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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政党产生发展过程中，尽管以英国与美国为主，伴随着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暗含了许多政党伦理理念，诸如政党合作、政党民主、政治斗争、政治忠诚等;但也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案例，一个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政治伦理价值，一个是苏共执政模式失败的伦理教训。同时，政党伦理的发展与政党的产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政党的出现是对旧道德反思和反抗的结果，政党的组成都充满着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哪种更加符合政治伦理，则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政党;政党产生;政党伦理;党内民主;政治斗争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05-12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从政党产生至今，已走过近五百年的历程，成为目前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和重要力量。政党的形成和发展体现着人类政治道德的进步和价值理念的提升。作为人类政治变革和人文精神的产物，政党的产生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容，体现着深厚的价值意义。在政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伦理规制，特别是从在野党或参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其伦理道德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伦理道德本身的变化虽不能改变政党的性质，但有可能改变政党的地位，因为政党不能没有伦理道德之灵魂。
一、西方政党的产生及其伦理暗合
研究政党伦理不能不正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政党是一个舶来品。政党起源于西方，讲政党产生必须从西方政党讲起，并且离不开西方政治哲学语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政”有“党”，但并无“政党”概念，而且“党”往往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詞。无论是“党争”“奸党”的说法，还是实行“党锢”，都是讲统治集团阴暗面的。即使“朋党”一说，也是指社会底层秘密的民间团体，在主流社会视野中几乎都是不合法的地下组织，甚至带有宗教性质。在西方则不同，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政党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或阶层的代表通过谋取政权、执掌政权等共同行动，为实现其共同的理想目标而结成的具有明确纲领和章程、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以及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政治团体。[1]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政治群体，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在西方最早出现在英、美两国。虽然政党产生一开始没有明确的伦理要求或纲领，但在其过程中暗合了许多政治伦理理念。
随着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为政党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其实，早在15世纪，英国由于毛纺织工业发达，生产力飞速发展，就已经催生出了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然而，从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封建政治制度从等级君主制转向专制君主制，权力更加向王权集中，代表封建王权统治阶级利益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封建王权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最终演变为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于1689年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政治从此由君主政治走向了民主政治，尽管其民主政治并不完备，但因为有了代议制，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与主张的各个利益集团就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聚结，最终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在1679年，英国诞生了两个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开始时，两党只是围绕王位继承问题而产生激烈斗争，成为保王党和反王党。“光荣革命”后，两党在竞争与妥协中迅速成长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左右了英国的政治权力和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政党政治的时代。[2]两个党派自产生伊始，便由于指导原则和政治理念的不同，开始了相互的斗争和制衡。它们互相争斗，最后使得各自都得了一个丑陋的名字：“托利”是爱尔兰歹徒的意思，代表旧的封建势力;“辉格”是苏格兰盗马贼的意思，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两党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都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托利”党演变为英国保守党，现今仍是英国的两大政党之一;“辉格”党演变为英国自由党，一直活跃在英国政坛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其地位才被英国工党所取代。这两大政治派别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暗含了一些政治伦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加强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政治组织合作的理念;二是议会政治的发展推进了选举制度的改革，加快了政党体制的建设，有了政治民主的需要;三是增强了政党政治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认识到了党的理论建设和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有了政党意识形态的需要。
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之所以最早出现在英国，并在政党产生发展过程中内生出伦理理念，与英国本身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因为英国文化非常接近公民文化。[3]18通常意义上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型的参与文化，但英国文化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政治文化。英国文化呈现如下特性：一是英国人对本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注重历史、偏爱成例成为国民禀性;二是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偏重于求助中央政府;三是因为英国人生活在英伦三岛上，在基本文化价值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四是宽容和克制的政治态度在政坛和社会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良好的保持;五是英国人偏爱传统和经验，呈现出保守性的特点;六是英国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个人主义文化，不愿意以一种过于严肃的态度来参与政治。[3]18这些文化特征其实内涵了许多政党伦理理念，如政党政治中的斗争与妥协、竞争与合作、保守与激进、集权与民主、怨恨与宽容等等。这些理念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政党伦理的基本范畴，是政党政治内生出来的。
“和英国不同，美国两党是在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问题的争论中产生的。”[4]24美国政党产生的确切年代至今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源于18世纪80年代那场宪法讨论。在讨论宪法时，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权力集中，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一派则强调人民主权，建立民主政府。前者以汉密尔顿为代表，自称“联邦党人”;后者以杰斐逊为代表，被对方称为“反联邦党人”。但它们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有当杰斐逊在1794年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后成立民主共和党时，才意味着美国政党正式产生。19世纪20年代，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两党制是美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虽然是两党轮流执政，但在维护、改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大方向上是根本一致的，并且都将自身置于美国宪法制度的框架内行动，只是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从而避免了政治和政策上的极端表现。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两党制具有两大特点[3]74-75：一是虽然两党都坚信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竞选纲领中少有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以大众所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行动目标，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两党没有太大分歧，起码分歧不明显。二是由于组织分散、权力分散，导致党内凝聚力较弱。“美国的两大党实际上是两个由追求政府公职者、政治领袖、政党忠诚分子、利益集团和政策热衷者组成的松散联盟。”[3]75从美国两党政治的特点可以看出，美国是一个实施分权制的国家，不但政党与政府分权，就是在政府内部也实行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前者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后者是立法、行政与司法分权。这种分权制势必影响美国的政党伦理，那就是注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尽管也是政党政治，但政党的权力非常有限。这种注重权力制衡的政党伦理传统当然也与美国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如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权观、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等，甚至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从政党发展的简单历史线索可以看出，继英国政党产生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和拓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才开始逐步形成。而且，最初出现的政党并没有使当时的政治生活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它们所使用的统治手段和社会调节方式与民主生活相距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小的利益集团的专制统治。因此，在政党出现早期，政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团体并未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即使在它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内部也没有被广泛接收和认同。此时，政党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互争互斗关系，并没有形成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也就阻碍它们相互形成广泛的社会组织机构。同时，由于早期政党的不确定性，它们常常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反复甚至倒戈，与国家政权没有形成稳定的有序联系，也就使得它们不能有效地促进民主政治生活、实现民主政治理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政党的不成熟特征，如：党派成员之间的归属感不强;党派与党派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与尊重，甚至水火不容;党的高层组织与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联系;等等。也正因为如此，导致在西方政党建立的初期根本就没有伦理自觉——即使有伦理上的要求，也是不自觉产生的，或者是外在政治需要所强加的——更不可能有系统的政党伦理理论。
