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父母都有权利，也有义务照顾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帮助。在危急情况下，青少年福利局甚至要收留儿童和青少年过夜。但是如何界定危急情况？青少年福利局要如何知悉情况？自 1983年以来，汉堡就设有儿童和青少年急救服务中心。对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普通市民不应该视若无睹，而应该拨打热线电话。28岁的社会教育学者汉娜·基瑟威特和62岁的教育工作者尤尔根·索敏卡就在急救服务中心工作。如果是周末或半夜有人打来电话，这个两人团队就得做出决定：是下一个工作日再去处理，还是必须马上出发进行家访？两人不想公开自己的照片，但是她们很愿意回答记者的问题。

基瑟威特女士，索敏卡先生，打电话给你们的都有谁？

　　基瑟威特：涉事家庭的亲戚、某个家庭成员的前男友或同事。他们得知孩子的生活环境十分脏乱，吸毒器械和药品随处可见，或是父母对他们不管不顾。

看到你们上门，他们是什么反应？

　　索敏卡：我们的出现常常会让他们恐惧，立即进入戒备状态，有些人会威胁说要找律师，有些人则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
　　基瑟威特：如果我们发现冲突可能会升级，就会请求警方提供支持，他们最开始是在门口等候。

你们总是两人一起出任务？

　　基瑟威特：是的。如果任务结束后有人指责，那么至少还有另一个人看到了事情的经过，而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当我们决定要带走孩子时。

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基瑟威特：无法胜任养育职能的父母们，婚姻矛盾，孩子被冷漠忽视，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现今，家长因为殴打孩子而被投诉的情况越来越少见了。

据统计，在14岁以下的儿童被福利局接收的原因中，遭受虐待占13%。儿童（14岁以下）和青少年（14-18岁）会主动请求庇护吗？

　　索敏卡：是的，这种情况甚至还很常见。根据法律，我们必须接收他们所有人，比如不愿回家的12岁孩子。
　　基瑟威特：当然，我们会非常具体地询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地方可去吗？朋友、祖母都没有吗？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在一个可以信任的环境中，经历过心理创伤的青少年能更好地平静下来，被我们接收是最后的选择。

　　在汉堡，受虐待儿童的数量并不会比其他地方更多，但是这里的一些死亡案例在全德国引起了轰动。2012年，11岁的钱塔尔死亡。她在吸毒成瘾的养父母所在的公寓中吞食了美沙酮。2013年，3岁的雅各穆尔死亡。在青少年福利局将她从一个领养家庭接出送回家后，她被自己的母亲殴打致死。去年10月，两岁的阿耶莎死亡。她的父亲割断了她的喉咙。汉堡市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改善现状。当青少年福利局介入一个家庭时，会告知孩子所在的托儿所。相反，托儿所在孩子身上发现可疑的淤青时也必须告知青少年福利局，同时通知孩子家长。会有法医检查每一个有受到虐待的嫌疑的孩子。2016年，约有700名儿童被领到汉堡大学埃普多夫校医院的儿童能力中心进行检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校长克劳斯·普谢尔说：“汉堡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城市。”与此同时，在汉堡，被福利局接收的孩子数量也增加了，2016年为159名。现在，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认为青少年福利局做的不是太少，而是干预得太多。

你们有时会因为害怕判断错误而预防性地将孩子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接过来吗？

　　索敏卡：是的，在福利工作中确实存在这种恐惧。但是，实际上青少年福利局的有些同事接收孩子的标准很高，哪怕在我看来孩子所处环境已经很艰难。

您能举个例子吗？

　　索敏卡：一个吸毒的母亲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小婴儿。他们的房间非常混乱，玻璃门已经被打碎了，很容易割伤孩子。我本来可以带走孩子，但是福利局的同事们认为，给出清晰的口头警告就够了。

您认为还不够？

　　索敏卡：不管怎样，风险会很大。
　　基瑟威特：但是将孩子从家里带出来的理由足够充分吗？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让家庭保持完整。我们必须保护孩子的健康，而这也包括孩子应该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相反父母也能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
　　2016年，德国有约8.4万名儿童被各种福利机构收容。如果除去占到一半的未成年难民，比之前的几年略多。这些儿童中有41%回到他们的监护人身边，而青少年中这个比例只有13%。其他青少年都进入领养家庭或是孤儿院，四分之一曾进入青少年精神病院或医院等机构。
　　索敏卡：当父母不同意我们对青少年实施援助措施时，法院会做出最终决定，有时候我们会无权带走孩子。这是个困境：只要没有真正发生糟糕的事情，我们就是过早从父母手上将孩子夺走的青少年福利局。
　　基瑟威特：当一个孩子死亡时，公众会毫不留情地将目光聚焦其上，福利局的同事们处于被责难的风口浪尖。我能理解这一点，我并不想为任何人开脱。但是100%的安全并不存在，我們不能透视人们的大脑。
　　索敏卡：新闻报道使得所有层面的敏感性都提高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职业生涯的头几年，我也曾经历过一起死亡事件，如果是今天的我，它根本就不会发生。那是在80年代。一个匿名者从市郊打来电话，告知我们一个被疏于照顾的婴儿。他想在一个电话亭等待我们，告诉我们那栋房子在哪儿。不幸的是，出于各种原因，我们迟到了，那时他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们在附近的一些门口偷听屋内情况，但是一无所获。后来我们意识到，那人在给我们打电话前还去过警察局报案，但是信息从那里传到主管的青少年福利局需要太长时间。一切都太慢了，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那个孩子就已死于营养不良。 　　索敏卡：我们这里刚刚接收了一个14岁的外地男孩，他已经独自流浪了数月之久。在汉堡，他加入了一个专门偷酒的帮派。德国《家庭法》规定，他必须被隔离接收，送进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科，但是全汉堡都没有地方接收他。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

