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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历年间，内阁缺员，群臣围绕推举李三才入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此事写信给朝中重臣表示支持李三才，之后信件内容通过邸报递送京城各大衙门，引起激烈反响，反对者认为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李三才为平息纷争最终引咎自去。这次风波因为有了邸报的参与，也成为一场“舆论战”。而明代邸报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当时完善的言官制度影响下较为透明的舆论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明代；舆论环境；邸报；言官；东林党
[中图分类号]K24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32-03
一、李三才入阁风波始末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内阁缺员，大学士叶向高提请增补阁员，有人建议不应专用翰林官，而应该从外官中选择可用之人。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表示愿意推选李三才入阁，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大有人在，“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①首先向李三才发起攻击的是工部郎中邵辅忠，他弹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 ，②拉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邵辅忠是浙江籍大学士沈一贯的同乡，而李三才曾经因事参论过沈一贯，所以邵辅忠此举也是想要达到取媚权臣和联结盟众的双重目的，亦可能受沈一贯指使，为沈党一员。在他之后，不少浙江籍官僚或在浙江任职的官员也借此机会攻击李三才，称其收受贿赂、结党营私等。
同时，李三才与东林书院首领顾宪成久有交情，“是时顾宪成里居，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三才与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③与朝中一些有东林背景的官僚也相交好，由此也被后人看作是东林党巨魁，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编写的《东林点将录》中，李三才以“开山元帅托塔天王”的名号位列榜首。当时朝廷一些正直官员都遥附东林，自称“东林人”，对朝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对李三才加以打击，无疑也能起到打击这一势力的目的。
而对于李三才本人，后世对其评价也趋于两极，褒贬不一，《明史·李三才传》在结尾处就议论道：“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④所以参与弹劾李三才的人当中，既有平时与他不睦的，也有依附齐楚浙党以打击逐渐兴起的东林势力的官员，此事也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⑤
久争不下之时，在家乡讲学的顾宪成眼见朝局若此，认为各方应该摒弃派别之争、唯才是举，力挺李三才，不仅写信给他以示鼓励，还写了两篇长达千字的书信分别寄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表示愿意推举。这两封信被与李三才、顾宪成关系较好的御史吴亮看到，他随即命下属将这两封书信誊抄到邸报之中，并且遣人将其运送到京内各衙门。“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由是议者益哗。”⑥那些反对李三才入阁的人在看到邸报后反映强烈，疯狂上书，不仅参劾李三才，也捎带上了顾宪成，认为他“讲学东林，遥执朝政”，⑦并且称其为“东林党”，从此东林党这一称呼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自此朝内各派争论愈演愈烈。
吴亮本想通过邸报散播顾宪成的支持信件，为李三才制造舆论优势，却意外地取得了截然相反的效果。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其一在于信件作者顾宪成，此时顾宪成已经辞官归乡，而他在议论的是当朝阁臣的任命问题，实在不妥。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一介布衣，但他的东林书院却影响颇大，许多在职官员争相遥附，这些官员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弹劾李三才也是为了打击这股势力。 而另一个使这两封信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因素就在于邸报。在此，笔者试对此次事件中邸报所发挥的作用作一分析，对明代言官制影响下的明代邸报制度作一讨论。
二、明代邸报：影响广泛的舆论载体
（一）明代邸报的编辑与发行
明代邸报是由中央九大行政部门之一的通政司以及其属下的六科廊房编辑和发布的。根据《明史·官职志》的描述，通政司的主要职责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 ⑧掌领天下章奏，上报皇帝，并节写副本，通报六部等政府部门。每天的奏章在通政司和会极门集中后将被送往宫中文书房，之后经过皇帝御批的章奏会被太监送到午门外的六科廊房，六科将皇帝批示过的章奏分类抄出，交给相应的部门执行，而其中可以公开传播的章奏也就成为了明代朝报的报道素材。
明代抄报分为朝报和邸报，二者在内容上并无实质性差别，在生活中也常常被混称，本文中的“邸报”指的便是明代官方发行的抄报的统称。“将朝报的内容转抄与京城以外发行的报纸，便是邸报……朝报是京城官员们的称呼，因为京官们阅读的传报章奏，没有经过‘邸’的环节，而是直接从六科或通政司那里或本部衙门那里的朝报获得的。名称上的不同，仅仅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差别。”⑨
