环境。对此，习近平同志要求：“要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18]中国对于在国内投资运营的企业的保障程度不因企业的国别、类型而区别对待，这种在整体层面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片面保护形成鲜明对比。二是要依法保障外商合法权益，增强外国企业来华经商的信心。对此，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就曾庄严承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19]为此，中国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立法，以此保障外商合法权益，切实做到像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17]。
另一方面，要放宽市场准入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来看，放宽市场准入和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加快贸易商品流动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20]放宽市场准入的举措扩大了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丰富了国内生活产品，保障了消费者权益。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1]，且“要推进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合作和竞争”[18]。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能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中国应致力于为企业运营提供宽松、自由的营商环境，坚持“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21]。
2.要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时建立的“中心—外围”不平等秩序的失衡性以及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单边性，这启示我们，中国应通过积极构建合作共赢的多边关系来加以应对。如果说，“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20]，那么坚持多边主义、构建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就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选择。
（1）要对多边主义提出中国表达
习近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2]在全球经贸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的时代背景下，贸易产品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遍布世界各国，这使得国际贸易发展所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科学有效地处理贸易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习近平同志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2]“商量着办”既表明了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鲜明态度，同时也为全球应对贸易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必须以此理念来坚持和完善多边主义。
一方面，要革新思维。世界各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22]，摒弃一家独大、零和博弈等单边思维;“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2];要坚决反对以邻为壑、相互拆台的做法，共同促进贸易产品良性竞争、维护全球消费者权益。
另一方面，要加强沟通协商。沟通协商是有效处理经贸摩擦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23]各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在贸易产品进出口、市场准入等方面出现分歧。要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化解各方矛盾，有效保障各方利益。“对于经贸往来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和多边贸易规则妥善处理”[24]。加强沟通协商既是“商量着办”的具体方式，也是坚持多边主义的有力体现。
（2）要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2]多边机构作为多边主义的承载主体，要遵循和维护多边体制，并以此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优化完善。
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底线。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原则，规则一旦确定，大家都要有效遵循。”[2]多边体制作为保障世界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只有恪守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多边机构的权威性。这就要求有关国家应全面遵守多边规则，不能按照个别人员或组织的意愿，对于能赚取利益的规则大力推广，而对需要承担义务的规则视而不见甚至退群毁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或选择”[25]，“‘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應成为我们的选择”[2]。 另一方面，要达成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共识。只有达成理念共识，才能更有助于实现多边体制的有效性，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进程。为此，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此“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6];要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使得世界各国在达成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共识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合作，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3）要构建紧密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关键是要弘扬伙伴精神，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1]。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为此，中国还应致力于推动构建平等、互利、包容的贸易伙伴关系，并在全球范畴内加快构建这种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
一方面，要坚持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习近平指出：“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27]以平等商谈经贸合作、以尊重处理经贸摩擦是实现各国贸易合作共贏的首要前提。因此，要“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23]，就必须“确保各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28]。坚持平等原则既符合各国发展的目标追求，也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要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习近平同志指出：“国际社会应该着眼长远、落实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2]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占据世界总人口的较大部分，只有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才能实现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水平整体提升。为此，“我们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帮助发展中成员更多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受益”[20];要加快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保障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活动的合法权益，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积极作用;“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29]
与此同时，要为构建伙伴关系提供中国智慧。为加快构建贸易伙伴关系，中国应积极在各个多边场合发挥引领作用。在构建合作机制方面，要“推动形成以高峰论坛为引领、各领域多双边合作为支撑的架构”[30]，为构建伙伴关系提供机制保障;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27]，为构建紧密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提供区域范本;在发挥伙伴精神方面，要坚持和倡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伙伴精神，为构建伙伴关系提供精神财富。“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重要的财富”[31]，也是构建全球贸易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
