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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清华大学的一些同学成立了“好读书”协会,主旨是在清华校园里推广钱钟书先生“好读书,读好书”的理念,倡导清华同学们养成读好书的习惯,提升同学们的阅读品位。大概是听说我过去曾经对钱先生的小说有所评论吧,所以负责的同学约我给他们自编的《好读书》杂志写点关于读书的文字。尽管琐事缠身,我还是欣然应允了。因为在多媒体当了教学之道、视觉术抢了人眼之球的今天,还有不少同学想好好读书、读读好书,委实是难得的好事。
然则,古今中外,典籍无数,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呢?这恐怕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幸好有一条人所公认的阅读经验,或许可以算作好书之为好书的检验标准,那就是“好书不厌百回读”。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是这样一部经得住人们反复阅读的好书,所以这里就说说我的一些阅读感受吧。
《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然而“余生也晚”,直到1979年这本书重版了,一时间成为非常紧俏的著作,我才好不容易托人从新华书店“走后门”购得一本,拿到书可能已是1981年的春天了。这时我正在读大四,古典文学的经典文本和关于它们的重要研究论著已读过一些,原以为《宋诗选注》也跟同一系列的“古典文学普及丛书”如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注》、余冠英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和《唐诗选》、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等差不多,一读才发现大不一样。当然,这些先生都是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他们的著作也都值得参考,但共同的特点或缺点是不免学究气或教条味,社会历史的背景知识讲了很多而对诗歌艺术的精细解析很少,并且缺乏学术个性,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宋诗选注》就不同了,钱先生也对宋诗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所叙述,但讲得要言不烦、大气磅礴而又灵活生动、极富美感,如序言一开篇讲宋王朝的光荣与窘迫,就是迥异时流的大手笔: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
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
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宋的国势
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
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
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
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
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
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
随后,钱先生又指出宋代诗人继辉煌的唐诗之后在艺术上也处于既幸运又不幸的困局,身在困局中的他们试图有所拓展和推进,却不敢冒险突围,所以虽然颇有些极精细的小收获却难有突破性的大作为,宋诗的特色和缺点正是由此而来。对此,钱先生的叙述和分析同样是精彩不凡的大手笔。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序言里叙说宋代诗人面临的困境及其写作的焦虑,居然从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生怕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恼讲起: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
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
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
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
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
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
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
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
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
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
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
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
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
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
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
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
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
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
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
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
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
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
“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
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
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
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
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
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
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
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
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
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
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鄙薄宋诗