明代邸报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京官员可以通过朝报比较及时获取信息，而其他地区的官员则需要通过提塘官传递邸报。根据明清制度，督抚派员驻在京城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书，称为提塘官，但提塘官只能传递与本省有关的消息，不能满足官员对于京城和其他地区消息的需要。所以各省衙门在京城还雇佣了一批书手负责筛选和抄写邸报，再通过驿站传递。当邸报传至地方后，就会在官员之间传阅，如果看到了与某些主管官员有关的事情，府衙就会令人抄写传送到辖下的衙门，邸报就是这样层层传递下去的。在传抄过程中，由于各级官员往往只传抄与自己有关的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容上的损失。
明代邸报的传播方式除了由上到下的逐级传递之外，也有同僚之间的平行传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史籍中并不多见甚至根本没有明代民间报纸的记载，但明代是确实存在民间报纸的，之所以没有明确记载的原因可能在于民间报纸也被称为“邸报”，所以在史载中出现了混淆。{10}由此可以推测，在“李三才入阁之争”这一事件中，御史吴亮既有可能通过官方邸报传播顾宪成的信件，也可能是通过民间报纸进行传播的，其传播路径也有逐级传抄和同僚间的传抄两种可能，但不论是哪种方式，都没有影响其最终的传播效果。 （二）明代邸报的主要内容与受众群体
根据对现今掌握的资料，特别是对存世的两份珍贵史料《万历邸钞》和《弘光实录抄》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明代邸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11}：皇帝活动、皇帝诏谕、对大臣的封赏以及赈灾，与国家有关的皇室动态（如立储、册封妃嫔等，这些内容后来演化为刊登专业性消息的“宫门抄”），官员的升迁、罢黜、致仕、亡佚等消息以及官员发表意见的章奏、同僚之间的参劾等，经济、教育、军事报道等。其中军事报道内容包括交战情况、士兵暴乱等，由于明代邸报透明度高，也引起了朝廷内部的争论，认为可能有泄露军机之嫌。但当时西北辽东等地战事不断，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对军事新闻的需求都十分迫切，所以即使明令禁止，军事新闻依然在邸报中占据着相当的篇幅。除此之外，明代邸报内容还包括社会动乱、外交往来、灾异现象、社会新闻等，甚至还出现了评论性的报道，包罗万象。
而邸报的读者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尹韵公在《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估计：明代邸报的受众主要是京城和地方各级官员，以及一些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武官，明人郑晓在《今言》中就表示“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五年（1469年），军职八万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几倍矣。”{12}“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 {13}根据推算，在此假定明末官吏人数约为10万人，这其中如果有40%的人是邸报的忠实读者，那么邸报在官吏阶层的发行量就有4万份左右；而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约有50万人，如果他们之中有30%左右的人有阅读邸报的习惯，那邸报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发行量就能有15万份左右；至于武官阶级，虽然人数远远超过文官，但由于多数武官不通文墨自然对邸报也缺乏兴致，所以姑且认为武官集团中有1万人是邸报的读者，归纳可得出全国邸报的传抄和发行量为20万份。{14}虽然这个统计数字不够精确，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明代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程度以及邸报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三、言官制：明代邸报传播背后的影响因素
明代邸报的政治透明度十分之高，不仅出现了揭露当朝权臣违法乱纪行为的奏疏，甚至对于指责皇帝的章奏也是照登不误。比如万历年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写就奏疏，直指皇帝“酒色财气”四大病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甚则沉醉之后，持刀弄枪……溺爱郑氏，储位应建而未建……甚或拷索宦官，得银则喜，無银则怒而加杖。皇上无宜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15}
这样“大逆不道”的奏疏都可以登上邸报流传于世，足见明代舆论环境之开明，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它完善的言官制度也是分不开的。在君主专制巅峰时期的明代，作为君主耳目之用的言官制度也相应地发展到了鼎盛，但是和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明代的言官“位卑而权特重”（顾炎武语），言官群体也成为明代政坛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李三才入阁风波”的论战主体，正是这么一群言官：积极参劾李三才的邵辅忠、乔应甲等人多为御史或给事中，而为他辩解的胡忻、吴亮等人同样来自这个群体。{16}对于言官而言，进言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争论更是常态，不论是针对权臣还是皇帝，他们都拥有参劾的权力和义务，不可谓不“大胆”。而明代言官之所以敢言，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明代初期，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大力鼓励官员直言劝谏，并且以规制的形式将其贯彻下来，一时间言路大开。另一方面，在传统思想中，“虚心纳谏”已经成为圣明君主的标准之一。所以即使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帝王厌恶言官，但在舆论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还是不得不做出鼓励直言的样子，即使自己被无情抨击，也很少在盛怒之下予以重惩，正是这种环境给了言官们直言劝谏的勇气。
