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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骄子”的失落
1987年第2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叫作《“骄子”之死》的文章，此文犀利地展现了80年代后期大学生好高骛远以致羞愧自杀的灰色形象。冥冥之中，这似乎昭示着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已大不如前。如果这篇文章能被称为大学生遭遇形象危机的预言，那么1988年“朗朗”的来信则将这种预言化为现实，并将“天之骄子的沦落”推向风口浪尖。
《中国青年》杂志1988年第1期《问题讨论》栏目刊出《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大学生朗朗的诉说》一文，掀起了一股热潮。从第1期一直延续至第5期，全国各地积极来稿参与讨论。“朗朗”的来信由大学生们联名写就，他们以“朗朗”的口吻诉说大学生活的不如意以及内心的困惑，从而呼喊出“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疑问。“朗朗”的问题显然已成为大多数青年大学生的普遍疑惑。通过阅读文章，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当时在校大学生内心纠结的难以平复，及其无法言说的失落和彷徨。
就文章而言，“朗朗”的失落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现实的大学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日复一日枯燥无聊的日子让曾经的理想抱负变得遥不可及，他们打不起精神。在多数人眼里，他们是“幸运儿”“天之骄子”，每个人头上都仿佛笼罩着一个个耀目的光环。“是的，我们生逢盛世，从小在顺境里长大，从小被父母和老师宠爱，我们顺顺当当地跨入了多少人为之神往的大学校园。我们好不高兴！好不惬意！我们极尽兴致编织着一个个理想的花环：工程师、记者、作家、企业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省长、总理……”{1}但现实打破了这一切。另一方面，“朗朗”感觉到社会大众对大学生这一群体态度有所转变。“这些天常让我们寻思的是：同样是大学生，同样渴望着人民富裕民族富强，可为什么我们会在前年的‘学潮’中帮了倒忙？为什么当今的人们总是带着挑剔的目光审视我们？为什么近些年我们一些同学出去会不受社会欢迎？为什么……”{2}在80年代初，大学生的确是众人口中的“天之骄子”。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大学生人数稀贵。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强调，必须将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使用和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大学生自然到哪里都人人称羡。80年代初大学生张华因救掏粪老农失去生命，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讨论者中就有人认为大学生的这种牺牲不值得。这足以说明大学生在80年代初期享受的是“天之骄子”般的待遇。
然而“朗朗”的失落表明了80年代末大学生群体遭受到冷遇的事实。“朗朗”的诉说并非少数人的神经敏感、杞人忧天。在1988年第2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讨论中，署名为“周碧华”的作者在《我们没有错》一文中呼应道：“可我不明白：人们为何反指责我们这代大学生‘差劲’？我们大学生为何‘不受欢迎’？”③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相比80年代初期，这时的大学生已经没了往日的耀眼光环，昔日被捧在手心上的天之骄子已经坠落为凡人。
“朗朗”的来信不禁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是何故让大学生产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这样的困惑？是何故让昔日的“天之骄子”沦落为凡人？
二、思想的断裂和个人的出走
《中国青年》编辑将讨论的主体确定为60年代中后期出生，8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的一批年轻学生。这批学生年龄趋小，经历简单，又恰恰赶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小学、中学接受的全部教育仅仅为了考入大学。{1}从成长背景来看，他们是被家长老师捧在手心里的花朵，身上缺乏老一辈五四精神传统和革命信仰。改革开放后，物质财富的飞快积累又让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财富”的理念产生怀疑，进而开始对权威和秩序产生怀疑和反抗。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西方各种思潮开始涌入，多元的价值观开始挑战眼球和思维，站在思想更迭前沿且年轻气盛的大学生们，难免受各种思想左右而难以取舍和突破，以致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价值观来评判自己和考量人生，结果便是渐渐迷失自我。河北大学的邹国凤在《中国青年》1988年第3期的讨论中深刻反思，她认为大学出现了整体性的“失真”情况，失真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是丧失自我。因此，80年代后期的年轻大学生是思想断裂的一代，这种断裂表现在他们对之前革命思想传统没有继承，而对后来的五花八门的现代思想缺乏辨析和吸收。这种断裂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执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时代直接造成了他们价值取向的游移不定。
