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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传统，俄罗斯，特征，符号，多元理解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3-0066-07
自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提出文化的概念之后，文化的定义就层出不穷。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统指的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沿革和积淀，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民族的基因，它是“获得性的、积累起来的遗传”。一定程度上说，文化传统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个人与社会用以理解自己和相互理解的工具”。①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通过高中历史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②这就需要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才能形成对世界文明的多元理解和尊重，进而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但是，令人尴尬的现实是，不仅现行高中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关于文化传统的知识阙如，而且历史教师对这一知识的储备几乎一片空白。为此，笔者以俄罗斯文化传统为例，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文化传统是认识俄罗斯人变化莫测性格的一条现实捷径，可以从双重性、宗教性、集体性、非理性等方面理解。
1.双重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正像恰达耶夫说的：“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们全部的历史……它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的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的事实。”③俄罗斯是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我们处在世界的两大部分—东方和西方之间。”“东方与西方两股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④因此，俄罗斯民族文化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俄罗斯土地辽阔、气候寒冷的地理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俄罗斯文化的民族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双重性。
同时，双重性特征也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俄罗斯一直徘徊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它选择着，摇摆着，在这种选择与摇摆中形成了俄罗斯精神兼容东西方文明的实质和存在于其中的两面性。公元988年，“罗斯洗礼”使基辅罗斯成为欧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正教为俄罗斯精神两面性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1240年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从此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蒙古人统治的典型特征。彼得一世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使一个愚昧落后、因循守旧的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但无论他们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远，始终不愿将改革扩大到专制政体，不愿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利。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自由派抛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西化”道路。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俄罗斯国家并没有“西化”，相反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机。普京上台后，经历了改革、失败、再改革的俄罗斯社会逐渐从“西化”的恶梦中清醒过来，实行了兼有东西方色彩的“新政”。东西方的文明通过普京的“新政”，又一次达到了融合。
经过了自身漫长而艰难地发展，与外来文化的渗透、融合、对立、冲突和宗教思想的侵润与灌输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即双重性——“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等等。
2.宗教性
宗教在俄罗斯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全民族接受基督教那年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转折点，此后自俄罗斯文化进入了自觉的历史精神存在的时代，斯拉夫民族终于有了伟大的信仰，这种信仰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命运”。①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是东正教会培育成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仪式。俄罗斯人往往以一种宗教意识去思考和解释人的灵魂、生命、未来，以及伦理道德等问题。有人这样评价欧洲各国：和英国人谈话结束于体育，和法国人谈话结束于女人，和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农民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上帝和宗教。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俄罗斯国家便开始了一个东正教化的漫长过程。东正教思想逐渐渗透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家庭、个人生活之中。东正教不仅与俄罗斯国家融为一体，而且与俄罗斯精神融为一体。东正教主张博爱、宽恕和忍耐；因宗教思想的影响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俄罗斯人很温顺、很善良。“对一切都感谢”，“不以暴力抗恶”。但因缺乏理性，经常陷入病态的献身狂热之中，或表现出英勇豪迈，或表现出凶狠、残酷。东正教宣扬主张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因而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表现为国家至上，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东正教还主张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因此俄罗斯人便产生一种超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认为，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正教，继罗马和拜占庭之后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即“第三罗马”，因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理念，这为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3.集体性
