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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以及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同时为了更好创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哲学原理以及克服使用自然语言不利于知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更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成果，对其中马克思经济学数学化进程及有关影响其做个梳理。
一、马克思经济学说数学化在近代中国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历经风风雨雨，走过了漫长艰难的历程。勿庸讳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庸俗经济学经济学“，“数学化”当然属于“批判”的东西。在经济学（包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被涂抹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之际，哪能容得了讲什么科学性“数学化？
据老一辈经济学者描述，在过去研究经济学，谁“一不小心”讲了科学性，讲了客观数据、数字及数理统计、数学（那时还无“数学化”一说），则被“划成右派”，或“划进大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的牢狱之灾便是例证。而令他倒霉的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讲成本核算、利润、利润率，要被评判为“利润挂帅”，“不突出政治”。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则出现亩产万斤粮的“奇迹”，甚至“放卫星”：亩产10余万斤粮！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现在回过头去冷静地看，出现不讲科学，不假思索，不讲真实数据、数字、数理统计和数学常识，既违背公理、理性原则，也违背生活、生产本常识。而这种非理性、非科学的行为，靠“拍脑袋”办事，虽直接与“政治挂帅”的主张有关，但与轻科学性，反“数学化”的主张也不无关系。而一些裹读科学，丧失科学精神，违反科学原则的行为，又往往还是打着“科学”的旗号的。
对于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老一辈的经学家，他们过去的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政策。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他们就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出论据来支持，所以马克思讲过的话，列宁讲过的话，他们的脑海中必须像百科全书一样记住，似乎这样才是好的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讲，严谨的含义是很准确的引用马克思、列宁的来解释政府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很多就不是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可以解释的了…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由于过去过于偏重于研究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偏重于计划经济理论、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缺乏对数理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国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几乎对数学模型都力不从心、且由于文化尤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们长期将西方经济学之门外，从而导致中国学者在相当长时期内疏远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盛行的数学化模式无法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进而也就长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前沿在数学化上已有很大的改观，但无疑这里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长期以来，我国排斥对经济学数学方法的应用，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曾被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标签，划为禁区。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为了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在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大量模型技术用于我国的企业管理、战略规划等实际经济工作之中，出现了一股“模型热”。以经济模型为主要标志的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经济学只注重定性研究而忽视定量研究的局面。通过现代数学分析方法的引进与应用，以及经济数学模型的研制与开发，其成果丰富了我国经济学的内容，并且改变着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
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形问题，对于理论论证与理性思考经济现象，在解读马克思命题基础上，推进经济学研究时数学化是必需推进的。中国前现代落后西方国家，即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提到前现代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与可控实验，从而导致数学与可控实验上人力资本向西方比较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这种思维历史以利益问题，即使国内仍有一些人对马克思数学化训斥，甚至被斥为“数学教条主义”，“洋八股”…主要批判出发点无非是凡是用数学表达的理论，只要数学推演本身不存在技术性失误，理论就总是合乎逻辑的。因此也造就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即使是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单纯数学化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进行大篇幅的数学推导论证。这里我的思考是即使存在这种忽略经济学思想的“数学主义”，但我们不能为了大局的发展就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中国经济学发展这条大船总体会驶向正确的航道。
在经济转型时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企业家和民众也均对经济学家寄予某种期望---如要求经济学家既要充当政府咨询顾问或企业咨询顾问。独立董事等又要保持道德操守。学术良知，客观公正等。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曾讲道---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现代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给人们的信号或许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已正在与国际接轨。较之于文字性（或“文学性”）描述，数学语言、公理化的表述，显然才更易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二、马克思经济思想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建立一般从斯密出版的《国富论》算起，但历史的巧合就是如此有趣，《国富论》和标志美国建国的《独立宣言》是同一年出版。而这个巧合是如此的出名，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一年所建立起来的美国实践了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将政府的作用降至最小，而通过“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这种思维也孕育了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因此他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
