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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需求层次论出发分析指出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已不满足从低到高的顺序，应通过加强就业培训和指导、建立青年农民工代表制度、加快社会保障改革、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策略提高其就业质量和稳定性。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求；需求层次论
作者简介：彭曦(1975-)，女，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讲师，生态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经济、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5.3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82-03
湖南是我国的劳务大省，据湖南省统计局根据9745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2009年末，湖南农村劳动力人数达3933.57万人，外出就业劳动力达976.06万人，占劳动力人数的24.8%。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63.6%，达621.25万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湖南农民工的主力军[1]，而且他们与其父辈在就业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走访了60位在长沙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面对面地进行了深入交谈，更为深入地了解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和就业方面的真实想法。
一、抽样说明及样本特征
本次抽样采用的方法为“滚雪球抽样”，即通过随机抽取6个样本进行访谈，并通过他们推荐朋友或同事接受访谈。对于本次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的好处在于熟人介绍，彼此信任，更容易坦诚地表达最真实的想法。不足之处在于虽然被访对象来自湖南的51个县，但样本总量偏小，且属于非概率抽样，对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代表性可能不足。但是，笔者此次调查的目的在于深度剖析个体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同时将结合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以弥补不足（样本特征见表1）。
二、湖南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求层次剖析
劳动者的就业需求是其作为生物人和社会人的各种需求的综合体现。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需求可以被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这5种需求都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求，集中反映在他们的择业和就业行为上。
（一）满足生理需求是首要因素
生理需求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空气、水、吃、穿、住、性欲、医疗等等。如果说老一辈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80%以上不具备务农技能，他们从学校走出来后，不愿重复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又单调的生活，选择进城就业成为他们的生存首选。在走访的60名农民工中无一人认为自己熟悉农活，有88%人认为自己无法靠养猪和种地生活下去。这种对务农不自信、也不愿意的现象在全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高于老一辈农民工。他们已不满足于基本温饱，城市生活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力。从消费水平上看，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消费674元，比老一辈农民工多72元，高出12.0%。从消费结构上看，月均衣着消费支出105元，比老一辈农民工多42元，高出65%；月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74元，是老一辈农民工消费18元的4倍；月均交通通讯消费支出86元，比老一辈农民工多5元，高出5.5%。虽然调查显示老一辈农民工月平均医疗保健消费为35元，比新生代农民工多13元，高出63.9%[1]，但主要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健康的黄金期，因此医疗支出较少。在笔者的走访中发现，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身体健康都十分关注，他们通常患病会及时就医服药，甚至有些人认为城市医疗条件好也是吸引他们进城务工的一个因素。
（二）安全需求对就业稳定影响最大
安全需求是指对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的需求。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关心国家政策和注重权益保护。根据湖南国调总队的数据，湖南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对 “两会”关注或者非常关注的占68.7%，比老一辈农民工的37.9%高出30.8个百分点。他们比老一辈农民工更了解国家政策，更善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再被动接受权利平等，而是会积极主动追求劳动平等、收入平等和生存平等的权利。当出现工资拖欠问题时，新生代农民工有41.7%的人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讨薪，而选择此途径的老一辈农民工寥寥无几，他们是通过联合工友或者其他方式讨薪[2]。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的时候也更关注企业为他们提供“五险一金”的程度。在走访的农民工中有63%的人表示企业为他们缴了社会保险，其余17%未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家政服务行业，他们大多表现出就业流动性强的特征。稳定的住房无疑能提升人们的安全感，被访者中有53%的人称计划在长沙买房，有21%的人认为长沙收入房价比适中是吸引他们在长沙工作的原因之一（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榜”中，长沙排名29）。
（三）社交需求不容忽视
社交需求是指个人渴望得到组织、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基本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对象为亲戚、同学、同乡或同事，生活圈子狭窄，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在有关业余时间安排的问题上，只有14.1%的新生代农民工会和城里朋友一起娱乐，有8.6%的人选择自娱自乐，有17.3%的人选择和家人一起娱乐，有54.6%的人选择和老乡及其他农民工一起娱乐，还有5.4%的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3]。走访中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交和文化生活处于“高渴求”状态，然而枯燥的现实使一批农民工对现有工作心生厌倦，于是选择转换工作来增加新鲜感，刺激工作的激情。除娱乐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也十分值得关注。湖南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未婚青年，其中有超过1/3的人处在“空窗期”，有着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强烈需求。他们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笔者走访的农民工中未婚者达到75%，他们认为乡俗和父母的态度在婚姻问题上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男性如果30岁还未找好对象，就会成为“困难户”。由于工作原因交际面窄、对象难寻或不能经常见面，使他们感到焦虑和孤独。他们中超过70%的人愿意为了结婚恋爱转换工作，迁移异地。在已婚人群中，夫妻两地分居的有11人，他们也在寻找机会团聚，这就意味着其中至少一人会转换工作。由此可见，由于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一些年青的农民工缺乏安定感和归宿感。追求社交需求的满足是当今新生代农民工“短工现象”的一个重要隐性因素，目前社会对此重视还不够。 （四）尊重需求日趋强烈
