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城市是从小城市逐渐长成的,而非像魔术般地刻意设计就可变出来的。
　　
　　城市不是干部招商引资就能活络、繁荣起来的。百货大楼里的商品固然炫目,售货的柜台服务员大部分和出租车司机一样来自农村。城市化不只表现在摩天大楼和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更是每个人不分贵贱、行业,在社会、经济网络里分工合作开的花、结的果。
　　
　　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话,城市化的本质是人文、默示契约与自我组织的,有其一定的经济规律。城市的规模经济大小,范畴经济的幅度,各种网络的链接等,往往成为中央计划所关心的“技术参数”。从米塞斯到哈耶克都预见到控制技术参数之计划经济的失败,因为没有谁能全知全能地知道那些参数值。
　　
　　城市化肯定有红利,即使是百余年前的殖民主义分子,在汲汲营营地瓜分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并成立租界时,也需要买办、苦力,虽然买办和苦力完全是被殖民分子驱使和奴役,但这至少表明,城市化红利不可能被某一小部分人独享。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大城市禁止农民工进城,因为它们竞相要为招商引资提供廉价劳动力。40年前台北只有100万人,现在已经超过500万人。这表明不论制度或意识形态如何,每一个城市都吸收移民、农民工为其付出,创造城市化的红利。为了吸引这些劳动力的付出,这些城市甚至松懈对非法劳动的取缔。
　　
　　资本是创造城市化红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几乎没有城市会禁止没有户籍的人买房地产。在有的大陆城市,只要买房便可以落户,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容易解决。换句话说,在城市化的红利方面,有的城市不但吸引、鼓励移民、农民工为城市的规模经济、范畴经济与各种网络付出,也与他们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分到城市化红利的人当然高兴、快乐。付出越多拿到越少当然满肚子委屈。万一这些委屈不满不能及时弥补,城市化的吸引力就要消失,规模、范畴和网络的发展都要受限。中国大陆的城市化不但可以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不难,所需不过是中国传统美德——宽容与耐性。只要能够去除分享城市化红利的限制,移民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只有抱着这样的目标,而非计划经济的技术参数,中国的城市化才能协助建立许许多多和谐、相连在一起的家,为城市化红利共同付出,也分享城市化红利。■
　　
　　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