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上

　　看苏东坡的大事年表，会发现他的一生都在颠簸中，几乎很少有安定的时刻。除了最初在凤翔为官做满了三年任期，再就是在黄州、惠州和海南等贬谪之地的几年煎熬。他喜山水，爱寻访，本来在旅途上是欣悦大于劳顿的;但后来因为无尽的催促和胁迫而不得不匆匆上路，行旅也就渐渐变成了折磨。这种不得安宁的生活常常让他厌烦和忐忑，是不得不接受的心与身的双重磨损。一般来说，人们渴求的幸福首先是能够安居，然后才是其他享受。旅行的乐趣须来自随兴和自愿，来自松弛的心情，而这一切在苏东坡后半截的人生旅程中是很难获得的。
　　在逼迫和差遣中，他尽可能让自己的步履由急促变得缓慢，设法在一些间隙里寻找一点个人空间，以满足自己。比如说他让自己的赴任之路变得从容一些，从一州到另一州，以今天的地理距离看也许并不算太长，苏东坡却能走上几个月的时间。沿途山水是最好的友伴和安慰，只有寄情于山水，才可以忘掉诸多烦恼，增添无数的温馨和乐趣。山水之间有许多有趣的人，比如说久日不见的文朋诗友，比如说一个让他产生了兴味的异人，都会让其欣喜无比：驻足流连，与之饮酒和对答酬唱，都是莫大的快事。
　　苏东坡曾写道：“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蒋夔寄茶》）还说：“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这是一个旅者的心声，我们也能够从中听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百事常随缘”，“随缘”二字其实是不得不如此的心态。他越来越多地被迫踏上旅途，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接受他人的差遣是一种痛苦，没完没了的奔走更添折磨。由于安稳的生活被频频打断或终止，一段旅程总是突兀地来临，这就让一个人处于紊乱和飘忽之中。身的移动带来心的不安和动荡，无法坐下来思索，无法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经营自己的日月，这种难以安顿和没有着落的状态带来的苦楚可想而知。于是苏东坡更为羡慕陶渊明：没有俸禄，生活清苦，但毕竟有一处长居的茅屋，有一片自己的田园。他在心里设问：“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对陶渊明的这种追慕完全可以理解，很多官场人物在某些时候或会滋生类似的想法，不过也大多是想想而已，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进入那样的生活。他们只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化为一阵慨叹，最后还得碌碌奔走于眼前事务，这就是命运。
　　人生若一过客，但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而真实地充当一个匆促的过客却是另一回事。苏东坡渐渐对这个角色应付裕如，像是一个随时都能打点行装上路的旅人。这是一种奇怪的自我认知，它与内心里的另一个声音、乞求安定的声音是完全抵触的。他每到一地无不做着离去的打算，有时又盼望能有一段安稳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路上只要稍有可能，他就要盖房子，而且每一次都要亲手规划，还要四周植树挖塘。他特别重视窗户的设计，要看到最美的风景。屋里总有书房、几案，甚至还有造酒的地方。可惜无论多么美好的创设与打算，最后都会被突兀的催逼给打乱，再次重新上路。就因为这种紊乱匆促，个人生活总处于无序的状态。
　　苏东坡的一生为官家驱使所迫，一直处于奔波之中：“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这是他在《龟山》一诗里的叹息。诗中写出了两种人生：一个身行万里，一个卧在庵中;同样长的一段人生光阴里，一个人在苦苦奔走，另一个安卧的人却在不知不觉中白了头发，这是时光赠予的颜色。它缓慢吗？它急促吗？不同的人感受是不同的。奔走对于苏东坡来说既有幸也不幸。有幸在于他可以借此充分认识和领略山川大地，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风景，阅尽人间颜色，并用一支笔记录这些遭逢，万千滋味涌于笔端。他大量的知识不是来自书斋，尽管那已经极其豐厚了;对于一个自小饱读诗书的人来讲，书中的一切都等待具体的验证，一旦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之呼应起来，就会产生新的晓悟和无穷的意味。这些，对于踏上仕途的苏东坡来讲是一门做不完的功课。从朝堂官舍到民间草堂，这一段路走起来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也比想象中辛苦。
　　古人的行走与现代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更真实也更具体，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那样的一种行旅状态可以让生命变得节奏鲜明，簇新而生动，远不像现代赶路人的急切和虚空。比如说今天的人刚刚在东部半岛的飞机上打旽，一觉醒来有可能身在欧洲。风景切换如此迅速，如梦似幻，开始会有些突兀，一旦频频发生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对比古人的旅行，面对他们的一些远行细节，会对这种现代的便利感到庆幸或遗憾。是的，这种压缩了的行旅越来越像一场虚拟和假设，因为省却了许多身体的磨损与辛苦，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身体好像在一个虚飘的空间里投来掷去，成为一种奇怪的存在。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狭窄之地，如厅堂馆舍、城市街区，甚至在极小的斗室里一天天徘徊。我们远离了广袤的大地，辽阔壮丽的大自然被关在了门外。外边是独自存在的另一片风景，我们拒绝了它。现代生活更多的只是人和建筑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即便后者也变得淡漠和遥远，常常熟视无睹。
　　最后，人类的真实空间在哪里？实际上它正被一种现代魔法拉紧、挤压和密封，置于一个人所不知的远方、某个世界之外。人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存在物，像小到不能再小的生物标本一样，被锁闭在一些透明的玻璃器皿中。我们本来应该和古人面对着同一片天地自然，可是我们现在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背向了它，走进了一个被称为“现代”的时空，身后的自然之门倏然关闭。
　　看看苏东坡留下的行走记录，会觉得他的行囊一直放在旁边，随时都准备起身上路。由于远行的催逼来得越来越频繁和出乎预料，久而久之苏东坡也只能苦笑和叹息，进而也只好习惯下来。他对这种畸形生活的抵抗，就是于急促紊乱之中开拓出一片极小的个人天地，让局部的短暂的间歇拉长一点。他是一个行者，一个被迫的或自愿的行者，即便是仅有几日的停顿，也要紧紧地抓住一些机会，敞开自己的视野。我们从记载中可以看到，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刚刚来到一个住处不久就独自出门，徘徊月下或踏上水畔。仿佛上苍在满足这样一个不安的灵魂：从少年时期就过早地打发他上路，然后就是不停地让其奔走、离开、再离开，而且不得回返。 　　他真正的故乡就是大地，就是旅途。在那里，他一次又一次地结识，一次又一次地欣喜和惊诧。