尊重需求可分为自尊、他尊和权力欲三类，包括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尊重别人。尊重的需要很少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但基本上的满足就可产生推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意识和他尊意识已远远地强于老一辈农民工。根据湖南国调总队的调查，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有45.8%的人认为自己和当地城市居民没有差别，比上一辈农民工的21.8%要高出24个百分点[2]。当笔者询问被访者会不会因为“农民工”身份而有自卑时，绝大多数人表示不会。对于租房、工资、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存在的社会歧视，他们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湖南近年来在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上有了较大改善，且情况会越来越好。与老一辈农民工会为一份工作“忍辱负重”不同，有64%的被访者认为“被尊重”是其择业的一个基本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自尊”和“他尊”意识正在不断觉醒。从职业的性质来看，建筑业往往脏、苦、累，而商业、服务业工作环境相对较好，较为“体面”，湖南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倾向明显。调查显示，目前湖南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比例为20.7%，比老一辈农民工15.2%高5.5个百分点[2]。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尊重需求还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敏感性和脆弱性，有时单位的正常管理和责罚也被他们看成是有针对性的歧视，甚至会做出一些过激的报复行为，如故意丢失快递、不履行家政服务合同、消极怠工等等。
（五）自我实现意愿不断增强
自我实现需求表现为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湖南是一个教育大省，教育水平和普及度一直走在各省前列。湖南新一代农民工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达到65.1%，比老一辈农民工高出36.4个百分点，其中受过高中及中专教育的占50.6%，比老一辈农民工高14.2个百分点；受过大专教育的占12.1%，高出9.9个百分点；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2.4%，而老一辈农民工则没有本科及以上学历[2]。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辈更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走访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意识，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把自主创业做为他们职业规划的最终目标，他们在就业中希望学到更多的技能以实现将来自己创业。因此，能帮助他们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企业更受青睐，他们在这些企业中就业的稳定性也更高。但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自我实现意愿时也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不能正确进行自我定位，当现实与他们的心理预期存在落差时，表现出浮躁心态，是造成“短工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5种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寻求满足。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就业的时候，这5种需求显示出来的影响作用较为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然而对于湖南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通过深入访谈，笔者发现他们在就业的时候这5种需求的影响不符合由强到弱的秩序，而是相互交织，依不同的就业目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虽然生存需求仍然是他们进城务工的首要驱动力，但不是根本驱动力。相对老一辈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较小，基本上没有挨过饿、受过冻，挣钱不是他们外出务工的唯一目的，他们更多追求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更好的发展机会，即在就业中更加重视“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处于困境时，相当一部分人有来自家庭的收入保证他们在城市中的必要生活，其中一部分人的这部分收入是其他方面或群体亲友为他们支付的“进厂费”和／或“学技术”性质的人力资本投资[5]，因此他们就业时会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其次才是工资待遇。这表明在某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的“安全需求”和“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会高于“生理需求”。
（二）建议
1.加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除继续做好阳光工程、星火计划、雨露计划等多种培训项目以外，政府可依托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服务中心开办一定数量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农民工夜校，利用工余时间分类别免费开设技能提升培训班。还可依托高校和职教院校，通过网络教学、函授教学等方式，采取“政府拨一点，社会支持一点，学校减一点，自己出一点”等方式，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学历继续教育，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学历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就业培训时，应充分考虑培训对象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类、分层的引导[4]。除了加强技能培训以外，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指导也十分重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及时传递就业信息，尤其对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工可给予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还可设立农民工热线，通过与专家的直接交流帮助他们正确评估自己，做出个人职业规划，解决就业困惑。企业应建立常规性的培训制度，包括技能培训、礼仪培训、文化修养培训等；鼓励农民工利用业余时间考证，对获证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资助或奖励；为每一个岗位设计相应的发展规划，让员工的发展有“途”可循。