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
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
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
如此这般的困局和苦恼并非宋代诗人所独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后代作家面对前人的辉煌成就都会有如何推陈出新的压力,只不过宋代诗人的境遇和反应特别典型而已。所以,这是文艺史上的一个普遍的难题,1973年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推出的著作《影响的焦虑》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本书成了西方当代批评的杰作。西方人不知道早在1958年。远在中国的钱先生就在《宋诗选注》的前言里把这个现象、这个问题解析得一清二楚了。
与这些大手笔、大判断相辉映的,是钱先生对具体诗作之精彩纷呈并且饶有趣味的注解。由于时代的推移和语言的变迁,古典诗文对后世的读者来说总是有距离感的,加上诗又是一种精微的语言艺术,而古典诗歌又特别的简约含蓄,所以今天读来更难免雾里看花般的隐隐约约,这就需要专家给予一些注释以至解释。做注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少学问很好的专家学者在古典诗词的注解上最常犯的一病。就是“释事而忘艺”。所谓“释事”,指的是对古典诗词中的典故之注解以及所牵涉到的历史背景之考证等等,这样的注释和考证当然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但问题是不少专家学者喜欢“以诗证史”,常常把诗歌文本当作历史文献进行详尽无遗的考证,却完全忽视了诗词是一种语言艺术而非历史的纪实,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也许是为了纠正这种缺失吧,就出现了一些偏重解读古典诗词艺术的注解以至于进行诗词篇章分析的欣赏文章,可惜的是许多注家对所谈的艺术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此大多语焉不详,而常见的欣赏文章多半是印象式的感受,给人唠叨费词却莫名其妙之感。钱先生不仅是博通中外的学问家,而且是精于艺术鉴赏的批评家。有鉴于上述问题,尤其是把诗歌艺术与历史文献混为一谈的问题,他在本书的序言里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 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这段话表达了钱先生对艺术与历史、考订史实与欣赏艺术的原则性分疏。《宋诗选注》的注解就严守这个分际,所以对典故的注释和史实的考证很节制,只限于必须的范围,而对诗的艺术特点和诗人的艺术慧心则着力发掘,这是《宋诗选注》最为出彩之处。
例如对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名作《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的注解。《州桥》全诗只有短短4句28个字: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
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钱先生加了两条注解。第一条是在诗的副题后,是这么说的:“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范成大出使到金,因此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写了72首七言绝句和一卷《揽辔录》。这首写的是北宋旧京汴梁的州桥——《水浒》里杨志卖刀的天汉州桥。”这是对诗的写作背景的题解。宋王朝南渡到临安(今杭州)后,只知向金国称臣纳贡以换得暂时的苟安,并没有发愤恢复中原的意思,但北方的遗民百姓仍然日思夜盼着王师的到来。北方人民的这种心情肯定是真的,可是他们当真能像范成大描写的那样,在已成敌占区的汴梁大街上拦住南方使臣,悲痛地询问王师何日恢复中原么?由于范成大的使者身份,所以读者很容易觉得这首诗是纪实之作,人们一向都是这样理解的。然而不然,据钱先生的考证,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事情,而只是范成大的艺术想象。不过,钱先生并没有用考证来否定范成大的诗,反而更加突出了这首好诗敢于超越生活表象而深入揭示人物内在心情的杰出艺术造诣。且看钱先生在第二条注解里的出色发挥:
这首可歌可泣的好诗足以说明文艺作品里
的写实不就等于埋没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揽
辔录》里写汴梁只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
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说:“遗黎往往垂涕嗟
啧,指使人日:‘此中华佛国人也!”’比范成大出
使早一年的楼钥的记载说:“都人列观……戴白
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日:‘此宣和官员
也!”’(《攻媿集》卷一百十一《北行日录》上)比
范成大出使后三年的韩元吉的记载说:“异时使
者率畏风埃,避嫌疑,紧闭车内,一语不敢接,岂
古之所谓‘觇国’者哉!故自渡淮,虽驻车乞浆,
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
之从行者反复私焉,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
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南涧甲乙稿》卷
十六《书<朔行日记>后》;据《金史》卷六十一
《交聘表》,韩元吉使金在大定十三年,就是乾道
九年。)可见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
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采
的,然而也可见范成大诗里确确切切地传达了
他们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寥寥二十八字里滤
掉了渣滓,去掉了枝叶,干净直捷地表白了他们
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我们读来
觉得完全入情入理。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六
《望灵寿致拜祖茔》:“白马冈前眼渐开,黄龙府
外首空回;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
来?”’和范成大这首诗用意相同。参看唐代刘元
鼎《使吐蕃经见纪略》:“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
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言:‘顷从
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
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全唐文》卷七百十
六)
此诚所谓“事未必然而情未必不然”,文艺创作的能事正在于此。
钱先生的确是一个别具慧眼的批评家。《宋诗选注》的注解往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显示出独到的艺术洞察力。对许多注家大注特注的字词典故、历史事实之类,钱先生只选最必要的加注,凡不注而无碍理解的或读者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统统略去,笔墨非常简省;可对那些关系到艺术创造的“机密”而一般注家却语焉不详的地方,钱先生绝不马虎放过,往往不惜笔墨予以“破解”。为此他常常会连类而及,举出许多类似的诗词文例,并着力从艺术美学的高度加以深入浅出的解释,使读者在引人入胜的阅读中深切体会到诗人艺术创造的苦心和慧心。随手再举一例,如对王禹傅的《村行》的注解,原诗如下: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