总之，积极开展贸易合作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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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桂芝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35-13
国际贸易是商品、技术和服务在全球范围进行交换的活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致使全球贸易面临巨大压力。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不足。”[1]“人类正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大经济板块历史上首次同时遭受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2]在此背景下，回顾与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论述的主要内容，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并为中国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理论支持。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本质论述的主要内容
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规范和行动指南，属于国家上层建筑范畴。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决定的，代表了一国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最根本目的，是实现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截然相反的贸易政策，发现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速资本积累。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保护贸易政策的本质
保护贸易政策又称为保护关税制度。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3]375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一般通过提高关税等做法，对外国产品的输入进行限制，其本质是保护本国一些处于萌芽期的产业的发展，在培育本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减少对外国优质产品的依赖性，最终达到占据国际分工主导权的目的。尽管保护关税制度在一定阶段内缩短了本国工业发展时间，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
保护贸易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情况愈加复杂。恩格斯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是，一旦实行，就难以摆脱。”[4]341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英国颁布的《谷物法》。这是英国于1815年制订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试图通过该法律来“保护”英国农夫和地主免受来自外国价格低廉的谷物的竞争，达到维持粮食价格稳定、保护本国的农业的目的。然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首先，维护和扩大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谷物法》将英国国内的粮食单价维持在80先令/夸克，正如恩格斯在《英国谷物法史》中所指出的，“低于80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5]564。而当时，无论是英国国内还是国际的粮食单价都远远低于这个数值，禁止粮食进口，意味着英国国内的粮食总产量必须达到《谷物法》颁布前粮食进口与国内粮食生产的总和，才能满足国内需求。然而，英国作为岛国，其国内耕地有限，供需难平衡，这就必然导致国内粮食涨价，进而使得土地价格提高。地主阶级作为土地所有者，其利益由此而扩大。对此，恩格斯指出：“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很大利害关系的集团。”[4]348
其次，土地与粮食涨价直接提高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生产成本以及工人的生活开销，直接损害了英国国内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利益。恩格斯指出：“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切其他工业部门，因此不得不把它们也保護起来。”[4]339一个产业受到保护，与这个产业产品生产有联系的部门都会受到损失，从而会受到这些部门的强烈反对。恩格斯指出：“由于粮食腾贵而不得不给工人支付较高工资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力图废除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5]565为了反对《谷物法》，英国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成立了受工人支持的反谷物法联盟。英国政府不得不一再降低管控的粮食单价，但依旧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粮食、土地涨价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农民的利益也因此受到损害。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场主即用办工厂的同一原理办农场的经营资本家发生关系。”[5]334-335农民需要向地主阶级租借土地来耕种，虽然短期内因为粮食价格增长也许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从长期来看，粮食和土地价格的增长带来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提高，进而导致农民在购买其他产品时将要面对类似工人购买粮食时的窘境。
由此可见，《谷物法》的颁布实质上只是保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此外，保护贸易是一种恶性循环。19世纪中叶，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自由党在与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保守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并使得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然而，类似受益于《谷物法》的地主阶级这样的利益集团并没有由此消失，相反，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这种利益集团已经深入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因此，贸易政策的转变，既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又无法真正革除贸易保护对于各个行业的影响。恩格斯指出，“这样一来，你又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不得不补偿它的损失”，“于是就这样循环往复，永无尽头”，最终造成“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4]339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本质
自由贸易对于生产力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自由贸易加速了产品流通，使得国家产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是国家扩大产品交换范围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产品交换只是其提倡自由贸易政策的表象。马克思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3]373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扩大资本的增殖范围，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丰厚利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本质不是贸易自由，而是剥削自由。
