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书法艺术，源出中国。晋韵悠远，唐法谨严，宋意淋漓，元明尚态，各具特色，文脉绵延。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韵书艺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唐代，随着邦交活动与民间往来的开展，中国的书法艺术渐播域外，日本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从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到乾宁元年(日本宁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日本前后共派遣了20批“遣唐使”来华，其中包括押使、执节使、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以及史生、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东师、画师、留学生和学问僧等，约有五千令人。使团中除了专门负责文书抄写的史生，其他人如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也大多通晓经史，擅长文艺。这些使者受到皇家的礼遇，也为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所折服。在这些使者中，对书法艺术的传播贡献最大的要算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通常比较长，少则几年，多则二三十年，甚至有终老于中国的。他们汲取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养分，回到日本，整理日本文字，分别利用汉字书法中楷书的点画和草书的偏旁，创造出片假名、平假名，从而使特属于日本文字的书法艺术由此诞生。中日两国的交流不仅让书法艺术远播海外，也使许多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家的杰作传入异域，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散播芬芳。
中日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两国人民一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往，流行于两国间的文字形式，是最好的历史证明。这次展览，汇集了中日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参展文物共一百余件。日方展品来自包括日本宫内厅在内的十多家公私藏家收藏的珍品，中方展品是上海博物馆的珍藏。此展规模之大、文物级别之高，在书法展览史上可谓空前。
展品中珍品汇聚，展品皆属著录典籍、流传有绪的重量级国宝文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十余件中国古代书法作品，足以组成一部完整的、沉甸甸的中国书法史。因其每一件作品，无论是作为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源头，还是流派中坚，都是赫赫有名的至宝。而日本古代书家33件作品，则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和渊源关系。因此，此展具有经典性、系统性、文献性和观赏性的特点。
经典性表现在展品均属极其珍贵的文物，它们在汉字书法的各个阶段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系统性即展览系统展示数千年间中国书法历史的发展脉络。尤其突出了中国书法史上大篆、小篆、隶、行、楷等诸体演变至成熟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北宋拓本，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大篆的代表作品；秦代李斯撰写的《泰山刻石》(165字本)则是小篆的典型代表；汉隶方面，有历来公认为汉隶典范的《曹全碑》(因字不损本)等；《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属著名“临川四宝”中的名品，为虞世南、褚遂良、魏栖梧等唐楷大家之作，皆属稀世名宝；唐代草书有怀素、高闲之代表作品；宋、元大家如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宋高宗(赵构)、沈辽、赵孟顺、鲜于枢、杨维桢等参展作品亦早已脍炙人口；明、清主要书家如祝允明、张弼、沈周、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王铎、黄道周、朱耷、金农、赵之谦、吴昌硕等令人瞩目。以上作品件件可谓书法史上传世之经典楷模，所构成的书法史脉络分明，精彩纷呈。
日本古代书法家的作品，包括从奈良、平安、室町、桃山至江户时代日本书法史上的主要巨匠作品，较为系统地层示了中国书法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奈良时代有圣武天皇的名迹；平安时代前期“三笔”之一的空海奉派遣出使中国，不仅带回了佛教旨义，而且吸取了中国书法的精髓，学唐代诸大家并自成一家，参展的空海代表作品有《金刚般若经开题》等三件；号称平安时代后期“三迹”的珍品，有小野道风的代表作《唐诗断简》、藤原行成的《白氏诗卷》、《书翰》等。
文献性体现在有意识地挑选一些具有学术探讨意义的作品作组合展出，让观众和学者零距离地观摩，以有助于展开深入研究。例如这次将日本典藏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定武兰亭序》 (吴炳本)、《集三圣教序》(松烟拓本)、《十七帖》等，与上海博物馆的《淳化阁帖》最善本同时展出，以提供最好的对比观摩机缘。王羲之的字迹，如今存世的20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而日本宫内厅所藏《丧乱帖》，相比之下最有晋时的笔风古意，只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这已是下真迹一等的绝品。因此，此作在1300年后得以重返中国，无疑成为此展重中之重，令学者、书法家、书学爱好者所注目。