俄罗斯的集体主义是特殊的自然及社会环境的产物。疆域辽阔、气候寒冷、人口稀缺，这些先决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社会组织运行和基本价值体系的形成，也注定了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于是，“共同体”就成了对抗严酷自然环境的社会组织保障，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村社”。这种从“血亲公社”自然演化而成的地域联合体，实行土地公有、集中生产、合作劳动和产品私有制度，使俄国成为一个非个性化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国家。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互帮互助之风渐趋成型，个人主义被唾弃，“集体主义”则成为村社组织的特殊文化符号，构成俄罗斯民族稳定的文化心理传统。被赫尔岑称为防止资产阶级革命“避雷针”的村社制度后来在事实上“将农村公社与自由的技工合作团体直接变成农业与工业生产组合”，在形式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组织胚胎，在价值观念体系上铸造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坐标。十月革命后，集体主义构成苏联国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道德原则，集体主义教育理论成为苏联教育界的主导思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西化”，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曾经风行一时，然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仍然是阻隔不断的。近年来，随着俄、美、欧关系日益紧张，集体主义价值观有重新回潮之势。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也指出：“强大的国家、社会平等和集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本质。”荷兰著名文化学家格特·霍夫斯泰德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所作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与集体主义价值立场相悖的个人主义的认同，在不同的国家呈现不同的比例：美国为91%，澳大利亚为90%，英国为89%，加拿大为80%，而俄罗斯仅为23%，进而指出“俄罗斯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①俄罗斯著名文化社会学教授尼科夫斯卡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得出“集体主义在俄罗斯依然占优势”的结论。
4.非理性
地跨欧亚的俄罗斯置身于这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两个部分之间，亚洲人认为俄罗斯应是西方国家，因为它的发源地，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领土重心都在欧洲；在西欧人眼中，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因为它的领土在西欧的东部，尤其是它的版图占亚洲1/3的陆地。这种地缘特征使俄罗斯民族动摇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甚至于使两者相互排斥、相互对立，造成了民族身份认同感危机，形成了俄罗斯人缺乏理性、摇摆不定、好走极端、易于偏激的情绪。正如利哈乔夫表达的观点：“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摇摆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②19世纪以来有相当一批俄罗斯作家都由于一时的情绪激动，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决斗。普希金从1819年开始就热衷于决斗，20年代后曾以极其轻狂的态度卷入了十来次未遂决斗，最终于1837年死于决斗。莱蒙托夫、赫尔岑、丘赫尔别凯、叶尔莫洛夫、巴枯宁、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等都曾参与决斗或走到了决斗的边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激性、极端性的明证。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根本的特征在于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和情绪化，其他性格特征均是从这几个最基本的特征中派生出来的。譬如，非理性主义导致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极端主义使俄国人不善中庸之道，不善于妥协，永远追寻绝对真理；情绪化把俄罗斯人引向宿命论、神秘主义和乌托邦，说话办事受情绪左右而不权衡利害；情绪化伴随着多愁善感，表现为善良、富有同情心、酷爱艺术和一切美的事物，而这一切又成为了产生文学艺术天才的土壤。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俄罗斯人的性格像婴儿的脸，喜怒哀乐变化无常。俄罗斯人的性格像夏季的云雾，瞧得见却看不透。”俄罗斯民族性格虽然变幻莫测，但仍可以从诸如沙皇、双头鹰、伏加特、村社、北极熊等符号中找到民族性格的“基因”。
1.沙皇
沙皇（俄语：царь）是俄国自1547年到1917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俄语中沙皇（царь）一词中的“沙”来自拉丁语恺撒（Caesar）的转音，царь就是“皇帝”的意思，中文译成“沙皇”。公元1547年伊凡四世在莫斯科举行宏大的加冕仪式，自称“沙皇”，但这时沙皇的权力还要受到等级代表团的制约。尼康宗教改革和彼得一世改革使绝对君主制取代了等级君主制，沙皇的地位进一步神圣化，绝对君主制完全确立。沙皇个人的纪念日，如生日等经常成为法定的教会节日，在整个俄罗斯普天同庆。1649年的《会议法典》规定，沙皇及其家人的生日同其他教会节日一样，成为休息日。在俄国民众心目中，沙皇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权力源于上帝，属于沙皇，沙皇就是人间的上帝；俄罗斯全部土地和整个国家属于沙皇，沙皇是所有臣民的主宰，有权支配臣民的自由、生活和财产；沙皇是农民的保护人，是对穷人关怀备至的“父亲”。
十月革命后，现实的沙皇终结了，但心中的沙皇并未消失。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对内排除异己，实行大清洗等高压统治，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大肆扩张领土，俨然是现代版的沙皇。1935年，斯大林的母亲，一位典型的俄罗斯妇女对儿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真实地位并不了解，斯大林告诉她：“妈妈，你还记得沙皇吧？我现在的地位就像沙皇一样。”苏联解体后，普京力挽狂澜，加强中央联邦制，打击经济寡头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整顿宪法秩序，成为众望所归的救世主，人民的“父亲沙皇”。2005年德高望重的伊里亚·格拉祖诺夫在谈到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时说道：“君主制是国家和管理人民的最高形式。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家庭一样，应当有父亲和母亲……人民的父亲就是沙皇。”在俄罗斯走向现代化、建设公民社会的背景下，还有人发表这样的言论，足见俄罗斯人民的“沙皇情结”影响之深。
2.双头鹰
作为俄罗斯国徽徽记，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两只加冕的鹰头象征宗教与世俗权利的统一，大牧首与沙皇权倾俄罗斯，位于最上面中心的第三顶王冠标志着上帝在整个俄罗斯的权威，鹰的一只头望着西方，另一只望着东方，不仅表示了俄罗斯的地理位置，而且象征着俄罗斯的一体化。双头鹰原是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一世的徽记，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后，拜占庭皇帝侄女索菲亚被罗马教皇以联姻的方式许配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由此索菲娅佩戴着拜占庭帝国威严的双头鹰徽记来到了俄罗斯。1497年双头鹰作为国家徽记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国玺上，直至1918年。1993年11月30日，这只象征俄罗斯国家团结和统一的双头鹰又“飞”回到俄罗斯国徽上。20世纪末，国家杜马从法律上确定了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
