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题为“人类学与都市文明”的第十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于2018年11月3日—4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议题涉及都市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时空与社区、新移民与城镇化、都市音乐与艺术等，与会学者讨论了在现今世界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通过自己的研究展现了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一些着力点。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人类学家不仅要关注边缘地区的文化与社会，也应该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都市文明。
　　关键词：都市文明;他我之间;人类学高级论坛;关怀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1-0152-05
　　
　　人类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直面当下、有所担当的学科。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城市问题渐趋复杂多样。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的学科重建以及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日益成熟，并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学高级论坛自其诞生之日起，经山地—乡村—草原—流域等人类生活文明形态的讨论，于2018年11月3日-4日驻足都市，在上海举行了主题为“人类学与都市文明”的第十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本届高级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与人类学高级论坛联合主办，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和贺州学院承办，来自弗罗里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海内外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学术期刊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与会学者围绕都市空间、社区参与、新移民、城镇化、都市民俗、都市音乐等子议题展开交流探讨。
　　2018年10月7日，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台北逝世。为缅怀乔先生，本届论坛特安排“追念乔健先生的人生与学术”活动，主持人范可教授在简单介绍了他与乔先生相识相知的经历之后，代因病未能出席的乔先生公子乔立博士宣读了乔先生的生平。其后，张展鸿、周大鸣、徐新建、赵树冈4位教授依次表达了对乔先生的追思。张展鸿教授介绍了乔先生对香港人类学届的贡献：他将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由3位老师、不足10名学生的规模发展到今天的9位老师80多名学生，其一生为推动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周大鸣教授回忆乔先生率先将香港的人類学研究带到大陆，以香港为桥梁连接两岸学术界，为两岸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徐新建教授回忆了和乔先生的诸多学术会面，认为对乔先生最重要的一个评价是：乔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们这一辈人纪念乔先生，第一个是缅怀，第二个是继承;赵树冈教授讲述了乔先生早年在台湾的求学经历以及他后来在台湾的学术活动，认为乔先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学者。其后，大家共同观看了由乔立博士制作的缅怀乔健先生的视频。
　　本届论坛的第二项议程是由徐杰舜教授主持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交接仪式”，从今年起由范可教授接替周大鸣教授出任新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
　　一、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应用
　　理解都市人类学的发展是我们进行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既要站在整个人类学的发展脉络里来讨论，又要在作为整体的外在社会变迁的语境中来考量。在本届论坛中，周大鸣教授等学者从学科发展及其应用角度对都市人类学进行了宏观梳理。
　　在主题演讲中，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回顾了国外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并总结了中国都市人类学的30年研究历程。他强调，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的系统性发展首先得益于1986年以来中山大学与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顾定国（Greg E. Guldin）教授的合作。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都市人类学铸就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其研究主体包括：（1）农民工、外国人等在内的都市移民研究;（2）邻里、社区重建等的城市社区民族志;（3）诸如蚁族、监狱犯人等的都市特殊群体研究;（4）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内的城市宗教研究。在方法论上，周教授认为：参与观察与整体观依旧是都市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最后，他对都市人类学未来发展做了展望，认为未来的都市人类学研究除了要追求应用性、文化多元性、综合性、理论性以外，也要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进行辅助研究。
