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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分析称,最终赔偿如何确定,更多要看辽宁省、大连市能否形成合力,与中石油完成政策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博弈,而非渔民上访。
最新消息:10月25日,大连金州新区海洋与渔业局下发了《关于开展7·16事故污染海域养殖生产等合法性和真实性认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标志着“7·16”事故发生3个多月后,损害评估与赔偿事宜初步拉开帷幕。
为保证大连市“7·16”事故污染损失评估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份文件针对“7·16”事故污染海域养殖、育苗、加工、捕捞生产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认定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记者看到,这份文件明确了有关生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认定标准以及认定程序,具体为,业主自行申报、村委会调查初审、街道办事处核查复审、区海洋与渔业局抽查认定。
“各街道、各单位要严肃对待调查认定工作,不能敷衍了事,不能放弃审核,要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行为发生,对弄虚作假的生产业户,一经查实取消补偿资格,涉及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通知还要求,相关单位在工作中不能推诿扯皮、不能回避矛盾、不能搁置问题、不能拖延工作,全区务必保证在10月31日前按时完成调查认定任务,按时交送经公示及村、街道签字盖章后的认定明细表。
“我认为养殖户的持续上访以及舆论的压力,让相关部门在损害评估与赔偿工作上的态度开始转为积极,尤其是10月24日,中石油大连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原油储备基地103号油罐的再次爆炸给中石油以及大连市带来了很大压力。”拿到这份通知,金石滩河咀子村村委会主任邵德善百感交集。
63岁的邵德善是大连湾边一个普通的村官,有着40多年的渔民经历,此前一向以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敢于在各级部门面前“开炮”而深得民心。老邵为人耿直,不肯说假话,此前曾多次反映“村官权力过大”、“村官监督机制不够”,并主动要求自己的工资必须由村民对其工作成绩公开评估后决定。
“7·16”事故导致河咀子村所在的海域严重污染,海洋养殖、育苗、加工、捕捞等产业损失惨重,甚至可以说是遭遇灭顶之灾,邵德善也因此成为了村民的维权代表。
除河咀子村,大连金石滩大李家街道的正明寺村,金石滩街道的龙山村、葡萄沟村、满家滩村,董家沟街道的煤窑村等地将近2000户村民,都成了此次污染事件的受害群体。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不对称的、实力相差悬殊的维权抗争。”邵德善感叹。
渔民损失过亿
11月1日下午,金石滩海域,望着世代赖以生存的大海,邵德善眉头紧锁,他的脚下,裸露的岩石上虽然没有了大块的原油,但依旧黑灰一片,踩上去脚底直打滑,“以前,岸线石崖都是一溜望不到边的金黄色,阳光下,这片金光灿烂的海湾真是很美。”他带着记者来到一处“油污死角”,那里仍有没清理干净的石油,“可不能用手捞,有毒的”。
停在滩涂上的渔船仍旧可以看到黑色的石油痕迹,由于石油的腐蚀,渔船上的油漆脱落,一些渔民不得不重新斥资油漆。黑漆漆的缆绳已经不能用了,与缆绳一起扔在岸边的还有大批手套、雨靴,同样沾满了已经固化的石油,因为无法清洗,渔民们只得放弃。