让匆忙变得缓慢

　　苏东坡常常苦恼于无法长时间经营一间居所、一项事业，不得不努力地适应马不停蹄的生活，从长计议。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在匆匆行旅中停留下来，以便有所领略，得以喘息。这也是让生活的褶皱得以伸理的一种方法，让匆忙变得缓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由黄州去汝州赴任的过程：不长的一段旅途竟然走了将近一年，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一边行走一边访问山水和友人，倒也适意。这在他来说其实是常有的情形，已经成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进节奏。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既过于拖沓又为规矩所不允。除去其他不论，现代人对如此缓慢的行旅是不能忍受的，有了快船、飞机和高铁之后，我们对速度的焦虑不是减轻，而是愈来愈重。如果从甲地到乙地超过了五六个小时，对人的耐心就是一场考验，这不仅是对躯体的折磨，还有内心的烦躁。今天的人恨不得发明一种魔法，把两地之间的所有实在都抽个干净，让其变为真空，然后可以心到身到。好像一切真实的存在与过程都是多余的，只有起点与终点对接的那一瞬才有意义，才和生活发生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喜欢和依赖虚拟，用它取代真实和混淆真实。除了组团参加所谓的旅游，我们对于大自然、对于瑰丽的山水，基本上是无所谓的，无视其存在。
　　那些能够忘情于山水的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惜这种自然属性并不属于现代人。在一个数字和光纤时代，我们正在让匆忙变得更加匆忙，而且还要一再地提速。人类经过千百年的进化和演变，关于缓慢的享受以及需求已经消失，好像所谓的进步只意味着提速，再无其他。今天，还有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将不断地加速。数字时代的速度、光的速度、光纤传输的速度，一切远未满足，还需要更快。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却也由此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繁琐正在加速围拢，迅速地将人淹没。我们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信息的灭顶之灾，不得不发出呼唤：让我们慢下来，再慢下来。
　　放慢步履，求得喘息，已成为心底的呼唤。这是生命的觉醒。可惜人类既已上路，就要跟随速度，谁都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在不断提速中安身立命，已经是身不由己。按照天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说法，速度会使时空改变，这种深奥晦涩的学说到底在讲什么，大多数人当然是隔膜的。我们只不过凭感受知道，现代人的“一天”是那样短促，“一年”就像经验中的三四个月。可是我们用来计量时间的工具即钟表却一直未变，刻度依旧，分秒不差。原来速度对时间与空间的作用，不是身在其中的人所能察觉的，就连最现代的计量工具也无能为力。我们使用的只是“人”的工具，而不是上苍的。
　　苏东坡当年这样对待速度：放大局部和细节，以抵抗时空的变形和扭曲。原来速度的提升从北宋甚至更早就发生了，它一直是这样。宇宙间、冥冥中，一直都在做这种提速的奇怪游戏，将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对于速度的焦渴是十分怪异的，它正好暗合了神秘的旨意。我们在默许中不停地追赶、喘息，却以这种提升速度的技能为荣。实际上我们投入的是一个被速度改变的时空，是一场人类的悲剧。抵抗这悲剧的，好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绝妙的方法，即诗人苏东坡的方法。这是他以自己过人的聪慧，于悲苦的逼迫中晓悟和发明的，是对我们现代人的重要贡献之一。因为命运让他一生都处在急急奔赴的途中，不得安歇，不得休养生息。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个稍长一点的居住地，自离开家乡故土的那一天，就变成了一只“不系之舟”。舟的那一端看起来由朝廷牵拉，实际上是一只更神秘的手在揪紧。