观赏性反映在所选展品都是艺术水准极高的精品，甚具观赏的魅力。其中包括深为百姓熟知的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草书孝经卷》、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行书论语集注残稿》以及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书法临帖范本——唐代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书卷》墨迹等。
珍品云集 流传有绪
本次中日书法珍品展的展品堪称既全又精，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9世纪的清代，几乎囊括了历代重要书法家，许多作品都是各家博物馆的珍宝重器。尤其是一些晋唐书法家与日本本土书法家的作品更是难得一见，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书法独特而无穷的魅力，还能够感受到两个民族因为这种魅力而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
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战国《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是本次中日书法珍品展的亮点之一。唐初，石鼓出土于歧州雍县(今陕西宝鸡)，以后才辗转迁徙到故宫博物院。石鼓，为个个鼓形大石，每个直径约一米。现石上文字多已残缺，有一石甚至不存一字。石鼓文为战国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居中，每石刻四言诗一首，歌颂国君出狩的功德，也称“猎碣”，被尊为“石刻之祖”。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文字，唐代张怀罐说石鼓文“体象卓然，殊古异今”、“仓颉之嗣，小篆之祖”。苏轼认为石鼓文“上迫轩(轩辕)颉(仓颉)相唯诸，下揖斯(李靳)冰(李阳冰)同毂彀”。意即石鼓文上承黄帝、仓颉以来古文字的优秀传统，下育李斯、李阳冰等小篆名家，承前启后，是篆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康有为称石鼓文为“书法第一法则”。它的线条以曲为美，直线多取软斜之势；结体趋于方形，笔画多的字呈内聚状，笔画少的字则外展，圆融浑劲，奇变多姿；字距、行距开阔舒展，气度恢弘，整肃端庄。韩愈以诗赞之：“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是明著名收藏家安国所藏《石鼓文》十册中以兵阵名称命名的北宋拓本，为安氏“十鼓斋”中最精之本，三本《石鼓文》精品同时公开展示于上海，观者当必四方聚合，以求“一睹为快”。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宋拓的秦《泰山 刻石》(165字本)是难得一见的国之瑰宝。秦始皇即位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先后多次出巡，立石刻辞，计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砑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和会稽刻石共七处。关于泰山刻石，一般认为，秦始皇于即位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登泰山。群臣请立石刻铭，颂秦之功德。秦二世于即位当年(公元前209年)巡行先帝各刻石之地，复补诏书和从臣姓名。《泰山刻石》为四面环刻，前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00书体为小篆，传为李斯手笔。书法圆润严整、质朴大气。目前传世存字最多而比较可信的拓本为明嘉靖年(1522—1566年)间江苏无锡安国的藏本，安藏《泰山刻石》共有两本，一为165字本，一为53字本，均为宋拓。两个本子于民国间流入日本。《泰山刻石》(165字本)的展出，无疑有助于研究我国最早的纪功刻石，进一步探索《泰山刻石》的流传经历和依附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日书法珍品展”中的二王法书足以形成一道璀璨亮丽的风景。《淳化阁帖》最善本汇集了羲之墨宝，《定武兰亭序》(吴炳本)、《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十七帖》和王献之的《地黄汤帖》、《鸭头丸帖》的集中展示，堪称件件珍品、字字珠玑。王羲之书法素为书法史上的最高典范，有“书圣”之称。唐太宗力树“尊王”之风，在为《晋书·王羲之传》所写的赞辞《王羲之传论》中，他将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作了比较，盛赞羲之的书法功绩。他留下了赞王名句，认为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平!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不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代李嗣真则在《书后品》中有誉王之笔：“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廓宏敞，簪裾肃穆。其声呜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氢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己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神，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可谓飞白之仙也。”