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2}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发展得风生水起。商品观念、风险意识已经被青年完全接受，加之分配遇冷和文凭贬值等等诸多现实性的问题，一批站在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投入了下海试水的浪潮，成了早期的一批民营经济者。1988年新年伊始，上海大学团委书记孙爱国从学校辞职改作摄影个体户的新闻轰动一时，其“弃官从商”的大胆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连锁反应。③作为接受过党和国家的正统教育，并在高校从事党团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孙爱国放弃了之前启蒙和引导的职责迎向现实的潮流。榜样如此，当时的高校学生蠢蠢欲动是可想而知的。在“淘金热”成为热门话题、“万元户”得到社会褒扬的时代，矛盾中的大学生曾经自恃的神圣使命感必然遭受现实的冲击。“朗朗”在来信中诉说了这样的烦恼：大学里的老师以及上一辈知识分子不就是啃这样的书本成的“才”么？可再仔细一想，像他们这样的一代“人才”，辛苦了大半辈子，除了脑子里多了些知识外，住房、工资以及别的一切待遇，有哪一样值得羡慕呢？且不说同行政干部、歌星、影星、体育明星比，就是同眼下社会上一般的个体户比，也就足够让人心酸的了！{4}因而，“孙爱国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其背后折射出知识分子新的择业观，隐含了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要求个人从集体退出的诉求，从为国家为集体的宏大理想中脱离出来，转变成为自己奔走。 其实，这种价值抉择并非在1988年的讨论中才出现。就《中国青年》的问题讨论来说，涉及此种状况且影响较大的话题就有1985年“成才不如发财吗”，以及1987年“我们为什么活的没劲——我们到底要什么”等等。这足以说明，80年代后半期，相对于“集体”，“自我”在选择冲突中获胜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到90年代，个人完全摆脱社会集体，呈现出极度的个人内化，那便是后话了。
三、时代的缺陷及其引发的思考
值得关注和玩味的是，参加“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问题讨论的朱红竟是80年代后期“朱红现象”的主人公。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的女学生朱红，在三个多月里向40家报社“求职”之后才找到归宿——在四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编内部刊物《四通人》。{1}80年代后期，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成为不争的事实。1989年第11期《中国青年》刊出《分配中的女大学生》一文，记载了分配寒潮中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据资料统计，1987年北京市用人单位退回650多名大学毕业生，这一数字尽管在毕业生总数中占的比例很小，但比往年突出。不光北京，其他地方也有，如上海退252人，江苏退198人。一些名震全国、名震一方的大学也都遇到了退生问题。{2}
由此可见，除大学生个人原因外，整个80年代后期的社会现实也要对大学生的“时代失落病”负责。从就业分配情况看，80年代初期，大学生就业采取“统包统分”的模式，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负责到底，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也就是说，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了“金饭碗”。这种分配制度固然给当时的大学生带来了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分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有关资料显示，1985年之前高校毕业分配全是国家的安排，如果不符合个人意愿也可以拒绝国家的安排，但代价是无法获得学校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也就无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单位报到，这实质上等于剥夺了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虽然1985年以后毕业分配转变为学生自愿、学校推荐和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方式，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大学生感觉无法掌控自我的问题。这种无法自主的空虚感让“朗朗”不止一次地呼喊生活目标是什么？1988年第2期讨论中，朱红《理所当然地困惑》一文写道：有着宏伟目标的学生希望毕业后成就一番事业，但四年后是由学校分配，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未来的命运如何也是空白一片，于是他们也感到苦恼。③
而在教育方面同样问题重重。讨论中很多人将批判矛头指向了教育体制，如第4期《去向何方》《象牙塔综合症》以及第5期《一个老大学生的反思》等文。参与讨论者周碧华说：“当我发现某老师的讲义写于1962年，比我的出生还早一年时，我感到一种被愚弄的痛苦。”{4}“朗朗”的诉说中也提到同样的经历：“学习上，大家都不怎么当回事。没兴趣做作业，只好去抄。甚至高年级的向低年级的同学以每本5元的价钱卖作业本——反正答案百年不变！”{5}由此可见，由于教育体制的守旧，当时的大学生在学校其实也学不到什么货真价实的知识。如果此等毫无质量的教育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去看待如今中国庞大的“家长”群体？他们多出生于60年代后，经历了80年代末期如此令人难堪的教育，而今又成为当下教育制度的改革者和决策者，他们是否可以承担历史的责任，或者说中国现今的教育将走向何处？