“往日生机勃勃的海湾,现在已经是藻类、贝壳的坟场。”邵德善指着岩石下的藻类说,“原本它们都是褐绿色的,现在都成死灰色,死了。”他背后的海滩边是一座堆积了近20米高的贝壳山,“都是7·16事故后死掉的贝类。”
远处,可以看到零星几艘渔船仍在海面作业,早已没有了往日繁忙的景象,“事故发生后,政府派了专业人员每天在这里洒化学剂,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河咀子村共有村民730人,全都是靠海吃饭,老邵介绍,该村海下养殖面积高达2万亩,海面养殖面积因为近年来被征走了一大部分,仅剩2000亩左右,养殖的水产品主要有牡蛎、夏夷贝、港湾贝、海参、海带、裙带菜等,去年全村产值达到8000万元。
“去年全村海洋养殖集体部分收益500万元,每户村民可以分到两三万元,加上村民自己的养殖收益部分,20%左右的村民年收入可以达到30万元以上,另有10户左右年收入可以过百万元。”
因此,河咀子村成为大连湾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村民生活富足。“但这一切都被三个月前的那场爆炸摧毁了。”邵德善心痛地告诉记者。
他记得7月16日傍晚的雾很大,因此站在河咀子村看不到几十公里外大连新港的冲天大火。
渔民们从新闻中获悉那里发生了一场国内从未有过的特大火灾,“我们惴惴不安,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7月18日清晨,巡海的村民跑来告诉老邵,“天啊,整个海面黑污污一片,都是石油,最厚的油块有20多厘米,邻村的大型油块,有深达1米的!海滩、礁石都被原油覆盖了。”
邵德善回忆,村民们心急如焚,不斷向上反映,一天后,大连市政府开始组织捞油,最初大连市政府提出一个村提供20条渔船出海捞油,一条船一天的奖励是1000元,但这个措施激励效果不大,最后不得不将奖励提升至每桶300元。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邵德善说,捞油确实成为村民们那一段时间的“发财路”,包括河咀子村在内的大连湾的所有渔村都加入了捞油的行列,海面上捞油的船只密密麻麻,多达几千条。
“连一些大学生、市民、商贩都加入进来。”因为奖励丰厚,捞油的百姓竞争激烈,甚至为了争夺海面发生冲突。
一条船出海捞油需要配备三人,一人开船、一人捞油、一人割油,“原油没那么容易捞,凝固的,一捞后面连着一大块,抱都抱不动,因此必须专门配一个人将捞起来的油块割断。”老邵说。
男人们在海里捞油,女人们也不能闲着,她们在岸边守着自家捞上来的“宝贝”,以免被人偷走。
河咀子村一共出动了20条渔船、60个村民出海捞油,“石油是有毒的,但我们没有听到来自任何政府部门的提醒,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就徒手下海了。”
邵德善回忆:“油是徒手捞上来的,有些人干脆赤膊上阵,从海里出来的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就像个鬼一样,只有牙齿是白的。”
一桶油大约在100斤左右,老邵说,那一阵大连的桶都卖疯了,原来二三十元的桶最后卖到甚至高达80元一个,“也有素质不高的渔民弄虚作假,将水、海藻掺杂在里面。”
河咀子村一条船最多一天可以捞140桶原油,捞上来后运到专门的收集地点,10天时间,该村一共捞了16000多桶油,如果全部兑现,河咀子村可以拿到500万元的捞油奖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些村民连命都不要了,身上沾满石油,根本没法清洗,有人用汽油、豆油、肥皂洗,甚至用香蕉水。”
村民们事先并没有被告知原油的毒害,因此在毫无防备措施下,捞油的村民大多出现了蜕皮迹象,伤口处开始溃烂。坊间传闻有不少人捞油时坠入大海,但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目前唯一得到证实因捞油发生意外、坠海身亡的村民只有庙上村的村民崔占友。
35岁的崔占友7月27日和五舅高胜宝同驾一条渔船出海捞油,晚上7点多突然遭遇大浪,船被打翻后崔占友失踪。高胜宝说他也从没在报道上看到任何关于原油对人体的危害。