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拓展了资本的逐利范畴。自由贸易使不同国家之间的产品交换活动得到全面提升，深化了不同国家之间“互通有无”的程度。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却只是为资本逐利扫清地域阻碍。马克思指出：“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3]373随着资本逐利范围的扩大，垄断形式在更大的领域内发展成熟，致使资本家的垄断地位愈加坚固。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占世界主导地位时期所采用的自由贸易政策后认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4]336。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由贸易本身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范围的市场和更紧密的国际关系——实现资本积累，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加剧了贸易失衡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与他国开展的自由贸易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平等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依附或从属关系。如19世纪居于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英国，其所提倡的自由贸易，目的是“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4]335，由此产生了“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秩序。这种不具备平等原则的自由贸易，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他国财富和巩固国际分工主导权的有效手段。针对一些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拥趸为这一行为冠上所谓“友爱与平等”美名的言论，马克思反击道，“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3]37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实际上歪曲了国际贸易的本质。
（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本质
从英国《谷物法》的颁布至废除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其贸易政策的选择本质上只会影响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失，即一些利益集团受益于自由贸易政策而另一部分则相反，因此使得國内利益集团分为支持自由贸易和支持保护贸易的两大派别。然而，两大派别在经历了长期斗争之后，仍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无视人民利益。恩格斯指出：“在这里因废除谷物法而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5]568实施《谷物法》只是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后也不会顾及人民的利益。“对这个阶级说来，有巨大意义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在工商业方面保有永久的世界垄断，能和竞争者一样支付低薪，同时还能利用八十年来英国因现代工业居于首位而取得的一切优势。”[5]568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选择与保障人民利益无关。
其次，政府官员的做法脱离问题本身。当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问题受到国内广泛关注的时候，其政府官员却意识到这是保障其胜选的契机。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人有好处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永远悬而不决。”[4]342政府官员为得到更高的支持率，将贸易政策选择的问题转变为在两大派别中赢得支持率的手段，对分属于两大派别的利益集团而言，得到的结果是政府“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方的一系列妥协”[4]342。因此，政府对于贸易问题的态度脱离了问题本身，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从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是从获得支持率即从保住两大派别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台贸易政策。
最后，政府的根本目的偏离了国际贸易本身。保住并扩大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目的，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循环交替的现象。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不是缘于国际贸易问题，而是缘于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恩格斯指出，这“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4]349。例如，在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为了摆脱对英国产品的依赖，实行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二战后，由于美国占据国际分工主导地位，又开始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至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政府又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扩大产品交换范围、深化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最终为资本增殖服务。
二、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贸易在推进自由贸易时，资本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赚取剩余价值，此时“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6]757。而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体系受到新兴国家挑战、其产品竞争力逐渐降低时，为保护自己的资本不被掠夺，政府就会通过制定限制进口、提高关税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对新兴国家的产品进口进行限制，并利用一切手段在本国市场排挤外国竞争对手。贸易保护政策损害了新兴国家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新兴国家的报复及反制，由此对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产生深远影响。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可以总结出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具有以下三个本质特征。
（一）经济问题政治化
从英美两国百年来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贸易问题的常用手段都体现出经济问题政治化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完全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方面，与企业运营模式相背离。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通过跨国运营的方式在不发达国家投资建厂，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土地及雇佣劳动价格较低，使得企业在投入资金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了产品生产规模，从而获得了超额利润。马克思对此指出：“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7]264资本家却在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同时又以不变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种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方式加快了资本家的资本增殖速度。由于资本家的产品生产全过程发生在不发达国家的土地上，当产品从不发达国家流动到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就形成了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行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行为，即双边贸易。尽管这一产品归资本家所有，但由于产品进口至资本主义国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贸易逆差被其政府视为不发达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事实却是，在这个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整个过程中，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所获得的只是劳动雇佣费用，其产品利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所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以贸易逆差为由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做法，既不符合逻辑，也阻碍了其国内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背离。世界经济一体化增强了国家之间的往来和相互依赖程度，“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8]487。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资本家通过精简自身规模，将生产产品的一般技术（如原料和半成品生产环节）进行外包，自己只保留核心技术及成品销售环节。马克思指出，这种模式“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7]264。资本家将一般技术外包给原料国或不发达国家的企业，由于原料国的资源丰富和不发达国家劳动力廉价等因素，使得一般技术生产的原料和半成品即不变资本变得便宜，因此资本家可将更多的资本运用在核心技术生产领域。可是，生产规模扩张的无序性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的滞后性等问题，必将导致产品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政治手段，目的是限制相关原材料进口，进而解决产品过剩和积压状况。但是，这种举措存在较强的局限性。首先，资本家凭借产品技术优势获得较大的世界市场份额，在将一般技术外包给他国企业后致力于扩大核心技术和成品销售规模，因此获得超额利润的群体仍旧是资本家。其次，既然资本家的产品具备国际优势，那么其产品的需求范围是世界性的，不仅被外国需要，同时也被本国国民需要。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是满足世界市场整体需要的半成品份额，但部分成品却被本国国民消费，出口成品只是整个成品份额中的一部分，由此产生半成品进口额大于成品出口额的现象，进而产生贸易逆差。显然，资本主义国家以此作为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依据，混淆了整体与部分的概念。最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产品无法转换成资本，但生产过剩产品的半成品已经完成了进口行为，且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结果，因此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处理过剩产品的方式同样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典型表现。