其次，明代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而言官又大多为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这些饱读诗书的官员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文死谏，武死战”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重气节操守，认为因直言敢谏而获罪是一种光荣。“人生至公卿富贵矣，然不过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古不朽。”{17}
最后，明代的言官制度十分完善，不仅在选人上精益求精，并且给予言官很大的权力。虽然言官多为七品小官，但他们作为皇帝内侍，不受其他任何部门或者个人的干预，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甚至有封驳之权。“士大夫惟有此职权，虽或触忤，终必有践此职者，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在是。”{18}而且，具有现实优势的一点是，言官升迁迅速，骤贵之士也不少，“台谏之选，尤为华要，往往名卿硕辅由此为出”。{19}即使有因为直言而蒙冤受屈的言官，在后朝也能够较快平反，青史流芳、惠及子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言官们的后顾之忧。同时，明代对于言官的考核也十分严格，甚至还针对言官群体颁布了《宪纲条例》，对失职言官的惩处要比一般官员“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20}严惩与奖励并行，对言官群体的行为也是一种约束。
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言官质量下降，贿选、缺官现象严重，更有甚者与权臣两相勾结。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固然有权臣操控朝政的原因，也有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中充斥着拜金风气的影响。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明代中后期皇帝无心政事、贪图享乐。以万历皇帝为例，他本人不仅多年不上朝，私下对国事也极为怠懒，万历年间缺官严重的现象也很难说不是皇帝有意为之的结果。在围绕李三才入阁这一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万历也几乎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表示。在顾宪成的信件刊登到邸报上引起强烈影响之后，御史乔应甲上书弹劾李三才，没有得到皇帝的回应，“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帝皆不省。”{21}而李三才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反复上书乞求退休回家养老，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擅自回乡，也没有被追究擅自离职的责任，“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22}万历皇帝对于阁臣人选这种重要问题都如此消极的处理，对其他事务的态度也可见一斑。 随着皇帝对朝廷控制力的减弱，权臣权力扩大，官员开始分为不同派系互相争斗，加上言官群体本身的质量也在不断下降，他们逐渐沦为党派争斗的马前卒。在“李三才入阁之争”中，李三才的离去只是个开始，以言官群体为主体进行的党争并未就此停止，正如《明史·孙丕扬传》中的记载：“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飐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飐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飐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23}
四、结语
如前文所述，正是由于明代完善的言官制度和言官直言敢谏的传统，才催生了透明度较高的舆论环境，邸报作为传播工具的影响力才得以充分发挥，但是由于明代中后期言官制度崩坏，党争不断，邸报所拥有的舆论力量也成为了争论双方加以利用的武器。万历年间的这场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展开的“舆论战”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明代的舆论环境并不恶劣甚至算得上开明，但是在逐渐浑浊的大时代里，舆论的透明，邸报的传播，更多的也只是方便了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倾轧罢了。
[注 释]
①②③④⑥{16}{21}{22}《明史》卷232《李三才传》（标点本），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1页。
⑦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⑧《明史》卷73《官职二》，第1780页。
⑨{10}{11}{14}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第112～131页、第40～70页、第137～139页。
{12}{13}郑晓：《今言》卷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页、第94页。
{15}《万历邸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469～474页。
{17}《明史》卷189《黄巩传》。
{18}孟森撰、商传导读：《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135页。
{19}陈以勤：《披哀献议少裨圣政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10，转引自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7年博士论文，第233页。
{20}《明会典》卷209“都察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3}《明史》卷224《孙丕扬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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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熊辉.浅谈明代邸报[J].文史杂谈，2009，（1）：66～68.
