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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敬爱的培民书记离开我们已经3年多了，但我对他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不仅是因为我曾与郑书记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感情，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位楷模，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培民书记是省委的一位老领导，而我是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年轻干部。以前，我只是经常听机关里的同志谈论培民书记，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好领导。我走近培民书记、走进他崇高的精神世界，是从做了他的秘书以后开始的。
2000年底，培民书记原任秘书袁友方因工作需要调任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组织上推荐我担任培民书记的秘书。
我到培民书记身边工作的时候，培民书记正好面临着两大现实问题：一是个人进退留转问题，二是身体问题。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对培民书记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按正常情况，省委本来在2000年就要进行换届，这样的话培民书记还可以继续留在省委工作。但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省委换届推迟了一年。到2001年换届时，培民书记的年龄刚好过58岁，面临着个人进退留转的问题。是保持一种平和心态、坦然面对，还是心浮气躁、患得患失；是讲政治、顾大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还是从一己私利出发、明争暗要，甚至走到跑官要官的邪路上去；是游戏人生、放纵物欲、懈怠事业，还是坚定理想、廉洁自律、多做工作。这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原则和思想境界的试金石。
面对个人的进退留转，培民书记在200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个人去留，一定听组织和群众的意见。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都要尽职尽责为民工作，当好公仆。”在2001年元月5日的日记中，他还这样写道：“今年下半年，省委将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根据我的年龄和中央的政策，届时我将退出省委领导班子，以利于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尊重自然规律，我想得通。在省委工作的时间不久了，更要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在有限的时间内，努力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这是培民书记的一段内心独白，是面对个人进退留转时思想的真实写照。培民书记把它写在日记里，做到行动上。2001年培民书记的工作不但没有半点松懈，相反比以前抓得更紧。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整天都有操不尽的心，做不完的事，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而浑然不知劳累，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完的劲。
其实，经过1998年抗洪“挑战生命极限”，培民书记的身体受到了很大损伤，健康状况经常亮起“红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时时折磨着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省里的保健医生一再催促他早点进行一次全面的治疗，特别是心肌缺血严重，需要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记得2001年5月，在北京开完一个会后，培民书记去北京阜外医院作了一次检查。该院的心血管科教授也指出：培民书记的心肌缺血十分严重，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并且强调：宜早不宜迟，不要错过机会。
对于健康问题，培民书记历来很重视，因为他深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他常说：“身体是1，政绩、家庭、知识等是1后面的0，0越多，成绩越大。但没有了1，再多的0都是0。”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既感到有压力，想早点把病治好，但又不想因身体原因影响工作。培民书记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医院检查出，我的主要问题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心肌缺血，肾功能也不好，有酸中毒现象。我的思想压力很大，但我将乐观面对，‘小车不倒自管推’。我决不会因身体原因影响工作。”“因心肌缺血，供血不足，产生胸闷等病情，对我形成了心理压力。身体确要注意了，以更好地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我们多次建议培民书记早点安排时间住院治病，他本来也想早点作安排，但考虑到当时他主抓正在开展的全省“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离岗去住院治病会对工作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于是决定等学教活动结束后再考虑个人的事。等到8月份全省学教活动告一段落时，培民书记又接到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这样既要忙于完成手头工作，又要为去学习作准备，整天忙忙碌碌，他根本无暇考虑住院治病的事。对培民书记去党校学习的事，当时我的心情比较复杂：既为培民书记在省委换届前有机会去党校学习感到高兴，因为培民书记自198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后，十多年来再没进过党校学习，这次机会实属难得；同时又为培民书记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忧，培民书记的心肌缺血严重，心功能比较差，我很担心他适应不了学习生活。