西方政党政治在19世纪中期迎来了历史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政党的产生。19世纪前，西方各国都没有建立普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依旧被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政党的覆盖和辐射面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同时，无休无止的派别争斗使得政党政治成为党派专制的代名词。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将王权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赶下来，取而代之的却不过是挂着各种党派之名的独裁者。直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各国纷纷建立普选制度，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政治改革，如英国于1832年和1867年进行了两次议会改革、美国爆发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等，才使得广大人民有权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社会的每一阶层都有机会获得国家政权。议会内各党派为了继续保持其议会席位和统治、为了争得社会有产阶级和民众的支持，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各级组织和机构，以争取全国选举中的胜利。政党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级组织机构，为社会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提供了组织形式，使民众讨论和参与政治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政党建立了少数服从多数和允许政党轮流执政的机制。这使得党内个人对于群体有着更强的依属关系，而且个人有着比以往更多的参政机会，从而减少了个人对于政党的不忠和叛变的可能。这也使得政党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必须增加自身透明度，并接受社会的监督。政党由不成熟到成熟，也印证了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頓的政党发展阶段论。在亨廷顿看来，政党发展一般会经过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四个阶段。[5]381-387在宗派阶段，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水平都低，基本上只是少数人的短暂结盟。这些集团持久性差，且无结构可言，没有社会支持。在两极分化阶段，政治参与者两极分化，议会派别、小集团之间开始出现联合。其主要原因，要么是政治分歧累积到了两个相对稳定的集团，要么是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参与者必须“站队”。在扩展阶段，议会派别在联合成较大的政治集团后，开始动员新的支持者参与政治，使党的组织向地方和基层扩展。这些新兴社会势力因经过恰当的保举而获得组织认可，成为政治竞争的新力量。在制度化阶段，政党发展了与扩大的政治参与相适应的组织及运行方式，无论是一党执政还是轮流执政，政党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都得以固定下来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可以说，政党政治在19世纪开始走向成熟，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系、系统和规范。这其中也开始顾及政党伦理问题，如党员的忠诚义务问题、党组织的内部民主问题、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处理问题、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等等。
在政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个阶段具有重大意义。一是20世纪40年代，除了原有的政党在发展、完善、变化外，无产阶级政党纷纷走上政治舞台。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法西斯政党的建立和泛滥。二是二战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德、日法西斯战败国以及战争时期被占领的法国，出现了政党创建、恢复和重新组合的高潮;在亚非拉一些新建立的民族独立国家也出现了大批民族主义政党。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多党制浪潮推动下，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时至今日，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二十几个国家没有政党存在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党组织。
二、工人阶级政党产生发展的政治伦理意义
虽然政党发展的历史错综复杂，其伦理规范与要求也很难一一对应，但有一点于政党伦理的一般性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工人阶级政党产生的政治伦理意义，或者说，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为政党伦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标本”。
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晚于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意义上把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视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也有人把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后者的理由在于：一是因为它产生在一个民族国家内;二是因为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影响与支持;三是因为在它成立之后，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才陆续建立起来。按照法国政治学家M·迪韦尔热的说法，政党从产生来说存在“内生党”与“外生党”两种类型，前者是从议会内部产生的政党，后者则是在立法机关之外形成的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属于“外生党”，从一开始在权力机关就没有自己的代表，只能自己代表自己，并且要提出自己的政权权力要求，需要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和行动纲领，因而有着自身特殊的政治伦理意义。
首先，工人阶级政党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产物，在伦理本质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整体）利益。“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413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且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党，不但要代表好本阶级的利益，还要做到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甚至要超越阶级利益而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层面，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在伦理道德的站位上高于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全民利益并不等于取消了政党的阶级属性，更不是变成了“全民党”，而是从更加广阔的范围上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无私”的道德品质。 其次，工人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与指导，在伦理理念上就具有了“天然”的先进性。政党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地方，在于其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政策与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前后所产生的一大批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汉密尔顿、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提出的“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理论直接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依据。而工人阶级政党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样要求民主、自由与平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为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414，就是要取得执政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6]421，然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421。
再次，工人阶级政党不仅在思想理念上给人类带来了实现自由平等、消灭私有制的希望，而且在行动上领导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艰苦的斗争、推动无产阶级运动，高度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与务实的伦理精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413。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也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斗争，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才能“被一种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不让资本置自己于死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过人的生活的权利”[7]。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执政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不能光看它说什么、理论主张是什么，更要看它是如何行动的、其后果如何。