　　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总结了17年来人类学高级论坛的线性演化逻辑，更对本次的“都市文明”主题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现实思考。他以“人类学进城”的话题开场，认为本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上海召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是“中国人类学进城”的隐喻。在讨论“都市文明”这一概念时，他指出人类学高级论坛一直致力于将“文明”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对人类学不同层面、不同区域的话题进行考察。“都市文明”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城镇化，而关注城镇化不仅要关注数据增长和表面繁华，更要关注其中的形和神——人和人的行动。其后，徐教授从宏观到微观，以地标作为城市的一个进入点，对城市进行时空解构，定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城市——多元的空间组合，它重叠着各具象征的地理标志，是一个时空的构成体，并以望江公园的历史演变为例，通过地理地标的讨论，在时空解构中，演绎了对西南城市的一个理解。
　　中山大学的杨小柳教授对新时代中国都市人类学的新发展进行了一个导引性的发言，她的发言对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脉络、前瞻、现状进行了一个全局和宏观的梳理。杨小柳认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都市人类学可以从移民研究的突破和创新、城镇化研究理论的提升以及应用研究的突破这3方面入手。其中，移民研究中要重点把握人口迁移的动向、民族地区的移民、大城市中的国际移民等内容;城镇化研究理论通过对城镇化模式的理论提炼，对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城市发展模式进行讨论，对移民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进行提升;而在其应用研究层面，则可以从多点民族志、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应用层面的突破等方面入手。
　　人类学产生本身就是应用的结果，在复杂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关注其应用性符合学科内在发展与社会外在变迁。美国弗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人类学系的Gerald F. Murray教授认为，通过应用研究，人类学家可以选择介入甚至影响中国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提出并且传播令人信服的关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他相信人类学可以对迅速发展的中国提出新的见解。在发言中，Murray教授不但介绍了应用人类学的演变及其丰富性，还以在海地Hispaniola岛的应用人类学研究为例，指出在当地从砍伐森林（deforestation）到重造森林（reforestation）的过程中，他作为人类学家，实际上是在居民和机构之间扮演着类似文化经纪人（culture-broker）的角色。为了推动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他认为首先将大学作为一个推广基地，加强对学生的训练，这或许是一个可行之策。最后，Murray教授指出，人类学家可以选择介入甚至影响中国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提出并且传播令人信服的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他相信人类学可以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生活提出新的见解。 　　二、都市人类学的经典议题：时空与社区
　　时空与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与互动的基本载体，时常引发人类学家尤其是都市人类学家对其的关注与研究。本次论坛中有诸多学者对这一经典议题展开探讨。在主题演讲中，来自复旦大学的潘天舒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他关于上海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实践进行的研究，潘教授尤其关注士绅化（gentrification ）语境中的石库门意义世界，他在这里纳入了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的“社会时间”（social time）和 “纪念碑时间”（monumental time）两个概念来对他的研究进行说明，指出最近20年以来围绕石库门的精英话语转变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巨大脱节。在此基础上，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上海的社会特点，指出上海都市田野研究的3条主要路径应该是都市人类学、商业和技术人类学、以及医学人类学。
　　中山大学的孙九霞教授对亚运会背景下的荔枝湾的城市社区空间再生产进行研究，为大家展现了荔枝湾在亚运会前后的人文建构以及多声道协商的过程。她通过“事件性过程”将荔枝湾的空间生产分为前亚运时期（2009年之前）、亚运筹备期（2009-2010年）、亚运进行时（2010年）、后亚运时代（2010年以来）这几个历时阶段。她的研究说明大型事件往往可以成为空间生产的关键时间点，大型事件举办前具有急剧性特点，举办后作用力减弱。此外，从荔枝湾的个案中也可以看出，空间实践、空间再现以及再现空间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对荔枝湾的构想心灵空间，不仅包含着由上到下的政府的构想，也包含着由下到上的居民与使用者的构想，个体对此的感受，尤其是他们的时间感也是穿梭于其间的。
　　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展鸿教授对香港的都市人类学进行了梳理，回顾了早期Barbara Ward、Maurice Freedman、James Watson等人类学家的新界研究。在此基础上以香港新界元朗地区为田野调查点，探讨香港沿岸污染问题在从20世纪70年代发生以来，如何影响了传统的稻米生产、淡水漁业、和牡蛎养殖等行业的发展，他关注渔民如何应对这些变迁，从而找出解决办法。张教授通过香港新界元朗地区的牡蛎养殖，突出社会复原力、适应和转型对于理解灾后重建和社区参与的各种经验和策略的重要性。
　　年轻学子对都市中的时空与社区议题十分感兴趣，并且带来了精彩的研究。其中，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罗文宏博士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城市地标性建筑——现代博物馆的研究。她首先指出，近年来中国兴起一股强烈的“盛世修史”和“盛世收藏”传统文化热潮，博物馆运动在各个城市进行得轰轰烈烈。她以当代博物馆运动的再造为例，来展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具体的理解并且实践出文化的空间感，同时形成一种对文化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在当下的现实中展开对过去的想象，将其在当下挪用、重构和展演。山东大学的本科生闫冰主要对济南宽厚里这一公共空间进行研究。指出济南宽厚里怎么样利用诸如建筑和戏剧等技术，将“宽厚里”这一公共空间从最初的老街拆迁空地建设为官方宣传的“老济南风情一条街”，她运用想象工程理论（Imagineering），分析了宽厚里这一空间对“老济南”这一文化象征的生产和还原，以及这一活动如何迎合大众消费的过程。