“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羲之墨迹可谓美誉之极。从本质上说，王羲之完成了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实现了隶书的楷化和行草化，使汉字的真、行、萆三体形成了独立体格，并把真、行、草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一改汉魏以来凝重质朴的书风，引入流丽遒劲之气象，其真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草书“浓纤折衷”，张怀瓘在《书断》中赞曰：“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非自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淳化阁帖》最善本为其第四、六、七、八计四卷，第六、七、八卷为王羲之所书，重读《淳化阁帖》最善本，可神游“字势雄逸，如跳天门，虎卧凤阙，历代宝之”之王字。王羲之的《兰亭序》毫无疑问地可算是中国书法中的“无冕之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接近原作的《兰亭序》有唐人摹本和定武刻本两类。所谓定武刻本相传是以唐代欧阳询的临本摹勒上石，辗转流传，至北宋时被发现于定武(今河北正定)，所以称为《定武兰亭》。又传北宋熙宁间薛向出守定武，其子薛绍彭别刻一石而将原石携归长安，并凿损五字以区别于翻刻本。传世的《定武兰亭》不下几千种，但真正的定武原石拓本仅三本。一是元柯九思藏本，二是元独孤长老藏本，曾为赵孟頫所得，三是元吴炳藏本，即本次展览展出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三本中，仅吴炳藏本是五字未损本，其他两本均为已损本，可见其珍贵的程度了。
日本还藏有几件重量级的王羲之书迹唐摹本，下真迹一等，稀若凤毛麟角，珍如拱璧明珠。
宫内厅所藏的《丧乱帖》是王羲之的一幅尺牍，文书俱妙，内容是一篇优美的文章，而其笔法精妙，淋漓酣畅，结体多欹侧取姿，奇宕潇洒，章法自然疏朗，动态呼应，是王羲之所创造的书法体势的典型作品。帖上钤有朱文“延历敕定”之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在唐代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史籍记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帝室保存。”
前田育德会藏的《孔侍中帖》同为唐代传入日本的王羲之书法摹本，全卷由《哀祸》、《孔侍中》和则尤悬》三札组成，各为三行。接帖之处有“延历敕定”之印记，既为流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又示出自唐摹。《孔侍中帖》行笔活泼中带有凝重之感，章法结体显示出欹侧取妍的特色。
王献之的书法宏逸开张。对二王书法，宋黄庭坚曾有一比“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如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山谷题跋》)王献之书学其父，但用笔与王羲之的“内恹”不同，以“外拓”为特点，笔势开张，自成一格。上海博物馆藏的书法重器《鸭头丸帖》虽仅两行十五字，但正是王献之书风的典型代表，开拓跌宕，情驰神纵，用笔流畅，气脉贯通，俊迈秀逸，风神盖世。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千，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墨色润枯相兼，由浓而淡，层次分明，展现出全帖节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不愧是一件“煊赫有名之迹”。
遐迩闻名的“临川四宝”有“三宝”来沪，足以令观者蜂拥。“临川四宝”为清代藏家李宗瀚所藏四件石刻孤本，因其祖籍为临川(今江西抚州)，故称“临川四宝”。这四件珍品为唐拓孤本——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唐刻石《善才寺碑》和隋刻石丁道护书《启法寺碑》。此次有幸展出前三宝。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仕隋为秘书郎，入唐官至秘书监。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得其亲传，妙得王氏家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家”。《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用笔俊朗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清杨宾《大瓢禺笔》云：“庙堂碑刻于贞观间，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未几火烬。”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后命相王旦重刻。清临川李宗翰得元康崾嶝，日藏本，世称唐拓，为存世拓本之最，现存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
褚遂良亦为“初唐四家”之一，字登善，亮之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封河南郡公。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为他的楷书代表作，唐拓孤本。此碑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立石，《宣和书谱》中说到原石于北宋末在长安国子监，后乃佚，而原拓残本初为王世贞所藏，后归临川李宗瀚。
唐石刻《善才寺碑》现藏三井纪念美术馆。《善才寺碑》全称《大唐河南府阳翟县善才寺文荡律师塔碑铭并序》。 碑署褚遂良书，据清王澍、翁方纲考：款乃后人易改，定为魏栖梧书。此碑为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立，原在今河南许昌，久佚，有清临川李宗翰旧藏拓本传世。