最后，工人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注重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通过严格的组织管理来实现组织政治目标的实现，从而体现了一种高度的道德反省和伦理调适能力。工人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与其他政党是竞争性关系。在这种竞争性关系中，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依靠其他政党来帮助自身发展，唯有不断自我反思、自我革命、自我提升，才能保持自己正确的政治判断力与政治领悟力。作为非执政党的自我更新，主要是通过调整自己的目标与适应时代需要，与此同时找到党组织自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就多次提出，党的任务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党的任务变化了，党的组织形式也要随之变化，党的组织与党员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党内“青年派”教条主义思想时也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588。他还强调，党内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特权，“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 [8]281，并且“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8]281。工人阶级政党正因为长期坚持了应时而变、应变而新的自我省思的道德精神，确保了其成为执政党后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当然，从工人阶级政党到无产阶级政党，抑或到各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思考的教训，但都是我們研究政党伦理的重要资源。其中，有两个特例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所产生和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政党伦理思想与政党道德建设经验;一个是苏共执政失败的伦理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9]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不但使自身越来越强大，也极大地积累和丰富了政党伦理思想与政党道德建设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十个方面：政党伦理建设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紧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必须与党性教育同向同步、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保证、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结合、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紧密结合、必须紧紧依靠党员的个体道德修为。对此，笔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德建设的经验启示》[10]一文中有详细论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反思苏共执政模式的教训，特别是由于忽视政党伦理建设导致政党下台、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坚守问题。伦理的存在在于人伦（族群）关系需要调整，而所谓的关系是以“界”为前提的，即各行为（利益）主体间是有区别或界限的，它们在权利间与义务间及权利与义务间是不相同的。没有界的意识，也就无所谓伦理。政党伦理同样存在各政治主体间的“界”，即政治权力的不可逾越性和不可替代性。列宁认为苏维埃是人民政权，但对党如何领导国家却并不明确，有时说党的任务就是管理国家，有时又说党只是对国家进行“总的领导”。[11]正是这种含糊，使得政治体制内诸要素之间的法理关系紊乱，非但没能加强党的领导，反而因为主次不分销蚀了自己的内力。政党成为“无限责任”主体，一旦出问题就难辞其咎，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也就会因之而失。二是执政党的“鱼水”关系问题。执政党的“鱼水关系”是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即党群关系，实际上是谁依靠谁的问题。依据“鱼水关系”的实存状态，就是鱼无水则死，但水无鱼则还是水。这说明，政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与壮大，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且这种依靠不是视群众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和可以利用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也就是说，在政党政治制度条件下，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才是政党的坚强后盾，群众的拥戴、认可与支持才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不是政党领导权本身。把人民群众当主人，既是政治正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政治正义的根本体现，因为它暗含了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斯大林时期，由于用强制手段制造所谓“主人翁”阶级，导致党与劳动阶级之间产生严重的隔阂与对立，缺乏对人民群众最起码的尊重。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执政党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三是执政党的政治暴力滥用问题。政党一旦获得执政权，为平息反对或异己力量，容易动用国家机器实施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往往是权力与武力的结合，是政治行为主体出于特定政治目的、针对统治关系而实施的导致重大政治后果的有组织的暴力。[12]当苏共执政之后，特别是到了斯大林时期，纵容国家安全机构借用“党的领导”的名义对“人民的敌人”进行跟踪、暗杀，使之逐渐演变成不受法律约束的“国中之国”，致使整个国家机器发生了质变，最终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政党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必然导致党内的腐败和政权的垮台。政党权力的自我约束不但不会削弱执政能力，相反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更加有利于依法执政、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这是政党长期执政的伦理密码。四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在政党政治时代，党内民主之所以必要，主要原因在于：政党政治的本质是党内核心层决定一切，如果仅仅沦为“一个人说了算”，甚至出现“寡头政治”，势必给决策带来巨大风险。并且，党内民主是社会民主的基础或先导，没有党内民主，根本谈不上社会政治民主;只有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加快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党内民主，其实质是必须保证每个党员对本党的决策有一定的决策权;其关键是如何处理党的核心集团或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界定和把握党的集中制的度。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在话语上可以表述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作保证，在具体实施中难免出现偏差，甚至造成个人专权。在苏共执政史上，列宁虽然曾强调“党内的一切事物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的毫无例外的条件下处理的”[13]，但这一思想在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到了斯大林时期党内机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民主。在这一点上，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政党产生发展的伦理普遍性
从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政党自出现伊始就与伦理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党自存在起就有着其自身的伦理自觉，并且内生出普遍的伦理规定性。
首先，政党的出现是对旧道德反思和反抗的结果。英国的“托利党”和“格輝党”是政党的先行者，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开端，而它们出现的背景恰恰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各自利益的对立与抗争，即由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资产所有者与特权阶层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冲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旧有道德的反思和道德觉醒。就社会政治道德而言，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最开始都赋予专制与集权以合理的解释和无可争议的确定性。在古希腊时代，荷马的史诗一面赞扬着斗士的勇敢，一面又宣扬着人生的宿命。希腊奴隶时代大门的开启，一面使“个人摆脱了氏族和部落共同体的束缚，有可能在体力、智力方面得到更多的发展”[14];另一面又出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与压迫，奴隶主阶层成为公共物品和权力的所有者，而广大的劳动者则只能仰以鼻息，失去了对财产的所有权和人生自由，成为统治阶层的工具和附属品。随着时代的变迁，王权与神权又禀赋着来自上天的恩赐继续着专权与统治，封建制度和教会的政治学说也让统治者的头上继续顶着神秘而又虚幻的光环。在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中，对神的爱与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最高原则，折射到政治生活领域就是为人们对于统治者的屈从提供新的枷锁与理论。基督神学就宣扬“勿抗恶”“人们都应该顺应至上的权威”。因为它认为，没有一种权威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所有的政权都为上帝所命定，因此任何人反对政权就是反对上帝的命令。如此一来，既然王权与神权既高悬于人民之上，又并非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缥缈的神，那么，统治者一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可以逃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权力既然授之于神，便可只对神负责。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使人们在专制的黑暗中生活了近千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有产阶级的产生，使得人们开始对于旧有的政治道德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从上至下的集权统治只强调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义务，却忽视了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责任;人格和权力的不平等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画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则使人们开始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和人身关系展开质询和诘问。以公平交易、平等交换为原则的新型生产和经济模式已不能容忍人为的不平等存在，人们开始了对平等和自由的找寻与探索。许多理论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人格和人的属性，以探寻人类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应然状态。人们逐渐发现，掌握于统治者手中的权利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或超人类的存在所赋予的，而是来源于人民，是出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真实存在。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教会存在的基石。例如，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家洛克为人类设置了一个原初状态。他认为，这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15]3由此，洛克将政治权定义为“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15]109。在此基础上，他为政治权力的使用划定了限域，那就是不可超越生命权和财产权。在阐述源于自然权力的政治权力时，洛克特别将专制权从自然权力中剔除，从基础上否认了其合理性。他认为：“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可以随意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它只是侵犯者使自己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时放弃自己生命权的结果。”[15]109对专制权的否定、对自然权力的认可和对人们政治权力的承认，使得各阶层的人民都有权力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目的，这就为政治党派的出现奠定了现实基础。在政坛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为实现和保护自身的利益组成各种集团和组织，依赖于在相同程序和社会结构内的平等权力进行自身的政治活动。显而易见，政治党派的出现正是以人类自身权力的道德自觉为基础，以人们对于自身政治利益和权力的觉醒、认识为基石的。换言之，人们对于自身权力的醒悟和对于平等关系的构建，必然会促使人们去寻求相应的政治生活，而政治平等的直接产物就是以政党为单元的选举制度，这也就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建立。由此可知，政党从出现伊始便有着深厚的伦理背景，积淀着浓厚的伦理性。