[7]尹双双.古代邸报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8]李士甜.论明代舆论的活跃[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9]金玲.明清邸报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关键词]明代；舆论环境；邸报；言官；东林党
[中图分类号]K24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32-03
一、李三才入阁风波始末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内阁缺员，大学士叶向高提请增补阁员，有人建议不应专用翰林官，而应该从外官中选择可用之人。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表示愿意推选李三才入阁，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大有人在，“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①首先向李三才发起攻击的是工部郎中邵辅忠，他弹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 ，②拉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邵辅忠是浙江籍大学士沈一贯的同乡，而李三才曾经因事参论过沈一贯，所以邵辅忠此举也是想要达到取媚权臣和联结盟众的双重目的，亦可能受沈一贯指使，为沈党一员。在他之后，不少浙江籍官僚或在浙江任职的官员也借此机会攻击李三才，称其收受贿赂、结党营私等。
同时，李三才与东林书院首领顾宪成久有交情，“是时顾宪成里居，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三才与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③与朝中一些有东林背景的官僚也相交好，由此也被后人看作是东林党巨魁，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编写的《东林点将录》中，李三才以“开山元帅托塔天王”的名号位列榜首。当时朝廷一些正直官员都遥附东林，自称“东林人”，对朝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对李三才加以打击，无疑也能起到打击这一势力的目的。
而对于李三才本人，后世对其评价也趋于两极，褒贬不一，《明史·李三才传》在结尾处就议论道：“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④所以参与弹劾李三才的人当中，既有平时与他不睦的，也有依附齐楚浙党以打击逐渐兴起的东林势力的官员，此事也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⑤
久争不下之时，在家乡讲学的顾宪成眼见朝局若此，认为各方应该摒弃派别之争、唯才是举，力挺李三才，不仅写信给他以示鼓励，还写了两篇长达千字的书信分别寄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表示愿意推举。这两封信被与李三才、顾宪成关系较好的御史吴亮看到，他随即命下属将这两封书信誊抄到邸报之中，并且遣人将其运送到京内各衙门。“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由是议者益哗。”⑥那些反对李三才入阁的人在看到邸报后反映强烈，疯狂上书，不仅参劾李三才，也捎带上了顾宪成，认为他“讲学东林，遥执朝政”，⑦并且称其为“东林党”，从此东林党这一称呼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自此朝内各派争论愈演愈烈。
吴亮本想通过邸报散播顾宪成的支持信件，为李三才制造舆论优势，却意外地取得了截然相反的效果。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其一在于信件作者顾宪成，此时顾宪成已经辞官归乡，而他在议论的是当朝阁臣的任命问题，实在不妥。更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一介布衣，但他的东林书院却影响颇大，许多在职官员争相遥附，这些官员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弹劾李三才也是为了打击这股势力。 而另一个使这两封信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因素就在于邸报。在此，笔者试对此次事件中邸报所发挥的作用作一分析，对明代言官制影响下的明代邸报制度作一讨论。
二、明代邸报：影响广泛的舆论载体
（一）明代邸报的编辑与发行
明代邸报是由中央九大行政部门之一的通政司以及其属下的六科廊房编辑和发布的。根据《明史·官职志》的描述，通政司的主要职责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 ⑧掌领天下章奏，上报皇帝，并节写副本，通报六部等政府部门。每天的奏章在通政司和会极门集中后将被送往宫中文书房，之后经过皇帝御批的章奏会被太监送到午门外的六科廊房，六科将皇帝批示过的章奏分类抄出，交给相应的部门执行，而其中可以公开传播的章奏也就成为了明代朝报的报道素材。
明代抄报分为朝报和邸报，二者在内容上并无实质性差别，在生活中也常常被混称，本文中的“邸报”指的便是明代官方发行的抄报的统称。“将朝报的内容转抄与京城以外发行的报纸，便是邸报……朝报是京城官员们的称呼，因为京官们阅读的传报章奏，没有经过‘邸’的环节，而是直接从六科或通政司那里或本部衙门那里的朝报获得的。名称上的不同，仅仅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差别。”⑨
明代邸报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京官员可以通过朝报比较及时获取信息，而其他地区的官员则需要通过提塘官传递邸报。根据明清制度，督抚派员驻在京城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书，称为提塘官，但提塘官只能传递与本省有关的消息，不能满足官员对于京城和其他地区消息的需要。所以各省衙门在京城还雇佣了一批书手负责筛选和抄写邸报，再通过驿站传递。当邸报传至地方后，就会在官员之间传阅，如果看到了与某些主管官员有关的事情，府衙就会令人抄写传送到辖下的衙门，邸报就是这样层层传递下去的。在传抄过程中，由于各级官员往往只传抄与自己有关的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容上的损失。