　　索敏卡：像汉堡这样的大城市中总是会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不上学，陷入犯罪和吸毒的泥潭，在接受治疗后从精神病科出院，或是被赶出机构，然后我们这儿再次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基瑟威特：他们中有些是青少年精神病科和青少年援助机构的常客，他们心理上有创伤，经常逃跑，自残，吸毒。有些人就连在我们这里也很难遵守规则。

你们会把他们关起来吗？

　　索敏卡：我们不允许这样做，不管他们的攻击性有多强。这是在剥夺自由，而只有法官才有权做出这样的惩罚。但是我们会因某个青少年而动用警力。

当孩子主动向你们寻求庇护，一般意味着什么？

　　索敏卡：那常常是出现了典型的青春期问题，比如希望拥有更多自由，但有时候也会因为遭受了家庭暴力。如今，和父母之间的冲突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有些父母会打孩子，儿子也会反过来打他的父亲，甚至孩子会先动手打父母，这种情况一般开始于十五六岁。

孩子会威胁他们的父母？

　　索敏卡：是的，一个女孩满屋子扔东西，因为她的父母不想让她在女友那里过夜。为了实现自己的需求，她从橱柜拿出一把刀。完全绝望的父母给我们打了电话。他们说：我们站在自家房门前，不敢开门，否则她会跑掉，或是攻击我们。还有年龄较小的孩子晚上不安静睡觉，对他们的母亲施加暴力，母亲们打电话给我们说：我受不了了，我没法让孩子上床睡觉。

然后你们就会开车去哄孩子上床睡觉？

　　索敏卡：有些情况下可能会。我记得有个6岁的小男孩威胁要毁坏家具，并且已经打破了几块玻璃。我只能把他按到地上，把他钳制在我胸前，直到他怒气散尽，恢复平静。他的父母很吃惊我们能做到这些，他们根本不敢抓住或按住孩子。很明显，这个家庭需要医学方面的支持。但是作为急救服务中心，我们只需要找到一個最低限度的解决方式。到第二个工作日，相关青少年福利局的同事就会接手。我们只是紧急“消防队”。如今，这样的情况变多了。一个事实是：青春期开始得越来越早了，但是常常连父母都没有意识到应该为孩子们设立界限，或者他们自己就还是半个孩子。他们用电子产品让孩子保持安静，日夜播放电视，家里到处是啤酒罐，还养着狗或者很多只猫。

在汉堡，有1/5的孩子需要忍受贫穷的威胁。父母无法很好地养育他们的孩子，是因为他们太穷吗？

　　基瑟威特：不是，但是有些家庭确实入不敷出。最近我们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家庭。他们有3个孩子。我们去了家里，看看冰箱里是否还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带了钱，可以买点面包、面条之类的，这样这家人可以撑过这个周末。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冰箱里有足够的食物。托儿所为孩子提供了饮食救助，援助确实起了作用。所以孩子营养不良，一般都是由于漠视和疏于照顾。

您去过富裕的地区执行任务吗？

　　基瑟威特：是的，而且并不少。但是原则上问题都相同：亲子关系冲突、酒精成瘾和其他成瘾性疾病。
　　索敏卡：一个区别是：富人可以请得起花费不菲的律师和专家。父母可以反对我们的决定，以实现他们的权利，我觉得这很正确。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对此付出代价的是孩子们。而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面，我们完全可以很有创造性。例如，我收到一份针对一个单亲母亲的举报，说房子里脏乱到了极点，桌子上摆着吸毒用具。我们的同事想把孩子接出来。但我从告发信中读出，孩子们和这位母亲的关系其实还不错。于是我给这个女人打了个电话说：注意点，我们收到了一封告发你的信，几天后我就会过来。我到的时候，地板还是湿漉漉的，我很少闻到那么重的去污剂的味道。所以，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哪里做得不对，他们只是缺一个人对他们耳提面命：“你必须开始改变了。”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