2.建立青年农民工代表制度
虽然随着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实施，从法律规定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有相同的就业权益和劳动权益，但在法律规定的具体落实上任重而道远。因此，利用新生代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自主维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建立青年农民工代表工作制度，选出一批新生代农民工代表，收集掌握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以集中座谈、与领导层或政府部门直接沟通、恳谈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反映情况，畅通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利益表达渠道。这不仅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及时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也能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感和责任感。
3.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大大提高新生农民工的安全感和归宿感。目前，我国的新农合与职工医保虽同属医疗保障制度，但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制度设计，前者由卫生部主导，后者则由人社部主导，难以解决所有异地就医问题。政府在设计农民工医保制度时，都不同程度地回避了与新农合的衔接问题。因此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将农民工医保统一并入职工医保，解决异地转移接续的问题，以适应人口流动和劳动者职业身份的转换。应统一经办机构，理顺监管体制，加快医保信息化建设，提高医保水平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4.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应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文化服务。如组织体育比赛、文艺汇演、企业联谊等活动，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婚介所、心理健康咨询室，组织艺术表演团体深入农民工集中区进行专场演出等。还可利用地区文化优势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生活，如湖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居全国前列，经营了大量成功的选秀节目，可借此平台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量身打造一档选秀节目。企业要将改善和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建立文化活动室，配备必要的活动器材和设备，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活动场所。对于农民工群体中的先进个人，要进行大力褒奖和宣传。组织成立宣讲团，走进社区、农民工聚集地，进行大型的宣讲活动，以榜样的力量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更高精神追求和更大的工作热情。
参考文献：
[1] 孙裕农.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分析[EB/OL].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hunan.gov.cn/zwgk/tjsj/sjfxjd/201005/t20100525_212212.html,2010-05-25.
[2] 李炜鸿.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EB/OL].湖南国调信息网, http://www.hndc. gov.cn/ 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860,2011-04-27.
[3] 姜文杰.湖南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报告[EB/OL].湖南国调信息网,http://www. hndc.gov.cn/ 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1027,2010-11-02.
[4]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323.
[5] 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05):73-80.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求；需求层次论
作者简介：彭曦(1975-)，女，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讲师，生态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经济、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5.3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82-03
湖南是我国的劳务大省，据湖南省统计局根据9745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2009年末，湖南农村劳动力人数达3933.57万人，外出就业劳动力达976.06万人，占劳动力人数的24.8%。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63.6%，达621.25万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湖南农民工的主力军[1]，而且他们与其父辈在就业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走访了60位在长沙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面对面地进行了深入交谈，更为深入地了解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和就业方面的真实想法。
一、抽样说明及样本特征
本次抽样采用的方法为“滚雪球抽样”，即通过随机抽取6个样本进行访谈，并通过他们推荐朋友或同事接受访谈。对于本次调查，采用“滚雪球抽样”的好处在于熟人介绍，彼此信任，更容易坦诚地表达最真实的想法。不足之处在于虽然被访对象来自湖南的51个县，但样本总量偏小，且属于非概率抽样，对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代表性可能不足。但是，笔者此次调查的目的在于深度剖析个体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同时将结合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以弥补不足（样本特征见表1）。
二、湖南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求层次剖析
劳动者的就业需求是其作为生物人和社会人的各种需求的综合体现。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需求可以被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这5种需求都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求，集中反映在他们的择业和就业行为上。
（一）满足生理需求是首要因素