　　三、都市转型过程中的新移民与城镇化研究
　　人类学一直致力于解决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新移民与城镇化就是这样一个既立足于当下，又有宏大关怀的问题。在本届论坛中，多位学者对都市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移民、城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云南大学的朱凌飞研究员、王越平副教授和湘潭大学的张恩讯老师分别以中老边境磨憨口岸、中越边境河口县“越南街”和老挝琅勃拉邦省N县为例，探讨了人口流动、新移民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朱凌飞认为城镇化本身就是一种流动，流动性成为城镇和乡村最为本质也最为明显的差别。随着昆曼公路的全线贯通、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流动性在磨憨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在这一过程中，“当地人”地理空间、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受到冲击，地方性的意义不断被消解;与此同时，外来人口的流动则进一步强化了“非地方”的意义。朱凌飞认为，作为边境口岸的磨憨在未来发展中中介、联通、流动的价值和意义将不断得到强化，其城镇化进程中的流动的现代性特征也将愈加显著。
　　王越平认为全球化时代空间的建构与展演已成为地方和全球互动的重要的手段和呈现方式，而在“例外空间”可以呈现出多种力量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县“越南街”这一独特的商街就是这样一个“例外空间”，从自发的边民互市点发展成为越南商贸城，参与这一过程的越南商人、中国商人、越南商品和消费者共同参与到空间内涵和空间结构转化之中，不断强化和明晰“越南街”与周边社区的界线，逐渐形成“越南街”的象征隐喻和地方感。
　　自中国和老挝恢复外交关系后，以云南农场和湘中小商品市场为依托的湖南商贩开始赴老挝经商，对当地环境和经济产生冲击。张恩讯从历史视角分析了中国新移民在琅勃拉邦N县的发展历程，将中国新移民所扮演的角色归纳为引入廉价的中国商品、推广现代生产生活工具、推广农业养殖种植技术、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和普及集体贸易体系，并反思中国新移民为融入当地所做的努力。
　　人口流动不仅体现在边境地区和国家之间，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也为人类学所关注，参与本次论坛的两位青年学子研究的即是进城务工人员与城镇化的关系。安徽大学的刘辰东通过对以拉面为业的青海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发现在其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经济生活、政治参与、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心理认同5个方面上的困境，各类社会组织——包括政府组织、政府设立的民族工作组织、半官方的职能性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发挥了稳定、引导、协调管理、培养教育等作用，帮助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并融入城市。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羊拉乡是一个劳务输出历史悠久的地方，云南农业大学的孙秀清通过调研，归纳出当地劳务输出产业化、外出务工比例较大、离乡不离土的转移方式和依靠亲缘网络的务工形式等特点，认为劳务输出改善了当地生计的脆弱性，增强了人力资本，影响了新农村建设，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二元社区”，建议对农村劳动力加强技术性培训，政府引导劳务输出，并发挥留守妇女的创业技能。 　　南京理工大学的李晓斐副教授以河南的两个小城镇为例，重新审视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关于小城镇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策略，即规模经营与家庭工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他认为，对小城镇理论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工农城乡是连续整体而非割裂对立的理论框架下，从认知层面打破环境和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将小城镇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行为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从根本上理解城镇化、工业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和资本不断向城镇汇集，对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冲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次论坛上多位学者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城镇化进行研究。武汉大学的李翠玲副教授在对一个珠三角村庄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认为以个人自愿参与为基本特征的民间信仰，不仅实现了宗教活动的公共性转型，帮助其寻求存在感和归属感，还提供了培育公民道德、能力和责任的有效途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她认为，民间信仰的公共性总体上局限于村落范围，建立在个人意志上的民间信仰有着巨大的功利性，不具普遍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中国幅员辽阔，社会文化差异显著，其他地区的民间信仰能否产生公共性很難判断。
　　任职于中山大学的詹虚致博士以广东省顺德区为例，从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出发，指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基层民主建设的完善，女性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需要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但目前女性参与基层治理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女性社会地位偏低，对男性的依附强，基层治理参与度不高等等。她最后尝试提出借鉴和推广，如推动妇女团体向女性社会组织转化、引入社工和社会组织的参与等。
　　四、都市人类学中的艺术与民俗研究
　　在都市的生活行为中，音乐、艺术与民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中已有一个艺术人类学的分支研究，本届论坛也收纳了10余篇有关音乐、艺术与民俗的研究，此处选取其中五篇进行一个梳理。