声舍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
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应该说,这首田园诗写得明白如话,即使没有注释,读者也能阅读无碍。但钱先生却在“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二句后加了一条很长的注解,而且那条注解竟然从逻辑学和哲学讲起:
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
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王夫子《思问录·内篇》
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而破除之也。”诗
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
语”的,王禹傅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
杂诗》说:“送我摇鞭竞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
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
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
峰无语”、“此山无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
话(参看司空图《诗品》:“落花无言”,或徐夤《再
幸华清赋》:“落花流水无言而但送年”,都是采
用李白《溧阳濑水贞孝女碑铭》:“春风三十,花
落无言”)。改用正面的说法。例如“数峰毕静”,
就减削了意味,除非那种正面字眼强烈暗示山
峰也有生命或心灵,像李商隐《楚宫》:“暮雨自
归山悄悄。”有人说,秦观《满庭芳》词:“凭阑久,
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比不上张异《离亭燕》
词:“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历代词人考
略》卷八),也许正是这个缘故。
诸如此类启人神智的注解,在《宋诗选注》中可谓比比皆是。这样的注解已不仅是传统的“说文解字”意义上的注释,而是极富美学意味和理论含量的艺术批评。
诗一向被认为是文学艺术中最精微的文类,作诗者妙手偶得或苦心成就,往往将其艺术心得视为独家之秘,不与人道,所以元好问《论诗三首》之三有所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的感叹,也正因为如此,一般读者面对好诗常常觉得神秘莫测而难知究竟。钱先生自己从事旧体诗写作多年。可谓甘苦自知的过来人,而又是极为博雅的学者和极具慧心的批评家,所以他的《宋诗选注》才能够写得那么气势不凡而又风趣幽默,既以高屋建瓴的大视野和提纲挈领的大手笔见长,更以发幽阐微的艺术慧心和深入浅出的开解功夫引人入胜,不少好诗之所以成为好诗的艺术秘密,经他的发掘和揭示,真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并且,与《谈艺录》、《管锥编》等写给专业研究者看的著作不同,《宋诗选注》是面向读者大众的普及读物,在如何把精微高古的古典诗词平易近人地介绍给普通读者方面,钱先生的这个选本取得了难得的成功。即使是一个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只要拿起《宋诗选注》,也准保会读得津津有味,而且它还会吸引你一读再读、反复吟味。我自己的专业虽然不是古典文学,但自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宋诗选注》后,从此难以忘怀,到现在已不知翻读过多少次了,先后已有两本被我翻破,手头的这本已是第三回购置的了,而每次翻开重读它。都有一种初次相逢的新鲜感。
读书诚乐事,好书共欣赏。在今天这样一个让人倍感忙迫的时代,抽空读点诗,至少不失为调剂身心的休息方式或聊以忘忧的艺术消遣,所以略为介绍如上,但愿正在为学业和职业而忙迫的同学们以及其他人士,能够从《宋诗选注》中获得一点阅读的快乐。
责任编辑 孟庆澍
然则,古今中外,典籍无数,什么样的书才是好书呢?这恐怕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幸好有一条人所公认的阅读经验,或许可以算作好书之为好书的检验标准,那就是“好书不厌百回读”。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是这样一部经得住人们反复阅读的好书,所以这里就说说我的一些阅读感受吧。
《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然而“余生也晚”,直到1979年这本书重版了,一时间成为非常紧俏的著作,我才好不容易托人从新华书店“走后门”购得一本,拿到书可能已是1981年的春天了。这时我正在读大四,古典文学的经典文本和关于它们的重要研究论著已读过一些,原以为《宋诗选注》也跟同一系列的“古典文学普及丛书”如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注》、余冠英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和《唐诗选》、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等差不多,一读才发现大不一样。当然,这些先生都是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他们的著作也都值得参考,但共同的特点或缺点是不免学究气或教条味,社会历史的背景知识讲了很多而对诗歌艺术的精细解析很少,并且缺乏学术个性,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宋诗选注》就不同了,钱先生也对宋诗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所叙述,但讲得要言不烦、大气磅礴而又灵活生动、极富美感,如序言一开篇讲宋王朝的光荣与窘迫,就是迥异时流的大手笔: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
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
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宋的国势
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
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
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
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
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
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
随后,钱先生又指出宋代诗人继辉煌的唐诗之后在艺术上也处于既幸运又不幸的困局,身在困局中的他们试图有所拓展和推进,却不敢冒险突围,所以虽然颇有些极精细的小收获却难有突破性的大作为,宋诗的特色和缺点正是由此而来。对此,钱先生的叙述和分析同样是精彩不凡的大手笔。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序言里叙说宋代诗人面临的困境及其写作的焦虑,居然从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生怕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恼讲起: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