（二）国内问题国际化
英国国内围绕《谷物法》的斗争，本质上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矛盾的产物。《谷物法》的出台是由于其国内问题而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整体发展。《谷物法》的废除只是工业资产阶级对地主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开展自由贸易为的是加快资本增殖速度，英国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馬克思指出：“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5]456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只是将国内的剥削现象在国际上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使得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关系愈加明朗，并反过来加剧了其国内矛盾。为掩盖这个本质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人为切断“自由贸易”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而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出现这种国内问题国际化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方面，是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必然。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制定何种贸易政策或实施何种解决失业问题的举措，都无法掩盖其资本家身份的这一本质问题。马克思指出：“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民族性。”[9]即使部分资本家的利益受到损害，政府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仍然选择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情况与英国的《谷物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与其不同的是，如果受益于跨国运营的资产阶级集团在与掌握其国内土地资源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斗争中失利，自由贸易便开始转为贸易保护主义，因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迫制造业回流可以有力提高国内地价，这直接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资本。而与其相同的是，获胜方都打着为工人“谋福利”的旗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方成功与否都与保障工人利益无关，都只是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使然。
另一方面，是保障资本逐利的必然。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8]829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家已实现对国内市场的占领。在国内市场饱和后，资本家的产业规模会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进而使得资本增殖速度呈现递减趋势，最终部分资本失去增殖能力，由此产生了过剩资本。资本家为恢复过剩资本的增殖能力，只能在世界市场上寻找出路。马克思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7]285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资本家在扩大产品生产时一般会选择在他国生产。由于扩大生产的部分最终也是被外国市场需要，因此在他国生产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进行生产，可以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成本、时间成本、雇佣成本即贸易成本。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土地及劳动力过于廉价，资本家甚至会将满足本国国内市场需要与外国市场需要的产品生产环节（资本家的全部产业）一同搬迁至他国。这是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当过剩产品逐渐增多以致引发经济危机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性会遭受更大打击，甚至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对此，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应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3]406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限制进口的基础上鼓励本国产品出口，甚至对出口产品的企业减免赋税及提供资金补贴，其目的就是将过剩产品倾销到他国市场。这种将国内危机转移到国际市场的做法是资本逐利的必然体现。
（三）国民问题尖锐化
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目的是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这种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10]，而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矛盾将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噬自身。当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工人失业引发的国内危机发展到难以解决时，资本主义国家势必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高额关税提高了国外产品进入其国内的贸易成本，致使在他国进行产品生产的资本家无法获得高额利润，迫使资本家将企业回迁到国内。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这个国家拒绝自由贸易而要抓住保护关税制度不放，以便使社会主义者对期待中的社会浩劫大失所望，那么这也丝毫无损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11]430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增加国内产业以及工作岗位的方式，根本无法解决国内失业问题，且最终将导致国民问题愈加尖锐化。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加剧了国民矛盾。这种矛盾的初期表现为岗位减少、工资降低。在提倡自由贸易时期，其国内一部分资本家所拥有的产品具备竞争优势，便通过世界市场的方式扩大产品流动范围，从而提高了资本家的资本积累速度。而另一部分资本家的境遇则与之相反，“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5]452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会加剧工人为得到岗位而采取的竞争，所以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劳动报酬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6]753也就是说，由于受到资本家在他国投资建厂以及部分资本家破产的影响，导致国内的工作岗位减少、工人数量增多，使得部分工人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只能通过降低自身报酬并增多工作量的方式淘汰竞争对手。显然，这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矛盾。