实际上，双头鹰国徽记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形象表征。这个双头鹰左顾右盼，期望左右逢源的拟人化形象，绝妙地表露出俄罗斯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双重性格：他们性格刚烈、尚武善战，但又优柔寡断、多愁善感；他们大多温顺驯服，但又往往缺乏理性，经常感情用事，极易走极端。其他民族的性格也具有两面性，但都不像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摆幅那么大，都不像他们表现的那么生动丰富，那么鲜明强烈。总之，双头鹰成为俄罗斯的标志和象征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然而它所影射的“二元对立”的双重性思想在俄罗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体现，则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这一原本单纯的标志，在俄罗斯获得了更加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意义，“俄罗斯自接受双头鹰的时刻起，这个标志就注定要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烙印”。 3.伏特加
“伏特加”，俄语意为“生命之水”。俄罗斯伏特加酒起源于14世纪，当时的伏特加酒只是上流社会贵族的宠儿，直到1654年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伏特加酒才在民间流传开来。俄罗斯传统的优质伏特加酒是用纯大麦酿造的，随着需求量的逐步增加，开始以玉米、小麦、马铃薯等农作物作为酿造原料，经过发酵、蒸馏、过滤和活性炭脱臭处理等工艺，酿成了清冽醇香、纯净透明的烈性酒——伏特加。俄罗斯人每人每年平均要喝掉67瓶伏特加酒，俄罗斯男人更是疯狂地爱着伏特加酒，把它视为自己的“第一妻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看到一群群的俄罗斯人，手中握着伏特加酒瓶在公路上、公园里摇摇晃晃地喝酒。
伏特加酒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紧密地和俄罗斯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表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第一，体现俄罗斯民族奔放、热情、好客、勇敢等性格。俄罗斯人喝伏特加酒总是大口或者直接拿着酒瓶喝，十分豪爽。俄罗斯人崇尚集体主义，他们喜欢聚集起来，开怀畅饮，体现了俄罗斯人团结的一面，当国家受到侵略时，他们总是团结起来英勇地保卫自己的家园。第二，体现俄罗斯民族情绪化、双重性、摇摆性、易走极端等性格。俄罗斯人喜欢选择用酒精来发泄心中的情感，酒后的种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强烈地折射出俄罗斯人情绪化的特点。恶劣的自然条件给俄罗斯人适合耕作的时间很少，劳动时他们喜欢用伏特加酒提升干劲、消除疲劳，而农闲时又喜欢借用伏特加酒作消遣，度过无聊时光。伏特加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符号。
4.村社
俄国村社历史悠久，被俄国人视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它是俄国社会最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村社”（农民口头称村社为“米尔”，“米尔”还有“世界”的意思）一词带有典型的俄罗斯意味。俄罗斯疆土广袤，气候寒冷，大平原、黑土地使农业成为俄罗斯人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俄罗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东斯拉夫人的内陆文化先后与北欧诺曼人带来的维京文化、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与金帐汗国时代的鞑靼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俄国历史上的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社合一，以连环保的形式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村社制度。
在村社这个封闭的宗法制小天地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唯有集体才有意义。村社是农民生老病死的场所，是农民生存的依靠，村社就是农民一生度过的整个“世界”。农民的一切——土地、婚姻、社会地位等，都是米尔给予的。所以，农民普遍对村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依赖感。在农民的意识中，米尔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将自己交给村社才有出路，村社是自己的精神依托和物质保障，所以他们“紧抱着村社不放，甚至不敢想象没有村社，自己能否生存”。①它要求个人思想、意志和行为服从集体，服从社会。这一准则一方面有利于组织农业生产抗御外敌，另一方面则易于孳生集权主义，导致俄国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国家和集体更加服从，对政府和制度更具有忍耐精神，维护社会基础。
问题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俄罗斯极具扩张性？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一直在致力于领土的扩张。据统计，从1552年俄罗斯人发动的征服喀山汗国开始，到1989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俄罗斯人共进行了86场战争，其中只有3场是自卫战争。它的疆域由280万平方公里扩展至2240万平方公里。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或国家，从事过如此漫长和持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战争。美国一位国际战略问题专家曾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扩张意识有过一段生动的解析：俄罗斯民族有一种“争取生存的返祖本能”，并因此“驱使俄国人迫切感到需要攫取更多的土地，他们的扩张是一种不断地向毗连的领土渗透的过程”。
首先，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大部分处于北半球中高纬地带，严酷的气候，持久地塑造和锤炼了俄罗斯民族，使她具有超出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秉性——高强度的耐受力和意志力，尤其是在逆境中，俄罗斯人特别具有顽强的凝聚力和难以抗拒的战斗力。其次，东正教宣扬的弥赛亚意识成为对外扩张的精神动力。“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宣称：“第一罗马（意大利罗马）已经没落，第二罗马（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也已衰亡，第三罗马（莫斯科）巍然屹立，永放光芒，第四罗马永不会出现。”东正教的俄罗斯被认为是基督和基督教的唯一真正信仰者，俄罗斯就肩负着“拯救和更新世界”的历史使命。俄罗斯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全世界”。这种“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后来演变为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推动俄国穷兵黩武，扩张领土。