明代邸报的传播方式除了由上到下的逐级传递之外，也有同僚之间的平行传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史籍中并不多见甚至根本没有明代民间报纸的记载，但明代是确实存在民间报纸的，之所以没有明确记载的原因可能在于民间报纸也被称为“邸报”，所以在史载中出现了混淆。{10}由此可以推测，在“李三才入阁之争”这一事件中，御史吴亮既有可能通过官方邸报传播顾宪成的信件，也可能是通过民间报纸进行传播的，其传播路径也有逐级传抄和同僚间的传抄两种可能，但不论是哪种方式，都没有影响其最终的传播效果。 （二）明代邸报的主要内容与受众群体
根据对现今掌握的资料，特别是对存世的两份珍贵史料《万历邸钞》和《弘光实录抄》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明代邸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11}：皇帝活动、皇帝诏谕、对大臣的封赏以及赈灾，与国家有关的皇室动态（如立储、册封妃嫔等，这些内容后来演化为刊登专业性消息的“宫门抄”），官员的升迁、罢黜、致仕、亡佚等消息以及官员发表意见的章奏、同僚之间的参劾等，经济、教育、军事报道等。其中军事报道内容包括交战情况、士兵暴乱等，由于明代邸报透明度高，也引起了朝廷内部的争论，认为可能有泄露军机之嫌。但当时西北辽东等地战事不断，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对军事新闻的需求都十分迫切，所以即使明令禁止，军事新闻依然在邸报中占据着相当的篇幅。除此之外，明代邸报内容还包括社会动乱、外交往来、灾异现象、社会新闻等，甚至还出现了评论性的报道，包罗万象。
而邸报的读者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尹韵公在《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估计：明代邸报的受众主要是京城和地方各级官员，以及一些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武官，明人郑晓在《今言》中就表示“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五年（1469年），军职八万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几倍矣。”{12}“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 {13}根据推算，在此假定明末官吏人数约为10万人，这其中如果有40%的人是邸报的忠实读者，那么邸报在官吏阶层的发行量就有4万份左右；而明末知识分子阶层约有50万人，如果他们之中有30%左右的人有阅读邸报的习惯，那邸报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发行量就能有15万份左右；至于武官阶级，虽然人数远远超过文官，但由于多数武官不通文墨自然对邸报也缺乏兴致，所以姑且认为武官集团中有1万人是邸报的读者，归纳可得出全国邸报的传抄和发行量为20万份。{14}虽然这个统计数字不够精确，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明代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程度以及邸报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三、言官制：明代邸报传播背后的影响因素
明代邸报的政治透明度十分之高，不仅出现了揭露当朝权臣违法乱纪行为的奏疏，甚至对于指责皇帝的章奏也是照登不误。比如万历年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写就奏疏，直指皇帝“酒色财气”四大病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甚则沉醉之后，持刀弄枪……溺爱郑氏，储位应建而未建……甚或拷索宦官，得银则喜，無银则怒而加杖。皇上无宜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15}
这样“大逆不道”的奏疏都可以登上邸报流传于世，足见明代舆论环境之开明，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它完善的言官制度也是分不开的。在君主专制巅峰时期的明代，作为君主耳目之用的言官制度也相应地发展到了鼎盛，但是和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明代的言官“位卑而权特重”（顾炎武语），言官群体也成为明代政坛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李三才入阁风波”的论战主体，正是这么一群言官：积极参劾李三才的邵辅忠、乔应甲等人多为御史或给事中，而为他辩解的胡忻、吴亮等人同样来自这个群体。{16}对于言官而言，进言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争论更是常态，不论是针对权臣还是皇帝，他们都拥有参劾的权力和义务，不可谓不“大胆”。而明代言官之所以敢言，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明代初期，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大力鼓励官员直言劝谏，并且以规制的形式将其贯彻下来，一时间言路大开。另一方面，在传统思想中，“虚心纳谏”已经成为圣明君主的标准之一。所以即使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帝王厌恶言官，但在舆论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还是不得不做出鼓励直言的样子，即使自己被无情抨击，也很少在盛怒之下予以重惩，正是这种环境给了言官们直言劝谏的勇气。
其次，明代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而言官又大多为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这些饱读诗书的官员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文死谏，武死战”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重气节操守，认为因直言敢谏而获罪是一种光荣。“人生至公卿富贵矣，然不过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古不朽。”{17}
