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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此种矛农村大学生比例的下降呢?“城镇化”和“就业难”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矛盾凸显的两个主要原因,本文尝试用经济学理论,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来解释“就业难”是如何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关于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原因,学术界的研究可以分两类,第一类文献集中于分析受教育者本身之外体制因素,即城镇化,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城镇居民,导致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下降;另外一类文献,则把目光集中于受教育者自身,他们认为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找工作特别是找到和自己职业规划想吻合的工作相对较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包括受教育者自身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下面笔者将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来阐述“就业难”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作用机制。
一、有限理性人假设
有限理性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它是指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人们只能在决策过程中寻求满意解而难以寻求最优解,行为主体计划做到理性,但现实中却只能有限度地实现理性,目标函数只能实现“满意”而难以达到“最优”。人在有限理性思考下的抉择结果难以取得最大值。家庭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而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在作出上大学与否的时候,他们衡量的标准是上大学给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同不读大学直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所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对比,来得出最有利于家庭的决策。本文主要把视角集中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来分析个人作出是否上大学的决策。
假设一个刚读完高中的农村户籍学生,他在作出上大学与否的决策时,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主要考虑的是在不上大学情况下获得收益的现值之和R1,上大学而得到的收益现值之和R2和上大学期间产生的成本现值之和C1,如果R1< R2—C1,那么作为具备经济学理性思维的此人会选择去上大学,因为对他来说上大学需要成本,但是读完大学后的收入减去成本还是比不上大学划算;相反如果R1> R2—C1那么此人就会选择读完高中直接参加工作,而不是上大学。
因此就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人在上大学与否作出选择的时,问题的关键集中在收益上面。而收益则大部分来自工作报酬所得,工资直接和企业挂钩,因此需要分析企业内部制度结构。
二、内部劳动市场分割理论
企业内部通常又分为两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上是那些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特殊能力的职业素养较高的核心员工,在这一层次的市场上,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部分核心员工的工资可能长期高于外部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环境理想,晋升机会较多,享有合法劳动保障。他们一般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较容易形成特殊的内部人群体。另一层是二级市场上是那些较少具备专业技能、职业培训和职业经验的员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工作较不稳定,员工流动性大,转职率高,员工之间竞争激烈,工作条件和环境较差,晋升机会少,一般工资水平较低且在市场竞争激烈时可能会长期低于均衡工资水平,企业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严,较易受到伤害,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就内部劳动力市场角度来说,大多数农村学生选择直接参加工作而不接受高等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高等教育给他们带来的收益高与因此而放弃直接参加工作的机会成本,加之高等教育的经费开支等。在大学扩招之后,大学毕业生数量暴增。相反的,社会上可供提供的工作职位的增长却跟不上毕业生数字的增长,导致“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普遍,时有出现数百人抢一份工作的景况。而即使找到工作,起薪也大幅滑落,一些地方大学生的起薪甚至不如农民工。他们在进入企业之后很可能也是进入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第二级市场,而不是期望中的第一级劳动力市场,拥有较稳定的就业,职业有保障,部分核心员工的工资可能长期高于外部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环境理想,晋升机会较多,享有合法劳动保障,他们一般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同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大部分劳动力相当,甚至不及他们。因此这个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导致产生放弃高等教育而直接参加工作的想法。一个员工从进入企业开始都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干中学思想无疑贯穿于整个的职业生涯,从工作中积累经验也许可以帮助他们从二级市场跳入到一级市场,所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接受高中教育后大部分农村家庭孩子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
三、结论
鉴于以上情况,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在教育经费上给予一定的倾斜,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办学条件,使各个地区的教育得到均衡发展,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1]谌新民:《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研究——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企业中的运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黄国平 张国初:《教育对就业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3]罗德明:《“干中学”理论评述》,《科研管理》1997年第1期.
关于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原因,学术界的研究可以分两类,第一类文献集中于分析受教育者本身之外体制因素,即城镇化,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城镇居民,导致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下降;另外一类文献,则把目光集中于受教育者自身,他们认为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找工作特别是找到和自己职业规划想吻合的工作相对较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包括受教育者自身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下面笔者将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来阐述“就业难”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作用机制。
一、有限理性人假设
有限理性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它是指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人们只能在决策过程中寻求满意解而难以寻求最优解,行为主体计划做到理性,但现实中却只能有限度地实现理性,目标函数只能实现“满意”而难以达到“最优”。人在有限理性思考下的抉择结果难以取得最大值。家庭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而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在作出上大学与否的时候,他们衡量的标准是上大学给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同不读大学直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所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对比,来得出最有利于家庭的决策。本文主要把视角集中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来分析个人作出是否上大学的决策。
假设一个刚读完高中的农村户籍学生,他在作出上大学与否的决策时,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主要考虑的是在不上大学情况下获得收益的现值之和R1,上大学而得到的收益现值之和R2和上大学期间产生的成本现值之和C1,如果R1< R2—C1,那么作为具备经济学理性思维的此人会选择去上大学,因为对他来说上大学需要成本,但是读完大学后的收入减去成本还是比不上大学划算;相反如果R1> R2—C1那么此人就会选择读完高中直接参加工作,而不是上大学。
因此就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人在上大学与否作出选择的时,问题的关键集中在收益上面。而收益则大部分来自工作报酬所得,工资直接和企业挂钩,因此需要分析企业内部制度结构。
二、内部劳动市场分割理论
企业内部通常又分为两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上是那些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特殊能力的职业素养较高的核心员工,在这一层次的市场上,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部分核心员工的工资可能长期高于外部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环境理想,晋升机会较多,享有合法劳动保障。他们一般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较容易形成特殊的内部人群体。另一层是二级市场上是那些较少具备专业技能、职业培训和职业经验的员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工作较不稳定,员工流动性大,转职率高,员工之间竞争激烈,工作条件和环境较差,晋升机会少,一般工资水平较低且在市场竞争激烈时可能会长期低于均衡工资水平,企业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严,较易受到伤害,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就内部劳动力市场角度来说,大多数农村学生选择直接参加工作而不接受高等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高等教育给他们带来的收益高与因此而放弃直接参加工作的机会成本,加之高等教育的经费开支等。在大学扩招之后,大学毕业生数量暴增。相反的,社会上可供提供的工作职位的增长却跟不上毕业生数字的增长,导致“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普遍,时有出现数百人抢一份工作的景况。而即使找到工作,起薪也大幅滑落,一些地方大学生的起薪甚至不如农民工。他们在进入企业之后很可能也是进入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第二级市场,而不是期望中的第一级劳动力市场,拥有较稳定的就业,职业有保障,部分核心员工的工资可能长期高于外部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环境理想,晋升机会较多,享有合法劳动保障,他们一般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同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大部分劳动力相当,甚至不及他们。因此这个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导致产生放弃高等教育而直接参加工作的想法。一个员工从进入企业开始都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干中学思想无疑贯穿于整个的职业生涯,从工作中积累经验也许可以帮助他们从二级市场跳入到一级市场,所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接受高中教育后大部分农村家庭孩子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
三、结论
鉴于以上情况,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在教育经费上给予一定的倾斜,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办学条件,使各个地区的教育得到均衡发展,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1]谌新民:《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研究——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企业中的运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黄国平 张国初:《教育对就业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3]罗德明:《“干中学”理论评述》,《科研管理》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