其次，政党的组成都充满着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每个政党除了有自身的政治目标、利益追求之外，还会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基础。政党是以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群体为构建单元的，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会孕育出不同的社会道德原则和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局部社会道德结构，因此相应政党都会具有代表不同社会形态的道德特质。一方面，政党以执掌政权为目的，它们必须提出与自身所代表的阶层相应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系列政治主张和施政原则、规范。例如，在西方国家体制内，政党的基本价值指向都是以现存的资产阶级道德主旨为基础的。其中，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理念、政党作为民主参与工具的理念、由契约引申出的法制的理念对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民众并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它们必须提出自己独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而建立自身的行为纲领、实施方式的基础就是在本党长期运作中形成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价值主旨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政党，一般都有着与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相异的指导思想、构建理念、奋斗目标、价值追求，这些都代表着政党对于社会和党外环境的系统的思想、见解和理论。它决定政党的纲领、目标、政策以及活动方式和方法，并与一定的政党体制相联系。不同的价值理念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施政追求，并将直接决定政党组织模式、活动途径和运行方式。信奉改良主义的政党如美国民主党，就主张扩大政府的作用，主张公平施政和福利国家;信奉保守主义的政党如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则主张重视市场机能，致力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积极推行私有化。价值理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为政党的运行操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理论系统支持，有助于政党形成自身的群体文化和组织传统，更为有效地形成整体凝聚力，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政治意图和理想。此外，价值趋向也决定政党处理或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侧重偏向。因此，就政党的组成要素而言，政治价值理念是政党构建的主要支柱，支撑着政党构建的框架。 政党从形成之初就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味，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可以说，在政党的来源之中，政党伦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不但政党的作用没有消退，而且对于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政党的作用已经超出了政党自身，给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衍生出諸多政治伦理价值理念。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过精彩论述。在他看来，也许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并不需要什么政党组织，可以通过一些政治精英分子进行政治参与，政党充其量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5]368。但对于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而言，基本上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即政党制”[5]368。实事证明，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党不但有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而且对其他社会组织如工会、农民协会保持友好联系，还能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活动家和权力追求者的认同，甚至加入到自身组织中来，壮大政党的力量。政党在现代化中的力量同时演化出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政治团结、政治协商、政治忠诚、政治服从、政治责任等一系列政治伦理理论。这些都是因政党而产生，自然成为现代政党伦理的研究内容。
最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哪种更符合政治伦理？这是一个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经常有人提到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需要明确甚至要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抑或多党制，只要其产生是合法的，那么本身就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与此同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执政制度，则是由不同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只要程序合法，也是合乎政治伦理的。至于哪种制度更好，则由执政效果来检验，由所在国家的人民来评价，他人无权干涉，在政治伦理属性上没有价值排序的必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对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竞争制，究竟孰优孰劣，政治学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笔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与适应性。”[5]388这种适应性主要看政党体制是否与所在地区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相适应。如果这个认识前提可以成立，那么就可以简单讨论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伦理特性。
一党制就是一党执政的制度。一党制又存在不同的类型，如王长江教授把一党制又分为一党极权制、一党权威制、一党领导制、一党多元制四种类型，中国共产党属于一党领导制。[4]152-153不管一党制存在多少类型，其基本的制度要素都是：一党长期执政，一党代表了全体民意和政治参与，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必顾及反对党的挑战，可以按建党初衷坚持长期国策。但是，一党制度也存在执政风险。从外部而言，在一党制背景下，对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往往比在多党制状况下困难，执政党只能靠自觉与公共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来防止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防止政党国家化、行政化与官僚化。越是长期执政，越容易界限不清。从内部而言，一党长期执政，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容易丧失自我革命的能力，丧失战斗力，丧失创新力，最终丧失执政能力。所以，从严治党是一党制永恒的主题。
两党制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其中两个较大的政党有能力单独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轮流执政。两党制是西方政党模式中较为典型的类型。其主要特点是轮流执政、有竞争、有监督、有政治平衡、以选民利益为重、都在宪法框架内活动、政治相对稳定，这也是两党制的制度优势和伦理优势。两党制的伦理劣势在于：一是由于两党竞争、争夺选民，容易形成纯粹的选民政治，甚至出现重大贿选事件;二是由于两党轮流执政，存在组织僵化的危险，体制机制没有创新，行政效率低下。英国的两党制就遭到社会民主党发起人罗伊·詹金斯的批评：“现代英国行动迟缓，缺乏创新，抵制主动变革，不仅排斥经济上的改革，也排斥社会和政治上的改革。”[16]
如果在一个政党体制中，政党达到3个以上，这个政党体制就由两党制进入到了多党制的范畴。[17]多党制的制度优势在于民意充分、合作意识较强、意识形态不太僵化。但多党制也存在整体政治权力难以控制、政党团结难、政党共识难以达成、满足民意与对国家负责难于统一等问题。无论是极化多党制还是温和多党制，都需要相互之间的妥协，所以政治妥协是多党制的核心伦理。政治妥协具有调和的价值属性。首先，对于政党体制内部来说，政治妥协的出现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冲突的最佳手段和方式，能够极大地促进政党内部的和谐。当双方或者各方利益诉求发生冲突的时候，矛盾的双方或者各方通过理性的思考和思想的宽容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政治妥协实现各方的利益诉求，保证获得最大的社会利益。相比于暴力手段而言，这无疑能够更有效地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政治环境。“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已培养起一种妥协精神，能够并希望在既有制度规范内通过协商谈判与互谅互让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否则，大量涌现无处不在的政治冲突与拒绝妥协的激化斗争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民主政体。”[18]其次，整体上来看，政治妥协是一种通过理性思考达成共识并促成合作的集中体现。理性共识和合作精神是促成政治妥协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政治妥协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冲突各方无法达成理性共识，也就无法开展政治合作;没有政治合作，也就自然无法出现政治妥协;没有政治妥协，也就没有现实的多党制。
参考文献：
[1]李建华.以德治党与政党伦理建设[J].湖南社会科学，2003（5）：35-37.
[2]陈元中，陶维兵.中西方政党执政比较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2.
[3]林勋健.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4]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
[10]李建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德建设的经验启示[J].道德与文明，2021（3）：5-13.
[11]王长江，姜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2.
[12]左高山.政治暴力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9.
[13]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49.
[14]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9.
[1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
[16][英]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M].唐雪葆，邓俊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4.