说起日本的书法，不能不提到在日本被尊为书法圣人的“三笔”、“三迹”。“三笔”为空海、橘逸势与嵯峨天皇；“三迹”则是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本次展览中，中国观众将有幸饮赏到空海、小野道风与藤原行成三位大师的杰作。
空海既是一位佛教大师，又是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日本文化史名人，他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到长安，学习佛法、书法以及各种技艺。《金刚般若经开题》是空海四十岁左右所写的流利草体，其书风可与中国著名书法家，，不素的名作《千字文》媲美，是他的草书的代表作。他的自由阔达、流丽巧妙的书风为后来书法界“三迹”中的小野道风、藤原行成所继承，为继起的柔和的“和风”书法奠定了基础。空海的影响一直及于后世，宗法者被称为“大师流”。
日本经过长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书道领域，在继承晋唐及“三笔”书道的同时，开始萌生了日本独特的书道艺术。平安时代中期，创建了假名书法的日本本土书道艺术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和风”书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野道风以汉字草书的形式、结构来书写日语字母，创造了假名书法的新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小野的假名书法。他们三人被称为日本书法的“三迹”。
小野道风以专业书道家的身份走红于醍醐、村上、朱雀三朝，他的书风正是在强调国风化的热浪中产生的。他作为“三迹”的杰出代表，其书法标志着“和风”书法的确立。小野接受了王羲之书法字体中坚实的结体，以求格调高古；又运用蜿蜒丰润的笔致，重笔和淡墨的参差变化，以表现不同的节奏韵律，形成了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书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小野道风《唐诗断简》充分展示了他的书风。
藤原行成的书风富有洗练、均衡及中和之美，点画内含筋骨，纤细处笔致精到入微，格调高古，后世称之为“权迹”。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白氏诗卷》是行成书法的代表作，书写的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八首诗，此时行成四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从诗卷行书中可以体察出他由临习王羲之书法而养育的深厚根基，及对小野道风所开创的和样书风的追求与倾倒。而其匀整的字形，优雅的书风，更可窥见行咸温和稳建的性格。我们从行成的日记《权记》长保五年(公元100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记事中可以知道，他在幽梦中与小野道风相遇并得到其书法的传授，由此吐露出他对道风十分崇敬的心情。
早在唐代，随着邦交活动与民间往来的开展，中国的书法艺术渐播域外，日本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从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到乾宁元年(日本宁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日本前后共派遣了20批“遣唐使”来华，其中包括押使、执节使、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以及史生、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东师、画师、留学生和学问僧等，约有五千令人。使团中除了专门负责文书抄写的史生，其他人如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也大多通晓经史，擅长文艺。这些使者受到皇家的礼遇，也为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所折服。在这些使者中，对书法艺术的传播贡献最大的要算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通常比较长，少则几年，多则二三十年，甚至有终老于中国的。他们汲取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养分，回到日本，整理日本文字，分别利用汉字书法中楷书的点画和草书的偏旁，创造出片假名、平假名，从而使特属于日本文字的书法艺术由此诞生。中日两国的交流不仅让书法艺术远播海外，也使许多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家的杰作传入异域，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散播芬芳。
中日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两国人民一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往，流行于两国间的文字形式，是最好的历史证明。这次展览，汇集了中日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参展文物共一百余件。日方展品来自包括日本宫内厅在内的十多家公私藏家收藏的珍品，中方展品是上海博物馆的珍藏。此展规模之大、文物级别之高，在书法展览史上可谓空前。
展品中珍品汇聚，展品皆属著录典籍、流传有绪的重量级国宝文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十余件中国古代书法作品，足以组成一部完整的、沉甸甸的中国书法史。因其每一件作品，无论是作为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源头，还是流派中坚，都是赫赫有名的至宝。而日本古代书家33件作品，则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和渊源关系。因此，此展具有经典性、系统性、文献性和观赏性的特点。