生理需求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如空气、水、吃、穿、住、性欲、医疗等等。如果说老一辈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80%以上不具备务农技能，他们从学校走出来后，不愿重复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又单调的生活，选择进城就业成为他们的生存首选。在走访的60名农民工中无一人认为自己熟悉农活，有88%人认为自己无法靠养猪和种地生活下去。这种对务农不自信、也不愿意的现象在全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高于老一辈农民工。他们已不满足于基本温饱，城市生活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力。从消费水平上看，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消费674元，比老一辈农民工多72元，高出12.0%。从消费结构上看，月均衣着消费支出105元，比老一辈农民工多42元，高出65%；月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74元，是老一辈农民工消费18元的4倍；月均交通通讯消费支出86元，比老一辈农民工多5元，高出5.5%。虽然调查显示老一辈农民工月平均医疗保健消费为35元，比新生代农民工多13元，高出63.9%[1]，但主要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健康的黄金期，因此医疗支出较少。在笔者的走访中发现，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身体健康都十分关注，他们通常患病会及时就医服药，甚至有些人认为城市医疗条件好也是吸引他们进城务工的一个因素。
（二）安全需求对就业稳定影响最大
安全需求是指对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的需求。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关心国家政策和注重权益保护。根据湖南国调总队的数据，湖南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对 “两会”关注或者非常关注的占68.7%，比老一辈农民工的37.9%高出30.8个百分点。他们比老一辈农民工更了解国家政策，更善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再被动接受权利平等，而是会积极主动追求劳动平等、收入平等和生存平等的权利。当出现工资拖欠问题时，新生代农民工有41.7%的人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讨薪，而选择此途径的老一辈农民工寥寥无几，他们是通过联合工友或者其他方式讨薪[2]。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的时候也更关注企业为他们提供“五险一金”的程度。在走访的农民工中有63%的人表示企业为他们缴了社会保险，其余17%未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家政服务行业，他们大多表现出就业流动性强的特征。稳定的住房无疑能提升人们的安全感，被访者中有53%的人称计划在长沙买房，有21%的人认为长沙收入房价比适中是吸引他们在长沙工作的原因之一（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榜”中，长沙排名29）。
（三）社交需求不容忽视
社交需求是指个人渴望得到组织、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基本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对象为亲戚、同学、同乡或同事，生活圈子狭窄，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在有关业余时间安排的问题上，只有14.1%的新生代农民工会和城里朋友一起娱乐，有8.6%的人选择自娱自乐，有17.3%的人选择和家人一起娱乐，有54.6%的人选择和老乡及其他农民工一起娱乐，还有5.4%的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3]。走访中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交和文化生活处于“高渴求”状态，然而枯燥的现实使一批农民工对现有工作心生厌倦，于是选择转换工作来增加新鲜感，刺激工作的激情。除娱乐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也十分值得关注。湖南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未婚青年，其中有超过1/3的人处在“空窗期”，有着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强烈需求。他们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笔者走访的农民工中未婚者达到75%，他们认为乡俗和父母的态度在婚姻问题上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男性如果30岁还未找好对象，就会成为“困难户”。由于工作原因交际面窄、对象难寻或不能经常见面，使他们感到焦虑和孤独。他们中超过70%的人愿意为了结婚恋爱转换工作，迁移异地。在已婚人群中，夫妻两地分居的有11人，他们也在寻找机会团聚，这就意味着其中至少一人会转换工作。由此可见，由于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一些年青的农民工缺乏安定感和归宿感。追求社交需求的满足是当今新生代农民工“短工现象”的一个重要隐性因素，目前社会对此重视还不够。 （四）尊重需求日趋强烈
尊重需求可分为自尊、他尊和权力欲三类，包括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尊重别人。尊重的需要很少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但基本上的满足就可产生推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意识和他尊意识已远远地强于老一辈农民工。根据湖南国调总队的调查，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有45.8%的人认为自己和当地城市居民没有差别，比上一辈农民工的21.8%要高出24个百分点[2]。当笔者询问被访者会不会因为“农民工”身份而有自卑时，绝大多数人表示不会。对于租房、工资、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存在的社会歧视，他们大多持乐观态度，认为湖南近年来在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上有了较大改善，且情况会越来越好。与老一辈农民工会为一份工作“忍辱负重”不同，有64%的被访者认为“被尊重”是其择业的一个基本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自尊”和“他尊”意识正在不断觉醒。从职业的性质来看，建筑业往往脏、苦、累，而商业、服务业工作环境相对较好，较为“体面”，湖南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倾向明显。调查显示，目前湖南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比例为20.7%，比老一辈农民工15.2%高5.5个百分点[2]。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尊重需求还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敏感性和脆弱性，有时单位的正常管理和责罚也被他们看成是有针对性的歧视，甚至会做出一些过激的报复行为，如故意丢失快递、不履行家政服务合同、消极怠工等等。
（五）自我实现意愿不断增强
