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悲剧大都个体意识较弱，含蓄蕴藉、顺从忍耐成为其主要特征；在悲剧冲突方面，一般表现为善恶冲突，悲剧作品的主体是传统伦理造就的人，是善的化身，其间的悲剧冲突多是外在的，而对人物内心冲突的描写则几乎没有。
　　《桃花扇》悲剧观念的民族性变迁在于其情境悲剧的特点。剧本的宗旨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同时通过“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剧中也有儿女情长的抒情渲染，侯李两人的爱情是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展开的，但这部悲剧真正要表现的是从个人恩怨到整个历史背景这样多层次的悲剧氛围，这种悲剧可称为情境悲剧。在这种悲剧中，悲剧性格、悲剧情节都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是构成悲剧情境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层次；而另一方面，故事中的历史——时代环境则成为悲剧氛围构成的最重要因素。
　　《桃花扇》中的悲剧情境，最具体的当然是马士英、阮大铖迫害侯方域、李香君的情节，而这一情节的背后是风雨飘摇的南明小王朝，结党营私的奸佞、争权夺利的诸藩、扼脘空叹的文士等，这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桃花扇》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又处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背景中，这一历史背景和清兵南下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桃花扇》将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水乳交融地加以结合，把整个戏统一于苍凉的悲剧气氛中，并且剧中的悲剧气氛是随处可见的：
　　第一出《听稗》中侯方域等人出场时唱的曲子：
　　[恋芳春]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故事开始是侯方域等几位文人外出赏梅的情景。而这一开始的曲子就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
　　《沉江》一出以众人的合唱对殉国的史可法致以礼赞：
　　走江边，满腔悲愤向谁言？老泪风吹雨，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宴。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
　　这使人感动的，不仅是英雄赴义的壮烈激昂，更是他生不能力支残局、死不能于事有补的悲哀，终了只是“万事付空烟”。
　　从清初的李渔开始，不少人在谈论中国戏曲的结局处理时，喜欢用“大团圆”来概括。正如李渔所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及至《桃花扇》，中国戏曲中的“大团圆”俗套才被打破。《桃花扇》的悲剧主人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仰上的，然而南明小王朝最终覆灭了。他们相遇于白云庵，重叙旧情，似乎可以出现一个团圆的场面时，却被道士张瑶星撕破以李香君的鲜血染成的桃花扇，喝断了这一段儿女之情：
　　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一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故“国破”自然“家亡”了，两人只能以各自出家作为结局。
　　《桃花扇》之结局是高度伦理化的、主观的、理性的。侯李的相遇是偶然的，但他们的爱情不可能有圆满结局，则是由作品主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所决定的。
　　在《桃花扇》以前，国剧大多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如果撇开剧情看，一方面，处处弥漫着的悲情色彩会因“大团圆”而得以中和，减轻导致观众心理创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许多国剧里“大团圆”都表现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某种期待，这是一种非现实的期待。国剧这种“大团圆”方式的民族心理基础，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冤冤相报，这是一种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宿命观，它仿佛等不及上天的报应，而急于在舞台上表现这种报应，观众们曾经在舞台上看到过那种残酷与激烈的斗争与残杀，也就被缓解了。终场以“余韵”作结，由苏昆生、柳敬亭与老赞礼评说南朝兴亡，点出全剧主旨，特别是打破传统剧作的“大团圆”俗套，突出了悲剧结局意味无尽的美学效果。
　　《桃花扇》的悲剧艺术特色在于，通过一连串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事件，一步步把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积聚起来，推向高潮。作品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族悲剧之观念化的阐释特点，将个人遭遇同南明王朝兴亡相结合，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与文人的反思。其结局则打破了“大团圆”模式，对后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红楼梦》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
　　1.《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小说戏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3.王季思等《中国戏曲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4.〔清〕李渔《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
　　5.赵建国《观念化的结局——〈桃花扇〉的“大收煞”刍议》，《河北学刊》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