经典性表现在展品均属极其珍贵的文物，它们在汉字书法的各个阶段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系统性即展览系统展示数千年间中国书法历史的发展脉络。尤其突出了中国书法史上大篆、小篆、隶、行、楷等诸体演变至成熟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北宋拓本，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大篆的代表作品；秦代李斯撰写的《泰山刻石》(165字本)则是小篆的典型代表；汉隶方面，有历来公认为汉隶典范的《曹全碑》(因字不损本)等；《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属著名“临川四宝”中的名品，为虞世南、褚遂良、魏栖梧等唐楷大家之作，皆属稀世名宝；唐代草书有怀素、高闲之代表作品；宋、元大家如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宋高宗(赵构)、沈辽、赵孟顺、鲜于枢、杨维桢等参展作品亦早已脍炙人口；明、清主要书家如祝允明、张弼、沈周、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王铎、黄道周、朱耷、金农、赵之谦、吴昌硕等令人瞩目。以上作品件件可谓书法史上传世之经典楷模，所构成的书法史脉络分明，精彩纷呈。
日本古代书法家的作品，包括从奈良、平安、室町、桃山至江户时代日本书法史上的主要巨匠作品，较为系统地层示了中国书法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奈良时代有圣武天皇的名迹；平安时代前期“三笔”之一的空海奉派遣出使中国，不仅带回了佛教旨义，而且吸取了中国书法的精髓，学唐代诸大家并自成一家，参展的空海代表作品有《金刚般若经开题》等三件；号称平安时代后期“三迹”的珍品，有小野道风的代表作《唐诗断简》、藤原行成的《白氏诗卷》、《书翰》等。
文献性体现在有意识地挑选一些具有学术探讨意义的作品作组合展出，让观众和学者零距离地观摩，以有助于展开深入研究。例如这次将日本典藏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定武兰亭序》 (吴炳本)、《集三圣教序》(松烟拓本)、《十七帖》等，与上海博物馆的《淳化阁帖》最善本同时展出，以提供最好的对比观摩机缘。王羲之的字迹，如今存世的20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而日本宫内厅所藏《丧乱帖》，相比之下最有晋时的笔风古意，只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这已是下真迹一等的绝品。因此，此作在1300年后得以重返中国，无疑成为此展重中之重，令学者、书法家、书学爱好者所注目。
观赏性反映在所选展品都是艺术水准极高的精品，甚具观赏的魅力。其中包括深为百姓熟知的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草书孝经卷》、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行书论语集注残稿》以及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书法临帖范本——唐代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书卷》墨迹等。
珍品云集 流传有绪
本次中日书法珍品展的展品堪称既全又精，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9世纪的清代，几乎囊括了历代重要书法家，许多作品都是各家博物馆的珍宝重器。尤其是一些晋唐书法家与日本本土书法家的作品更是难得一见，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书法独特而无穷的魅力，还能够感受到两个民族因为这种魅力而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
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战国《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是本次中日书法珍品展的亮点之一。唐初，石鼓出土于歧州雍县(今陕西宝鸡)，以后才辗转迁徙到故宫博物院。石鼓，为个个鼓形大石，每个直径约一米。现石上文字多已残缺，有一石甚至不存一字。石鼓文为战国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居中，每石刻四言诗一首，歌颂国君出狩的功德，也称“猎碣”，被尊为“石刻之祖”。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文字，唐代张怀罐说石鼓文“体象卓然，殊古异今”、“仓颉之嗣，小篆之祖”。苏轼认为石鼓文“上迫轩(轩辕)颉(仓颉)相唯诸，下揖斯(李靳)冰(李阳冰)同毂彀”。意即石鼓文上承黄帝、仓颉以来古文字的优秀传统，下育李斯、李阳冰等小篆名家，承前启后，是篆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康有为称石鼓文为“书法第一法则”。它的线条以曲为美，直线多取软斜之势；结体趋于方形，笔画多的字呈内聚状，笔画少的字则外展，圆融浑劲，奇变多姿；字距、行距开阔舒展，气度恢弘，整肃端庄。韩愈以诗赞之：“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是明著名收藏家安国所藏《石鼓文》十册中以兵阵名称命名的北宋拓本，为安氏“十鼓斋”中最精之本，三本《石鼓文》精品同时公开展示于上海，观者当必四方聚合，以求“一睹为快”。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宋拓的秦《泰山 刻石》(165字本)是难得一见的国之瑰宝。