教育制度和就业分配制度的缺陷在“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讨论中浮现出来，这背后其实更深层地昭示了国家在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工作上的失误，也可看作是国家对大学生规训的失败。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主体的“构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意味着将那些错误地认为自己是独立于社会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改造为能够明确表达他们的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集体意识……⑥其实纵观整个80年代，国家对青年价值观的探讨和塑造不在少数。以《中国青年》杂志为例，在1979-1989这十年中有关青年人生问题的讨论，至少刊登两期的就多达十四个，至少刊登五期的达到四个，其中就包括1980年伊始的“潘晓讨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横跨1983、1984两年六期的“当代青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张海迪幸福吗？”等等。这无疑说明国家对青年大学生价值取向引导的关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讨论都集中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是自我如何在社会中获得价值的最初思考，紧随其后的张海迪以及见义勇为的张华使“将个人安放在社会集体之中”的观念成为风尚。这是一代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并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最佳结合点的一次人生价值的升华。{1}然而，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国家的建设重心一直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加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此时开始出现动荡，又引发了国内大学生要求政治民主的思潮。在种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虽然青年价值观引导工作仍在继续，但是已大不如前。《中国青年》1989年开展的“丢失的草帽在哪里”的讨论，跟此前历时12期的“潘晓讨论”和历时6期的“张海迪幸福观”讨论相比，明显表现得后力不足。就这一点来说，国家的处理略显粗糙，几乎处于无意识状态，并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能够贯穿整个80年代思想引导的方式。于是，80年代早中期对价值观的持续关注和引领最终被无声地放弃，规训也就显得徒劳了。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80年代后期个人思想态度的转变逃脱不开时代现实的巨大影响，许多原因错综复杂的合力促就了大学生在80年代后期的时代失落。1988年“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讨论只是80年代有关青年人生思想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由此窥见了时代给予知识青年的不可磨灭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笔者都期待一个真正的价值观被给予和引导的时代来临，而在此之前，必须是恒久的努力。
【责任编辑 穆海亮】
1987年第2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叫作《“骄子”之死》的文章，此文犀利地展现了80年代后期大学生好高骛远以致羞愧自杀的灰色形象。冥冥之中，这似乎昭示着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已大不如前。如果这篇文章能被称为大学生遭遇形象危机的预言，那么1988年“朗朗”的来信则将这种预言化为现实，并将“天之骄子的沦落”推向风口浪尖。
《中国青年》杂志1988年第1期《问题讨论》栏目刊出《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大学生朗朗的诉说》一文，掀起了一股热潮。从第1期一直延续至第5期，全国各地积极来稿参与讨论。“朗朗”的来信由大学生们联名写就，他们以“朗朗”的口吻诉说大学生活的不如意以及内心的困惑，从而呼喊出“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疑问。“朗朗”的问题显然已成为大多数青年大学生的普遍疑惑。通过阅读文章，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当时在校大学生内心纠结的难以平复，及其无法言说的失落和彷徨。
就文章而言，“朗朗”的失落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现实的大学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日复一日枯燥无聊的日子让曾经的理想抱负变得遥不可及，他们打不起精神。在多数人眼里，他们是“幸运儿”“天之骄子”，每个人头上都仿佛笼罩着一个个耀目的光环。“是的，我们生逢盛世，从小在顺境里长大，从小被父母和老师宠爱，我们顺顺当当地跨入了多少人为之神往的大学校园。我们好不高兴！好不惬意！我们极尽兴致编织着一个个理想的花环：工程师、记者、作家、企业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省长、总理……”{1}但现实打破了这一切。另一方面，“朗朗”感觉到社会大众对大学生这一群体态度有所转变。“这些天常让我们寻思的是：同样是大学生，同样渴望着人民富裕民族富强，可为什么我们会在前年的‘学潮’中帮了倒忙？为什么当今的人们总是带着挑剔的目光审视我们？为什么近些年我们一些同学出去会不受社会欢迎？为什么……”{2}在80年代初，大学生的确是众人口中的“天之骄子”。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大学生人数稀贵。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强调，必须将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使用和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大学生自然到哪里都人人称羡。80年代初大学生张华因救掏粪老农失去生命，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讨论者中就有人认为大学生的这种牺牲不值得。这足以说明大学生在80年代初期享受的是“天之骄子”般的待遇。