除了渔船,大连湾海面上当时还有政府部门组织的大量专业捞油队,十多天后,海面上的原油块已经基本被打捞上岸,但海面上仍然有一层明显的油污。
“有一种无路可走、无处诉苦的凄凉。”邵德善哀叹。
被逼上访
8月4日,大连市相关部门通知要在金石滩海域征海用于开发建设,这个通知让河咀子村的村民们坐不住了,“赔偿至今未谈,却急着征海,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政府到底是为百姓说话还是为中石油说话?!”性格耿直的邵德善火了,他带着村民们找到了中石油大连分公司,想问一问中石油对渔民的损失到底赔偿还是不赔偿,但后者说他们找错地方了,让他们去中石油国际仓储有限公司,于是老邵一行又来到了仓储公司。
“保安不让进门,我们在门口从早上9点等到中午12点,中石油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见我们,还叫来了警察。”邵德善回忆。无奈之下,村民们只好打道回府,第二天,四五百名村民在邵德善的带领下去了中石油国际仓储有限公司所在的大连保税区管委会信访办。
按照信访办的要求,村民们选出了5名代表,在他们的见证下,信访办将信访情况传真给大连市政府。“市政府第二天就给了答案,说这事不归保税区管,因为我们受灾的人是在开发区。”
8月23日,连同河咀子村在内的其他几个受灾村一共组织了1000多人来到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局工作人员表示,信访局正向上级领导汇报,“请示由谁来接待”;并要求养殖户选出代表。
信访结果仍然不能让老邵满意,他生气地告诉记者,“我们又是坐了一上午,没有一个领导出来见我们,出来见我们的人说了不算,说了算的又不出来见我们。”无奈之下,村民们又将信访材料通过网络反映至辽宁省信访局,但同样没有回音。
僵持数小时后,在警方警戒和劝阻下,养殖户们散去。警方也开始找有影响力的养殖大户谈话。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开具的一份《维护信访秩序告知书》(下称“告知书”),要求多人走访需推选代表,且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还提出警告:“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
“吓唬我们。”邵德善苦笑,“我们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赔偿办法,成立一个由村民参与的污染损失评估专案小组,由相关部门的专家牵头,制定一个方案。”
“没有办法了,只有上访。”邵德善说。8月26日,近千名养殖户集体赴京上访的计划被当地警方打断,之后,他们“分次、分批”再次赴京。
9月1日傍晚,邵德善与另三个村民在大连火车站碰头,准备连夜乘车前往北京,他们以“去北京旅游”为由摆脱了金石滩街道工作人员的阻挠上了火车。一夜的长途跋涉,9月2日清晨,他们刚出火车站就被有关人员带到了该市驻京办。
“驻京办的主任说,自己家的事情到自己家说。”邵德善回忆,驻京办让他们一起去找中石油,“因为村委会去找中石油和大连市政府去性质不一样”。
中石油信访处一名叫陆海军(音)的处长告诉邵德善:“这次事故无论谁的责任,赔偿的钱都是中石油出,但地方政府必须拿出一个合理合法的依据,有多大损失我们就赔偿多少,没有多少折扣可打。”
邵德善回答:这个态度很好,但我们俩都是球员,我们谁说了都不算,必须找一个裁判,裁判就是专家。”
他的这个态度得到了中石油与大连市驻京办的认可,但中石油不肯给邵德善一行出具书面答复,理由是,中石油在各地出事都是按照地方政府出办法、中石油出钱的处理惯例进行的。
邵德善觉得自己是代表村民来北京的,得不到任何书面答复回去无法跟村民交代,因此坚持要中石油出具书面材料。
双方僵持不下,驻京办答应给老邵出材料,证明陆海军有上述表态,但是回到驻京办后,驻京办主任又变卦了,不肯出具证明材料。
无奈之下,老邵要求对方将上访内容汇报大连市政府,“我给了他们一周时间,否则继续上访”。
此次上访无果而终,老邵他们的上访最终成为了“北京一日游”,临走,他提醒驻京办,此次上访是被逼的,因为在大连走了多少程序都没有人理会村民们的诉求。
“我们不想上访!”