问题二：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吗？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可谓见仁见智。十月革命前后，普列汉诺夫就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认为“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能烤制出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①苏联解体后，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主流社会以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占主导，如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等。而我国学者则以十月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为主导。②以往我们对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从经济基础、政治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阐述，这些视角无疑是很充分的。十月革命固然是俄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产物，但它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俄国农民眼里，村社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母体”，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在镇压了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于1907年实行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这场顺应现代化浪潮的改革按照“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村社”的思路进行，采取行政与警察的强制措施推进，似乎决心要与“村社世界”一刀两断， 改革后也一度出现被人称为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俄罗斯农民留恋“村社世界”的传统不是轻易能割舍掉的，“公社崇拜”和不公正的改革终于促成了日渐汹涌的村社复兴运动。在农村，十月革命就是对斯托雷平强制破坏村社传统、搞“非人道的现代化”的一场清算，农村“划分村社土地与独立土地的界石到处被拔除，村社周围的（私有）土地被合并于这种传统的共同体中”，“农民对村社分离者（指新近退出村社的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仇视，仅次于对地主”。③十月革命后村社不仅复活了，而且发展到空前的程度，“在主要农业区，几乎全部土地（98—99%）都属于村社，即使在村社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占到70%左右。就全苏而论，直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1927年仍有96%的土地与95%的农户在村社中”。④农民的宗法性与重建共同体的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胚胎”和天然基础，村社农民具有“天然的共产主义本能”，促成了十月革命的巨变。此外，东正教“救世使命”意识和俄国农民对建立地上天国的企盼，最终也促成了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尝试中得以实现。 问题三：为什么会形成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形成并加以固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往我们从苏联国情、党内斗争、斯大林个人思想作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教条化以及国内外环境等方面，探讨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政治、经济、现实环境、个人性格等都是表层次因素，而隐藏在这些“冰山”以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一是沙皇情结。沙皇专制制度制度使俄罗斯人君主专制、权力崇拜的思想深入人心。顺从强权人物，崇拜权力和权威，使得以沙皇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思想成为俄罗斯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罗斯人的潜意识中，渗透着对专制权力或强权人物的崇尚，这就为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准备了生存土壤。列宁曾经说过：在俄国农民身上存在着天真的君主主义思想，其实质是“对沙皇的朴素的宗法式的信仰”。果戈理以揭露和批判封建农奴制罪恶而知名，到晚年也认为，沙皇乃是“肩上负着百万同胞的命运，对上帝负着维护万民之重责”。俄罗斯人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个人极权者的“沙皇情结”为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文化基础。二是村社传统。村社制度以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社合、连环保管理为基本特征，是一种劳动消费型经济，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求达到收支平衡，不以获利为目的，靠村社的平均机制而抵制住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猛烈冲击。斯大林时期实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农业生产的共有方式以新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使村社制度以另外的形式得以恢复，并将这种生产方式扩大到工业企业。村社农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依附，养成了俄罗斯民族忍耐顺从的性格，他们习惯地、默默地接受来自上面的压迫，对强权、酷刑、杀戮、鲜血和眼泪早已习以为常，无动于衷，对自己卑下的地位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村社传统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文化环境。
问题四：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
苏联解体曾经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据说，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①当然如果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审视，也不失为一把解“谜”的钥匙。
俄罗斯是一个在思想与行为上充满矛盾悖论的民族，正像她的双头鹰国徽一样，“两眼圆睁，分别雄视东方和西方”。这种双重性特征使得俄罗斯民族表现出激烈的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忽左忽右、好走极端的文化性格。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民众往往选择与现行社会政策截然相反的道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俄罗斯钟摆性发展推向极致。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与西方对抗多年，势不两立，而在苏联解体后又不顾一切地倒向西方，恨不得和西方融为一体。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可见一斑：政治上， 一改苏共过去高度集中、专制的做法，转而大力倡导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经济上，完全放弃旧体制，采取“休克疗法”，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实施“500天计划”和“哈佛计划”。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过于天真，那么莫斯科数万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支持“500天”市场经济计划，则表明文化传统中缺乏理性、易于偏激的观念，普遍植根于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传统在民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作者简介】江松贵，男，1972年生，浙江松阳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松阳一中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及高考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3-0066-07