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
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
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
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
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
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
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
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
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
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
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
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
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
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
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
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
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
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
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
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
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
“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
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
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
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
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
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
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
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
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
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
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鄙薄宋诗
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
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
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
如此这般的困局和苦恼并非宋代诗人所独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后代作家面对前人的辉煌成就都会有如何推陈出新的压力,只不过宋代诗人的境遇和反应特别典型而已。所以,这是文艺史上的一个普遍的难题,1973年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推出的著作《影响的焦虑》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本书成了西方当代批评的杰作。西方人不知道早在1958年。远在中国的钱先生就在《宋诗选注》的前言里把这个现象、这个问题解析得一清二楚了。
与这些大手笔、大判断相辉映的,是钱先生对具体诗作之精彩纷呈并且饶有趣味的注解。由于时代的推移和语言的变迁,古典诗文对后世的读者来说总是有距离感的,加上诗又是一种精微的语言艺术,而古典诗歌又特别的简约含蓄,所以今天读来更难免雾里看花般的隐隐约约,这就需要专家给予一些注释以至解释。做注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少学问很好的专家学者在古典诗词的注解上最常犯的一病。就是“释事而忘艺”。所谓“释事”,指的是对古典诗词中的典故之注解以及所牵涉到的历史背景之考证等等,这样的注释和考证当然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但问题是不少专家学者喜欢“以诗证史”,常常把诗歌文本当作历史文献进行详尽无遗的考证,却完全忽视了诗词是一种语言艺术而非历史的纪实,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也许是为了纠正这种缺失吧,就出现了一些偏重解读古典诗词艺术的注解以至于进行诗词篇章分析的欣赏文章,可惜的是许多注家对所谈的艺术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此大多语焉不详,而常见的欣赏文章多半是印象式的感受,给人唠叨费词却莫名其妙之感。钱先生不仅是博通中外的学问家,而且是精于艺术鉴赏的批评家。有鉴于上述问题,尤其是把诗歌艺术与历史文献混为一谈的问题,他在本书的序言里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 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这段话表达了钱先生对艺术与历史、考订史实与欣赏艺术的原则性分疏。《宋诗选注》的注解就严守这个分际,所以对典故的注释和史实的考证很节制,只限于必须的范围,而对诗的艺术特点和诗人的艺术慧心则着力发掘,这是《宋诗选注》最为出彩之处。
例如对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名作《州桥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的注解。《州桥》全诗只有短短4句28个字: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
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钱先生加了两条注解。第一条是在诗的副题后,是这么说的:“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范成大出使到金,因此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写了72首七言绝句和一卷《揽辔录》。这首写的是北宋旧京汴梁的州桥——《水浒》里杨志卖刀的天汉州桥。”这是对诗的写作背景的题解。宋王朝南渡到临安(今杭州)后,只知向金国称臣纳贡以换得暂时的苟安,并没有发愤恢复中原的意思,但北方的遗民百姓仍然日思夜盼着王师的到来。北方人民的这种心情肯定是真的,可是他们当真能像范成大描写的那样,在已成敌占区的汴梁大街上拦住南方使臣,悲痛地询问王师何日恢复中原么?由于范成大的使者身份,所以读者很容易觉得这首诗是纪实之作,人们一向都是这样理解的。然而不然,据钱先生的考证,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事情,而只是范成大的艺术想象。不过,钱先生并没有用考证来否定范成大的诗,反而更加突出了这首好诗敢于超越生活表象而深入揭示人物内在心情的杰出艺术造诣。且看钱先生在第二条注解里的出色发挥:
这首可歌可泣的好诗足以说明文艺作品里
的写实不就等于埋没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揽
辔录》里写汴梁只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
与之俱化”;写相州也只说:“遗黎往往垂涕嗟
啧,指使人日:‘此中华佛国人也!”’比范成大出
使早一年的楼钥的记载说:“都人列观……戴白
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日:‘此宣和官员
也!”’(《攻媿集》卷一百十一《北行日录》上)比
范成大出使后三年的韩元吉的记载说:“异时使
者率畏风埃,避嫌疑,紧闭车内,一语不敢接,岂
古之所谓‘觇国’者哉!故自渡淮,虽驻车乞浆,
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
之从行者反复私焉,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
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南涧甲乙稿》卷
十六《书<朔行日记>后》;据《金史》卷六十一
《交聘表》,韩元吉使金在大定十三年,就是乾道
九年。)可见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
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采
的,然而也可见范成大诗里确确切切地传达了
他们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寥寥二十八字里滤
掉了渣滓,去掉了枝叶,干净直捷地表白了他们
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我们读来
觉得完全入情入理。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六
《望灵寿致拜祖茔》:“白马冈前眼渐开,黄龙府
外首空回;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
来?”’和范成大这首诗用意相同。参看唐代刘元
鼎《使吐蕃经见纪略》:“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
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言:‘顷从
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
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全唐文》卷七百十
六)
此诚所谓“事未必然而情未必不然”,文艺创作的能事正在于此。
钱先生的确是一个别具慧眼的批评家。《宋诗选注》的注解往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显示出独到的艺术洞察力。对许多注家大注特注的字词典故、历史事实之类,钱先生只选最必要的加注,凡不注而无碍理解的或读者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统统略去,笔墨非常简省;可对那些关系到艺术创造的“机密”而一般注家却语焉不详的地方,钱先生绝不马虎放过,往往不惜笔墨予以“破解”。为此他常常会连类而及,举出许多类似的诗词文例,并着力从艺术美学的高度加以深入浅出的解释,使读者在引人入胜的阅读中深切体会到诗人艺术创造的苦心和慧心。随手再举一例,如对王禹傅的《村行》的注解,原诗如下: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
声舍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
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应该说,这首田园诗写得明白如话,即使没有注释,读者也能阅读无碍。但钱先生却在“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二句后加了一条很长的注解,而且那条注解竟然从逻辑学和哲学讲起:
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
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王夫子《思问录·内篇》
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而破除之也。”诗
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
语”的,王禹傅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
杂诗》说:“送我摇鞭竞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
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
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
峰无语”、“此山无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
话(参看司空图《诗品》:“落花无言”,或徐夤《再
幸华清赋》:“落花流水无言而但送年”,都是采
用李白《溧阳濑水贞孝女碑铭》:“春风三十,花
落无言”)。改用正面的说法。例如“数峰毕静”,
就减削了意味,除非那种正面字眼强烈暗示山
峰也有生命或心灵,像李商隐《楚宫》:“暮雨自
归山悄悄。”有人说,秦观《满庭芳》词:“凭阑久,
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比不上张异《离亭燕》
词:“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历代词人考
略》卷八),也许正是这个缘故。
诸如此类启人神智的注解,在《宋诗选注》中可谓比比皆是。这样的注解已不仅是传统的“说文解字”意义上的注释,而是极富美学意味和理论含量的艺术批评。
诗一向被认为是文学艺术中最精微的文类,作诗者妙手偶得或苦心成就,往往将其艺术心得视为独家之秘,不与人道,所以元好问《论诗三首》之三有所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的感叹,也正因为如此,一般读者面对好诗常常觉得神秘莫测而难知究竟。钱先生自己从事旧体诗写作多年。可谓甘苦自知的过来人,而又是极为博雅的学者和极具慧心的批评家,所以他的《宋诗选注》才能够写得那么气势不凡而又风趣幽默,既以高屋建瓴的大视野和提纲挈领的大手笔见长,更以发幽阐微的艺术慧心和深入浅出的开解功夫引人入胜,不少好诗之所以成为好诗的艺术秘密,经他的发掘和揭示,真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并且,与《谈艺录》、《管锥编》等写给专业研究者看的著作不同,《宋诗选注》是面向读者大众的普及读物,在如何把精微高古的古典诗词平易近人地介绍给普通读者方面,钱先生的这个选本取得了难得的成功。即使是一个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只要拿起《宋诗选注》,也准保会读得津津有味,而且它还会吸引你一读再读、反复吟味。我自己的专业虽然不是古典文学,但自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宋诗选注》后,从此难以忘怀,到现在已不知翻读过多少次了,先后已有两本被我翻破,手头的这本已是第三回购置的了,而每次翻开重读它。都有一种初次相逢的新鲜感。
读书诚乐事,好书共欣赏。在今天这样一个让人倍感忙迫的时代,抽空读点诗,至少不失为调剂身心的休息方式或聊以忘忧的艺术消遣,所以略为介绍如上,但愿正在为学业和职业而忙迫的同学们以及其他人士,能够从《宋诗选注》中获得一点阅读的快乐。
责任编辑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