9月2日夜,邵德善一行4人踏上了回大连的列车,8天后,大连市政府出台了文件,明确由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牵头,组织农业部、辽宁省、大连市的专家专门调研处理村民损失事项。大连市海洋渔业局起草了一份文件,提出在调查、摸底、核实之后,预计11月中旬将初步拿出赔偿办法,经公示后,最终进行赔偿。
9月12日,金石滩街道办向邵德善宣读了这个文件,老邵觉得这可以算是对上访的一个积极回应。“我提出应该把這个文件给信访办,让再来上访的村民看到,这样村民们就不会去北京了。”
金石滩街道办回答:难道村支书、村长不代表最基层吗?老邵急了,反问:“你以为现在的村长、村支书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
不幸被老邵言中,河咀子村等村村民根本不信大连市政府有什么积极的态度,9月13日,40多个村民又集体赴京上访。
邵德善又急了,“我看到了文件,我必须要劝回村民”。于是他又追到了北京,找到村民们后,他拨通了大连市驻京办主任的电话,对方正急着寻找这些上访村民。邵德善让对方赶紧将9月12日的文件带来。
在驻京办宣读了文件并表态政府肯定会积极处置后,40多个上访户随邵德善回到大连。
心始终悬着
大连市海洋渔业局副局长栾玉瑄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现在对渔民的赔偿分两块进行,一是对当时在海上清理油污的渔民进行补偿,现在补偿已经全部到位;其次就是对水产养殖户的补偿,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将按照加工、底播等类别进行分行业摸底、核实,对此专门请了5名专家做相关工作,尽力达到公开、公平、公正。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分析称,最终赔偿如何确定,更多要看辽宁省、大连市能否形成合力,与中石油完成政策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博弈,而非渔民上访。
记者获悉,在爆炸案发生两周后,中石油高层领导曾拜会大连市领导,据说已经达成赔偿方案,中石油事实上已经认了,他们肯定会赔偿。但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我这个人一向敢于犯上,直言不讳,不怕得罪人。”老邵对中石油此前的傲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石油不研究如何赔偿老百姓,却急于开表彰会,老百姓看到这个报道都大骂。哪里来的功劳?你中石油在表彰什么?影响太坏了!”
他说,当地政府此前的不作为也是导致村民上访的重要原因,“我们深知污染损失评估过程的复杂和繁琐,我们只是要你能拿出赔偿办法甚至表个态就行,但是各个部门用搪塞回应我们,这让老百姓如何接受?”
他认为老百姓上访之前,对大连市政府有意见是有理由的,“9月2日后我认为政府在积极处理问题”。
10月25日,大连市金州新区海洋与渔业局下发的《关于开展7·16事故污染海域养殖生产等合法性和真实性认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让邵德善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政府部门早一点拿出积极的态度多好!”尽管目前赔偿标准还没有出台,但他认为赔偿标准在大局上应该不会争议太大。
“我听到管委会说,有些村民狮子大开口,我承认难免有个别村民素质不高,但总体而言,政府从感情上应该同情、信任村民,不能再制造对立情绪。比如我们村,损失1亿元左右,不是信口开河,是有据可查的!”
他告诉记者,上面就浮筏养殖曾来征询过他的意见,“我认为赔偿方案,一年一亩不能低于5000元,我的依据是,以最不值钱的海带为例,亩产1.5万斤以上,好年景0.45元一斤,差年景0.2元一斤,平均0.35元一斤差不多。”
河咀子村的村民必然还将靠海吃饭,村民们看到有报道说沉到海底的原油8年、10年都降解不了,因此很担心此次事故的长期影响,并希望政府部门在赔偿时将此考虑进去。
对于赔偿的年限,邵德善认为应该由专家评估后决定,但是他认为最低不能低于4年,因为海参、鲍鱼的生长周期是4年,今年没有了,意味着今后4年都没有收成。“至于专家,必须是老百姓认可的有资质的。”老邵说,他虽然不是专家,但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可以算是一个民间专家。“我是一个公正的人,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河咀子村所在海域附近,11月1日下午,老邵看到仍有渔民下海将已经大部分濒死的扇贝捞上岸。20多个主要来自东北地区的妇女坐在海滩上,在寒冷的海风中挖扇贝丁,她们的工钱是5元一斤,养殖主再将这些扇贝丁以16元一斤的价格卖到外地。
“他们当然不会说产自大连,这种扇贝丁其实不能吃。”老邵介绍,个别养殖户确实有投机行为,扇贝笼挂在海底,上面一层捞上来至今仍有石油味道,下面的吃不出味道,他们就捞起来加工销往外地。
“人吃了会拉肚子的,还有海鱼,海表鱼是不能吃了,中层海鱼,老百姓把头尾剁了再吃。”他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应该立即下通知,禁止食用、贩卖。
谈起未来,老邵说有着太多的不确定。
他不知道村民们何时才能拿到赔偿款。
他也不知道曾经碧清湛蓝的大连湾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彻底走出“7·16”事故的阴影。
谈起中石油百日内在大连湾的两次爆炸,邵德善连连摇头:不应该啊!不应该!