自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提出文化的概念之后，文化的定义就层出不穷。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统指的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沿革和积淀，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民族的基因，它是“获得性的、积累起来的遗传”。一定程度上说，文化传统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个人与社会用以理解自己和相互理解的工具”。①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通过高中历史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②这就需要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才能形成对世界文明的多元理解和尊重，进而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但是，令人尴尬的现实是，不仅现行高中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关于文化传统的知识阙如，而且历史教师对这一知识的储备几乎一片空白。为此，笔者以俄罗斯文化传统为例，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文化传统是认识俄罗斯人变化莫测性格的一条现实捷径，可以从双重性、宗教性、集体性、非理性等方面理解。
1.双重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正像恰达耶夫说的：“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们全部的历史……它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的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的事实。”③俄罗斯是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我们处在世界的两大部分—东方和西方之间。”“东方与西方两股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④因此，俄罗斯民族文化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俄罗斯土地辽阔、气候寒冷的地理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俄罗斯文化的民族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双重性。
同时，双重性特征也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俄罗斯一直徘徊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它选择着，摇摆着，在这种选择与摇摆中形成了俄罗斯精神兼容东西方文明的实质和存在于其中的两面性。公元988年，“罗斯洗礼”使基辅罗斯成为欧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正教为俄罗斯精神两面性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1240年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从此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蒙古人统治的典型特征。彼得一世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使一个愚昧落后、因循守旧的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但无论他们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远，始终不愿将改革扩大到专制政体，不愿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利。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自由派抛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西化”道路。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俄罗斯国家并没有“西化”，相反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危机。普京上台后，经历了改革、失败、再改革的俄罗斯社会逐渐从“西化”的恶梦中清醒过来，实行了兼有东西方色彩的“新政”。东西方的文明通过普京的“新政”，又一次达到了融合。
经过了自身漫长而艰难地发展，与外来文化的渗透、融合、对立、冲突和宗教思想的侵润与灌输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即双重性——“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等等。
2.宗教性
宗教在俄罗斯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全民族接受基督教那年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转折点，此后自俄罗斯文化进入了自觉的历史精神存在的时代，斯拉夫民族终于有了伟大的信仰，这种信仰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命运”。①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是东正教会培育成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仪式。俄罗斯人往往以一种宗教意识去思考和解释人的灵魂、生命、未来，以及伦理道德等问题。有人这样评价欧洲各国：和英国人谈话结束于体育，和法国人谈话结束于女人，和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农民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上帝和宗教。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俄罗斯国家便开始了一个东正教化的漫长过程。东正教思想逐渐渗透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家庭、个人生活之中。东正教不仅与俄罗斯国家融为一体，而且与俄罗斯精神融为一体。东正教主张博爱、宽恕和忍耐；因宗教思想的影响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俄罗斯人很温顺、很善良。“对一切都感谢”，“不以暴力抗恶”。但因缺乏理性，经常陷入病态的献身狂热之中，或表现出英勇豪迈，或表现出凶狠、残酷。东正教宣扬主张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因而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表现为国家至上，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东正教还主张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因此俄罗斯人便产生一种超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认为，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正教，继罗马和拜占庭之后莫斯科是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即“第三罗马”，因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理念，这为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3.集体性