不仅如此，在工人认识到失业根源后，阶级矛盾也愈加尖锐。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及劳动雇佣价格较高，资本家将部分生产环节搬迁至不发达国家，这使得原先位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厂数量减少，进而造成这些工厂工人的失业。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购买本国一亩土地的资金可以购买数亩不发达国家的土地，雇佣一个本国工人的价格等同于雇佣数个不发达国家工人的价格。从这不难看出，是由于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原故导致了其国内工人的失业现象，而且两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差距越大，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失业的数量就越多。这使得失业工人认识到，无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何种贸易政策，都不会改变其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5]457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展自由贸易加速资本增殖的同时，也使无产者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由此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
另一方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恩格斯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办法，因此也是人为地制造雇佣工人的办法。不能造成前者而不造成后者。”[11]430换言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其政府试图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观臆断的行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短暂缓解失业问题。具体来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的做法，增加了资本家在外国生产的产品运回本国销售的贸易成本，若资本家将产业回迁到国内，由于其国家受到他国的反制措施影响，其产品的出口同样面临高额关税的限制，进而使得贸易产品难以进入他国市场。在出口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规避生产过剩的风险，便开始缩减生产规模，直至降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程度;即便是将自身的部分资本以过剩资本的形式存在，也不会保持当初的生产规模（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前的规模），因为在资本家看来，过剩资本哪怕失去增殖能力但依然是资本，而过剩产品只会让资本贬值。生产规模不扩大，也就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想保持现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保护关税派最多只能宣称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维持statusquo（现状），再大的本领便没有了”[5]293，“但是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可不是维持住他们的现状，而是改善现状”[5]293。因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国内暂时增加的工作岗位，只是资本家缩减生产规模的初始时期或者是他国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反制措施到来之前的结果，还有可能是资本家更加彻底地利用国内市场的结果;对于工人群体的利益并无本质改变，只不过是将工人的境遇维持在出现失业问题之前而已。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反而将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本质特征的论述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实现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其国际贸易实质上脱离了产品交换、优势互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贸易本质。我们应在认清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本质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导，警惕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对中国的不良影响，积极做好应对策略。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深刻揭露了西方国家出台贸易政策只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无视人民利益的本质，因此无论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都是殊途同归，即都无法解决国内问题且最终加剧国民矛盾。这对中国制定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贸易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国家之本在于民，“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12]，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要始终围绕保障人民利益这一中心思想。
首先，制定贸易政策要坚守造福人民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英国《谷物法》时指出，无论是实施还是废除《谷物法》，都不是从保障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而只是英国工业资本家与地主这两个利益集团斗争的产物。中国要明确制定贸易政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3]，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13]。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自然也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制定维护人民利益的贸易政策，既是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贸易政策的立场体现。
其次，制定贸易政策要以满足人民需求作为重要依据。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14]坚持以满足人民需求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民心、民意、民情和民生等方面进行科学研判，以此确保贸易政策的利民性，通过贸易政策来“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5]，最终实现人民广泛参与、共同扩大贸易成果的良好局面。
最后，制定贸易政策要秉持共同富裕的本质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16]214“共同富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实现贸易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中国开展贸易活动的本质追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16]214我国制定贸易政策应始终秉持共享理念，进而在貿易活动中保障人民利益。 （二）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论述，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活动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为了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在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间切换，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国民问题尖锐化。对此，中国应积极采取相应举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6]316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既为当前中国应对国际贸易局势、开展贸易合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现实路径，又对国际上出现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经济霸凌主义进行了有力回击，对中国构建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贸易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要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制定贸易政策的片面性以及其国内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无序性导致市场失灵，进而使得其国内无法保持良好的营商环境，最终导致国内矛盾尖锐化。中国应当在警惕这些不良影响向世界蔓延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并以此引领国际贸易发展。要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做到“重国际营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17]。
一方面，要加快法制化建设。一是要依法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环境。对此，习近平同志要求：“要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18]中国对于在国内投资运营的企业的保障程度不因企业的国别、类型而区别对待，这种在整体层面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片面保护形成鲜明对比。二是要依法保障外商合法权益，增强外国企业来华经商的信心。对此，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就曾庄严承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19]为此，中国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立法，以此保障外商合法权益，切实做到像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17]。