　　浙江音乐学院的南鸿雁副教授对古琴在当下都市中的文化意涵进行研究。她指出，21世纪以来，随着被联合国授予“非遗”身份，古琴在都市生活中逐渐成为传统精英文化的代表，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与教学活动争奇斗艳。四川大学的韦仁忠教授对城市里的“花儿”进行研究，指出“花儿”在从本土化发展，到通过城镇化和现代媒介语境进入城镇的过程中，其传承方式发生了变化，城镇化背景下的“花儿”是次生态的，是打上时代烙印的变相存在和其生命的再次延续，而新的传承方式和场域是“花儿”文化生态的移植与延展。南京艺术学院的杨曦帆教授以都市里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宗教艺术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杨教授认为，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不仅是对音乐的选择，更是少数民族在现代都市中寻找文化身份的努力。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访问教授Stefan Krist 研究了布里亚特蒙古族（Buryat-Mongolian）的传统体育比赛过去和现在在城市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赛马，布里亚特摔跤和布里亚特射箭这3个“男子汉气概的比赛”（manly games）是布里亚特男子自古以来在草原上练习的运动，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的竞争在城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延续至今，被用于政治和其它宣传目的，其中最有效的是建立或加强生活在城市中的布里亚特人的民族、种族、区域和专业等身份认同。任职于南京大学的邱月博士聚焦于川西北羌族地区震后十年间羌绣发展，指出在大地震后羌绣历经了被关注、资本征用和规范化，最后又回归妇女日常生活的过程。
　　对于本届论坛增设“都市音乐与艺术”分论坛，杨曦帆教授赞赏有加，认为这样的交流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都市中的艺术，以及音乐与人的关系。同时提议从事音乐和艺术研究的学者要多学习人类学知识，进而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贯彻在对艺术的研究之中。
　　五、他我之间：都市人类学中的观照镜
　　对“他者”（other）的研究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也是都市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上海复旦大学的娄云鹤副教授将新加坡作为“城市文明”研究的活态样本，解读了新加坡建国53年以来，从渔村发展到港口，再发展到城市的过程。中山大学的夏循祥副教授以基础设施的延伸概念“公民基础设施”为出发点，探讨了香港市区重建中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社会组织及其网络，并以香港利东街的经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他指出，形式多元、层次丰富的社会组织成为（公民）基础设施，对城市进行有效治理，他们既能够为个体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暴力和暴政的发生可能。刘谦副教授认为夏老师的研究与上述娄老师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站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网络的层面来谈城市，香港研究和新加坡研究的共通之处在于，可以用基础设施这种硬件的存在，去承载其中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建设。华东师范大学的刘琪副教授通过对两个西南边疆小城镇——独克宗和阿墩子的历史由来、空间格局、人群结构与仪式体系的梳理，发现这两个城镇都具有很强的混乱性。她进一步思考，在一个人员如此密集和混杂的场域中，城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汇集人们的连接，来产出人们的秩序和智慧的？她认为，混杂与整合、内与外之间的张力，是这两个城市的典型特征，对边疆城镇的考察，未尝不能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城市研究带来思考。中山大学的姬广绪副研究员聚焦对线上非洲人刻板印象的研究。他发现基于内容文本的相关性算法和基于用户网络画像的相关性算法，忽视了多元文本的呈现，民众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内容是被筛选过的，黑人形象被过滤为“懒惰、笨、不遵守秩序”等，这形成了“算法偏向”。最后他对算法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反思，他呼吁算法应该强调不同变数：增加奇遇、多添一些人性，对微妙的身份差异多些敏感，算法应该担当起宣传公共议论、培养公民精神的责任。
　　六、结语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第十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于11月4日上午闭幕。在闭幕仪式上，徐杰舜教授宣布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几项决议：第一，决定2019年3月22号到23号，在中山大学举办“乔健学术思想与中国人类学发展研讨会”;第二，2019年9月20号到22号，在云南农业大学举办第十八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是“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第三，决定改组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组建主席团，选举王明珂、张展鸿、范可、周大鸣、徐新建、彭兆荣、简美玲为主席团主席，选举徐杰舜为荣誉主席。此外，还增补赵树冈、潘天舒等7人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杨小柳等3人为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
　　总而言之，第十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所探讨的议题都是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诸多学者或从宏观处对都市人类学的学科架构进行整体性把握，或从都市文明中的时空、城镇化、新移民、艺术民俗等不同剖面进行分析，既体现了人类学的与时俱进，又体现了人类学的人文关怀。总体而言，学者们都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类学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有志于进一步深入都市文明研究。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