俄罗斯的集体主义是特殊的自然及社会环境的产物。疆域辽阔、气候寒冷、人口稀缺，这些先决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社会组织运行和基本价值体系的形成，也注定了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于是，“共同体”就成了对抗严酷自然环境的社会组织保障，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村社”。这种从“血亲公社”自然演化而成的地域联合体，实行土地公有、集中生产、合作劳动和产品私有制度，使俄国成为一个非个性化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国家。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互帮互助之风渐趋成型，个人主义被唾弃，“集体主义”则成为村社组织的特殊文化符号，构成俄罗斯民族稳定的文化心理传统。被赫尔岑称为防止资产阶级革命“避雷针”的村社制度后来在事实上“将农村公社与自由的技工合作团体直接变成农业与工业生产组合”，在形式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组织胚胎，在价值观念体系上铸造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坐标。十月革命后，集体主义构成苏联国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道德原则，集体主义教育理论成为苏联教育界的主导思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西化”，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曾经风行一时，然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仍然是阻隔不断的。近年来，随着俄、美、欧关系日益紧张，集体主义价值观有重新回潮之势。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也指出：“强大的国家、社会平等和集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本质。”荷兰著名文化学家格特·霍夫斯泰德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所作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与集体主义价值立场相悖的个人主义的认同，在不同的国家呈现不同的比例：美国为91%，澳大利亚为90%，英国为89%，加拿大为80%，而俄罗斯仅为23%，进而指出“俄罗斯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①俄罗斯著名文化社会学教授尼科夫斯卡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得出“集体主义在俄罗斯依然占优势”的结论。
4.非理性
地跨欧亚的俄罗斯置身于这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两个部分之间，亚洲人认为俄罗斯应是西方国家，因为它的发源地，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领土重心都在欧洲；在西欧人眼中，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因为它的领土在西欧的东部，尤其是它的版图占亚洲1/3的陆地。这种地缘特征使俄罗斯民族动摇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甚至于使两者相互排斥、相互对立，造成了民族身份认同感危机，形成了俄罗斯人缺乏理性、摇摆不定、好走极端、易于偏激的情绪。正如利哈乔夫表达的观点：“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摇摆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②19世纪以来有相当一批俄罗斯作家都由于一时的情绪激动，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决斗。普希金从1819年开始就热衷于决斗，20年代后曾以极其轻狂的态度卷入了十来次未遂决斗，最终于1837年死于决斗。莱蒙托夫、赫尔岑、丘赫尔别凯、叶尔莫洛夫、巴枯宁、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等都曾参与决斗或走到了决斗的边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激性、极端性的明证。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根本的特征在于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和情绪化，其他性格特征均是从这几个最基本的特征中派生出来的。譬如，非理性主义导致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极端主义使俄国人不善中庸之道，不善于妥协，永远追寻绝对真理；情绪化把俄罗斯人引向宿命论、神秘主义和乌托邦，说话办事受情绪左右而不权衡利害；情绪化伴随着多愁善感，表现为善良、富有同情心、酷爱艺术和一切美的事物，而这一切又成为了产生文学艺术天才的土壤。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俄罗斯人的性格像婴儿的脸，喜怒哀乐变化无常。俄罗斯人的性格像夏季的云雾，瞧得见却看不透。”俄罗斯民族性格虽然变幻莫测，但仍可以从诸如沙皇、双头鹰、伏加特、村社、北极熊等符号中找到民族性格的“基因”。
1.沙皇
沙皇（俄语：царь）是俄国自1547年到1917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俄语中沙皇（царь）一词中的“沙”来自拉丁语恺撒（Caesar）的转音，царь就是“皇帝”的意思，中文译成“沙皇”。公元1547年伊凡四世在莫斯科举行宏大的加冕仪式，自称“沙皇”，但这时沙皇的权力还要受到等级代表团的制约。尼康宗教改革和彼得一世改革使绝对君主制取代了等级君主制，沙皇的地位进一步神圣化，绝对君主制完全确立。沙皇个人的纪念日，如生日等经常成为法定的教会节日，在整个俄罗斯普天同庆。1649年的《会议法典》规定，沙皇及其家人的生日同其他教会节日一样，成为休息日。在俄国民众心目中，沙皇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权力源于上帝，属于沙皇，沙皇就是人间的上帝；俄罗斯全部土地和整个国家属于沙皇，沙皇是所有臣民的主宰，有权支配臣民的自由、生活和财产；沙皇是农民的保护人，是对穷人关怀备至的“父亲”。
十月革命后，现实的沙皇终结了，但心中的沙皇并未消失。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对内排除异己，实行大清洗等高压统治，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大肆扩张领土，俨然是现代版的沙皇。1935年，斯大林的母亲，一位典型的俄罗斯妇女对儿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真实地位并不了解，斯大林告诉她：“妈妈，你还记得沙皇吧？我现在的地位就像沙皇一样。”苏联解体后，普京力挽狂澜，加强中央联邦制，打击经济寡头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整顿宪法秩序，成为众望所归的救世主，人民的“父亲沙皇”。2005年德高望重的伊里亚·格拉祖诺夫在谈到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时说道：“君主制是国家和管理人民的最高形式。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家庭一样，应当有父亲和母亲……人民的父亲就是沙皇。”在俄罗斯走向现代化、建设公民社会的背景下，还有人发表这样的言论，足见俄罗斯人民的“沙皇情结”影响之深。
2.双头鹰
作为俄罗斯国徽徽记，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两只加冕的鹰头象征宗教与世俗权利的统一，大牧首与沙皇权倾俄罗斯，位于最上面中心的第三顶王冠标志着上帝在整个俄罗斯的权威，鹰的一只头望着西方，另一只望着东方，不仅表示了俄罗斯的地理位置，而且象征着俄罗斯的一体化。双头鹰原是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一世的徽记，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后，拜占庭皇帝侄女索菲亚被罗马教皇以联姻的方式许配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由此索菲娅佩戴着拜占庭帝国威严的双头鹰徽记来到了俄罗斯。1497年双头鹰作为国家徽记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国玺上，直至1918年。1993年11月30日，这只象征俄罗斯国家团结和统一的双头鹰又“飞”回到俄罗斯国徽上。20世纪末，国家杜马从法律上确定了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