[17][美]乔瓦尼·萨尔托里.政党的类型、组织与功能[J].胡小君，朱昔群，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66-72.
[18]胡锐军.政治冲突治理视域中的政治妥协运用[J].探索，2012（2）：178-182.
责任编辑：曹桂芝
关键词：政党;政党产生;政党伦理;党内民主;政治斗争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05-12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从政党产生至今，已走过近五百年的历程，成为目前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和重要力量。政党的形成和发展体现着人类政治道德的进步和价值理念的提升。作为人类政治变革和人文精神的产物，政党的产生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容，体现着深厚的价值意义。在政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伦理规制，特别是从在野党或参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其伦理道德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伦理道德本身的变化虽不能改变政党的性质，但有可能改变政党的地位，因为政党不能没有伦理道德之灵魂。
一、西方政党的产生及其伦理暗合
研究政党伦理不能不正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政党是一个舶来品。政党起源于西方，讲政党产生必须从西方政党讲起，并且离不开西方政治哲学语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政”有“党”，但并无“政党”概念，而且“党”往往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詞。无论是“党争”“奸党”的说法，还是实行“党锢”，都是讲统治集团阴暗面的。即使“朋党”一说，也是指社会底层秘密的民间团体，在主流社会视野中几乎都是不合法的地下组织，甚至带有宗教性质。在西方则不同，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政党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或阶层的代表通过谋取政权、执掌政权等共同行动，为实现其共同的理想目标而结成的具有明确纲领和章程、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以及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政治团体。[1]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政治群体，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在西方最早出现在英、美两国。虽然政党产生一开始没有明确的伦理要求或纲领，但在其过程中暗合了许多政治伦理理念。
随着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为政党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其实，早在15世纪，英国由于毛纺织工业发达，生产力飞速发展，就已经催生出了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然而，从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封建政治制度从等级君主制转向专制君主制，权力更加向王权集中，代表封建王权统治阶级利益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封建王权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最终演变为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并于1689年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政治从此由君主政治走向了民主政治，尽管其民主政治并不完备，但因为有了代议制，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与主张的各个利益集团就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聚结，最终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在1679年，英国诞生了两个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开始时，两党只是围绕王位继承问题而产生激烈斗争，成为保王党和反王党。“光荣革命”后，两党在竞争与妥协中迅速成长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左右了英国的政治权力和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政党政治的时代。[2]两个党派自产生伊始，便由于指导原则和政治理念的不同，开始了相互的斗争和制衡。它们互相争斗，最后使得各自都得了一个丑陋的名字：“托利”是爱尔兰歹徒的意思，代表旧的封建势力;“辉格”是苏格兰盗马贼的意思，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两党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都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托利”党演变为英国保守党，现今仍是英国的两大政党之一;“辉格”党演变为英国自由党，一直活跃在英国政坛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其地位才被英国工党所取代。这两大政治派别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暗含了一些政治伦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加强政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政治组织合作的理念;二是议会政治的发展推进了选举制度的改革，加快了政党体制的建设，有了政治民主的需要;三是增强了政党政治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认识到了党的理论建设和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有了政党意识形态的需要。
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之所以最早出现在英国，并在政党产生发展过程中内生出伦理理念，与英国本身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因为英国文化非常接近公民文化。[3]18通常意义上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型的参与文化，但英国文化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政治文化。英国文化呈现如下特性：一是英国人对本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注重历史、偏爱成例成为国民禀性;二是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偏重于求助中央政府;三是因为英国人生活在英伦三岛上，在基本文化价值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四是宽容和克制的政治态度在政坛和社会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良好的保持;五是英国人偏爱传统和经验，呈现出保守性的特点;六是英国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个人主义文化，不愿意以一种过于严肃的态度来参与政治。[3]18这些文化特征其实内涵了许多政党伦理理念，如政党政治中的斗争与妥协、竞争与合作、保守与激进、集权与民主、怨恨与宽容等等。这些理念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政党伦理的基本范畴，是政党政治内生出来的。
“和英国不同，美国两党是在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问题的争论中产生的。”[4]24美国政党产生的确切年代至今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源于18世纪80年代那场宪法讨论。在讨论宪法时，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权力集中，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一派则强调人民主权，建立民主政府。前者以汉密尔顿为代表，自称“联邦党人”;后者以杰斐逊为代表，被对方称为“反联邦党人”。但它们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有当杰斐逊在1794年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后成立民主共和党时，才意味着美国政党正式产生。19世纪20年代，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两党制是美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虽然是两党轮流执政，但在维护、改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大方向上是根本一致的，并且都将自身置于美国宪法制度的框架内行动，只是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从而避免了政治和政策上的极端表现。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两党制具有两大特点[3]74-75：一是虽然两党都坚信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竞选纲领中少有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以大众所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行动目标，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两党没有太大分歧，起码分歧不明显。二是由于组织分散、权力分散，导致党内凝聚力较弱。“美国的两大党实际上是两个由追求政府公职者、政治领袖、政党忠诚分子、利益集团和政策热衷者组成的松散联盟。”[3]75从美国两党政治的特点可以看出，美国是一个实施分权制的国家，不但政党与政府分权，就是在政府内部也实行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前者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后者是立法、行政与司法分权。这种分权制势必影响美国的政党伦理，那就是注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尽管也是政党政治，但政党的权力非常有限。这种注重权力制衡的政党伦理传统当然也与美国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如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权观、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等，甚至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从政党发展的简单历史线索可以看出，继英国政党产生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和拓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才开始逐步形成。而且，最初出现的政党并没有使当时的政治生活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它们所使用的统治手段和社会调节方式与民主生活相距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小的利益集团的专制统治。因此，在政党出现早期，政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团体并未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即使在它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内部也没有被广泛接收和认同。此时，政党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互争互斗关系，并没有形成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也就阻碍它们相互形成广泛的社会组织机构。同时，由于早期政党的不确定性，它们常常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反复甚至倒戈，与国家政权没有形成稳定的有序联系，也就使得它们不能有效地促进民主政治生活、实现民主政治理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政党的不成熟特征，如：党派成员之间的归属感不强;党派与党派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与尊重，甚至水火不容;党的高层组织与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联系;等等。也正因为如此，导致在西方政党建立的初期根本就没有伦理自觉——即使有伦理上的要求，也是不自觉产生的，或者是外在政治需要所强加的——更不可能有系统的政党伦理理论。