“我们的心可能从此注定将始终悬着!”
最新消息:10月25日,大连金州新区海洋与渔业局下发了《关于开展7·16事故污染海域养殖生产等合法性和真实性认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标志着“7·16”事故发生3个多月后,损害评估与赔偿事宜初步拉开帷幕。
为保证大连市“7·16”事故污染损失评估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份文件针对“7·16”事故污染海域养殖、育苗、加工、捕捞生产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认定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记者看到,这份文件明确了有关生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认定标准以及认定程序,具体为,业主自行申报、村委会调查初审、街道办事处核查复审、区海洋与渔业局抽查认定。
“各街道、各单位要严肃对待调查认定工作,不能敷衍了事,不能放弃审核,要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行为发生,对弄虚作假的生产业户,一经查实取消补偿资格,涉及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通知还要求,相关单位在工作中不能推诿扯皮、不能回避矛盾、不能搁置问题、不能拖延工作,全区务必保证在10月31日前按时完成调查认定任务,按时交送经公示及村、街道签字盖章后的认定明细表。
“我认为养殖户的持续上访以及舆论的压力,让相关部门在损害评估与赔偿工作上的态度开始转为积极,尤其是10月24日,中石油大连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原油储备基地103号油罐的再次爆炸给中石油以及大连市带来了很大压力。”拿到这份通知,金石滩河咀子村村委会主任邵德善百感交集。
63岁的邵德善是大连湾边一个普通的村官,有着40多年的渔民经历,此前一向以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敢于在各级部门面前“开炮”而深得民心。老邵为人耿直,不肯说假话,此前曾多次反映“村官权力过大”、“村官监督机制不够”,并主动要求自己的工资必须由村民对其工作成绩公开评估后决定。
“7·16”事故导致河咀子村所在的海域严重污染,海洋养殖、育苗、加工、捕捞等产业损失惨重,甚至可以说是遭遇灭顶之灾,邵德善也因此成为了村民的维权代表。
除河咀子村,大连金石滩大李家街道的正明寺村,金石滩街道的龙山村、葡萄沟村、满家滩村,董家沟街道的煤窑村等地将近2000户村民,都成了此次污染事件的受害群体。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不对称的、实力相差悬殊的维权抗争。”邵德善感叹。
渔民损失过亿
11月1日下午,金石滩海域,望着世代赖以生存的大海,邵德善眉头紧锁,他的脚下,裸露的岩石上虽然没有了大块的原油,但依旧黑灰一片,踩上去脚底直打滑,“以前,岸线石崖都是一溜望不到边的金黄色,阳光下,这片金光灿烂的海湾真是很美。”他带着记者来到一处“油污死角”,那里仍有没清理干净的石油,“可不能用手捞,有毒的”。
停在滩涂上的渔船仍旧可以看到黑色的石油痕迹,由于石油的腐蚀,渔船上的油漆脱落,一些渔民不得不重新斥资油漆。黑漆漆的缆绳已经不能用了,与缆绳一起扔在岸边的还有大批手套、雨靴,同样沾满了已经固化的石油,因为无法清洗,渔民们只得放弃。
“往日生机勃勃的海湾,现在已经是藻类、贝壳的坟场。”邵德善指着岩石下的藻类说,“原本它们都是褐绿色的,现在都成死灰色,死了。”他背后的海滩边是一座堆积了近20米高的贝壳山,“都是7·16事故后死掉的贝类。”