实际上，双头鹰国徽记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形象表征。这个双头鹰左顾右盼，期望左右逢源的拟人化形象，绝妙地表露出俄罗斯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双重性格：他们性格刚烈、尚武善战，但又优柔寡断、多愁善感；他们大多温顺驯服，但又往往缺乏理性，经常感情用事，极易走极端。其他民族的性格也具有两面性，但都不像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摆幅那么大，都不像他们表现的那么生动丰富，那么鲜明强烈。总之，双头鹰成为俄罗斯的标志和象征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然而它所影射的“二元对立”的双重性思想在俄罗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体现，则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这一原本单纯的标志，在俄罗斯获得了更加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意义，“俄罗斯自接受双头鹰的时刻起，这个标志就注定要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烙印”。 3.伏特加
“伏特加”，俄语意为“生命之水”。俄罗斯伏特加酒起源于14世纪，当时的伏特加酒只是上流社会贵族的宠儿，直到1654年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伏特加酒才在民间流传开来。俄罗斯传统的优质伏特加酒是用纯大麦酿造的，随着需求量的逐步增加，开始以玉米、小麦、马铃薯等农作物作为酿造原料，经过发酵、蒸馏、过滤和活性炭脱臭处理等工艺，酿成了清冽醇香、纯净透明的烈性酒——伏特加。俄罗斯人每人每年平均要喝掉67瓶伏特加酒，俄罗斯男人更是疯狂地爱着伏特加酒，把它视为自己的“第一妻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看到一群群的俄罗斯人，手中握着伏特加酒瓶在公路上、公园里摇摇晃晃地喝酒。
伏特加酒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紧密地和俄罗斯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表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第一，体现俄罗斯民族奔放、热情、好客、勇敢等性格。俄罗斯人喝伏特加酒总是大口或者直接拿着酒瓶喝，十分豪爽。俄罗斯人崇尚集体主义，他们喜欢聚集起来，开怀畅饮，体现了俄罗斯人团结的一面，当国家受到侵略时，他们总是团结起来英勇地保卫自己的家园。第二，体现俄罗斯民族情绪化、双重性、摇摆性、易走极端等性格。俄罗斯人喜欢选择用酒精来发泄心中的情感，酒后的种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强烈地折射出俄罗斯人情绪化的特点。恶劣的自然条件给俄罗斯人适合耕作的时间很少，劳动时他们喜欢用伏特加酒提升干劲、消除疲劳，而农闲时又喜欢借用伏特加酒作消遣，度过无聊时光。伏特加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符号。
4.村社
俄国村社历史悠久，被俄国人视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它是俄国社会最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村社”（农民口头称村社为“米尔”，“米尔”还有“世界”的意思）一词带有典型的俄罗斯意味。俄罗斯疆土广袤，气候寒冷，大平原、黑土地使农业成为俄罗斯人的经济命脉，也决定着俄罗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东斯拉夫人的内陆文化先后与北欧诺曼人带来的维京文化、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与金帐汗国时代的鞑靼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俄国历史上的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社合一，以连环保的形式集体对国家负责的村社制度。
在村社这个封闭的宗法制小天地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唯有集体才有意义。村社是农民生老病死的场所，是农民生存的依靠，村社就是农民一生度过的整个“世界”。农民的一切——土地、婚姻、社会地位等，都是米尔给予的。所以，农民普遍对村社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依赖感。在农民的意识中，米尔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将自己交给村社才有出路，村社是自己的精神依托和物质保障，所以他们“紧抱着村社不放，甚至不敢想象没有村社，自己能否生存”。①它要求个人思想、意志和行为服从集体，服从社会。这一准则一方面有利于组织农业生产抗御外敌，另一方面则易于孳生集权主义，导致俄国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国家和集体更加服从，对政府和制度更具有忍耐精神，维护社会基础。
问题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俄罗斯极具扩张性？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一直在致力于领土的扩张。据统计，从1552年俄罗斯人发动的征服喀山汗国开始，到1989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俄罗斯人共进行了86场战争，其中只有3场是自卫战争。它的疆域由280万平方公里扩展至2240万平方公里。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或国家，从事过如此漫长和持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战争。美国一位国际战略问题专家曾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扩张意识有过一段生动的解析：俄罗斯民族有一种“争取生存的返祖本能”，并因此“驱使俄国人迫切感到需要攫取更多的土地，他们的扩张是一种不断地向毗连的领土渗透的过程”。
首先，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大部分处于北半球中高纬地带，严酷的气候，持久地塑造和锤炼了俄罗斯民族，使她具有超出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秉性——高强度的耐受力和意志力，尤其是在逆境中，俄罗斯人特别具有顽强的凝聚力和难以抗拒的战斗力。其次，东正教宣扬的弥赛亚意识成为对外扩张的精神动力。“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宣称：“第一罗马（意大利罗马）已经没落，第二罗马（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也已衰亡，第三罗马（莫斯科）巍然屹立，永放光芒，第四罗马永不会出现。”东正教的俄罗斯被认为是基督和基督教的唯一真正信仰者，俄罗斯就肩负着“拯救和更新世界”的历史使命。俄罗斯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全世界”。这种“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后来演变为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推动俄国穷兵黩武，扩张领土。