然而“朗朗”的失落表明了80年代末大学生群体遭受到冷遇的事实。“朗朗”的诉说并非少数人的神经敏感、杞人忧天。在1988年第2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讨论中，署名为“周碧华”的作者在《我们没有错》一文中呼应道：“可我不明白：人们为何反指责我们这代大学生‘差劲’？我们大学生为何‘不受欢迎’？”③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相比80年代初期，这时的大学生已经没了往日的耀眼光环，昔日被捧在手心上的天之骄子已经坠落为凡人。
“朗朗”的来信不禁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是何故让大学生产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这样的困惑？是何故让昔日的“天之骄子”沦落为凡人？
二、思想的断裂和个人的出走
《中国青年》编辑将讨论的主体确定为60年代中后期出生，8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的一批年轻学生。这批学生年龄趋小，经历简单，又恰恰赶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小学、中学接受的全部教育仅仅为了考入大学。{1}从成长背景来看，他们是被家长老师捧在手心里的花朵，身上缺乏老一辈五四精神传统和革命信仰。改革开放后，物质财富的飞快积累又让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财富”的理念产生怀疑，进而开始对权威和秩序产生怀疑和反抗。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西方各种思潮开始涌入，多元的价值观开始挑战眼球和思维，站在思想更迭前沿且年轻气盛的大学生们，难免受各种思想左右而难以取舍和突破，以致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价值观来评判自己和考量人生，结果便是渐渐迷失自我。河北大学的邹国凤在《中国青年》1988年第3期的讨论中深刻反思，她认为大学出现了整体性的“失真”情况，失真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是丧失自我。因此，80年代后期的年轻大学生是思想断裂的一代，这种断裂表现在他们对之前革命思想传统没有继承，而对后来的五花八门的现代思想缺乏辨析和吸收。这种断裂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执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时代直接造成了他们价值取向的游移不定。
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2}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发展得风生水起。商品观念、风险意识已经被青年完全接受，加之分配遇冷和文凭贬值等等诸多现实性的问题，一批站在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投入了下海试水的浪潮，成了早期的一批民营经济者。1988年新年伊始，上海大学团委书记孙爱国从学校辞职改作摄影个体户的新闻轰动一时，其“弃官从商”的大胆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连锁反应。③作为接受过党和国家的正统教育，并在高校从事党团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孙爱国放弃了之前启蒙和引导的职责迎向现实的潮流。榜样如此，当时的高校学生蠢蠢欲动是可想而知的。在“淘金热”成为热门话题、“万元户”得到社会褒扬的时代，矛盾中的大学生曾经自恃的神圣使命感必然遭受现实的冲击。“朗朗”在来信中诉说了这样的烦恼：大学里的老师以及上一辈知识分子不就是啃这样的书本成的“才”么？可再仔细一想，像他们这样的一代“人才”，辛苦了大半辈子，除了脑子里多了些知识外，住房、工资以及别的一切待遇，有哪一样值得羡慕呢？且不说同行政干部、歌星、影星、体育明星比，就是同眼下社会上一般的个体户比，也就足够让人心酸的了！{4}因而，“孙爱国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其背后折射出知识分子新的择业观，隐含了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要求个人从集体退出的诉求，从为国家为集体的宏大理想中脱离出来，转变成为自己奔走。 其实，这种价值抉择并非在1988年的讨论中才出现。就《中国青年》的问题讨论来说，涉及此种状况且影响较大的话题就有1985年“成才不如发财吗”，以及1987年“我们为什么活的没劲——我们到底要什么”等等。这足以说明，80年代后半期，相对于“集体”，“自我”在选择冲突中获胜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到90年代，个人完全摆脱社会集体，呈现出极度的个人内化，那便是后话了。
三、时代的缺陷及其引发的思考
值得关注和玩味的是，参加“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问题讨论的朱红竟是80年代后期“朱红现象”的主人公。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的女学生朱红，在三个多月里向40家报社“求职”之后才找到归宿——在四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编内部刊物《四通人》。{1}80年代后期，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成为不争的事实。1989年第11期《中国青年》刊出《分配中的女大学生》一文，记载了分配寒潮中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据资料统计，1987年北京市用人单位退回650多名大学毕业生，这一数字尽管在毕业生总数中占的比例很小，但比往年突出。不光北京，其他地方也有，如上海退252人，江苏退198人。一些名震全国、名震一方的大学也都遇到了退生问题。{2}