远处,可以看到零星几艘渔船仍在海面作业,早已没有了往日繁忙的景象,“事故发生后,政府派了专业人员每天在这里洒化学剂,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河咀子村共有村民730人,全都是靠海吃饭,老邵介绍,该村海下养殖面积高达2万亩,海面养殖面积因为近年来被征走了一大部分,仅剩2000亩左右,养殖的水产品主要有牡蛎、夏夷贝、港湾贝、海参、海带、裙带菜等,去年全村产值达到8000万元。
“去年全村海洋养殖集体部分收益500万元,每户村民可以分到两三万元,加上村民自己的养殖收益部分,20%左右的村民年收入可以达到30万元以上,另有10户左右年收入可以过百万元。”
因此,河咀子村成为大连湾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村民生活富足。“但这一切都被三个月前的那场爆炸摧毁了。”邵德善心痛地告诉记者。
他记得7月16日傍晚的雾很大,因此站在河咀子村看不到几十公里外大连新港的冲天大火。
渔民们从新闻中获悉那里发生了一场国内从未有过的特大火灾,“我们惴惴不安,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7月18日清晨,巡海的村民跑来告诉老邵,“天啊,整个海面黑污污一片,都是石油,最厚的油块有20多厘米,邻村的大型油块,有深达1米的!海滩、礁石都被原油覆盖了。”
邵德善回忆,村民们心急如焚,不斷向上反映,一天后,大连市政府开始组织捞油,最初大连市政府提出一个村提供20条渔船出海捞油,一条船一天的奖励是1000元,但这个措施激励效果不大,最后不得不将奖励提升至每桶300元。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邵德善说,捞油确实成为村民们那一段时间的“发财路”,包括河咀子村在内的大连湾的所有渔村都加入了捞油的行列,海面上捞油的船只密密麻麻,多达几千条。
“连一些大学生、市民、商贩都加入进来。”因为奖励丰厚,捞油的百姓竞争激烈,甚至为了争夺海面发生冲突。
一条船出海捞油需要配备三人,一人开船、一人捞油、一人割油,“原油没那么容易捞,凝固的,一捞后面连着一大块,抱都抱不动,因此必须专门配一个人将捞起来的油块割断。”老邵说。
男人们在海里捞油,女人们也不能闲着,她们在岸边守着自家捞上来的“宝贝”,以免被人偷走。
河咀子村一共出动了20条渔船、60个村民出海捞油,“石油是有毒的,但我们没有听到来自任何政府部门的提醒,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就徒手下海了。”
邵德善回忆:“油是徒手捞上来的,有些人干脆赤膊上阵,从海里出来的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就像个鬼一样,只有牙齿是白的。”
一桶油大约在100斤左右,老邵说,那一阵大连的桶都卖疯了,原来二三十元的桶最后卖到甚至高达80元一个,“也有素质不高的渔民弄虚作假,将水、海藻掺杂在里面。”
河咀子村一条船最多一天可以捞140桶原油,捞上来后运到专门的收集地点,10天时间,该村一共捞了16000多桶油,如果全部兑现,河咀子村可以拿到500万元的捞油奖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些村民连命都不要了,身上沾满石油,根本没法清洗,有人用汽油、豆油、肥皂洗,甚至用香蕉水。”
村民们事先并没有被告知原油的毒害,因此在毫无防备措施下,捞油的村民大多出现了蜕皮迹象,伤口处开始溃烂。坊间传闻有不少人捞油时坠入大海,但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目前唯一得到证实因捞油发生意外、坠海身亡的村民只有庙上村的村民崔占友。
35岁的崔占友7月27日和五舅高胜宝同驾一条渔船出海捞油,晚上7点多突然遭遇大浪,船被打翻后崔占友失踪。高胜宝说他也从没在报道上看到任何关于原油对人体的危害。
除了渔船,大连湾海面上当时还有政府部门组织的大量专业捞油队,十多天后,海面上的原油块已经基本被打捞上岸,但海面上仍然有一层明显的油污。
“有一种无路可走、无处诉苦的凄凉。”邵德善哀叹。