西方政党政治在19世纪中期迎来了历史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政党的产生。19世纪前，西方各国都没有建立普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依旧被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政党的覆盖和辐射面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同时，无休无止的派别争斗使得政党政治成为党派专制的代名词。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将王权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赶下来，取而代之的却不过是挂着各种党派之名的独裁者。直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各国纷纷建立普选制度，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政治改革，如英国于1832年和1867年进行了两次议会改革、美国爆发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等，才使得广大人民有权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社会的每一阶层都有机会获得国家政权。议会内各党派为了继续保持其议会席位和统治、为了争得社会有产阶级和民众的支持，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各级组织和机构，以争取全国选举中的胜利。政党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级组织机构，为社会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提供了组织形式，使民众讨论和参与政治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政党建立了少数服从多数和允许政党轮流执政的机制。这使得党内个人对于群体有着更强的依属关系，而且个人有着比以往更多的参政机会，从而减少了个人对于政党的不忠和叛变的可能。这也使得政党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必须增加自身透明度，并接受社会的监督。政党由不成熟到成熟，也印证了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頓的政党发展阶段论。在亨廷顿看来，政党发展一般会经过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四个阶段。[5]381-387在宗派阶段，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水平都低，基本上只是少数人的短暂结盟。这些集团持久性差，且无结构可言，没有社会支持。在两极分化阶段，政治参与者两极分化，议会派别、小集团之间开始出现联合。其主要原因，要么是政治分歧累积到了两个相对稳定的集团，要么是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参与者必须“站队”。在扩展阶段，议会派别在联合成较大的政治集团后，开始动员新的支持者参与政治，使党的组织向地方和基层扩展。这些新兴社会势力因经过恰当的保举而获得组织认可，成为政治竞争的新力量。在制度化阶段，政党发展了与扩大的政治参与相适应的组织及运行方式，无论是一党执政还是轮流执政，政党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都得以固定下来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可以说，政党政治在19世纪开始走向成熟，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系、系统和规范。这其中也开始顾及政党伦理问题，如党员的忠诚义务问题、党组织的内部民主问题、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处理问题、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等等。
在政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个阶段具有重大意义。一是20世纪40年代，除了原有的政党在发展、完善、变化外，无产阶级政党纷纷走上政治舞台。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法西斯政党的建立和泛滥。二是二战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德、日法西斯战败国以及战争时期被占领的法国，出现了政党创建、恢复和重新组合的高潮;在亚非拉一些新建立的民族独立国家也出现了大批民族主义政党。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多党制浪潮推动下，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时至今日，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二十几个国家没有政党存在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党组织。
二、工人阶级政党产生发展的政治伦理意义
虽然政党发展的历史错综复杂，其伦理规范与要求也很难一一对应，但有一点于政党伦理的一般性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工人阶级政党产生的政治伦理意义，或者说，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为政党伦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标本”。
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晚于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意义上把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视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也有人把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后者的理由在于：一是因为它产生在一个民族国家内;二是因为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影响与支持;三是因为在它成立之后，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才陆续建立起来。按照法国政治学家M·迪韦尔热的说法，政党从产生来说存在“内生党”与“外生党”两种类型，前者是从议会内部产生的政党，后者则是在立法机关之外形成的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属于“外生党”，从一开始在权力机关就没有自己的代表，只能自己代表自己，并且要提出自己的政权权力要求，需要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和行动纲领，因而有着自身特殊的政治伦理意义。
首先，工人阶级政党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产物，在伦理本质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整体）利益。“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413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且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党，不但要代表好本阶级的利益，还要做到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甚至要超越阶级利益而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层面，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在伦理道德的站位上高于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全民利益并不等于取消了政党的阶级属性，更不是变成了“全民党”，而是从更加广阔的范围上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无私”的道德品质。 其次，工人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与指导，在伦理理念上就具有了“天然”的先进性。政党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地方，在于其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政策与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前后所产生的一大批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汉密尔顿、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提出的“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理论直接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依据。而工人阶级政党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样要求民主、自由与平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为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414，就是要取得执政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6]421，然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421。
再次，工人阶级政党不仅在思想理念上给人类带来了实现自由平等、消灭私有制的希望，而且在行动上领导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艰苦的斗争、推动无产阶级运动，高度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与务实的伦理精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413。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也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斗争，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才能“被一种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不让资本置自己于死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过人的生活的权利”[7]。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执政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不能光看它说什么、理论主张是什么，更要看它是如何行动的、其后果如何。