当我提出要留在党校照顾他时，他坚决不同意。9月1日我送培民书记到中央党校安顿好后，他便要求我安排返程。那天傍晚，同培民书记在中央党校人工湖畔散步时，我说了我的担忧。培民书记说：“谢谢你的关心，等到学习结束后，我一定搞一次全面的治疗。现在搞点‘保守疗法’，你看我不是每天都坚持了吃药吗。”等到培民书记从中央党校学习即将结束时，我们又开始筹划培民书记治病的事。这时，培民书记回来后马上要主持省人大的全面工作，同时省委第八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省人大、政协“两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根据省委的安排，培民书记要分别担任党代会、人大会的秘书长。这是两个重要的会议，作为大会秘书长，他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的，住院治病的事又只好往后摆。在省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培民书记接到去北京参加筹备党的十六大考察干部的任务。接到这个通知时，他的心里也曾矛盾过：去吧，治病的事又要往后摆，担心身体受不了；不去吧，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他不能作出这种决定。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去，身体继续搞“保守疗法”。
到了北京以后，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的身体终于无法承受得住。2002年3月11日，培民书记的身体再次亮起了“红灯”。当时，培民书记正带队在外交部考察干部。那天下午上班前培民书记感到有点胸闷，呼吸不畅。我劝培民书记：“您先休息，然后我陪您去医院看看。”培民书记吃了一片硝酸甘油，症状得到缓解以后，立即就要去上班。我极力劝阻，说：“书记，您身体不舒服，我们先去医院检查，下午的考察谈话推迟一下，回来再说。”培民书记说：“那怎么行，我已经约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谈话，怎么能说改就改，要去医院，也只能谈完话再去。”我拗不过培民书记，心里甚是担心。我立即把培民书记的身体状况向省里负责培民书记保健的医生谢景超作了汇报，并要求传真培民书记的病历过来，以便于诊断。等培民书记谈完话后，我和外交部的同志立即送培民书记去北京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书记感到有点难受，我们都很着急，催促司机加快速度。碰上红灯了，司机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准备闯红灯。这时培民书记靠在我的身上，对司机说：“不要闯红灯。”听到培民书记这句话，我的眼泪马上出来了：培民书记啊，您无论在什么时候，心里首先想着的总是别人、是工作、是党性原则，自己永远是第二位的。这就是您的风格，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风格。
培民书记去世以后，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在采访培民书记的先进事迹时，要我用一句最简洁的话对培民书记作个评价。我说：“培民书记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人是有区别的。在组织上入了党的人 ，都可以称为共产党员；但是只有那些在思想上真正入了党的人，才能称得上共产党人。◆
培民书记是省委的一位老领导，而我是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年轻干部。以前，我只是经常听机关里的同志谈论培民书记，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好领导。我走近培民书记、走进他崇高的精神世界，是从做了他的秘书以后开始的。
2000年底，培民书记原任秘书袁友方因工作需要调任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组织上推荐我担任培民书记的秘书。
我到培民书记身边工作的时候，培民书记正好面临着两大现实问题：一是个人进退留转问题，二是身体问题。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对培民书记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按正常情况，省委本来在2000年就要进行换届，这样的话培民书记还可以继续留在省委工作。但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省委换届推迟了一年。到2001年换届时，培民书记的年龄刚好过58岁，面临着个人进退留转的问题。是保持一种平和心态、坦然面对，还是心浮气躁、患得患失；是讲政治、顾大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还是从一己私利出发、明争暗要，甚至走到跑官要官的邪路上去；是游戏人生、放纵物欲、懈怠事业，还是坚定理想、廉洁自律、多做工作。这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原则和思想境界的试金石。
面对个人的进退留转，培民书记在200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个人去留，一定听组织和群众的意见。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都要尽职尽责为民工作，当好公仆。”在2001年元月5日的日记中，他还这样写道：“今年下半年，省委将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根据我的年龄和中央的政策，届时我将退出省委领导班子，以利于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尊重自然规律，我想得通。在省委工作的时间不久了，更要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在有限的时间内，努力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这是培民书记的一段内心独白，是面对个人进退留转时思想的真实写照。培民书记把它写在日记里，做到行动上。2001年培民书记的工作不但没有半点松懈，相反比以前抓得更紧。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整天都有操不尽的心，做不完的事，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而浑然不知劳累，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完的劲。