最后，明代的言官制度十分完善，不仅在选人上精益求精，并且给予言官很大的权力。虽然言官多为七品小官，但他们作为皇帝内侍，不受其他任何部门或者个人的干预，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甚至有封驳之权。“士大夫惟有此职权，虽或触忤，终必有践此职者，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在是。”{18}而且，具有现实优势的一点是，言官升迁迅速，骤贵之士也不少，“台谏之选，尤为华要，往往名卿硕辅由此为出”。{19}即使有因为直言而蒙冤受屈的言官，在后朝也能够较快平反，青史流芳、惠及子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言官们的后顾之忧。同时，明代对于言官的考核也十分严格，甚至还针对言官群体颁布了《宪纲条例》，对失职言官的惩处要比一般官员“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20}严惩与奖励并行，对言官群体的行为也是一种约束。
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言官质量下降，贿选、缺官现象严重，更有甚者与权臣两相勾结。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固然有权臣操控朝政的原因，也有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中充斥着拜金风气的影响。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明代中后期皇帝无心政事、贪图享乐。以万历皇帝为例，他本人不仅多年不上朝，私下对国事也极为怠懒，万历年间缺官严重的现象也很难说不是皇帝有意为之的结果。在围绕李三才入阁这一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万历也几乎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表示。在顾宪成的信件刊登到邸报上引起强烈影响之后，御史乔应甲上书弹劾李三才，没有得到皇帝的回应，“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帝皆不省。”{21}而李三才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反复上书乞求退休回家养老，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擅自回乡，也没有被追究擅自离职的责任，“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22}万历皇帝对于阁臣人选这种重要问题都如此消极的处理，对其他事务的态度也可见一斑。 随着皇帝对朝廷控制力的减弱，权臣权力扩大，官员开始分为不同派系互相争斗，加上言官群体本身的质量也在不断下降，他们逐渐沦为党派争斗的马前卒。在“李三才入阁之争”中，李三才的离去只是个开始，以言官群体为主体进行的党争并未就此停止，正如《明史·孙丕扬传》中的记载：“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飐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飐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飐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23}
四、结语
如前文所述，正是由于明代完善的言官制度和言官直言敢谏的传统，才催生了透明度较高的舆论环境，邸报作为传播工具的影响力才得以充分发挥，但是由于明代中后期言官制度崩坏，党争不断，邸报所拥有的舆论力量也成为了争论双方加以利用的武器。万历年间的这场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展开的“舆论战”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明代的舆论环境并不恶劣甚至算得上开明，但是在逐渐浑浊的大时代里，舆论的透明，邸报的传播，更多的也只是方便了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倾轧罢了。
[注 释]
①②③④⑥{16}{21}{22}《明史》卷232《李三才传》（标点本），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1页。
⑦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⑧《明史》卷73《官职二》，第1780页。
⑨{10}{11}{14}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第112～131页、第40～70页、第137～139页。
{12}{13}郑晓：《今言》卷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页、第94页。
{15}《万历邸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469～474页。
{17}《明史》卷189《黄巩传》。
{18}孟森撰、商传导读：《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135页。
{19}陈以勤：《披哀献议少裨圣政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10，转引自蔡明伦《明代言官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7年博士论文，第233页。
{20}《明会典》卷209“都察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3}《明史》卷224《孙丕扬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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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文杰.东林书院与东林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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