自我实现需求表现为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湖南是一个教育大省，教育水平和普及度一直走在各省前列。湖南新一代农民工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达到65.1%，比老一辈农民工高出36.4个百分点，其中受过高中及中专教育的占50.6%，比老一辈农民工高14.2个百分点；受过大专教育的占12.1%，高出9.9个百分点；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2.4%，而老一辈农民工则没有本科及以上学历[2]。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辈更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走访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意识，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把自主创业做为他们职业规划的最终目标，他们在就业中希望学到更多的技能以实现将来自己创业。因此，能帮助他们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企业更受青睐，他们在这些企业中就业的稳定性也更高。但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自我实现意愿时也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不能正确进行自我定位，当现实与他们的心理预期存在落差时，表现出浮躁心态，是造成“短工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5种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寻求满足。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就业的时候，这5种需求显示出来的影响作用较为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然而对于湖南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通过深入访谈，笔者发现他们在就业的时候这5种需求的影响不符合由强到弱的秩序，而是相互交织，依不同的就业目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虽然生存需求仍然是他们进城务工的首要驱动力，但不是根本驱动力。相对老一辈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较小，基本上没有挨过饿、受过冻，挣钱不是他们外出务工的唯一目的，他们更多追求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更好的发展机会，即在就业中更加重视“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处于困境时，相当一部分人有来自家庭的收入保证他们在城市中的必要生活，其中一部分人的这部分收入是其他方面或群体亲友为他们支付的“进厂费”和／或“学技术”性质的人力资本投资[5]，因此他们就业时会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其次才是工资待遇。这表明在某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的“安全需求”和“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会高于“生理需求”。
（二）建议
1.加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除继续做好阳光工程、星火计划、雨露计划等多种培训项目以外，政府可依托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服务中心开办一定数量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农民工夜校，利用工余时间分类别免费开设技能提升培训班。还可依托高校和职教院校，通过网络教学、函授教学等方式，采取“政府拨一点，社会支持一点，学校减一点，自己出一点”等方式，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学历继续教育，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学历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就业培训时，应充分考虑培训对象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类、分层的引导[4]。除了加强技能培训以外，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指导也十分重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及时传递就业信息，尤其对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工可给予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还可设立农民工热线，通过与专家的直接交流帮助他们正确评估自己，做出个人职业规划，解决就业困惑。企业应建立常规性的培训制度，包括技能培训、礼仪培训、文化修养培训等；鼓励农民工利用业余时间考证，对获证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资助或奖励；为每一个岗位设计相应的发展规划，让员工的发展有“途”可循。
2.建立青年农民工代表制度
虽然随着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实施，从法律规定看，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有相同的就业权益和劳动权益，但在法律规定的具体落实上任重而道远。因此，利用新生代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的积极性帮助他们自主维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建立青年农民工代表工作制度，选出一批新生代农民工代表，收集掌握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以集中座谈、与领导层或政府部门直接沟通、恳谈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反映情况，畅通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利益表达渠道。这不仅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及时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也能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感和责任感。
3.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大大提高新生农民工的安全感和归宿感。目前，我国的新农合与职工医保虽同属医疗保障制度，但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制度设计，前者由卫生部主导，后者则由人社部主导，难以解决所有异地就医问题。政府在设计农民工医保制度时，都不同程度地回避了与新农合的衔接问题。因此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将农民工医保统一并入职工医保，解决异地转移接续的问题，以适应人口流动和劳动者职业身份的转换。应统一经办机构，理顺监管体制，加快医保信息化建设，提高医保水平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4.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应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文化服务。如组织体育比赛、文艺汇演、企业联谊等活动，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婚介所、心理健康咨询室，组织艺术表演团体深入农民工集中区进行专场演出等。还可利用地区文化优势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生活，如湖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居全国前列，经营了大量成功的选秀节目，可借此平台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量身打造一档选秀节目。企业要将改善和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建立文化活动室，配备必要的活动器材和设备，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活动场所。对于农民工群体中的先进个人，要进行大力褒奖和宣传。组织成立宣讲团，走进社区、农民工聚集地，进行大型的宣讲活动，以榜样的力量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更高精神追求和更大的工作热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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