由此可见，除大学生个人原因外，整个80年代后期的社会现实也要对大学生的“时代失落病”负责。从就业分配情况看，80年代初期，大学生就业采取“统包统分”的模式，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负责到底，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也就是说，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了“金饭碗”。这种分配制度固然给当时的大学生带来了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分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有关资料显示，1985年之前高校毕业分配全是国家的安排，如果不符合个人意愿也可以拒绝国家的安排，但代价是无法获得学校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也就无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单位报到，这实质上等于剥夺了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虽然1985年以后毕业分配转变为学生自愿、学校推荐和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方式，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大学生感觉无法掌控自我的问题。这种无法自主的空虚感让“朗朗”不止一次地呼喊生活目标是什么？1988年第2期讨论中，朱红《理所当然地困惑》一文写道：有着宏伟目标的学生希望毕业后成就一番事业，但四年后是由学校分配，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未来的命运如何也是空白一片，于是他们也感到苦恼。③
而在教育方面同样问题重重。讨论中很多人将批判矛头指向了教育体制，如第4期《去向何方》《象牙塔综合症》以及第5期《一个老大学生的反思》等文。参与讨论者周碧华说：“当我发现某老师的讲义写于1962年，比我的出生还早一年时，我感到一种被愚弄的痛苦。”{4}“朗朗”的诉说中也提到同样的经历：“学习上，大家都不怎么当回事。没兴趣做作业，只好去抄。甚至高年级的向低年级的同学以每本5元的价钱卖作业本——反正答案百年不变！”{5}由此可见，由于教育体制的守旧，当时的大学生在学校其实也学不到什么货真价实的知识。如果此等毫无质量的教育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去看待如今中国庞大的“家长”群体？他们多出生于60年代后，经历了80年代末期如此令人难堪的教育，而今又成为当下教育制度的改革者和决策者，他们是否可以承担历史的责任，或者说中国现今的教育将走向何处？
教育制度和就业分配制度的缺陷在“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讨论中浮现出来，这背后其实更深层地昭示了国家在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工作上的失误，也可看作是国家对大学生规训的失败。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主体的“构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意味着将那些错误地认为自己是独立于社会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改造为能够明确表达他们的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集体意识……⑥其实纵观整个80年代，国家对青年价值观的探讨和塑造不在少数。以《中国青年》杂志为例，在1979-1989这十年中有关青年人生问题的讨论，至少刊登两期的就多达十四个，至少刊登五期的达到四个，其中就包括1980年伊始的“潘晓讨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横跨1983、1984两年六期的“当代青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张海迪幸福吗？”等等。这无疑说明国家对青年大学生价值取向引导的关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讨论都集中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是自我如何在社会中获得价值的最初思考，紧随其后的张海迪以及见义勇为的张华使“将个人安放在社会集体之中”的观念成为风尚。这是一代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并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最佳结合点的一次人生价值的升华。{1}然而，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国家的建设重心一直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加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此时开始出现动荡，又引发了国内大学生要求政治民主的思潮。在种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虽然青年价值观引导工作仍在继续，但是已大不如前。《中国青年》1989年开展的“丢失的草帽在哪里”的讨论，跟此前历时12期的“潘晓讨论”和历时6期的“张海迪幸福观”讨论相比，明显表现得后力不足。就这一点来说，国家的处理略显粗糙，几乎处于无意识状态，并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能够贯穿整个80年代思想引导的方式。于是，80年代早中期对价值观的持续关注和引领最终被无声地放弃，规训也就显得徒劳了。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80年代后期个人思想态度的转变逃脱不开时代现实的巨大影响，许多原因错综复杂的合力促就了大学生在80年代后期的时代失落。1988年“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讨论只是80年代有关青年人生思想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由此窥见了时代给予知识青年的不可磨灭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笔者都期待一个真正的价值观被给予和引导的时代来临，而在此之前，必须是恒久的努力。
【责任编辑 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