被逼上访
8月4日,大连市相关部门通知要在金石滩海域征海用于开发建设,这个通知让河咀子村的村民们坐不住了,“赔偿至今未谈,却急着征海,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政府到底是为百姓说话还是为中石油说话?!”性格耿直的邵德善火了,他带着村民们找到了中石油大连分公司,想问一问中石油对渔民的损失到底赔偿还是不赔偿,但后者说他们找错地方了,让他们去中石油国际仓储有限公司,于是老邵一行又来到了仓储公司。
“保安不让进门,我们在门口从早上9点等到中午12点,中石油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见我们,还叫来了警察。”邵德善回忆。无奈之下,村民们只好打道回府,第二天,四五百名村民在邵德善的带领下去了中石油国际仓储有限公司所在的大连保税区管委会信访办。
按照信访办的要求,村民们选出了5名代表,在他们的见证下,信访办将信访情况传真给大连市政府。“市政府第二天就给了答案,说这事不归保税区管,因为我们受灾的人是在开发区。”
8月23日,连同河咀子村在内的其他几个受灾村一共组织了1000多人来到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局工作人员表示,信访局正向上级领导汇报,“请示由谁来接待”;并要求养殖户选出代表。
信访结果仍然不能让老邵满意,他生气地告诉记者,“我们又是坐了一上午,没有一个领导出来见我们,出来见我们的人说了不算,说了算的又不出来见我们。”无奈之下,村民们又将信访材料通过网络反映至辽宁省信访局,但同样没有回音。
僵持数小时后,在警方警戒和劝阻下,养殖户们散去。警方也开始找有影响力的养殖大户谈话。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开具的一份《维护信访秩序告知书》(下称“告知书”),要求多人走访需推选代表,且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还提出警告:“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
“吓唬我们。”邵德善苦笑,“我们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赔偿办法,成立一个由村民参与的污染损失评估专案小组,由相关部门的专家牵头,制定一个方案。”
“没有办法了,只有上访。”邵德善说。8月26日,近千名养殖户集体赴京上访的计划被当地警方打断,之后,他们“分次、分批”再次赴京。
9月1日傍晚,邵德善与另三个村民在大连火车站碰头,准备连夜乘车前往北京,他们以“去北京旅游”为由摆脱了金石滩街道工作人员的阻挠上了火车。一夜的长途跋涉,9月2日清晨,他们刚出火车站就被有关人员带到了该市驻京办。
“驻京办的主任说,自己家的事情到自己家说。”邵德善回忆,驻京办让他们一起去找中石油,“因为村委会去找中石油和大连市政府去性质不一样”。
中石油信访处一名叫陆海军(音)的处长告诉邵德善:“这次事故无论谁的责任,赔偿的钱都是中石油出,但地方政府必须拿出一个合理合法的依据,有多大损失我们就赔偿多少,没有多少折扣可打。”
邵德善回答:这个态度很好,但我们俩都是球员,我们谁说了都不算,必须找一个裁判,裁判就是专家。”
他的这个态度得到了中石油与大连市驻京办的认可,但中石油不肯给邵德善一行出具书面答复,理由是,中石油在各地出事都是按照地方政府出办法、中石油出钱的处理惯例进行的。
邵德善觉得自己是代表村民来北京的,得不到任何书面答复回去无法跟村民交代,因此坚持要中石油出具书面材料。
双方僵持不下,驻京办答应给老邵出材料,证明陆海军有上述表态,但是回到驻京办后,驻京办主任又变卦了,不肯出具证明材料。
无奈之下,老邵要求对方将上访内容汇报大连市政府,“我给了他们一周时间,否则继续上访”。
此次上访无果而终,老邵他们的上访最终成为了“北京一日游”,临走,他提醒驻京办,此次上访是被逼的,因为在大连走了多少程序都没有人理会村民们的诉求。
“我们不想上访!”