　　当命运之舟在人生的茫海上飘游，在无方向无始终的徘徊中辗转，苏东坡最初误以为自己是一只少有束缚的闲荡之舟。这是一种误解。在偶然的时刻，在被强力调转方向的时候，诗人才知道自己是一场妄测。他极端执拗，渴望自由，希望至少能够稍稍耽搁一下，以获得一点点所谓的慢生活。苏东坡甚至研究养生，还在下半生继续父亲苏洵中断的工作，开始了“三大著述”。他千方百计地让这只急速旋转的小舟稍稍停留。他对局部和细节的兴趣越来越浓烈，而且心力专注，行动快捷，每到一地或细细考察，或赶紧做事。比如他任登州太守不过区区五日，加上耽搁也不过半月左右，竟然一口气做了那么多大事，还一饱眼福，见到了最不可思议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海市蜃楼”。
　　在倒霉的黄州，他多次游荡于寺院。定惠院东边的小山上有一株特别繁茂的海棠，每年海棠盛开的时候，他必要携客置酒到此畅饮，曾经五醉其下。在这段日子里，作为一名被管制的官吏，基本上没有什么政事，好像极为无聊寂寞。但由于没有公事缠身，又可以活出另一种自在、充实和饱满。他饱赏自然风光，在夜晚也兴致不减。“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去人曾几何，绝壁寒溪吼。”（《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也就在这期间，他划船江上，夜游赤壁，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这样的不幸落寂之期，我们却能看到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一个诗兴大发的人。这种情形诗人一直保持到最后，哪怕是暮年流放岭南，也依然如此。“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慈湖夹阻风五首·二》）
　　我们可以想象遥远的北宋，在催促和胁迫之下，苏东坡这样一个戴罪之身究竟如何应对。他在冷寂的时候仍然被监视和管辖，许多时候拥有的自由实在不多，可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从容一些，享受时光。苏东坡用非常具体的欣悦与之抵抗，一壶酒、一块饼、几个黄柑、数枝梅花、一座山、一个村落、一位访友，甚至是一条狗、一个生灵，都会打破寂寥和禁锢。他发现时间可以在某些物体上凝固，变得宽裕和慷慨。就这样，他才没有成为一个悲悲戚戚的生命，没有在黑暗中窒息。
　　世俗人生往往变为一场追逐：身体向前急赶，身后紧随威逼，就在这前后夹击和围追堵截中直到终了。我们能够抓住的似乎不是时间，而是飘动摇荡的某种颗粒。如果时间是水流，那么这当中会有一些硬屑，可以被我们过滤和抓住。如果让自己停下来，“前方”会像我们一样伫立;我们向前，它也向前;当我们回视“后方”，发现它也会停下来。也就在这个时刻、这样的间隙，旅人才获得短暂的喘息。
　　时光的水流下面有卵石，有藻类，有欢腾的生命。它们在嬉戏，在寻觅自己的愉悦。

从娇客到弃石

　　苏东坡少年得志，比起历史上的许多诗人，比如浪漫的天才李白和诗圣杜甫，仕途上仿佛要顺利得多。他很快就接近了朝廷高层，成为人人羡慕的仕子。这时金色的路阶在前面闪耀，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如果他是一个相对平庸的人，只须依从这样的一种惯常节拍行进，即可取得一份丰厚的回报。事实上古往今来大多数官场人物都是循着这样一种方式往前，他们精明着、昏睡着、实现着，没有什么奇怪。其中较为聪慧者将余下的一点时间用来经营：大者经营自己的内心，留下许多或闲适或精巧的文字;小者经营自己的身外，获得物质上的更大满足，享尽机缘赋予的一切，而且可以福延子孙。看来匆促而跌宕的历史关节中，在它的局部和缝隙里足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庸碌之人。
　　像北宋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足、人文相对发达的特殊时代，一位仕人会获得更大的安逸和快乐。那时的官场人物达到一定品级，优厚的待遇是其他朝代很少能够比拟的。当年风气开化，适意而放任的官场让仕人如鱼得水。记载中一个州官的后庭就充满了女优，笙歌宴飲不断，居所非常豪华，可以尽情享受。
　　苏东坡在仕途顺利之时，不仅数位太后都喜欢他，而且皇上也是如此。仁宗时，