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诞生与发展，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在马克思悲天悯人的视角下，写就《资本论》。《资本论》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基础，运用包括数学方法、系统方法、形式逻辑方法等层次在内的一般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入手，在研究过程中，辩证应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运用辩证的分析和综合，实现由抽象向具体的过渡，并使这种过渡达到具体地历史的统一，从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规律，充分体现了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的统一。 全面掌握西方经济学者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并认真分析其原因，是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一个必要前提。“马克思给现代经济学留下”的仅仅局限于对“现代激进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思想的影响。在谈到“马克思的影响”时。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还有影响。而对“资产阶级”本身的“影响”只不过是促使其“做了让步和改革”，以回避“革命的威胁”。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发展几乎同步于出版了马克思其划时代的经济哲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1844年4月至8月之间完成），1932年以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化，但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因为他的每一个重要价值的分析理论都要经过一批经济学的努力。《资本论》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但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原理，在其中也有很多设计。其中不乏被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预见。《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些理论的演变发展不乏世界级的经济学思想。其中包括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哈罗德-多玛的经济增长“刀锋不稳定模型”；萨缪尔森-希克斯结合了有效需求论和商品商业供给的商业周期理论；里昂惕夫的关于多部门经济的投入产出理论；冯诺依曼的经济增长横向模型…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数学运用的态度来看，二者确有相同的取向。但必须清楚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运用数学方面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受制于数学发展的程度，也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数学极端化的倾向。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的不同阶级性，决定了它们在各自运用规范分析时有着不同的取向。但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而这一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时着重的是规范分析，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理论时，仅仅规范分析己经显得不够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的要求越来越突。
如果《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可以获得数理模型，并且也通过经验研究得以证明，那么，西方经济学中有些攻击《资本论》的言论，就很容易被反驳，如所谓“政治经济学离实际生活太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调就有可能自行消失。同时，要应对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就必须知己知彼，而掌握并熟练运用数学这一分析工具，是知己知彼的必要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许多的经济现象，如果仅从国外的经济理论找根据，但现实是，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在没有很多新问题的前提下，只能用数学的严谨和艰难作为标，现在西方的数理经济学研究与技巧日益精湛，离开了要素禀赋、局限条件等基本经济国情条件，乱用或迷性数学工具构建起来的经济模型，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而有时会误导我们的思维方法论，同样会吃苦头反，甚者就会失去对适应我国的理论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理论创新做出贡献的大好机会。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2]郎咸平 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一、马克思经济学说数学化在近代中国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历经风风雨雨，走过了漫长艰难的历程。勿庸讳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庸俗经济学经济学“，“数学化”当然属于“批判”的东西。在经济学（包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被涂抹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之际，哪能容得了讲什么科学性“数学化？
据老一辈经济学者描述，在过去研究经济学，谁“一不小心”讲了科学性，讲了客观数据、数字及数理统计、数学（那时还无“数学化”一说），则被“划成右派”，或“划进大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的牢狱之灾便是例证。而令他倒霉的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讲成本核算、利润、利润率，要被评判为“利润挂帅”，“不突出政治”。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则出现亩产万斤粮的“奇迹”，甚至“放卫星”：亩产10余万斤粮！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现在回过头去冷静地看，出现不讲科学，不假思索，不讲真实数据、数字、数理统计和数学常识，既违背公理、理性原则，也违背生活、生产本常识。而这种非理性、非科学的行为，靠“拍脑袋”办事，虽直接与“政治挂帅”的主张有关，但与轻科学性，反“数学化”的主张也不无关系。而一些裹读科学，丧失科学精神，违反科学原则的行为，又往往还是打着“科学”的旗号的。
对于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老一辈的经学家，他们过去的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政策。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他们就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出论据来支持，所以马克思讲过的话，列宁讲过的话，他们的脑海中必须像百科全书一样记住，似乎这样才是好的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讲，严谨的含义是很准确的引用马克思、列宁的来解释政府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很多就不是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可以解释的了…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由于过去过于偏重于研究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偏重于计划经济理论、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缺乏对数理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国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几乎对数学模型都力不从心、且由于文化尤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们长期将西方经济学之门外，从而导致中国学者在相当长时期内疏远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盛行的数学化模式无法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进而也就长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前沿在数学化上已有很大的改观，但无疑这里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长期以来，我国排斥对经济学数学方法的应用，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曾被贴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标签，划为禁区。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为了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在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大量模型技术用于我国的企业管理、战略规划等实际经济工作之中，出现了一股“模型热”。以经济模型为主要标志的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经济学只注重定性研究而忽视定量研究的局面。通过现代数学分析方法的引进与应用，以及经济数学模型的研制与开发，其成果丰富了我国经济学的内容，并且改变着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