问题二：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吗？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可谓见仁见智。十月革命前后，普列汉诺夫就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认为“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能烤制出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①苏联解体后，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下，俄罗斯主流社会以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占主导，如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等。而我国学者则以十月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为主导。②以往我们对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从经济基础、政治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阐述，这些视角无疑是很充分的。十月革命固然是俄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产物，但它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俄国农民眼里，村社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母体”，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在镇压了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于1907年实行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这场顺应现代化浪潮的改革按照“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村社”的思路进行，采取行政与警察的强制措施推进，似乎决心要与“村社世界”一刀两断， 改革后也一度出现被人称为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俄罗斯农民留恋“村社世界”的传统不是轻易能割舍掉的，“公社崇拜”和不公正的改革终于促成了日渐汹涌的村社复兴运动。在农村，十月革命就是对斯托雷平强制破坏村社传统、搞“非人道的现代化”的一场清算，农村“划分村社土地与独立土地的界石到处被拔除，村社周围的（私有）土地被合并于这种传统的共同体中”，“农民对村社分离者（指新近退出村社的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仇视，仅次于对地主”。③十月革命后村社不仅复活了，而且发展到空前的程度，“在主要农业区，几乎全部土地（98—99%）都属于村社，即使在村社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占到70%左右。就全苏而论，直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1927年仍有96%的土地与95%的农户在村社中”。④农民的宗法性与重建共同体的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胚胎”和天然基础，村社农民具有“天然的共产主义本能”，促成了十月革命的巨变。此外，东正教“救世使命”意识和俄国农民对建立地上天国的企盼，最终也促成了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尝试中得以实现。 问题三：为什么会形成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形成并加以固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往我们从苏联国情、党内斗争、斯大林个人思想作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教条化以及国内外环境等方面，探讨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政治、经济、现实环境、个人性格等都是表层次因素，而隐藏在这些“冰山”以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一是沙皇情结。沙皇专制制度制度使俄罗斯人君主专制、权力崇拜的思想深入人心。顺从强权人物，崇拜权力和权威，使得以沙皇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思想成为俄罗斯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罗斯人的潜意识中，渗透着对专制权力或强权人物的崇尚，这就为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准备了生存土壤。列宁曾经说过：在俄国农民身上存在着天真的君主主义思想，其实质是“对沙皇的朴素的宗法式的信仰”。果戈理以揭露和批判封建农奴制罪恶而知名，到晚年也认为，沙皇乃是“肩上负着百万同胞的命运，对上帝负着维护万民之重责”。俄罗斯人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个人极权者的“沙皇情结”为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文化基础。二是村社传统。村社制度以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中居住、封闭排他、政社合、连环保管理为基本特征，是一种劳动消费型经济，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求达到收支平衡，不以获利为目的，靠村社的平均机制而抵制住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猛烈冲击。斯大林时期实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农业生产的共有方式以新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使村社制度以另外的形式得以恢复，并将这种生产方式扩大到工业企业。村社农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依附，养成了俄罗斯民族忍耐顺从的性格，他们习惯地、默默地接受来自上面的压迫，对强权、酷刑、杀戮、鲜血和眼泪早已习以为常，无动于衷，对自己卑下的地位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村社传统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文化环境。
问题四：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
苏联解体曾经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据说，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①当然如果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审视，也不失为一把解“谜”的钥匙。
俄罗斯是一个在思想与行为上充满矛盾悖论的民族，正像她的双头鹰国徽一样，“两眼圆睁，分别雄视东方和西方”。这种双重性特征使得俄罗斯民族表现出激烈的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忽左忽右、好走极端的文化性格。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民众往往选择与现行社会政策截然相反的道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俄罗斯钟摆性发展推向极致。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与西方对抗多年，势不两立，而在苏联解体后又不顾一切地倒向西方，恨不得和西方融为一体。这一点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可见一斑：政治上， 一改苏共过去高度集中、专制的做法，转而大力倡导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经济上，完全放弃旧体制，采取“休克疗法”，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实施“500天计划”和“哈佛计划”。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过于天真，那么莫斯科数万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支持“500天”市场经济计划，则表明文化传统中缺乏理性、易于偏激的观念，普遍植根于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传统在民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作者简介】江松贵，男，1972年生，浙江松阳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松阳一中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及高考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