秦始皇即位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先后多次出巡，立石刻辞，计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砑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和会稽刻石共七处。关于泰山刻石，一般认为，秦始皇于即位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登泰山。群臣请立石刻铭，颂秦之功德。秦二世于即位当年(公元前209年)巡行先帝各刻石之地，复补诏书和从臣姓名。《泰山刻石》为四面环刻，前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00书体为小篆，传为李斯手笔。书法圆润严整、质朴大气。目前传世存字最多而比较可信的拓本为明嘉靖年(1522—1566年)间江苏无锡安国的藏本，安藏《泰山刻石》共有两本，一为165字本，一为53字本，均为宋拓。两个本子于民国间流入日本。《泰山刻石》(165字本)的展出，无疑有助于研究我国最早的纪功刻石，进一步探索《泰山刻石》的流传经历和依附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日书法珍品展”中的二王法书足以形成一道璀璨亮丽的风景。《淳化阁帖》最善本汇集了羲之墨宝，《定武兰亭序》(吴炳本)、《丧乱帖》、《孔侍中帖》、《妹至帖》、《十七帖》和王献之的《地黄汤帖》、《鸭头丸帖》的集中展示，堪称件件珍品、字字珠玑。王羲之书法素为书法史上的最高典范，有“书圣”之称。唐太宗力树“尊王”之风，在为《晋书·王羲之传》所写的赞辞《王羲之传论》中，他将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作了比较，盛赞羲之的书法功绩。他留下了赞王名句，认为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平!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不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代李嗣真则在《书后品》中有誉王之笔：“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廓宏敞，簪裾肃穆。其声呜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氢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己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神，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可谓飞白之仙也。”“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羲之墨迹可谓美誉之极。从本质上说，王羲之完成了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实现了隶书的楷化和行草化，使汉字的真、行、萆三体形成了独立体格，并把真、行、草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一改汉魏以来凝重质朴的书风，引入流丽遒劲之气象，其真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草书“浓纤折衷”，张怀瓘在《书断》中赞曰：“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非自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淳化阁帖》最善本为其第四、六、七、八计四卷，第六、七、八卷为王羲之所书，重读《淳化阁帖》最善本，可神游“字势雄逸，如跳天门，虎卧凤阙，历代宝之”之王字。王羲之的《兰亭序》毫无疑问地可算是中国书法中的“无冕之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接近原作的《兰亭序》有唐人摹本和定武刻本两类。所谓定武刻本相传是以唐代欧阳询的临本摹勒上石，辗转流传，至北宋时被发现于定武(今河北正定)，所以称为《定武兰亭》。又传北宋熙宁间薛向出守定武，其子薛绍彭别刻一石而将原石携归长安，并凿损五字以区别于翻刻本。传世的《定武兰亭》不下几千种，但真正的定武原石拓本仅三本。一是元柯九思藏本，二是元独孤长老藏本，曾为赵孟頫所得，三是元吴炳藏本，即本次展览展出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三本中，仅吴炳藏本是五字未损本，其他两本均为已损本，可见其珍贵的程度了。
日本还藏有几件重量级的王羲之书迹唐摹本，下真迹一等，稀若凤毛麟角，珍如拱璧明珠。
宫内厅所藏的《丧乱帖》是王羲之的一幅尺牍，文书俱妙，内容是一篇优美的文章，而其笔法精妙，淋漓酣畅，结体多欹侧取姿，奇宕潇洒，章法自然疏朗，动态呼应，是王羲之所创造的书法体势的典型作品。帖上钤有朱文“延历敕定”之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在唐代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史籍记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帝室保存。”
前田育德会藏的《孔侍中帖》同为唐代传入日本的王羲之书法摹本，全卷由《哀祸》、《孔侍中》和则尤悬》三札组成，各为三行。接帖之处有“延历敕定”之印记，既为流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又示出自唐摹。《孔侍中帖》行笔活泼中带有凝重之感，章法结体显示出欹侧取妍的特色。