其实，经过1998年抗洪“挑战生命极限”，培民书记的身体受到了很大损伤，健康状况经常亮起“红灯”，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时时折磨着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省里的保健医生一再催促他早点进行一次全面的治疗，特别是心肌缺血严重，需要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记得2001年5月，在北京开完一个会后，培民书记去北京阜外医院作了一次检查。该院的心血管科教授也指出：培民书记的心肌缺血十分严重，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并且强调：宜早不宜迟，不要错过机会。
对于健康问题，培民书记历来很重视，因为他深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他常说：“身体是1，政绩、家庭、知识等是1后面的0，0越多，成绩越大。但没有了1，再多的0都是0。”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既感到有压力，想早点把病治好，但又不想因身体原因影响工作。培民书记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医院检查出，我的主要问题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心肌缺血，肾功能也不好，有酸中毒现象。我的思想压力很大，但我将乐观面对，‘小车不倒自管推’。我决不会因身体原因影响工作。”“因心肌缺血，供血不足，产生胸闷等病情，对我形成了心理压力。身体确要注意了，以更好地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我们多次建议培民书记早点安排时间住院治病，他本来也想早点作安排，但考虑到当时他主抓正在开展的全省“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离岗去住院治病会对工作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于是决定等学教活动结束后再考虑个人的事。等到8月份全省学教活动告一段落时，培民书记又接到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这样既要忙于完成手头工作，又要为去学习作准备，整天忙忙碌碌，他根本无暇考虑住院治病的事。对培民书记去党校学习的事，当时我的心情比较复杂：既为培民书记在省委换届前有机会去党校学习感到高兴，因为培民书记自198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后，十多年来再没进过党校学习，这次机会实属难得；同时又为培民书记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忧，培民书记的心肌缺血严重，心功能比较差，我很担心他适应不了学习生活。当我提出要留在党校照顾他时，他坚决不同意。9月1日我送培民书记到中央党校安顿好后，他便要求我安排返程。那天傍晚，同培民书记在中央党校人工湖畔散步时，我说了我的担忧。培民书记说：“谢谢你的关心，等到学习结束后，我一定搞一次全面的治疗。现在搞点‘保守疗法’，你看我不是每天都坚持了吃药吗。”等到培民书记从中央党校学习即将结束时，我们又开始筹划培民书记治病的事。这时，培民书记回来后马上要主持省人大的全面工作，同时省委第八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省人大、政协“两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根据省委的安排，培民书记要分别担任党代会、人大会的秘书长。这是两个重要的会议，作为大会秘书长，他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的，住院治病的事又只好往后摆。在省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培民书记接到去北京参加筹备党的十六大考察干部的任务。接到这个通知时，他的心里也曾矛盾过：去吧，治病的事又要往后摆，担心身体受不了；不去吧，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他不能作出这种决定。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去，身体继续搞“保守疗法”。
到了北京以后，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的身体终于无法承受得住。2002年3月11日，培民书记的身体再次亮起了“红灯”。当时，培民书记正带队在外交部考察干部。那天下午上班前培民书记感到有点胸闷，呼吸不畅。我劝培民书记：“您先休息，然后我陪您去医院看看。”培民书记吃了一片硝酸甘油，症状得到缓解以后，立即就要去上班。我极力劝阻，说：“书记，您身体不舒服，我们先去医院检查，下午的考察谈话推迟一下，回来再说。”培民书记说：“那怎么行，我已经约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谈话，怎么能说改就改，要去医院，也只能谈完话再去。”我拗不过培民书记，心里甚是担心。我立即把培民书记的身体状况向省里负责培民书记保健的医生谢景超作了汇报，并要求传真培民书记的病历过来，以便于诊断。等培民书记谈完话后，我和外交部的同志立即送培民书记去北京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书记感到有点难受，我们都很着急，催促司机加快速度。碰上红灯了，司机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准备闯红灯。这时培民书记靠在我的身上，对司机说：“不要闯红灯。”听到培民书记这句话，我的眼泪马上出来了：培民书记啊，您无论在什么时候，心里首先想着的总是别人、是工作、是党性原则，自己永远是第二位的。这就是您的风格，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风格。
培民书记去世以后，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在采访培民书记的先进事迹时，要我用一句最简洁的话对培民书记作个评价。我说：“培民书记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人是有区别的。在组织上入了党的人 ，都可以称为共产党员；但是只有那些在思想上真正入了党的人，才能称得上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