另一方面，要放宽市场准入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来看，放宽市场准入和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加快贸易商品流动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20]放宽市场准入的举措扩大了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丰富了国内生活产品，保障了消费者权益。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1]，且“要推进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合作和竞争”[18]。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能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中国应致力于为企业运营提供宽松、自由的营商环境，坚持“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21]。
2.要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时建立的“中心—外围”不平等秩序的失衡性以及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单边性，这启示我们，中国应通过积极构建合作共赢的多边关系来加以应对。如果说，“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20]，那么坚持多边主义、构建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就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选择。
（1）要对多边主义提出中国表达
习近平同志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2]在全球经贸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的时代背景下，贸易产品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遍布世界各国，这使得国际贸易发展所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科学有效地处理贸易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习近平同志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2]“商量着办”既表明了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鲜明态度，同时也为全球应对贸易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必须以此理念来坚持和完善多边主义。
一方面，要革新思维。世界各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22]，摒弃一家独大、零和博弈等单边思维;“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2];要坚决反对以邻为壑、相互拆台的做法，共同促进贸易产品良性竞争、维护全球消费者权益。
另一方面，要加强沟通协商。沟通协商是有效处理经贸摩擦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23]各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在贸易产品进出口、市场准入等方面出现分歧。要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化解各方矛盾，有效保障各方利益。“对于经贸往来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和多边贸易规则妥善处理”[24]。加强沟通协商既是“商量着办”的具体方式，也是坚持多边主义的有力体现。
（2）要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2]多边机构作为多边主义的承载主体，要遵循和维护多边体制，并以此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优化完善。
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底线。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原则，规则一旦确定，大家都要有效遵循。”[2]多边体制作为保障世界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只有恪守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多边机构的权威性。这就要求有关国家应全面遵守多边规则，不能按照个别人员或组织的意愿，对于能赚取利益的规则大力推广，而对需要承担义务的规则视而不见甚至退群毁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或选择”[25]，“‘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應成为我们的选择”[2]。 另一方面，要达成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共识。只有达成理念共识，才能更有助于实现多边体制的有效性，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进程。为此，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此“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6];要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使得世界各国在达成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共识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合作，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3）要构建紧密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关键是要弘扬伙伴精神，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1]。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为此，中国还应致力于推动构建平等、互利、包容的贸易伙伴关系，并在全球范畴内加快构建这种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
一方面，要坚持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习近平指出：“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27]以平等商谈经贸合作、以尊重处理经贸摩擦是实现各国贸易合作共贏的首要前提。因此，要“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23]，就必须“确保各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28]。坚持平等原则既符合各国发展的目标追求，也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要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习近平同志指出：“国际社会应该着眼长远、落实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2]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占据世界总人口的较大部分，只有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才能实现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水平整体提升。为此，“我们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帮助发展中成员更多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受益”[20];要加快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保障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活动的合法权益，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积极作用;“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29]
与此同时，要为构建伙伴关系提供中国智慧。为加快构建贸易伙伴关系，中国应积极在各个多边场合发挥引领作用。在构建合作机制方面，要“推动形成以高峰论坛为引领、各领域多双边合作为支撑的架构”[30]，为构建伙伴关系提供机制保障;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27]，为构建紧密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提供区域范本;在发挥伙伴精神方面，要坚持和倡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伙伴精神，为构建伙伴关系提供精神财富。“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重要的财富”[31]，也是构建全球贸易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
总之，积极开展贸易合作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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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