最后，工人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注重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通过严格的组织管理来实现组织政治目标的实现，从而体现了一种高度的道德反省和伦理调适能力。工人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与其他政党是竞争性关系。在这种竞争性关系中，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依靠其他政党来帮助自身发展，唯有不断自我反思、自我革命、自我提升，才能保持自己正确的政治判断力与政治领悟力。作为非执政党的自我更新，主要是通过调整自己的目标与适应时代需要，与此同时找到党组织自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就多次提出，党的任务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党的任务变化了，党的组织形式也要随之变化，党的组织与党员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党内“青年派”教条主义思想时也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588。他还强调，党内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特权，“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 [8]281，并且“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8]281。工人阶级政党正因为长期坚持了应时而变、应变而新的自我省思的道德精神，确保了其成为执政党后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当然，从工人阶级政党到无产阶级政党，抑或到各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思考的教训，但都是我們研究政党伦理的重要资源。其中，有两个特例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所产生和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政党伦理思想与政党道德建设经验;一个是苏共执政失败的伦理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9]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不但使自身越来越强大，也极大地积累和丰富了政党伦理思想与政党道德建设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十个方面：政党伦理建设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紧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必须与党性教育同向同步、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保证、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结合、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紧密结合、必须紧紧依靠党员的个体道德修为。对此，笔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德建设的经验启示》[10]一文中有详细论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反思苏共执政模式的教训，特别是由于忽视政党伦理建设导致政党下台、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坚守问题。伦理的存在在于人伦（族群）关系需要调整，而所谓的关系是以“界”为前提的，即各行为（利益）主体间是有区别或界限的，它们在权利间与义务间及权利与义务间是不相同的。没有界的意识，也就无所谓伦理。政党伦理同样存在各政治主体间的“界”，即政治权力的不可逾越性和不可替代性。列宁认为苏维埃是人民政权，但对党如何领导国家却并不明确，有时说党的任务就是管理国家，有时又说党只是对国家进行“总的领导”。[11]正是这种含糊，使得政治体制内诸要素之间的法理关系紊乱，非但没能加强党的领导，反而因为主次不分销蚀了自己的内力。政党成为“无限责任”主体，一旦出问题就难辞其咎，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也就会因之而失。二是执政党的“鱼水”关系问题。执政党的“鱼水关系”是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即党群关系，实际上是谁依靠谁的问题。依据“鱼水关系”的实存状态，就是鱼无水则死，但水无鱼则还是水。这说明，政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与壮大，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且这种依靠不是视群众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和可以利用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也就是说，在政党政治制度条件下，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才是政党的坚强后盾，群众的拥戴、认可与支持才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不是政党领导权本身。把人民群众当主人，既是政治正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政治正义的根本体现，因为它暗含了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斯大林时期，由于用强制手段制造所谓“主人翁”阶级，导致党与劳动阶级之间产生严重的隔阂与对立，缺乏对人民群众最起码的尊重。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执政党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三是执政党的政治暴力滥用问题。政党一旦获得执政权，为平息反对或异己力量，容易动用国家机器实施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往往是权力与武力的结合，是政治行为主体出于特定政治目的、针对统治关系而实施的导致重大政治后果的有组织的暴力。[12]当苏共执政之后，特别是到了斯大林时期，纵容国家安全机构借用“党的领导”的名义对“人民的敌人”进行跟踪、暗杀，使之逐渐演变成不受法律约束的“国中之国”，致使整个国家机器发生了质变，最终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政党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必然导致党内的腐败和政权的垮台。政党权力的自我约束不但不会削弱执政能力，相反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更加有利于依法执政、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这是政党长期执政的伦理密码。四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在政党政治时代，党内民主之所以必要，主要原因在于：政党政治的本质是党内核心层决定一切，如果仅仅沦为“一个人说了算”，甚至出现“寡头政治”，势必给决策带来巨大风险。并且，党内民主是社会民主的基础或先导，没有党内民主，根本谈不上社会政治民主;只有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加快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党内民主，其实质是必须保证每个党员对本党的决策有一定的决策权;其关键是如何处理党的核心集团或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界定和把握党的集中制的度。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在话语上可以表述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建设作保证，在具体实施中难免出现偏差，甚至造成个人专权。在苏共执政史上，列宁虽然曾强调“党内的一切事物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的毫无例外的条件下处理的”[13]，但这一思想在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到了斯大林时期党内机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民主。在这一点上，苏共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政党产生发展的伦理普遍性
从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政党自出现伊始就与伦理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党自存在起就有着其自身的伦理自觉，并且内生出普遍的伦理规定性。
首先，政党的出现是对旧道德反思和反抗的结果。英国的“托利党”和“格輝党”是政党的先行者，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开端，而它们出现的背景恰恰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各自利益的对立与抗争，即由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资产所有者与特权阶层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冲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旧有道德的反思和道德觉醒。就社会政治道德而言，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最开始都赋予专制与集权以合理的解释和无可争议的确定性。在古希腊时代，荷马的史诗一面赞扬着斗士的勇敢，一面又宣扬着人生的宿命。希腊奴隶时代大门的开启，一面使“个人摆脱了氏族和部落共同体的束缚，有可能在体力、智力方面得到更多的发展”[14];另一面又出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与压迫，奴隶主阶层成为公共物品和权力的所有者，而广大的劳动者则只能仰以鼻息，失去了对财产的所有权和人生自由，成为统治阶层的工具和附属品。随着时代的变迁，王权与神权又禀赋着来自上天的恩赐继续着专权与统治，封建制度和教会的政治学说也让统治者的头上继续顶着神秘而又虚幻的光环。在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中，对神的爱与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最高原则，折射到政治生活领域就是为人们对于统治者的屈从提供新的枷锁与理论。基督神学就宣扬“勿抗恶”“人们都应该顺应至上的权威”。因为它认为，没有一种权威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所有的政权都为上帝所命定，因此任何人反对政权就是反对上帝的命令。如此一来，既然王权与神权既高悬于人民之上，又并非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缥缈的神，那么，统治者一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可以逃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权力既然授之于神，便可只对神负责。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使人们在专制的黑暗中生活了近千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有产阶级的产生，使得人们开始对于旧有的政治道德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从上至下的集权统治只强调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义务，却忽视了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责任;人格和权力的不平等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画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则使人们开始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和人身关系展开质询和诘问。以公平交易、平等交换为原则的新型生产和经济模式已不能容忍人为的不平等存在，人们开始了对平等和自由的找寻与探索。许多理论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人格和人的属性，以探寻人类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应然状态。人们逐渐发现，掌握于统治者手中的权利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或超人类的存在所赋予的，而是来源于人民，是出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真实存在。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教会存在的基石。例如，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家洛克为人类设置了一个原初状态。他认为，这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15]3由此，洛克将政治权定义为“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15]109。在此基础上，他为政治权力的使用划定了限域，那就是不可超越生命权和财产权。在阐述源于自然权力的政治权力时，洛克特别将专制权从自然权力中剔除，从基础上否认了其合理性。他认为：“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可以随意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它只是侵犯者使自己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时放弃自己生命权的结果。”[15]109对专制权的否定、对自然权力的认可和对人们政治权力的承认，使得各阶层的人民都有权力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目的，这就为政治党派的出现奠定了现实基础。在政坛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为实现和保护自身的利益组成各种集团和组织，依赖于在相同程序和社会结构内的平等权力进行自身的政治活动。显而易见，政治党派的出现正是以人类自身权力的道德自觉为基础，以人们对于自身政治利益和权力的觉醒、认识为基石的。换言之，人们对于自身权力的醒悟和对于平等关系的构建，必然会促使人们去寻求相应的政治生活，而政治平等的直接产物就是以政党为单元的选举制度，这也就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建立。由此可知，政党从出现伊始便有着深厚的伦理背景，积淀着浓厚的伦理性。