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形问题，对于理论论证与理性思考经济现象，在解读马克思命题基础上，推进经济学研究时数学化是必需推进的。中国前现代落后西方国家，即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提到前现代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与可控实验，从而导致数学与可控实验上人力资本向西方比较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这种思维历史以利益问题，即使国内仍有一些人对马克思数学化训斥，甚至被斥为“数学教条主义”，“洋八股”…主要批判出发点无非是凡是用数学表达的理论，只要数学推演本身不存在技术性失误，理论就总是合乎逻辑的。因此也造就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即使是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单纯数学化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进行大篇幅的数学推导论证。这里我的思考是即使存在这种忽略经济学思想的“数学主义”，但我们不能为了大局的发展就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中国经济学发展这条大船总体会驶向正确的航道。
在经济转型时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企业家和民众也均对经济学家寄予某种期望---如要求经济学家既要充当政府咨询顾问或企业咨询顾问。独立董事等又要保持道德操守。学术良知，客观公正等。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曾讲道---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现代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给人们的信号或许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已正在与国际接轨。较之于文字性（或“文学性”）描述，数学语言、公理化的表述，显然才更易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二、马克思经济思想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建立一般从斯密出版的《国富论》算起，但历史的巧合就是如此有趣，《国富论》和标志美国建国的《独立宣言》是同一年出版。而这个巧合是如此的出名，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一年所建立起来的美国实践了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将政府的作用降至最小，而通过“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这种思维也孕育了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因此他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
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诞生与发展，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在马克思悲天悯人的视角下，写就《资本论》。《资本论》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基础，运用包括数学方法、系统方法、形式逻辑方法等层次在内的一般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入手，在研究过程中，辩证应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运用辩证的分析和综合，实现由抽象向具体的过渡，并使这种过渡达到具体地历史的统一，从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规律，充分体现了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的统一。 全面掌握西方经济学者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并认真分析其原因，是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一个必要前提。“马克思给现代经济学留下”的仅仅局限于对“现代激进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思想的影响。在谈到“马克思的影响”时。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还有影响。而对“资产阶级”本身的“影响”只不过是促使其“做了让步和改革”，以回避“革命的威胁”。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发展几乎同步于出版了马克思其划时代的经济哲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1844年4月至8月之间完成），1932年以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化，但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因为他的每一个重要价值的分析理论都要经过一批经济学的努力。《资本论》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但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原理，在其中也有很多设计。其中不乏被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预见。《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些理论的演变发展不乏世界级的经济学思想。其中包括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哈罗德-多玛的经济增长“刀锋不稳定模型”；萨缪尔森-希克斯结合了有效需求论和商品商业供给的商业周期理论；里昂惕夫的关于多部门经济的投入产出理论；冯诺依曼的经济增长横向模型…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数学运用的态度来看，二者确有相同的取向。但必须清楚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运用数学方面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受制于数学发展的程度，也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数学极端化的倾向。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的不同阶级性，决定了它们在各自运用规范分析时有着不同的取向。但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而这一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时着重的是规范分析，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理论时，仅仅规范分析己经显得不够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的要求越来越突。
如果《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可以获得数理模型，并且也通过经验研究得以证明，那么，西方经济学中有些攻击《资本论》的言论，就很容易被反驳，如所谓“政治经济学离实际生活太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调就有可能自行消失。同时，要应对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就必须知己知彼，而掌握并熟练运用数学这一分析工具，是知己知彼的必要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许多的经济现象，如果仅从国外的经济理论找根据，但现实是，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在没有很多新问题的前提下，只能用数学的严谨和艰难作为标，现在西方的数理经济学研究与技巧日益精湛，离开了要素禀赋、局限条件等基本经济国情条件，乱用或迷性数学工具构建起来的经济模型，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而有时会误导我们的思维方法论，同样会吃苦头反，甚者就会失去对适应我国的理论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理论创新做出贡献的大好机会。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2]郎咸平 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