9月2日夜,邵德善一行4人踏上了回大连的列车,8天后,大连市政府出台了文件,明确由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牵头,组织农业部、辽宁省、大连市的专家专门调研处理村民损失事项。大连市海洋渔业局起草了一份文件,提出在调查、摸底、核实之后,预计11月中旬将初步拿出赔偿办法,经公示后,最终进行赔偿。
9月12日,金石滩街道办向邵德善宣读了这个文件,老邵觉得这可以算是对上访的一个积极回应。“我提出应该把這个文件给信访办,让再来上访的村民看到,这样村民们就不会去北京了。”
金石滩街道办回答:难道村支书、村长不代表最基层吗?老邵急了,反问:“你以为现在的村长、村支书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
不幸被老邵言中,河咀子村等村村民根本不信大连市政府有什么积极的态度,9月13日,40多个村民又集体赴京上访。
邵德善又急了,“我看到了文件,我必须要劝回村民”。于是他又追到了北京,找到村民们后,他拨通了大连市驻京办主任的电话,对方正急着寻找这些上访村民。邵德善让对方赶紧将9月12日的文件带来。
在驻京办宣读了文件并表态政府肯定会积极处置后,40多个上访户随邵德善回到大连。
心始终悬着
大连市海洋渔业局副局长栾玉瑄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现在对渔民的赔偿分两块进行,一是对当时在海上清理油污的渔民进行补偿,现在补偿已经全部到位;其次就是对水产养殖户的补偿,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将按照加工、底播等类别进行分行业摸底、核实,对此专门请了5名专家做相关工作,尽力达到公开、公平、公正。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分析称,最终赔偿如何确定,更多要看辽宁省、大连市能否形成合力,与中石油完成政策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博弈,而非渔民上访。
记者获悉,在爆炸案发生两周后,中石油高层领导曾拜会大连市领导,据说已经达成赔偿方案,中石油事实上已经认了,他们肯定会赔偿。但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我这个人一向敢于犯上,直言不讳,不怕得罪人。”老邵对中石油此前的傲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石油不研究如何赔偿老百姓,却急于开表彰会,老百姓看到这个报道都大骂。哪里来的功劳?你中石油在表彰什么?影响太坏了!”
他说,当地政府此前的不作为也是导致村民上访的重要原因,“我们深知污染损失评估过程的复杂和繁琐,我们只是要你能拿出赔偿办法甚至表个态就行,但是各个部门用搪塞回应我们,这让老百姓如何接受?”
他认为老百姓上访之前,对大连市政府有意见是有理由的,“9月2日后我认为政府在积极处理问题”。
10月25日,大连市金州新区海洋与渔业局下发的《关于开展7·16事故污染海域养殖生产等合法性和真实性认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让邵德善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政府部门早一点拿出积极的态度多好!”尽管目前赔偿标准还没有出台,但他认为赔偿标准在大局上应该不会争议太大。
“我听到管委会说,有些村民狮子大开口,我承认难免有个别村民素质不高,但总体而言,政府从感情上应该同情、信任村民,不能再制造对立情绪。比如我们村,损失1亿元左右,不是信口开河,是有据可查的!”
他告诉记者,上面就浮筏养殖曾来征询过他的意见,“我认为赔偿方案,一年一亩不能低于5000元,我的依据是,以最不值钱的海带为例,亩产1.5万斤以上,好年景0.45元一斤,差年景0.2元一斤,平均0.35元一斤差不多。”
河咀子村的村民必然还将靠海吃饭,村民们看到有报道说沉到海底的原油8年、10年都降解不了,因此很担心此次事故的长期影响,并希望政府部门在赔偿时将此考虑进去。
对于赔偿的年限,邵德善认为应该由专家评估后决定,但是他认为最低不能低于4年,因为海参、鲍鱼的生长周期是4年,今年没有了,意味着今后4年都没有收成。“至于专家,必须是老百姓认可的有资质的。”老邵说,他虽然不是专家,但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可以算是一个民间专家。“我是一个公正的人,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河咀子村所在海域附近,11月1日下午,老邵看到仍有渔民下海将已经大部分濒死的扇贝捞上岸。20多个主要来自东北地区的妇女坐在海滩上,在寒冷的海风中挖扇贝丁,她们的工钱是5元一斤,养殖主再将这些扇贝丁以16元一斤的价格卖到外地。
“他们当然不会说产自大连,这种扇贝丁其实不能吃。”老邵介绍,个别养殖户确实有投机行为,扇贝笼挂在海底,上面一层捞上来至今仍有石油味道,下面的吃不出味道,他们就捞起来加工销往外地。
“人吃了会拉肚子的,还有海鱼,海表鱼是不能吃了,中层海鱼,老百姓把头尾剁了再吃。”他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应该立即下通知,禁止食用、贩卖。
谈起未来,老邵说有着太多的不确定。
他不知道村民们何时才能拿到赔偿款。
他也不知道曾经碧清湛蓝的大连湾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彻底走出“7·16”事故的阴影。
谈起中石油百日内在大连湾的两次爆炸,邵德善连连摇头:不应该啊!不应该!
“我们的心可能从此注定将始终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