其次，政党的组成都充满着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每个政党除了有自身的政治目标、利益追求之外，还会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基础。政党是以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群体为构建单元的，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会孕育出不同的社会道德原则和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局部社会道德结构，因此相应政党都会具有代表不同社会形态的道德特质。一方面，政党以执掌政权为目的，它们必须提出与自身所代表的阶层相应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系列政治主张和施政原则、规范。例如，在西方国家体制内，政党的基本价值指向都是以现存的资产阶级道德主旨为基础的。其中，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理念、政党作为民主参与工具的理念、由契约引申出的法制的理念对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民众并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它们必须提出自己独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而建立自身的行为纲领、实施方式的基础就是在本党长期运作中形成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价值主旨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政党，一般都有着与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相异的指导思想、构建理念、奋斗目标、价值追求，这些都代表着政党对于社会和党外环境的系统的思想、见解和理论。它决定政党的纲领、目标、政策以及活动方式和方法，并与一定的政党体制相联系。不同的价值理念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施政追求，并将直接决定政党组织模式、活动途径和运行方式。信奉改良主义的政党如美国民主党，就主张扩大政府的作用，主张公平施政和福利国家;信奉保守主义的政党如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则主张重视市场机能，致力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积极推行私有化。价值理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为政党的运行操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理论系统支持，有助于政党形成自身的群体文化和组织传统，更为有效地形成整体凝聚力，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政治意图和理想。此外，价值趋向也决定政党处理或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侧重偏向。因此，就政党的组成要素而言，政治价值理念是政党构建的主要支柱，支撑着政党构建的框架。 政党从形成之初就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味，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可以说，在政党的来源之中，政党伦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不但政党的作用没有消退，而且对于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政党的作用已经超出了政党自身，给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衍生出諸多政治伦理价值理念。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过精彩论述。在他看来，也许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并不需要什么政党组织，可以通过一些政治精英分子进行政治参与，政党充其量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5]368。但对于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而言，基本上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即政党制”[5]368。实事证明，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党不但有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而且对其他社会组织如工会、农民协会保持友好联系，还能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活动家和权力追求者的认同，甚至加入到自身组织中来，壮大政党的力量。政党在现代化中的力量同时演化出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政治团结、政治协商、政治忠诚、政治服从、政治责任等一系列政治伦理理论。这些都是因政党而产生，自然成为现代政党伦理的研究内容。
最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哪种更符合政治伦理？这是一个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经常有人提到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需要明确甚至要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抑或多党制，只要其产生是合法的，那么本身就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与此同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执政制度，则是由不同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只要程序合法，也是合乎政治伦理的。至于哪种制度更好，则由执政效果来检验，由所在国家的人民来评价，他人无权干涉，在政治伦理属性上没有价值排序的必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对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竞争制，究竟孰优孰劣，政治学家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笔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与适应性。”[5]388这种适应性主要看政党体制是否与所在地区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相适应。如果这个认识前提可以成立，那么就可以简单讨论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伦理特性。
一党制就是一党执政的制度。一党制又存在不同的类型，如王长江教授把一党制又分为一党极权制、一党权威制、一党领导制、一党多元制四种类型，中国共产党属于一党领导制。[4]152-153不管一党制存在多少类型，其基本的制度要素都是：一党长期执政，一党代表了全体民意和政治参与，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必顾及反对党的挑战，可以按建党初衷坚持长期国策。但是，一党制度也存在执政风险。从外部而言，在一党制背景下，对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往往比在多党制状况下困难，执政党只能靠自觉与公共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来防止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防止政党国家化、行政化与官僚化。越是长期执政，越容易界限不清。从内部而言，一党长期执政，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容易丧失自我革命的能力，丧失战斗力，丧失创新力，最终丧失执政能力。所以，从严治党是一党制永恒的主题。
两党制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其中两个较大的政党有能力单独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轮流执政。两党制是西方政党模式中较为典型的类型。其主要特点是轮流执政、有竞争、有监督、有政治平衡、以选民利益为重、都在宪法框架内活动、政治相对稳定，这也是两党制的制度优势和伦理优势。两党制的伦理劣势在于：一是由于两党竞争、争夺选民，容易形成纯粹的选民政治，甚至出现重大贿选事件;二是由于两党轮流执政，存在组织僵化的危险，体制机制没有创新，行政效率低下。英国的两党制就遭到社会民主党发起人罗伊·詹金斯的批评：“现代英国行动迟缓，缺乏创新，抵制主动变革，不仅排斥经济上的改革，也排斥社会和政治上的改革。”[16]
如果在一个政党体制中，政党达到3个以上，这个政党体制就由两党制进入到了多党制的范畴。[17]多党制的制度优势在于民意充分、合作意识较强、意识形态不太僵化。但多党制也存在整体政治权力难以控制、政党团结难、政党共识难以达成、满足民意与对国家负责难于统一等问题。无论是极化多党制还是温和多党制，都需要相互之间的妥协，所以政治妥协是多党制的核心伦理。政治妥协具有调和的价值属性。首先，对于政党体制内部来说，政治妥协的出现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冲突的最佳手段和方式，能够极大地促进政党内部的和谐。当双方或者各方利益诉求发生冲突的时候，矛盾的双方或者各方通过理性的思考和思想的宽容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政治妥协实现各方的利益诉求，保证获得最大的社会利益。相比于暴力手段而言，这无疑能够更有效地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政治环境。“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已培养起一种妥协精神，能够并希望在既有制度规范内通过协商谈判与互谅互让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否则，大量涌现无处不在的政治冲突与拒绝妥协的激化斗争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民主政体。”[18]其次，整体上来看，政治妥协是一种通过理性思考达成共识并促成合作的集中体现。理性共识和合作精神是促成政治妥协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政治妥协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冲突各方无法达成理性共识，也就无法开展政治合作;没有政治合作，也就自然无法出现政治妥协;没有政治妥协，也就没有现实的多党制。
参考文献：
[1]李建华.以德治党与政党伦理建设[J].湖南社会科学，2003（5）：35-37.
[2]陈元中，陶维兵.中西方政党执政比较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2.
[3]林勋健.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4]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
[10]李建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德建设的经验启示[J].道德与文明，2021（3）：5-13.
[11]王长江，姜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2.
[12]左高山.政治暴力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9.
[13]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49.
[14]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9.
[1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
[16][英]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M].唐雪葆，邓俊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4.
[17][美]乔瓦尼·萨尔托里.政党的类型、组织与功能[J].胡小君，朱昔群，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66-72.
[18]胡锐军.政治冲突治理视域中的政治妥协运用[J].探索，2012（2）：178-182.
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