王献之的书法宏逸开张。对二王书法，宋黄庭坚曾有一比“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如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山谷题跋》)王献之书学其父，但用笔与王羲之的“内恹”不同，以“外拓”为特点，笔势开张，自成一格。上海博物馆藏的书法重器《鸭头丸帖》虽仅两行十五字，但正是王献之书风的典型代表，开拓跌宕，情驰神纵，用笔流畅，气脉贯通，俊迈秀逸，风神盖世。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千，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墨色润枯相兼，由浓而淡，层次分明，展现出全帖节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不愧是一件“煊赫有名之迹”。
遐迩闻名的“临川四宝”有“三宝”来沪，足以令观者蜂拥。“临川四宝”为清代藏家李宗瀚所藏四件石刻孤本，因其祖籍为临川(今江西抚州)，故称“临川四宝”。这四件珍品为唐拓孤本——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唐刻石《善才寺碑》和隋刻石丁道护书《启法寺碑》。此次有幸展出前三宝。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仕隋为秘书郎，入唐官至秘书监。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得其亲传，妙得王氏家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家”。《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用笔俊朗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清杨宾《大瓢禺笔》云：“庙堂碑刻于贞观间，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未几火烬。”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后命相王旦重刻。清临川李宗翰得元康崾嶝，日藏本，世称唐拓，为存世拓本之最，现存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
褚遂良亦为“初唐四家”之一，字登善，亮之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封河南郡公。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为他的楷书代表作，唐拓孤本。此碑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立石，《宣和书谱》中说到原石于北宋末在长安国子监，后乃佚，而原拓残本初为王世贞所藏，后归临川李宗瀚。
唐石刻《善才寺碑》现藏三井纪念美术馆。《善才寺碑》全称《大唐河南府阳翟县善才寺文荡律师塔碑铭并序》。 碑署褚遂良书，据清王澍、翁方纲考：款乃后人易改，定为魏栖梧书。此碑为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立，原在今河南许昌，久佚，有清临川李宗翰旧藏拓本传世。
说起日本的书法，不能不提到在日本被尊为书法圣人的“三笔”、“三迹”。“三笔”为空海、橘逸势与嵯峨天皇；“三迹”则是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本次展览中，中国观众将有幸饮赏到空海、小野道风与藤原行成三位大师的杰作。
空海既是一位佛教大师，又是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日本文化史名人，他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到长安，学习佛法、书法以及各种技艺。《金刚般若经开题》是空海四十岁左右所写的流利草体，其书风可与中国著名书法家，，不素的名作《千字文》媲美，是他的草书的代表作。他的自由阔达、流丽巧妙的书风为后来书法界“三迹”中的小野道风、藤原行成所继承，为继起的柔和的“和风”书法奠定了基础。空海的影响一直及于后世，宗法者被称为“大师流”。
日本经过长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呈现出和风化的倾向。书道领域，在继承晋唐及“三笔”书道的同时，开始萌生了日本独特的书道艺术。平安时代中期，创建了假名书法的日本本土书道艺术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和风”书道进入了鼎盛时期。
小野道风以汉字草书的形式、结构来书写日语字母，创造了假名书法的新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小野的假名书法。他们三人被称为日本书法的“三迹”。
小野道风以专业书道家的身份走红于醍醐、村上、朱雀三朝，他的书风正是在强调国风化的热浪中产生的。他作为“三迹”的杰出代表，其书法标志着“和风”书法的确立。小野接受了王羲之书法字体中坚实的结体，以求格调高古；又运用蜿蜒丰润的笔致，重笔和淡墨的参差变化，以表现不同的节奏韵律，形成了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书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小野道风《唐诗断简》充分展示了他的书风。
藤原行成的书风富有洗练、均衡及中和之美，点画内含筋骨，纤细处笔致精到入微，格调高古，后世称之为“权迹”。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白氏诗卷》是行成书法的代表作，书写的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八首诗，此时行成四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从诗卷行书中可以体察出他由临习王羲之书法而养育的深厚根基，及对小野道风所开创的和样书风的追求与倾倒。而其匀整的字形，优雅的书风，更可窥见行咸温和稳建的性格。我们从行成的日记《权记》长保五年(公元100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记事中可以知道，他在幽梦中与小野道风相遇并得到其书法的传授，由此吐露出他对道风十分崇敬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